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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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安全指標是指外資金融機構總資本占全國金融機構總資本的比重，外資金融機構所吸收的總資金占全國總資金的比重，三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外方欠帳總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外債餘額占當年貿易與非貿易外匯收入的比重（外債率），外債本息占當年貿易與非貿易外匯收入的比重（償債率），利用外資占全國總投資的比重，對外借款占當年外匯收入的比重。

　　金融安全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國內外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綜合作用、相互影響。而金融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選取和構建直接影響到評價結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因此，在構建複雜的金融安全指標體系時，應遵循相應的制度和原則，儘量避免主觀性和隨意性。基於此，本文在選取中國金融安全狀況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時，從金融安全的內涵出發，遵循如下基本原則。

　　1.科學性原則。

　　科學性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標體系的構建必須以科學的理論為基礎，指標的選取有國際金融學、貨幣銀行學、行為金融學等相關金融安全理論作為支撐，二是指標體系的設計能夠從不同側面反映全球化背景下該國金融運行的特點，符合其內在演進規律。

　　2.系統性原則。

　　國家金融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不同層次、不同主體、不同角度綜合反映。前述文獻在構造金融安全指標時，大多是按照從巨集觀、中觀、微觀的層面進行分類，逐層有序地反映巨集觀經濟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安全運行狀況，因此，本文遵循這一主流方法。

　　在巨集觀層面主要考察巨集觀經濟對金融系統的動力與壓力。經濟形勢良好必然會給金融發展提供動，可以有效提升一國的金融安全能力；反之，經濟不景氣或者經濟過熱則可能與金融系統的漏洞隱患相結合，大大削弱一國的金融安全能力。在這裡，本文選擇巨集觀經濟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指標“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兩個基礎指標，同時，考慮到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產業仍然以工業為主，而工業的利潤狀況直接反映巨集觀經濟的面貌和發展前景，因此增加了(製造業盈利水平)這一基礎指標；另外，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其中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是拉動投資增長的重要力量，然而政府刺激投資增長的同時，往往伴隨著較高的財政赤字，而較高的財政赤字無疑會削弱保障經濟安全的能力，因此在巨集觀經濟層面有必要增加(財政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這一基礎指標。

　　在中觀層面，主要考察反映金融市場供求狀況的資金價格和風險指標，包括“利率風險”、“資本市場風險”、“貨幣化程度”和“國內信貸膨脹率”等。同時，最近幾年，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導致房地產市場已經積累了較大的泡沫，考慮到房地產市場狀況會直接影響住房按揭貸款和房地產開發貸款的違約風險大小，從而誘發信貸市場的危機，因此在中觀層面的分析中，也應將房地產市場的情況納入考察範圍之內。基於此，本文選取“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商品房銷售面積/商品房竣工面積”來反映和監測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的風險狀況。但是，這幾個指標仍然還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我國金融體系處於開放轉軌時期的國情。目前，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度明顯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大舉進入，而相比於國內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實力雄厚、管理經驗豐富，這將會直接影響我國的“金融主權”和“金融自主”。因此，本文選取了“外資銀行在華資產占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這一指標反應這一方面的風險。在微觀層面，主要考察我國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狀況，其優劣程度直接影響我國抵禦外在惡性衝擊的能力大小，這是金融安全能力系統的基礎，也是我國用來抵禦外源金融風險的物質保證。這裡本文藉鑒並選取“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商業銀行資產收益率”、“商業銀行存貸比”和“新增貸款增長率”5個基礎指標。

　　有必要指出的是，對金融安全狀態的衡量，不能僅僅局限於對國內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考察，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除了本國巨集觀經濟環境，國際經濟環境對本國金融體系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危機前夕，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機構業績良好，但危機突然來臨，原本表現穩健的銀行體系迅速崩潰，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金融系統的對外部門嚴重失衡和惡化。因此，為反應國際經濟環境對本國金融體系的影響$在國際外部風險方面，選取“實際有效匯率風險”、“外匯儲備/進口總額”、“償債率”、“負債率”、“債務率”、“資本和金融項目差額/外匯儲備”和“外貿依存度”7個基礎指標來衡量我國金融體系在開放過程中面臨外部衝擊的大小。

　　3.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原則。

　　一方面，重點選擇了國內外文獻公認的與一國金融安全緊密相關的權威性指標(如GDP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負債率、外匯儲備/年度進口總額、不良貸款率等)。另一方面，根據那些曾發生嚴重金融危機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重點選擇了那些在金融危機期與安全期的表現有顯著差異性的指標(如“利率風險、資本和金融項目差額/外匯儲備、財政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實際有效匯率風險等。再一方面，由於受限於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數據的時序性，本文所選指標只能從較長時間序列的基礎指標或替代指標中選取，有一些指標，由於指標的時序太短，只能暫時放棄，隨著時間的積累，這一問題會逐漸得到改。遵循上述原則，本文構建了中國金融安全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在界定金融安全的內涵之後，應緊扣該內涵，同時借鑒國內外相關指標研究，以金融安全條件和金融安全能力為框架去構建金融安全指標體系，作為獲得我國金融安全指數的有效工具。

　　國外學者關於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的監測指標以及國內學者構建的金融安全指標體系，對本研究有著積極重要的意義。為了有效借鑒國內外專家的研究成果，我們運用專家統計法對11套國內外專家的指標體系進行統計分析(其中有3套是國外指標體系)，一方面總結其指標分類思想，另外一方面從11套指標體系中統計出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幾個指標。

　　這11套指標體系從解構方法來看有三種：第一種是從金融功能來解構金融風險進而構建指標系統，具體的將金融風險分為巨集觀、中觀、微觀風險，11套指標體系中採用這種分法的有IMF(1999)，何建雄(2001)，及陳鬆林(2002)，劉錫良(2004)，另外，美國銀行監管部門採用的CAMEL評級體系是專門從微觀風險角度評估金融機構的安全狀況；第二種是將金融安全指標體系劃分為巨集觀經濟子系統，金融機構子系統，外來衝擊子系統，這種分法比較典型常用，l1套指標體系中採用這種分法的專家有張元萍和孫剛(2003)，沈悅和張珍(2007)，蔣海，蘇立維(2009)，湯凌霄(2009)；第三種分法是包含更大範圍的指標，11套指標體系中採用這種分法的有富蘭德指數和葉莉(2009)，富蘭德指數中包含政治、商業、社會環境評級體系，而葉莉(2009)的研究中包含信息安全和信心信用軟環境指標。

　　總體來說，上述三種分類方法具有一定的共性基礎，即按照巨集觀、中觀和微觀的層次來構建金融安全指標系統，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缺陷就是這些指標系統並未能很好的扣住“安全”的本質，很容易簡單的在巨集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上將一些只是屬於金融風險或者金融穩定的指標塞進系統，造成指標選取的泛化。本研究將緊抓金融安全概念和內涵，圍繞“安全”核心，以金融安全條件和金融安全能力為框架來選取金融安全指標。安全條件子系統的指標是用來衡量我國金融體系在開放過程中面臨外部衝擊的大小，安全能力子系統指標是衡量我國金融系統所具有的應對外源危險的能力。同時我們將會吸收利用一些雖然不直接屬於金融領域，但是通過間接方式對金融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的指標。另外我們統計出了11套指標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指標(見表1)。

　　我們將金融安全指標系統分為兩個大的子系統：金融安全條件系統和金融安全能力系統，然後在此框架下從巨集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去選取指標。首先，我們將金融安全能力系統分為有機組成的三個部分：金融系統的制度建設，金融系統的物質基礎和金融系統的受力。

　　金融系統的物質基礎即從微觀層面考察我國的金融安全能力，主要是指我國金融系統所具有的資產質量，其優劣直接影響我國抵禦外在惡性衝擊能力的高低，這是金融安全能力系統的基礎，是我國用來抵禦外源金融風險的物質保證，在這裡我們借鑒並選取表1中“金融機構”一欄里的兩個指標“不良貸款率”和“銀行流動性資產比率”。

　　金融系統的受力是從巨集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的金融安全能力，指本國巨集觀經濟對金融系統的影響，包括動力與壓力，經濟形勢良好必然會給金融發展提供動力，可以有效提升一國的金融安全能力，經濟不景氣或者經濟過熱則可能與金融系統的漏洞隱患相結合，大大削弱一國的金融安全能力，在這裡我們借鑒表1，選取巨集觀經濟一欄中引用次數最多的指標“GDP增長率”和“CPI增長率”。

　　金融系統的制度建設主要是指目前我國金融系統所進行的市場化建設，我們選取“利率市場化程度”，“銀行產權多元化程度”和“外資銀行帶來的競爭壓力”三個制度性變數指標來表徵這一方面的情況，國內學者在構建我國金融安全指標體系時並沒有引入相關指標，這種缺失將導致金融安全指標系統無法全面反映中國的金融安全狀況，不能體現中國目前處於轉軌階段的特殊國情，同時金融系統的制度建設也是金融安全能力的重要元素，因為金融安全能力主要是指我國金融系統所具有的應對外源危險的能力(衡量內部金融傳導機制的健康程度)，這其中肯定涉及到我國的金融市場化建設，金融市場化的效果將直接影響我國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直接關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並影響著我國金融機構資產質量的走向。

　　金融安全條件子系統的指標是用來衡量我國金融體系在開放過程中面臨外部衝擊的大小。我們在表1中發現，關於外部金融的安全，外債或者外匯方面的指標幾乎被所有專家引用過，比如“外債償債率”，“短期外債／外債總額”，“短期外債／外匯儲備”等，但是這些指標更多的是反映各個國家所面臨的共性問題，並沒有有效反映我國金融體系處於開放轉軌時期的國情。我國目前金融開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金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外資金融機構的準入；第二是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加大，減少對資本跨境運動的管制。相比於國內金融機構而言，外資金融機構實力雄厚，將會直接威脅我國的“金融主權”，另外數次國際金融危機證明國際游資是一國金融安全的重大威脅源，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在我國這種處於轉軌時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表現的特為明顯，如果處理不好，很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或者喪失“金融主權”，如拉丁美洲國家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魯外資銀行的資產份額均超過了50％。鑒於此，金融安全條件指標系統必須對外資金融機構、資本賬戶開放和國際游資進行有效的監測，在這裡我們選取指標“外資銀行在華資產占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資本開放程度”，“國際熱錢占我國金融機構信貸比重”以有效表徵上述問題，另外對於其餘專家所反映的共性問題外債和外匯方面，我們選取該方面被專家引用次數最多的指標“外債償債率”。最後，我們將一些雖然不直接屬於金融領域但是通過間接方式對金融安全有著重要影響的指標也選取進來，典型的兩個指標有“實際利用外資占GDP比重”和“外資評級機構對中國五大評級機構的控制率”。實際利用外資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更多的是屬於實體經濟方面的指標，但是國際金融危機與國際經濟危機造成的經濟問題可以直接通過它來影響中國經濟進而最終影響中國金融；民族信用評級機構的自主獨立性直接關係到我國在國際上的資本定價權，另外如果信用評級機構被外資控制，那麼我國眾多的政治、科技、商業秘密都將暴露給外資評級機構，最終直接威脅中國的金融與經濟安全。

　　至此，按照金融安全條件和金融安全能力框架，我國金融安全指標體系則構建完畢(見表2)。如果將金融安全能力系統比作房屋，則金融系統的物質基礎是房屋的地基，金融系統的制度建設是房屋的梁柱，金融系統的受力是房頂，金融安全條件則為屋外的自然氣候。即使屋外的氣候再惡劣，只要房屋穩固，則裡面的人安然無恙，若房屋的地基，梁柱或者房頂出現問題則都無法抵禦自然災害的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