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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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距離是指兩個國家在制度的規則、規範和認知三個方面的差異。

　　隨著制度理論的發展，組織的社會嵌入性特征受到了廣泛的關註。根據制度理論，組織內嵌於國家特有的制度安排中，國家的制度環境會對組織產生重要的影響(Busenitz等，2000)。在North(1990)看來，制度是一種社會游戲規則，或者更正式地說，制度是社會為了規範和塑造社會成員行為和人際關係而設計的規則。不同國家的制度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會對企業的跨國經營產生深刻的影響(Peng,2002;Peng等,2008)。相似的制度環境會驅使組織採取相似的行為，而組織一旦跨越國界，就要面對不同的制度環境(Kostova,1996)。

　　(Kostova,1996)研究了國家和組織層面的因素對跨國界組織行為的影響，她認為制度環境要比文化更能概括國家層面的影響因素。因此，(Kostova,1996)把國家之間的差距理解為國家之間的制度環境差距，並明確提出了“制度距離”這一概念。她把制度距離定義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環境差異，並且根據Scott(1995)提出的制度三維度（規制、規範和認知）理論框架，進一步把制度距離界定為國家之間在規制、規範和認知三個方面所存在的差異。Kostova和Zaheer(1999)運用國家制度特征量表(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CIP)來測量國家在規制、規範和認知三個維度上的制度特征，並將制度距離看作是母國和東道國在國家制度方面存在的差異。如圖所示，跨國公司從母國向東道國輸出組織行為，必須適應接收單位所在國的制度，或者說組織行為的輸出必須跨越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距離。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認為Kostova提出制度距離概念的貢獻主要在於用制度環境差異來分析和研究跨國經營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運用Scott(1995)的制度三維度劃分法來分析和衡量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制度環境差異。可見，Kostova在提出制度距離概念時把國家視為制度環境，並把國家間的差距理解為制度環境差異。近年來，有學者(如Phillips等，2009)指出，Kostova對制度距離的界定過於狹隘並已經過時，因而影響了制度距離這一重要概念的實用性和解釋力。他們認為，應該基於新組織制度理論的最新發展（Greenwood等，2008）來重新界定製度距離的內涵。相比於新制度經濟學，新組織制度理論拓展了制度環境的分析層面，更加關註組織所處的制度環境。Kostova提出的制度距離以新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

　　其實，國家並不是分析制度最合適的層面，企業在開展跨國經營活動時要面對比單個國家更加複雜的制度環境。例如，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歐盟成員國在規制、規範甚至認知方面都變得更加趨同。在這種情況下，歐盟應該被看作一個制度環境，而不能將其割裂開來基於不同成員國來分析制度環境。因此，分析制度距離應該突破國家的界限，將分析層次延伸到不同層面，以便全面考慮影響組織行為的制度因素(Fujita和Krugman,2004)。新組織制度理論認為，應該把組織場域而不是單個組織或國家，作為分析制度化組織形式和行為方式的基本單位(Morgan和Kristensen,2006)。組織場域是介於組織和社會之間的一個中間層級，是指在組織與社會相互聯繫的過程中所涉及的全部行為主體和因素，其中包括關鍵供應商、顧客、規制機構以及提供相似產品和服務的其他組織(Dimaggio和Powel,1983)。組織場域對於社會共識的達成、社會行為的普及和再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Scott，1994和1995）。把組織場域作為分析制度環境的基本單位，就可以把新組織制度理論下的制度距離概念擴展到多個分析層面，而不再拘泥於國家層面，這樣的多層面分析更加貼近企業跨國經營要面對的現實制度環境。

　　根據新組織制度理論，制度反映人們的行為方式，源自於人們的共同認知以及必須共同遵守的規則和規範（Greenwood等，2008）。制度並不是一個“有或無”的二元對立概念，制度的形成具有動態特征，也就是說，制度形成是一個漸進過程，這種動態漸進性表現為不同國家在制度建立和實施方面存在的程度上的差異。比如，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相對於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制度化程度就要高許多。因此，Phillips等，(2009)強調指出，在研究國家之間的制度距離時應該考慮相關國家的制度化程度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制度距離概念並不是對國際商務研究常用的另外兩個反映國家間距離的概念（心理距離和文化距離）的摒棄，而是一種包容、借鑒與整合。

　　Kostova(1996)採用Scott(1995)的制度三維度劃分法，把制度距離分為規制、規範和認知三個維度，這三個維度基本涵蓋了心理距離和文化距離的內涵。在Kostova(1996)提出制度距離概念之前，許多學者並沒能正確理解心理距離和文化距離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是在研究應用時混淆了這兩個概念(Fletcher和Bohn,1998;Eriksson等，2000)。根據心理距離概念的提出者Johanson和Vahlne(1977)的觀點，這裡的“心理”是指個人的心靈和思想，與個人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密切相關Simpson和Weiner,(1989)，心理距離是指個人對阻礙母國與外國交往的國家間差異的感知。而文化距離則指不同民族或者國家之間的文化差別，而不像心理距離那樣強調個人感知差異(Sousa和Bradley,2006)。由此可見，文化距離反映的是國家層面而非個人層面的差異。從分析層面來看，制度距離的分析層面是制度環境（Kostova,1996和1999；Philips等，2009），因此，制度距離的三個維度（規制、規範和認知）可以涵蓋個人和國家兩個不同的層面。文化是思維的運行範式(Hofestede,1980)，文化具有認知屬性（Hofestede和Bond,1988）。同時，根據Hofestede的文化四維度劃分法，社會價值觀（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社會行為規範（權力距離）是文化特征的體現，因而文化又具有社會規範的意義（Eden和Miler，2004）。由此可見，從內涵上看，文化距離的認知屬性和社會規範屬性可以歸入制度距離認知和規範維度，而心理距離所強調的個人感知差異則可以歸入制度距離的認知維度。綜上所述，從分析層面和概念內涵的角度看，制度距離是對文化距離和心理距離概念的綜合，體現了對此前國家間差別研究成果的包容與完善。

　　自製度距離概念提出以來，許多學者把制度距離運用於國際商務研究，尤其是考察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差距。為了有效運用制度距離來分析和解釋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活動，學者們採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來測量國家之間的制度距離。Kostova沿用Scott(1955)的制度三維度劃分法來劃分制度距離維度的做法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可，學者們分別從規制、規範和認知維度來量化制度距離。

　　首先，基於規制維度的制度距離測度。規制是指依據法律法規來進行管制，因此，研究者往往通過比較國家之間在法律制定、實施力度和法律體系有效性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來衡量規制維度的制度距離。有些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來考察某個具體方面規制維度的制度距離。例如，Kostova(1996)在研究跨國公司向東道國轉移質量管理行為時，採用跨國公司母國與東道國之間存在的產品和服務質量管理法規差異來衡量規制維度的制度距離。Salomon和Wu(2012)在研究跨國銀行的跨國經營行為時，通過衡量銀行業務規制、競爭規範、資本監管、從業人員行為規範、存款保險計劃等方面的差異來反映銀行跨國經營所面臨的規制性制度距離。而另一些學者則是基於對國家法律法規的綜合評價來測量規制性制度距離。例如，Gaur等(2007)採用《世界競爭力年鑒》(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的量表來衡量國家層面的制度環境差異。他們用量表中國家財政政策、政治透明度、反壟斷規制、知識產權保護、司法體系效率、通貨膨脹、關鍵行業市場支配程度等七個指標來衡量國家之間的規制性制度距離（Gaur等，2007）。Chao和Kumar(2010)採用世界經濟論壇在《全球競爭力年度報告》中採用的六個指標（即反壟斷法實施、法律對契約的保護、仲裁公正性、公民對爭端解決機制的依賴程度、制度穩定性和警方對公民安全的保護）來衡量國家間的規制性制度距離。

　　其次，學者們常採用以下兩種方法來測量規範和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第一種方法是用社會對某種行為的共識或者某種社會公認的行為規範來衡量規範維度的制度距離，而用社會價值觀差異來衡量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例如，Busenitz等(2000)通過比較不同國家公民在創業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差異來衡量規範維度的制度距離，通過比較人們在認可創業行為和創新思維方面存在的差異來衡量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Gaur等(2007)採用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性、政府腐敗程度、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政府行為透明度等來衡量規範維度的制度距離（Gaur等，2007）。Pogrebn yakov和Mitland(2011)把國家間語言和宗教差異作為國民認知差異來衡量國家間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第二種衡量規範和認知維度制度距離的方法就是借用文化距離衡量方法。Hofstede(1980)認為，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集權和分權、不確定性規避、性別差異以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差異。Kogut和Singh(1998)根據Hofstede(1980)提出的四維度文化測量指標開發了一個衡量國家間文化差異的模型。由於文化距離可以歸併到制度距離的規範和認知維度，因此，很多學者採用Kogut和Singh的文化距離量表（簡稱“KS量表”）作為替代量表來衡量國家間規範和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例如，Jensen和Szulanski(2004)用KS量表衡量了規範和認知維度的制度距離，研究了制度距離對跨國適應行為和知識轉移行為的影響；Higon和Antolin(2012)運用KS量表來衡量國家之間的制度距離，並研究發現了制度距離在研發活動影響跨國公司東道國績效的過程中發揮的調節作用。

　　西方學者基於制度距離視角對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進行了多方面的實證研究，並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從近十幾年的文獻來看，基於制度距離的相關實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組織行為轉移的影響，二是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影響，三是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績效的影響

　　（一）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組織行為轉移的影響

　　組織行為轉移是跨國公司開展跨國經營活動必須採取的一種最基本的行為轉移方式，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把其在母國的經營行為轉移複製到海外子公司，目的在於把公司的核心能力以及先進技術、經驗和知識轉移到海外子公司進行共用，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們的效能。在組織行為轉移過程中，跨國公司必然要面對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因此，學者們紛紛實證檢驗制度距離對於具體不同的組織行為轉移會產生什麼影響。制度距離概念的提出者Kostova(1996)早在提出制度距離概念時就把制度距離作為解釋變數，以美國跨國公司在10個不同國家設立的110家子公司為樣本，實證研究了美國跨國公司轉移質量管理行為的問題，結果發現：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距離是影響母公司能否成功地把質量管理行為轉移到海外子公司的一個重要因素。Kostova和Roth(2002)以制度距離為解釋變數考察了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子公司員工認可從母公司轉移來的組織行為的程度以及組織行為轉移成功率的影響，結果發現與子公司員工認可程度和組織行為轉移成功率顯著負相關：制度距離越大，子公司員工的認可程度和組織行為轉移成功率就越低。Jensen和Szulanski(2004)通過問卷調查（先確定公司轉移哪些組織行為，然後分析特定的組織行為轉移），以122個獨立的組織行為轉移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在組織轉移行為適應性調整的過程中制度距離對子公司員工的接受意願以及知識轉移難度的影響，結果表明：制度距離越大，子公司員工的接受意願就越弱，知識轉移和適應性調整的難度也就越大。

　　（二）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影響

　　跨國公司在決定實施全球一體化戰略還是多國本土化戰略時必然要分析自身的資源優勢和相關行業的特點，而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則先要決定進入哪個東道國市場和以什麼方式進入（即所謂的“去哪裡”和“怎麼去”問題），在決定了要進入的東道國市場之後又要選擇採取什麼策略來適應東道國市場環境並處理好與當地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係（即所謂的“怎麼做”問題）。不少學者研究了制度距離如何影響跨國公司對進入市場和進入方式的選擇。Xu和Shenkar(2002)認為，實施全球一體化戰略的跨國公司為了降低在東道國市場開展經營活動的風險，會選擇與母國規範和認知性制度距離較小的東道國市場，而實施多國本土化戰略的跨國公司則更看重在東道國當地經營的自主性，因而會選擇與母國有較大規範和認知性制度距離的東道國市場。Eden和Miler(2004)在考察國家間規制和規範性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所有權策略選擇的影響時指出：隨著規制性制度距離的增大，跨國公司會傾向於選擇特許經營或完全持股這兩種極端的所有權策略，而規範性制度距離的增大則會驅使跨國公司選擇居於以上兩種策略之間的所有權策略，即參股而不是控股。但以上幾位作者只提出了有關制度距離和戰略選擇之間關係的觀點，並沒有進行實證檢驗。有學者依據他們的理論分析結論實證檢驗了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影響。例如，Schwens等(2011)以227家德國中小企業作為樣本實證考察了非正式的制度距離和正式的制度風險對跨國經營戰略制定和進入方式選擇的影響，結果表明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非正式制度距離會顯著影響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戰略制定和市場進入方式選擇。Pogrebnyakov和Maitland(2011)從國家和行業兩個層面，運用比例風險模型考察了制度距離對企業國際化進程的影響，結果發現：母國和東道國在國家和行業層面的制度距離與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時機顯著負相關。最近的相關研究開始關註制度距離如何影響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之後的戰略選擇。比如，Salomon和Wu(2012)用制度距離考察了跨國銀行在進入東道國市場以後表現出來的戰略同質化偏好。他們發現，東道國和母國之間的制度距離越大，跨國銀行採取同質化戰略的可能性越高。

　　（三）制度距離對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績效與效果的影響

　　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經營績效與國家之間的制度距離密切相關。當制度距離較小時，海外子公司可以藉助母公司的競爭優勢來獲取高績效；但當制度距離較大時，海外子公司就要設法應對陌生風險、歧視風險和關係風險(Zaheer,2002)。海外子公司的生存與績效表現往往由多個因素決定，如母公司的核心能力、既往跨國經營經驗、控股比例、國際化戰略與資源的匹配程度等，現有相關研究主要關註制度距離對這些因素與經營績效之間關係的影響，因而在具體的實證檢驗中大多把制度距離作為調節變數，而不是解釋變數。比如，Gaur和Lu(2007)基於制度理論和組織學習理論，以日本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作為樣本，運用Cox比例風險模型考察了控股比例、制度距離和東道國運營經驗對子公司生存的影響，結果表明：制度距離越大，母公司的持股比例就越高，子公司的生存幾率也越大。Gaur等(2007)以2952家日本企業在48個國家設立的12997家子公司為樣本考察了制度距離對海外子公司人力資源戰略與經營績效關係的影響，結果發現在母國和東道國制度距離較大的情況下，日本企業傾向於向子公司外派員工以有效轉移母公司的管理實踐和核心能力，但外派員工能否對海外子公司的績效產生正效應則取決於制度距離的調節作用。Chao和Kumar(2010)考察了跨國公司的國際多元化能否提升公司績效的問題，並著重探討了制度距離對國際多元化與公司績效間關係的影響作用。他們以《福布斯》2004年度全球500強企業為樣本，證實了規制和規範維度的制度距離顯著負向調節國際多元化水平對公司績效的影響。Higon和Antolin(2012)考察了制度距離對海外子公司的研發回報的影響，結果表明國家間的制度距離越大，子公司的研發回報就越低。表2對近年來有關制度距離的主要實證研究文獻進行了彙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