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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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病是相對於另一種經濟問題荷蘭病的用語，是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初趕超美國經濟時逐步染上的、嚴重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和體制老化僵化等病癥。它使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從90年代初至今仍未走出泥潭。“日本病”的表徵主要體現在：一是由於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長期依賴外部市場，尤其是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在本國高儲蓄率及外資期待本幣升值的背景下，資產價格長期處於超高水平，資產泡沫持續膨脹。
從1990年代初到現在，日本經濟增長幾乎經歷了兩個“失去的十年”：長期的經濟低迷或負增長。二戰結束後，日本僅用了30幾年快速經濟增長就實現了“趕超戰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曾經被視為世界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其成功之處也被學界所津津樂道；但此後連續20年的長期經濟停滯，也因其世所罕見而被冠以“日本病”的稱謂。
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平成景氣”，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泡沫經濟階段，但在90年代初泡沫破滅，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這個階段主要有六大特征：
(一)經濟增長低迷，停滯與衰退如影隨形
我們可以將1991年以來的日本GDP增長率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橫向比較，20多年來,由於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積極迎合IT技術、互聯網應用等高新科技發展浪潮，經濟增長較快，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依靠正確的發展戰略和“人口紅利”等因素使經濟迅猛增長，日本經濟的低迷更加顯現出來。從1991年至2012年，美國年均同比增長率為2.54%，中國年均同比增長率高達10.29%，而日本同期年均增長率僅為0.95%。1996年以來經濟起伏不定且債務纏身的歐元區的年均增長率雖不及美國，但也遠高於日本，達到1.55%。
(二)通貨緊縮壓力長期伴隨日本經濟
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相互交織,也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中的突出特點。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國內消費及投資需求持續低迷，特別是產能利用率大幅下滑帶動企業投資顯著萎縮。不良貸款攀升也引發日本銀行業信貸狀況惡化，貸款意願大幅下降，流動性緊縮情況嚴峻。嚴格意義上來看，日本經濟屬於相對通貨緊縮。1991年日本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為97.6，而2012年為99.7，22年間僅上漲了2.1點，並有10個年度CPI指數同比下降，年均同比增長率為0.25%，但距離絕對通貨緊縮11並不遙遠。
(三)政府債務負擔高企，財政空間受限
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進入了長達二十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時期，稅收停滯不前，而財政支出卻迅速增長並產生龐大的公共部門債務。日本目前是全球第一大債務國，截至2013年10月末，日本包括國債、短期證券等在內的政府債務達到1015.36萬億日元，創下日本政府債務最高紀錄。
(四)資產泡沫破裂使家庭和企業對負債強烈排斥，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激增
當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股市步入了長達20多年的震蕩下行階段，截至2013年12月27日，日經225指數較1989年末下降了60.54%。同期美國三大股指道瓊斯工業指數、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分別增長了476.46%、404.09%和771.09%，德國DAX30指數、法國CAC40指數和英國FTSE100指數分別增長了406.96%、113.31%和180.42%，日本股市是發達經濟體中極為罕見的長期“熊市”。
(五)產業空心化日益嚴重
二戰後，日本政府大力推行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嚴格限制進口的戰略，同時積極鼓勵和支持企業“走出去”爭奪國際市場尤其是歐美市場。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對美元匯率急劇升值。儘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先後採取了零利率加量化寬鬆等多項措施以壓低日元匯率，但收效甚微。1985年9月，日元匯率還在1美元兌250日元左右波動，期間雖有反覆，但升值趨勢十分明顯，截至2013年末，日元對美元為105.31日元/美元。日元長期升值對日本出口十分不利，加上日本國內人口的老齡化驅動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日本企業紛紛加大向海外投資的力度，使其主要生產和經營基地向海外轉移，國內生產和投資不斷萎縮，“產業空心化”趨勢逐漸嚴重。
(六)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日本一向以就業穩定、失業率低而著稱於西方世界,但從20世紀90年代起卻開始形成失業人數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態勢。縱向比較，全日本失業人數和失業率在90年代前最嚴重的1987年分別隻有173萬人和2.8%,而從1995年開始突破200萬人和3%大關,分別達210萬人和3.2%,2003年4月失業人數和失業率更達到385萬人和5.8%的峰值。此後,日本的失業率不斷下滑，截至2013年11月，日本失業率為4%，但仍較20世紀80年代2.5%的月均失業率高出不少。
日本經濟經歷了“低迷的二十年”，我們可以從經濟、金融和財政領域找到深層次原因,而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又加重了這些因素的負面影響，陷入了惡性迴圈，成為今後日本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
(一)僵化的經濟體制
1.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阻礙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在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而是以政府干預為主。政府與企業存在密切的聯繫，企業(特別是眾多傳統的中小企業)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過多地依靠政府的財政補貼。由於政府對企業的過分干預和保護，企業變得封閉保守，缺乏公平競爭風險意識。並且，這種過度干預和保護還抑制了企業自主性的發揮，影響了民間投資的活力，形成了官營事業龐大而民間企業力量薄弱的格局。
2.產業雙重結構造成競爭力失衡
日本經濟雙重結構根深蒂固制約經濟的創新與發展。日本經濟存在著雙重產業結構：一類是面向出口的相關企業，包括汽車、家用電器、機械以及鋼鐵等出口企業，如豐田、本田、松下和索尼等。這些企業很早就面向世界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具有很高的生產效率。另一類是面向國內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如服裝製造業、食品加工業、流通行業、醫療服務業等。日本政府對這部分企業的管制相當嚴格，同時也給予了大量的補貼。因此有人形容日本經濟結構是具有競爭力的一成產業支撐著缺乏競爭力的九成產業。日本的政策決策者出於選舉的需要把資源分配到“夕陽產業”，從而妨礙了資本從低效益領域向高效益領域轉移，使日本產業陷入“結構性陷阱”。
3.技術創新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首先，日本的技術創新模式缺失對經濟增長的後續拉動力。戰後日本通過大
量引進技術發展本國製造業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模式的突出特征是重技術在實體經濟中的現實應用，而輕基礎研發在經濟發展中的長期效應，因此難以形成產業領導力和發揮持續效力。
其次，日本以間接金融為主的融資方式不利於高新產業的發展。戰後日本一直實行間接金融為主的融資政策，直接金融不夠發達，缺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必要的風險投資機制，新興產業、高科技企業和創業中的中小企業很難及時籌到開展事業所需的資金，科技創新主要在政府主導下開展，國家意志決定一切，適應市場的科技創新十分匱乏。
第三，日本在幾項重大技術發展方向上的決策失誤。如在電腦技術上，80年代日本的個人電腦技術和美國不相上下，但日本政府卻把大型電腦作為發展方向，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其市場容量卻十分有限；而美國則大力發展個人電腦，培育出前景廣闊的信息與互聯網產業。
4.會社制、主銀行制以及終身雇佣制越來越不適應經濟形勢的迅速變化
首先，企業集團內企業交叉或迴圈持股，企業集團日趨封閉保守，競爭力下降。公司董事會成員主要來自企業內部，決策與執行都由內部人承擔。企業間相互持股雖然有效地阻止了外資收購日本企業，但卻人為地抬高了股價，使日本的市場經濟扭曲成大財閥壟斷的畸形市場經濟，大股東不註重投資回報，而只是一味地追求相互之間發展業務關係，為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埋下了隱患。
其次，企業的主銀行制度的作用大為減弱，銀企關係大不如前。通過交叉持股13和貸款,某公司與同一會社的某個銀行,即主銀行建立了長期業務關係。90年代的金融危機迫使公司和銀行拋售自己所握有的對方股票，公司與其主銀行之間的關係大大削弱。
第三，採取終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使日本企業缺乏監督和激勵機制。終身雇佣制最大的弊端是阻礙人才流動，制約人才能力的充分發揮;年功序列制的最大弊端是全體員工在沒有突出貢獻的狀況下同樣按工齡加薪，其結果是企業喪失開拓創新精神。
(二)無效的貨幣政策
1.零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陷入“流動性陷阱”
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央行相繼採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複蘇、走出通縮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主要包括1999年之前的低利率政策以及1999年之後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鬆政策。除從“直升飛機上撒鈔票”外，日本銀行幾乎已經嘗試了所有可以嘗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措施，但效果難以令人滿意，日本顯然陷入了“流動性陷阱”。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巨集觀經濟的角度看，1991年以來，日本整個巨集觀經濟增長嚴重放緩，私人投資和消費持續不振，失業狀況不容樂觀，利率已經達到零利率水平，名義利率甚至為負利率，但是投資者對經濟前景預期不佳，消費者對未來持悲觀態度，這使得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杠桿作用失效。貨幣政策對名義利率的下調已經不能啟動經濟複蘇。
其次，從金融機構的角度看，由於多種原因，金融機構放貸能力和意願均不足，從而削弱了超寬鬆貨幣政策的資產配置再平衡效果。一是8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的大多數金融機構背負了大量不良貸款的沉重包袱。金融機構為防
止不良貸款的再度惡化增加了貸款損失準備金的預提。二是金融機構自身在泡沫經濟時期，也投資了部分房地產、股票等資產，泡沫破裂後，所購資產大幅縮水，因此自身也面臨償債的資金需求。三是出於對交易對手風險的擔憂，也出現惜貸情況。
第三，從實體企業的角度看，因自身負債纍纍，借貸意願很弱，也使超寬鬆貨幣政策難以發揮效力。日本8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很多實體企業深陷其中，資產大幅猛降，債務負擔大增，債臺高築的企業存在嚴重的對債務風險的厭惡情緒，再度向銀行借貸、增加自身負債的意願大幅減少。
2.政府金融政策不斷出現失誤
首先，政府強勢主導下的金融監管體系助長了金融機構的投機行為。習慣於“護送船隊”行政管理體制保護之下的金融機構，競爭意識、風險意識極為淡薄，經營思想比之經濟環境的變化明顯落後。加之監管體制未能適應新的形勢進行變革，金融機構的風險未能得到及時有效地遏制，以至於過度膨脹的經濟泡沫終於在90 年代初迅速破滅。
第二，泡沫破滅後，政府的過度保護導致銀行信用萎縮，企業大量倒閉，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惡性迴圈。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讓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大量企業陷入資不抵債的局面。但日本政府並沒有讓這些本應倒閉的企業宣佈破產，而是通過輸血的方式讓它們如僵屍般活著。這樣一來，日本民間就長期處於修複資產負債表的狀態，持續去杠桿化引發需求不足帶來的通縮壓力。
(三)急劇失衡的財政水平
1.財政支出急劇擴大，導致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
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採取了增加公共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總額從1980財年的43.4萬億日元增加到2013財年的92.6萬億日元。而財政刺激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發行國債，由於國債發行額的日積月累，日本成為全世界債務總額對GDP之比最高的國家。
2.財政收入大幅度減少，使得政府入不敷出
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增長停滯導致稅收減少，另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為刺激經濟增長錯誤地推行了減稅政策。雙重因素導致2013財年日本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只有1990 財年的53.5%，公司所得稅收入只有1990財年的47.4%。
3.政府還債以及利息支出規模越來越大
1980年，日本所需償還的國債以及利息總額約為5.49萬億日元，到2013財年已經上升至22.24萬億日元，增長了3倍多。
4.人口的老齡化不斷加劇，社會保障支出不斷增長
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老齡化現象日漸嚴重，政府在社會保障支出方面的預算也日益增加，2013財年，日本的社會保障支出預算已經接近30萬億日元，占總支出的比例為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