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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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安全指标是指外资金融机构总资本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本的比重，外资金融机构所吸收的总资金占全国总资金的比重，三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外方欠帐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比重（外债率），外债本息占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比重（偿债率），利用外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对外借款占当年外汇收入的比重。

　　金融安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国内外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而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和构建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因此，在构建复杂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相应的制度和原则，尽量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基于此，本文在选取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从金融安全的内涵出发，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指标的选取有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行为金融学等相关金融安全理论作为支撑，二是指标体系的设计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全球化背景下该国金融运行的特点，符合其内在演进规律。

　　2.系统性原则。

　　国家金融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不同角度综合反映。前述文献在构造金融安全指标时，大多是按照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层面进行分类，逐层有序地反映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状况，因此，本文遵循这一主流方法。

　　在宏观层面主要考察宏观经济对金融系统的动力与压力。经济形势良好必然会给金融发展提供动，可以有效提升一国的金融安全能力；反之，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过热则可能与金融系统的漏洞隐患相结合，大大削弱一国的金融安全能力。在这里，本文选择宏观经济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指标“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两个基础指标，同时，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仍然以工业为主，而工业的利润状况直接反映宏观经济的面貌和发展前景，因此增加了(制造业盈利水平)这一基础指标；另外，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其中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政府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财政赤字，而较高的财政赤字无疑会削弱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因此在宏观经济层面有必要增加(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基础指标。

　　在中观层面，主要考察反映金融市场供求状况的资金价格和风险指标，包括“利率风险”、“资本市场风险”、“货币化程度”和“国内信贷膨胀率”等。同时，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导致房地产市场已经积累了较大的泡沫，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状况会直接影响住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大小，从而诱发信贷市场的危机，因此在中观层面的分析中，也应将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基于此，本文选取“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竣工面积”来反映和监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状况。但是，这几个指标仍然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我国金融体系处于开放转轨时期的国情。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明显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而相比于国内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这将会直接影响我国的“金融主权”和“金融自主”。因此，本文选取了“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这一指标反应这一方面的风险。在微观层面，主要考察我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状况，其优劣程度直接影响我国抵御外在恶性冲击的能力大小，这是金融安全能力系统的基础，也是我国用来抵御外源金融风险的物质保证。这里本文借鉴并选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商业银行存贷比”和“新增贷款增长率”5个基础指标。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金融安全状态的衡量，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考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除了本国宏观经济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危机前夕，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业绩良好，但危机突然来临，原本表现稳健的银行体系迅速崩溃，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金融系统的对外部门严重失衡和恶化。因此，为反应国际经济环境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在国际外部风险方面，选取“实际有效汇率风险”、“外汇储备/进口总额”、“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7个基础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面临外部冲击的大小。

　　3.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一方面，重点选择了国内外文献公认的与一国金融安全紧密相关的权威性指标(如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负债率、外汇储备/年度进口总额、不良贷款率等)。另一方面，根据那些曾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重点选择了那些在金融危机期与安全期的表现有显著差异性的指标(如“利率风险、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外汇储备、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实际有效汇率风险等。再一方面，由于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的时序性，本文所选指标只能从较长时间序列的基础指标或替代指标中选取，有一些指标，由于指标的时序太短，只能暂时放弃，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一问题会逐渐得到改。遵循上述原则，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在界定金融安全的内涵之后，应紧扣该内涵，同时借鉴国内外相关指标研究，以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为框架去构建金融安全指标体系，作为获得我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有效工具。

　　国外学者关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监测指标以及国内学者构建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对本研究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为了有效借鉴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运用专家统计法对11套国内外专家的指标体系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有3套是国外指标体系)，一方面总结其指标分类思想，另外一方面从11套指标体系中统计出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几个指标。

　　这11套指标体系从解构方法来看有三种：第一种是从金融功能来解构金融风险进而构建指标系统，具体的将金融风险分为宏观、中观、微观风险，11套指标体系中采用这种分法的有IMF(1999)，何建雄(2001)，及陈松林(2002)，刘锡良(2004)，另外，美国银行监管部门采用的CAMEL评级体系是专门从微观风险角度评估金融机构的安全状况；第二种是将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划分为宏观经济子系统，金融机构子系统，外来冲击子系统，这种分法比较典型常用，l1套指标体系中采用这种分法的专家有张元萍和孙刚(2003)，沈悦和张珍(2007)，蒋海，苏立维(2009)，汤凌霄(2009)；第三种分法是包含更大范围的指标，11套指标体系中采用这种分法的有富兰德指数和叶莉(2009)，富兰德指数中包含政治、商业、社会环境评级体系，而叶莉(2009)的研究中包含信息安全和信心信用软环境指标。

　　总体来说，上述三种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共性基础，即按照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来构建金融安全指标系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缺陷就是这些指标系统并未能很好的扣住“安全”的本质，很容易简单的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将一些只是属于金融风险或者金融稳定的指标塞进系统，造成指标选取的泛化。本研究将紧抓金融安全概念和内涵，围绕“安全”核心，以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为框架来选取金融安全指标。安全条件子系统的指标是用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面临外部冲击的大小，安全能力子系统指标是衡量我国金融系统所具有的应对外源危险的能力。同时我们将会吸收利用一些虽然不直接属于金融领域，但是通过间接方式对金融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指标。另外我们统计出了11套指标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指标(见表1)。

　　我们将金融安全指标系统分为两个大的子系统：金融安全条件系统和金融安全能力系统，然后在此框架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去选取指标。首先，我们将金融安全能力系统分为有机组成的三个部分：金融系统的制度建设，金融系统的物质基础和金融系统的受力。

　　金融系统的物质基础即从微观层面考察我国的金融安全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金融系统所具有的资产质量，其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抵御外在恶性冲击能力的高低，这是金融安全能力系统的基础，是我国用来抵御外源金融风险的物质保证，在这里我们借鉴并选取表1中“金融机构”一栏里的两个指标“不良贷款率”和“银行流动性资产比率”。

　　金融系统的受力是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的金融安全能力，指本国宏观经济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包括动力与压力，经济形势良好必然会给金融发展提供动力，可以有效提升一国的金融安全能力，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过热则可能与金融系统的漏洞隐患相结合，大大削弱一国的金融安全能力，在这里我们借鉴表1，选取宏观经济一栏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指标“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

　　金融系统的制度建设主要是指目前我国金融系统所进行的市场化建设，我们选取“利率市场化程度”，“银行产权多元化程度”和“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三个制度性变量指标来表征这一方面的情况，国内学者在构建我国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时并没有引入相关指标，这种缺失将导致金融安全指标系统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不能体现中国目前处于转轨阶段的特殊国情，同时金融系统的制度建设也是金融安全能力的重要元素，因为金融安全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金融系统所具有的应对外源危险的能力(衡量内部金融传导机制的健康程度)，这其中肯定涉及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化建设，金融市场化的效果将直接影响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直接关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并影响着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走向。

　　金融安全条件子系统的指标是用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面临外部冲击的大小。我们在表1中发现，关于外部金融的安全，外债或者外汇方面的指标几乎被所有专家引用过，比如“外债偿债率”，“短期外债／外债总额”，“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等，但是这些指标更多的是反映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并没有有效反映我国金融体系处于开放转轨时期的国情。我国目前金融开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第二是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大，减少对资本跨境运动的管制。相比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将会直接威胁我国的“金融主权”，另外数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国际游资是一国金融安全的重大威胁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这种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表现的特为明显，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或者丧失“金融主权”，如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鲁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均超过了50％。鉴于此，金融安全条件指标系统必须对外资金融机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游资进行有效的监测，在这里我们选取指标“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资本开放程度”，“国际热钱占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比重”以有效表征上述问题，另外对于其余专家所反映的共性问题外债和外汇方面，我们选取该方面被专家引用次数最多的指标“外债偿债率”。最后，我们将一些虽然不直接属于金融领域但是通过间接方式对金融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也选取进来，典型的两个指标有“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和“外资评级机构对中国五大评级机构的控制率”。实际利用外资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更多的是属于实体经济方面的指标，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它来影响中国经济进而最终影响中国金融；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的自主独立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资本定价权，另外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被外资控制，那么我国众多的政治、科技、商业秘密都将暴露给外资评级机构，最终直接威胁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安全。

　　至此，按照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框架，我国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则构建完毕(见表2)。如果将金融安全能力系统比作房屋，则金融系统的物质基础是房屋的地基，金融系统的制度建设是房屋的梁柱，金融系统的受力是房顶，金融安全条件则为屋外的自然气候。即使屋外的气候再恶劣，只要房屋稳固，则里面的人安然无恙，若房屋的地基，梁柱或者房顶出现问题则都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