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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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所得的構成比重，它集中體現了這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也就是國民收入實際使用額的具體去向及其相互之間的構成比例。從總體上考察，可分為基本結構和具體結構兩個大的層次。

　　第一層次：基本結構。

　　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結構是指積累基金與消費基金的比例關係。這一比例顯示出國民收入分配最直接，最概括的總體結構狀態，是國民收入使用額的兩大基本去向，因而又屬於表層結構。積累基金是國民收入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後形成的，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和非生產性建設以及增加社會儲備的那部分追加投資，是剩餘產品價值的一部分。積累基金的來源包括財政、企業，個人的直接投資，以及通過銀行信貸轉化而來的投資。在嚴格的理論意義上，積累的實質是把剩餘產品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追加的生產基金，表現為用於擴大再生產的凈投資和社會後備基金。但從現實國民經濟運行和國民收入分配統計制度來看，積累總額中不僅包含生產性積累部分，而且還包含了用於非生產性建設的投資部分。考慮到這種差異，在進行結構分析時，仍採用以現實經濟運行中通用的指標為主的劃分辦法，但在進行結構變化比較時，則通過數字調整，進行兩種意義上的積累的分別考察。積累基金是積累的貸幣形態，積累並不僅僅是資金的擴張，它在實物形態上體現為固定資產設施，生產資料．社會睹備物資等社會擴大再生產利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積累。積累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繼續發展的基礎。”

　　消費基金是國民收入分配中用於個人生活消費和社會公共消費的那部分基金，它是社會必要產品價值和剩餘產品價值中扣除積累所餘的價值之和。消費基金包括來自居民家庭的個人消費，以及通過銀行信貸將一部分國民收入轉化成的消費基金。消費基金是一定量的貨幣基金，其實物形態為一定的消費資料。消費基金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福利的源泉。

　　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數量增長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絕對增長，是指在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之間分配比例一定的條件下，積累基金、消費基金與國民收入成正比例變化，即國民收入總量增長越快，兩類基金也隨之增長越快；反之，國民收入總量增長越慢，兩類基金也就增長越慢。在這種情況下，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變化歸根結底取決於國民收入的增長狀況，離開國民收入的增長，就無從談起兩類基金各自的絕對增長。另一種情況是相對增長，是指在同民收入增長量既定的前提，兩類基金的數量增長依據國民收入分割為積累與消費之間比例關係發生相應的變化，在增長量上體現出此消彼長的特點。積累基金增長幅度大，消費基金增長幅度必然小，如果積累基金的增加等於國民收入的全部增長額，消費基金就得不到增長；反之，亦同。積累基金與消費基金的相對增長變化，就體現出積累與消費結構比例的變化。因此，要使國民收入分配發揮較大效能，一方面要儘可能地擴大國民收入的總量，實現積累與消費兩大基金的絕對增長，另一方面又必須合理安排積累基金與消費基金的相互比例，使之呈現最優結構，獲得最佳使用效益。

　　第二層次：具體結構。

　　國民收入分配的具體結構是指積累基金內部和消費基金內部的分配比例關係。積累與消費內部的這些比例關係之間又呈現出不同的層次性，從而具體反映出國民收入分配極其錯綜複雜的結構關係。具體結構表明瞭國民收入使用額最終的具體去向，因而又可看作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深層結構。

　　積累基金內部的分配結構大體如下：(1)積累基金要劃分為生產及社會發展凈投資、社會後備基金和帶有饋蹭性質的對外經濟援助。其中後兩項是對國民收入剩餘的扣除額，一般不直接進入下期國民經濟的運轉過程，對國民經濟迴圈產生直接影響的主要是凈投資部分，(2)生產及社會發展凈投資按其性質區別，又劃分為生產性投資和非生產性投資兩部分，生產性投資用於社會擴人再生產，非生產性投資用於非生產領域的基本建設。(3)形成生產投資和非生產性投資內部的投資結構，亦即產業或部門投資結構，生產性投資的產業結構大體劃分農業、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等基礎產業、機械、輕工等加工產業，以及直接為生產配套和服務的輸送管道、倉儲、冷凍、銷售等設施，非生產性投資內部的部門結構包括住宅建設、日常生活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旅客運輸的物匝條件改善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項目投資，等等。積累基金的具體分配結構如圖l所示。

　　消費基金內部的分配結構大體為：(1)消費基金劃分為個人消費基金和社會消費基金。(2)個人消費基金分解為實際生活費支出和儲蓄，實際生活費支出用於購買消費資料或勞務，直接進入消費領域，儲蓄作為個人消費暫時結餘存入銀行成為銀行信貸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3)社會消費基金的分配包括用於國家行政管理和國防費用開支的國家行政管理基金、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費、社會救濟福利基金。消費基金內部具體的分配結構如圖2所示。

　　國民收入分配的兩大結構層次之間具有密切聯繫。一方面基本結構以具體結構為基礎。具體結構中的分配個量是國民收入分配劃分為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這兩類基金總量的基本要素，基本結構中積累額與消費額的變化與具體結構中每項經濟活動中的投入個量及其變化直接相關。比如，積累總額就是由各種建設項目的凈投資和社會後備基金量組成的；社會消費總量最終也是來源於財政和各企業向勞動者支付的報酬和社會集團的消費支出。具體結構還是國家巨集觀調控同民收入分配結構以及調控投資結構的最終作用對象。國家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必須通過凋整岡民收入分配的具體結構來實現，如調整產業投資結構，調整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投資比例等等。國民收入分配的具體結構是否合理，對國民收入分配的巨集觀調控存在很大制約作用，目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比例失衡，產業發展不協調，經濟效益差等深層次問題難以解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深層結構不合理。另一方面，具體結構又必須以基本結構為框架。國民收入的基本結構關係並不是由一系列具體經費開支項目拼湊而成，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是具體經濟活動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反映，這一比例關係決定了國民收入分配的總體框架和使用分佈，積累和消費內部的分配比例關係只能在國民收入分配的總格局之下展開，具體結構的變化必鬚根據基本結構變化的要求，受基本結構變化趨勢的約束。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分析主要是居民、企業、政府收入分配的比例。決定這個比例關係變化的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過程中的全部因素，所以其分析的內容就是分別對影響居民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的因素作系統分析。

　　一、居民收人分配比例的分析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比例自1978年以來持續提高，以下針對居民收入分配過程．中的每個因素進行深入的分析。首先從初次分配看，使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提高的主要是勞動報酬的增長和財產收入的增長。這兩個方面的增長相對於過去計劃經濟中長期執行低工資政策來說，很大程度是“還債”的結果。但是，其中也有非正常因素。例如在國有大中型效益比較好的企業，勞動報酬增長較快，這也是正常的，然而，經濟效益低或虧損企業也與效益好的企業盡最大可能地攀比工資增長，甚至以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將其轉化為勞動報酬發放。加上通貨膨脹，我國工資增長確實有向個人傾斜的各種刺激因素。居民儲蓄增加，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居民金融資產增加，從而致使居民財產收入的較快增長。

　　其次從再分配看，居民收入主要是財政救濟和補貼等福利支出，和企業對居民的收入轉移。其中企業對居民的各種福利支出轉移和補貼有許多項目是不正常的，也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轉化為專門的行業並應該實現於市場的交換和分配。

　　二、企業收入分配比例的分析

　　目前，企業普遍感覺負擔重，收入比例低。這要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方面是企業對財政、主管部門和行政單位的轉移支出太多，許多內容是非正常的經濟行為，變相攤派現象嚴重。同時，企業對職工的住房補貼、伙食補貼、醫療福利費等轉移支出也比較大，其中有些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對職工的支出就是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支出，其它轉移支出是不合企業經濟行為的。另一方面，企業可支配收入的使用不夠合理，有向職工漏支的傾向，或用於非物質生產投資，變相向職工轉移。

　　三、政府收人分配比例的分析

　　政府收入分配比例，相對過去計劃經濟大大降低了，因為政府職能轉變了。政府收入分配比例應依政府職能，或者說依政府最終支出項目而定。在市場經濟發展和政府職能轉變中，政府要削減非必要的服務項目，突出政府對全社會的義務服務項目。同時，政府要區分經常收支和建設性收支項目。建設性收支項目要與政府可支配收入相區分，應本著籌措資金或融通資金與政府投資相平衡的原則實施建設性收支項目的管理。

　　預算外收入項目對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分配影響較大，許多項目從市場主體關係出發來看是不明確的，甚至有些成為政府收入向個人轉移的重要渠道，應予以改革。預算外收入概念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應逐步取消為妥。

　　四、國民收人分配比例的國際比較

　　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與否除了從其影響因素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之外，還可從國際比較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我國正處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國際上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剖析和借鑒的。銬如居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我國1993年為61．83％，而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1992年為74．44％。但居民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國8％左右，而我國已達15％。因此，我們需要全面比較分析收入分配各個項目的比重，並聯繫經濟運行背景的發展過程找出差別的原因和存在的問題。原因何在也需要從所有因素的系統比較中找出問題和成因。總之，國際比較分析是我們分析和研究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性的重要方法。在分析中，我們可以儘可能多找一些類型國家，如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亞洲四小龍等，進行比較研究，以便從中分析出更多的問題，尋找更合理的政府管理行為。

　　個人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不斷增大，對於國民經濟運行的最大影響，就是使得儲蓄主體和投資主體大規模分離。儲蓄主體和投資主體分離，同時便意味著，在我國的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外源融資”將占據主導的地位。在外源融資成為主導性融資方式的社會中，金融部門作為媒介這一過程的中介機構，它對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無疑提高了。類此種種的發展，大大提高了我國的“金融相關比率”。然而，當我們對這種標誌著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的進展感到鼓舞時，也應認識到：金融深化對我國金融部門的運行和金融管理當局的巨集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挑戰；而我們對於這一挑戰顯然是準備不夠的。

　　一、金融部門面臨的經營風險不斷加大

　　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迅速增加，加速了居民金融資產的積累，從而徹底改變了金融部門長期以來以政府和企業資金為主要資金來源的歷史格局。但是，金融部門中存款資金來源的這一歷史性轉變，不僅標志著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同時也加大了金融部門的經營風險。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變化對於金融部門最大的影響之一，是居民儲蓄存款占銀行資金來源比重的上升。這一變化給銀行資金的運用帶來了許多不穩定因素。居民對於儲蓄存款的選擇通常有兩種趨勢。首先，由於儲蓄存款的利率隨著儲存期限而遞增：期限越長，利率越高，人們在選擇存款期限時傾向於長期存款。那麼，根據銀行經營的“對稱原則”，銀行基於長期資金來源，可以發放相當數量的中長期貸款，而不至遇到支付危機。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的定期存款均可通過辦理簡單的手續提前支用；許多存款的實際存期都低於預定存期。這種實際存期與預定存期的不一致，加大了銀行使用儲蓄存款作長期貸款之用的風險。其次，在通貨膨脹背景下，人們又是傾向於短期存款的。近年來我國通貨膨脹率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乎上，導致了居民存款的短期化。根據以上分析，存款平均期限的實際上的短期化，將導致銀行用於長期投資的資金來源減少。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當著外源融資比重逐漸提高，全社會的投資活動越來越依賴金融部門提供資金時，我們現有的金融機構卻因為其資金來源的乎均期限降低和流動性提高，而處於不能大規模提供這種資金的地位。我們註意到：經過十餘年的發展，那些以長借和長貸為基本特征的金融機構——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卻未能充分發展起來；另外，在市場經濟國家中作為籌集長期資金的重要渠道的直接融資機制——證券市場在我國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這樣，為社會提供長期資金的重任，仍然要由現有的專業銀行和少數商業銀行來承擔。而且，由於種種原因，銀行還不得不大量提供那些期限較長且風險較大的貸款。

　　使得問題更為複雜的是，在銀行資金來源結構趨向短期、其提供長期貸款的風險不斷增加的條件下，銀行取得資金的成本卻在不斷提高。巨額個人存款需要支付巨額利息是顯然的。不僅如此，在現行體制安排下，國家實際上承擔了個人金融投資的全部風險。銀行不僅在通貨膨脹率較高時(從資金來源方)為儲戶提供保值，而且要對那些因企業機制仍停留在吃國家大鍋飯狀況下造成的資金損失(在資金運用方)給予承擔。

　　總之，經濟改革以來，銀行的經營風險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