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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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距离是指两个国家在制度的规则、规范和认知三个方面的差异。

　　随着制度理论的发展，组织的社会嵌入性特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制度理论，组织内嵌于国家特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会对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Busenitz等，2000)。在North(1990)看来，制度是一种社会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社会为了规范和塑造社会成员行为和人际关系而设计的规则。不同国家的制度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会对企业的跨国经营产生深刻的影响(Peng,2002;Peng等,2008)。相似的制度环境会驱使组织采取相似的行为，而组织一旦跨越国界，就要面对不同的制度环境(Kostova,1996)。

　　(Kostova,1996)研究了国家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对跨国界组织行为的影响，她认为制度环境要比文化更能概括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Kostova,1996)把国家之间的差距理解为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距，并明确提出了“制度距离”这一概念。她把制度距离定义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并且根据Scott(1995)提出的制度三维度（规制、规范和认知）理论框架，进一步把制度距离界定为国家之间在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Kostova和Zaheer(1999)运用国家制度特征量表(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CIP)来测量国家在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上的制度特征，并将制度距离看作是母国和东道国在国家制度方面存在的差异。如图所示，跨国公司从母国向东道国输出组织行为，必须适应接收单位所在国的制度，或者说组织行为的输出必须跨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Kostova提出制度距离概念的贡献主要在于用制度环境差异来分析和研究跨国经营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运用Scott(1995)的制度三维度划分法来分析和衡量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可见，Kostova在提出制度距离概念时把国家视为制度环境，并把国家间的差距理解为制度环境差异。近年来，有学者(如Phillips等，2009)指出，Kostova对制度距离的界定过于狭隘并已经过时，因而影响了制度距离这一重要概念的实用性和解释力。他们认为，应该基于新组织制度理论的最新发展（Greenwood等，2008）来重新界定制度距离的内涵。相比于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制度理论拓展了制度环境的分析层面，更加关注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Kostova提出的制度距离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

　　其实，国家并不是分析制度最合适的层面，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要面对比单个国家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例如，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成员国在规制、规范甚至认知方面都变得更加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应该被看作一个制度环境，而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基于不同成员国来分析制度环境。因此，分析制度距离应该突破国家的界限，将分析层次延伸到不同层面，以便全面考虑影响组织行为的制度因素(Fujita和Krugman,2004)。新组织制度理论认为，应该把组织场域而不是单个组织或国家，作为分析制度化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单位(Morgan和Kristensen,2006)。组织场域是介于组织和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层级，是指在组织与社会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全部行为主体和因素，其中包括关键供应商、顾客、规制机构以及提供相似产品和服务的其他组织(Dimaggio和Powel,1983)。组织场域对于社会共识的达成、社会行为的普及和再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cott，1994和1995）。把组织场域作为分析制度环境的基本单位，就可以把新组织制度理论下的制度距离概念扩展到多个分析层面，而不再拘泥于国家层面，这样的多层面分析更加贴近企业跨国经营要面对的现实制度环境。

　　根据新组织制度理论，制度反映人们的行为方式，源自于人们的共同认知以及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Greenwood等，2008）。制度并不是一个“有或无”的二元对立概念，制度的形成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制度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这种动态渐进性表现为不同国家在制度建立和实施方面存在的程度上的差异。比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化程度就要高许多。因此，Phillips等，(2009)强调指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时应该考虑相关国家的制度化程度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制度距离概念并不是对国际商务研究常用的另外两个反映国家间距离的概念（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摒弃，而是一种包容、借鉴与整合。

　　Kostova(1996)采用Scott(1995)的制度三维度划分法，把制度距离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基本涵盖了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内涵。在Kostova(1996)提出制度距离概念之前，许多学者并没能正确理解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是在研究应用时混淆了这两个概念(Fletcher和Bohn,1998;Eriksson等，2000)。根据心理距离概念的提出者Johanson和Vahlne(1977)的观点，这里的“心理”是指个人的心灵和思想，与个人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密切相关Simpson和Weiner,(1989)，心理距离是指个人对阻碍母国与外国交往的国家间差异的感知。而文化距离则指不同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别，而不像心理距离那样强调个人感知差异(Sousa和Bradley,2006)。由此可见，文化距离反映的是国家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差异。从分析层面来看，制度距离的分析层面是制度环境（Kostova,1996和1999；Philips等，2009），因此，制度距离的三个维度（规制、规范和认知）可以涵盖个人和国家两个不同的层面。文化是思维的运行范式(Hofestede,1980)，文化具有认知属性（Hofestede和Bond,1988）。同时，根据Hofestede的文化四维度划分法，社会价值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社会行为规范（权力距离）是文化特征的体现，因而文化又具有社会规范的意义（Eden和Miler，2004）。由此可见，从内涵上看，文化距离的认知属性和社会规范属性可以归入制度距离认知和规范维度，而心理距离所强调的个人感知差异则可以归入制度距离的认知维度。综上所述，从分析层面和概念内涵的角度看，制度距离是对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概念的综合，体现了对此前国家间差别研究成果的包容与完善。

　　自制度距离概念提出以来，许多学者把制度距离运用于国际商务研究，尤其是考察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差距。为了有效运用制度距离来分析和解释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学者们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测量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Kostova沿用Scott(1955)的制度三维度划分法来划分制度距离维度的做法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学者们分别从规制、规范和认知维度来量化制度距离。

　　首先，基于规制维度的制度距离测度。规制是指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管制，因此，研究者往往通过比较国家之间在法律制定、实施力度和法律体系有效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来衡量规制维度的制度距离。有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来考察某个具体方面规制维度的制度距离。例如，Kostova(1996)在研究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转移质量管理行为时，采用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管理法规差异来衡量规制维度的制度距离。Salomon和Wu(2012)在研究跨国银行的跨国经营行为时，通过衡量银行业务规制、竞争规范、资本监管、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存款保险计划等方面的差异来反映银行跨国经营所面临的规制性制度距离。而另一些学者则是基于对国家法律法规的综合评价来测量规制性制度距离。例如，Gaur等(2007)采用《世界竞争力年鉴》(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的量表来衡量国家层面的制度环境差异。他们用量表中国家财政政策、政治透明度、反垄断规制、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体系效率、通货膨胀、关键行业市场支配程度等七个指标来衡量国家之间的规制性制度距离（Gaur等，2007）。Chao和Kumar(2010)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采用的六个指标（即反垄断法实施、法律对契约的保护、仲裁公正性、公民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依赖程度、制度稳定性和警方对公民安全的保护）来衡量国家间的规制性制度距离。

　　其次，学者们常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测量规范和认知维度的制度距离。第一种方法是用社会对某种行为的共识或者某种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来衡量规范维度的制度距离，而用社会价值观差异来衡量认知维度的制度距离。例如，Busenitz等(2000)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公民在创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差异来衡量规范维度的制度距离，通过比较人们在认可创业行为和创新思维方面存在的差异来衡量认知维度的制度距离。Gaur等(2007)采用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政府腐败程度、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政府行为透明度等来衡量规范维度的制度距离（Gaur等，2007）。Pogrebn yakov和Mitland(2011)把国家间语言和宗教差异作为国民认知差异来衡量国家间认知维度的制度距离。第二种衡量规范和认知维度制度距离的方法就是借用文化距离衡量方法。Hofstede(1980)认为，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集权和分权、不确定性规避、性别差异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Kogut和Singh(1998)根据Hofstede(1980)提出的四维度文化测量指标开发了一个衡量国家间文化差异的模型。由于文化距离可以归并到制度距离的规范和认知维度，因此，很多学者采用Kogut和Singh的文化距离量表（简称“KS量表”）作为替代量表来衡量国家间规范和认知维度的制度距离。例如，Jensen和Szulanski(2004)用KS量表衡量了规范和认知维度的制度距离，研究了制度距离对跨国适应行为和知识转移行为的影响；Higon和Antolin(2012)运用KS量表来衡量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并研究发现了制度距离在研发活动影响跨国公司东道国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西方学者基于制度距离视角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近十几年的文献来看，基于制度距离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组织行为转移的影响，二是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三是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

　　（一）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组织行为转移的影响

　　组织行为转移是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必须采取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转移方式，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把其在母国的经营行为转移复制到海外子公司，目的在于把公司的核心能力以及先进技术、经验和知识转移到海外子公司进行共享，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效能。在组织行为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必然要面对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因此，学者们纷纷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对于具体不同的组织行为转移会产生什么影响。制度距离概念的提出者Kostova(1996)早在提出制度距离概念时就把制度距离作为解释变量，以美国跨国公司在10个不同国家设立的110家子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转移质量管理行为的问题，结果发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是影响母公司能否成功地把质量管理行为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一个重要因素。Kostova和Roth(2002)以制度距离为解释变量考察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子公司员工认可从母公司转移来的组织行为的程度以及组织行为转移成功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子公司员工认可程度和组织行为转移成功率显著负相关：制度距离越大，子公司员工的认可程度和组织行为转移成功率就越低。Jensen和Szulanski(2004)通过问卷调查（先确定公司转移哪些组织行为，然后分析特定的组织行为转移），以122个独立的组织行为转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组织转移行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制度距离对子公司员工的接受意愿以及知识转移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距离越大，子公司员工的接受意愿就越弱，知识转移和适应性调整的难度也就越大。

　　（二）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决定实施全球一体化战略还是多国本土化战略时必然要分析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相关行业的特点，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则先要决定进入哪个东道国市场和以什么方式进入（即所谓的“去哪里”和“怎么去”问题），在决定了要进入的东道国市场之后又要选择采取什么策略来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并处理好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怎么做”问题）。不少学者研究了制度距离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对进入市场和进入方式的选择。Xu和Shenkar(2002)认为，实施全球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在东道国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的风险，会选择与母国规范和认知性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市场，而实施多国本土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则更看重在东道国当地经营的自主性，因而会选择与母国有较大规范和认知性制度距离的东道国市场。Eden和Miler(2004)在考察国家间规制和规范性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所有权策略选择的影响时指出：随着规制性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公司会倾向于选择特许经营或完全持股这两种极端的所有权策略，而规范性制度距离的增大则会驱使跨国公司选择居于以上两种策略之间的所有权策略，即参股而不是控股。但以上几位作者只提出了有关制度距离和战略选择之间关系的观点，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有学者依据他们的理论分析结论实证检验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例如，Schwens等(2011)以227家德国中小企业作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非正式的制度距离和正式的制度风险对跨国经营战略制定和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非正式制度距离会显著影响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战略制定和市场进入方式选择。Pogrebnyakov和Maitland(2011)从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运用比例风险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结果发现：母国和东道国在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制度距离与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时机显著负相关。最近的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制度距离如何影响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之后的战略选择。比如，Salomon和Wu(2012)用制度距离考察了跨国银行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后表现出来的战略同质化偏好。他们发现，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跨国银行采取同质化战略的可能性越高。

　　（三）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绩效与效果的影响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密切相关。当制度距离较小时，海外子公司可以借助母公司的竞争优势来获取高绩效；但当制度距离较大时，海外子公司就要设法应对陌生风险、歧视风险和关系风险(Zaheer,2002)。海外子公司的生存与绩效表现往往由多个因素决定，如母公司的核心能力、既往跨国经营经验、控股比例、国际化战略与资源的匹配程度等，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制度距离对这些因素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因而在具体的实证检验中大多把制度距离作为调节变量，而不是解释变量。比如，Gaur和Lu(2007)基于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以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作为样本，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了控股比例、制度距离和东道国运营经验对子公司生存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距离越大，母公司的持股比例就越高，子公司的生存几率也越大。Gaur等(2007)以2952家日本企业在48个国家设立的12997家子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战略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较大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倾向于向子公司外派员工以有效转移母公司的管理实践和核心能力，但外派员工能否对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产生正效应则取决于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Chao和Kumar(2010)考察了跨国公司的国际多元化能否提升公司绩效的问题，并着重探讨了制度距离对国际多元化与公司绩效间关系的影响作用。他们以《福布斯》2004年度全球500强企业为样本，证实了规制和规范维度的制度距离显著负向调节国际多元化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Higon和Antolin(2012)考察了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的研发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间的制度距离越大，子公司的研发回报就越低。表2对近年来有关制度距离的主要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