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脹戰爭》 (糧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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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政治：糧價高漲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亨利·基辛格

　　為應對糧食價格高漲及對糧食需求的不斷增加，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各國領導人及政府高層官員在羅馬世界糧農組織總部舉行高峰會議，商討解決糧食危機的辦法。儘管食品價格暴漲了近一倍，會期多了一天，與會人數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屆羅馬世界糧食峰會的餐飲支出，卻比6年前的那一屆降低了一倍半。

　　2002年在羅馬召開的糧食峰會，與會者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在2015年前將世界饑餓人口減少一半。他們在餐桌上享受到了組織者提供的鵝肝、龍蝦和各種名牌酒，卻因此被媒體指責“偽善”，與“大吃大喝”這個詞聯繫在了一起。

　　本次峰會的主題，升級到了更為深刻的全球糧食危機問題，伙食標準卻“降級”為餡餅、義大利面、牛肉丸以及十幾美元一瓶的葡萄酒。組織者顯然希望表現出更真實的善意與道德感。但糧食危機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道德範疇的問題。

　　教皇本篤十六世在給本次峰會的信中說：

　　在一個資源充足的世界上，饑餓和營養不良是不可接受的。

　　他並且指出：

　　地球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地球上的人們，數以百萬計的人晚上卻要餓著肚子睡覺。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在打一場敗仗。

　　作為西方世界的最高道德倫理規範的代表，教皇的發言等於在承認人類倫理與道德打了敗仗。因為，保障全人類基本生存權這一普世倫理道德訴求，遭遇到了政治。更重要的是，它遭遇到的是大國政治。

　　糧食政治：“陰謀論”？

　　小國間出現爭端，國際組織出面調解，爭端消失了；大國與小國爭端，國際組織調解，小國消失了；大國間出現爭端，結果是國際組織消失了。這是西方評論家們經常用來嘲笑國際組織的諺語。

　　在羅馬峰會上，國際組織再次表現出了這種“政不出宮門”的無奈。這種無奈，尤其體現在峰會宣言中關於生物燃料的表述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製造生物燃料，只是呼籲繼續有關研究。如此曖昧模糊的語氣，與兩大陣營在這一問題上的針鋒相對形成了鮮明對比。

　　糧食進口國家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普遍認為，部分國家的生物燃料政策，是糧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但他們的反方卻是三個大國：美國、歐盟和巴西。

　　按照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計算結果，國際食品價格上漲的驅動因素中，30%來自能源價格上漲，40%與生物能源有關，20%來自投機資金，10%來自貿易壁壘。生物能源因素對於糧價上漲，可謂是居“功”至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則顯示，生物燃料需求擴大，造成糧價飆升15% 至30%。

　　的確，現在糧食品種的期貨分析師在判斷未來走勢時，首先關註的就是國際原油價格的動態，其次才是氣候變化。而在此前，氣候因素幾乎是糧食期貨價格變化的唯一戰略性變數。

　　儘管具體計算結果不盡相同，但大多數專家在分析國際糧價上漲因素時，都普遍將生物能源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聯合國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讓·齊格勒表示，大量使用糧食製造生物燃料已構成了“反人類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糧食製造生物燃料，已成為一個“倫理”問題。

　　國際組織言辭激烈的抨擊，並沒有影響農業大國繼續推動農產品“能源化”的決心。美國農業部長愛德華·謝弗在為美國生物燃料政策辯護時，稱因此造成的糧價上漲不超過3%。巴西總統盧拉則更是表示：

　　乙醇生產和糧價危機無關。巴西已為有關生物燃料的辯論做好準備，我願意為此周游全世界。

　　對於辯論的理由，盧拉說：

　　生物燃料的批評者沒有提及高油價對糧食生產成本的影響。

　　言下之意，生物能源由於可以抑制油價的下跌，反而可以起到降低糧食生產和運輸成本，從而起到抑制糧價上升的作用。但稱對方辯手健忘的盧拉總統，可能也忘了一件事：生產生物能源，本身也得消耗石油。

　　曾在美國能源部阿崗國家實驗室工作的曾左韜博士提供的研究數據，為盧拉的“反方”提供了論據：收割、灌溉、運輸玉米等原料，以及加上蒸發提純乙醇，估計每生產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產中的能量增值並不多。

　　以2007年12月的價格比較，乙醇的價格（2.38美元/加侖）比汽油（2.46美元/加侖）稍便宜，但同樣體積乙醇的熱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裡加的是乙醇，花同樣的錢汽車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將近40%。根據這一計算結果，目前生物能源政策，從直接經濟收益和節能的角度來看，其實是得大於失。

　　環保，是“正方”為生物能源辯護的另一個理由，其主要理由是乙醇汽油燃燒排放，要小於目前常用的汽油。但這一計算，同樣“遺忘”了生物能源在生產過程中的排放。

　　實際上，生產一噸生物能源，所損害的森林和植被，以及污染排放，要一兩百年才可以補上。美國政府多次宣稱生物能源是為了可持續、環保，但實際上生物能源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更大，“所以美國這樣做純粹是一個藉口。”

　　在這方面，甚至屬於正方陣營的歐洲人都提出了反證：今年1月，歐盟提出要將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但歐洲環境保護署卻已經敦促歐盟放棄這一目標。

　　但既然生物能源在節能、環保和直接經濟收益上均得不償失，而且還因為助漲糧價而導致在國際上的政治“失分”，為什麼部分大國仍堅持進一步發展生物能源？“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希望糧食價格繼續上漲，”德國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表示。

　　根據2007年12月通過的美國新能源法，2022年美國乙醇燃料使用量將達到360億加侖，有關專家計算，這需要消耗1.8億噸玉米，足夠5.8億人口吃一年。而在2006年，美國已經投入了4200萬噸玉米生產乙醇，相當於1.35億人口一年的口糧——加上其他國家，目前生物能源大約消耗了全球3% 的糧食產量——這正是美國農業部長所宣稱的，生物燃料推動因素“只占到糧價上漲3%”的理由。

　　這種偷換概念的托辭顯然經不起推敲。實際上目前的全球糧食供求屬於“緊平衡”，因此供應和需求的略微變動，都會引起價格的劇烈波動。只要美國停止生產生物能源一年，全世界的糧食缺口就能全補上了，但是美國根本沒有這個打算，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生物能源的產能。

　　當然，面對國內外輿論對高糧價的指責，美國似乎也做出了一個姿態。2008年6月3日，也就是在羅馬峰會開幕之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公佈了一系列措施，以強化對農產品期貨市場的監管力度。

　　耐人尋味的是，在具體品種上，CFTC卻僅僅宣佈對棉花期貨的暴漲暴跌進行調查，對於更受世界關註、價格波動更為劇烈的糧食品種，卻毫無實質性措施出台。這與CFTC同期對石油價格異常上漲展開的嚴密調查，同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實，糧食危機背後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機更為深刻，雖然有“陰謀論”嫌疑，但搞陰謀的人永遠不會承認，因而也無法完全驗證它。但從各個方面來講，這種不見硝煙的“戰爭”確實存在。

　　糧食陰謀的大國策

　　在分析糧食危機中的大國陰謀時，我們不得不論及《戰國策》中的一個故事。

　　春秋時期，齊國的國王命令大臣們都必須穿絲質衣服，但國內只准種糧食而不准種桑樹。於是，齊國絲價猛漲，鄰近的魯、梁等小國就紛紛不種糧食種桑樹，賣絲賺銀子。過了幾年，齊王又命令大臣們只准穿布衣，而不准賣糧食給其他小國。於是，魯、梁等國的人紛紛餓死，齊國滅亡了這些小國。

　　2000年鬥轉星移，國與國之間的主要鬥爭手段和目的，已經不再是赤裸裸的吞併與反吞併，但鬥爭的智慧卻一脈相承。只不過，這一次，主角由列國中的首富齊國，變成了世界首強美國。大國玩弄的籌碼仍然是糧食，但魯梁的蠶桑卻變成了亞洲國家工業品。

　　按照曾左韜博士的邏輯，“糧食陰謀”的大國策分為了兩步：第一步，美國先調整自身產業結構，逐漸淘汰一般加工業，自己重點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產業和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同時向亞洲國家轉移一般製造業和進口一般工業品，並廉價出口糧食，把各國農業擠垮。第二步，等亞洲各國大力發展一般製造業、各國政府如 2000年前的魯、梁國君一樣鼓勵國民大量種桑樹賣絲、激烈競爭使得工業品越來越便宜後，美國現在開始減少農作物出口，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糧食供應。

　　根據統計，在過去的37年間，日本糧食自給率由77%下降到27%。南韓糧食自給率也從本來可以自給急劇降到了26%。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國的日韓兩國，由此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與此同時，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其中大豆產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產量占34.4%，小麥產量占11.6%，出口量更是占據全球大半壁江山，從而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取得了決定性地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這是基辛格在上世紀70年代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的話。

　　歷史上，美國就發起過好幾回糧食戰爭，有過不少糧食援助和禁運的案例。仔細研究完這些史料，我們不得不感嘆“糧食援助這個比石油貿易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是如何決定不少國家的政治經濟命運的。

　　1945年，鐵托總統主持並領導了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蘇爭霸”的主角美國向南斯拉夫伸出了所謂的“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但從此之後，南斯拉夫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卻成為美國的傀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等西方盟國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妄圖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其中，美國對中國的糧食禁運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期中美關係破冰。

　　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以要求印度支持美國入侵越南為條件，曾對印度採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印度政府在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屈從於美國的淫威，最終改變了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美國立即停止了對智利的糧食援助。不過這次阿連德沒有被美國的威脅嚇到，而是奮發圖強，領導新成立的大眾聯合政府，全心致力於農業生產和公平分配的改革。當然，阿連德下臺之後，美國很快又恢復了對智利的糧食援助。不可否認，封鎖糧食是尼克鬆政府反對阿連德所採取的秘密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3年，由於國內食品價格史無前例地上漲，美國遭遇嚴重的“滯脹”危機，對大豆、棉籽及其製品實行禁運。當時，日本97％的大豆依靠進口，而其中的92％來自美國，因此所遭受的傷害最大。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蘇聯實行穀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沿著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設計的方案，以及美國政府指引的方向進行休克療法改革時，國會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當時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美國就提供多少糧食，但最終的結果是蘇聯解體。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大潮席卷中國，“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工程”以及“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無農不穩”、 “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的農產品公共產品性質得到了極大的認同，也早已經成為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最為重視的問題之一。

　　然而，糧食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力不僅限於徵糧派款、租稅分成等方面，而是早已越出了疆界。先是以糧食的人道主義援助的含蓄方式，“羞羞答答”地實施美國的偽慈善；隨後伴隨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更為直接的國家間農產品貿易談判與開放作為籌碼，赤裸裸地維護著美國的大國政治，糧食也早已經成為全球競爭“ 硬實力”的標誌。

　　新近的一次明顯地以糧食作為武器來干預他國內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國對北韓的糧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來，北韓連續幾年農業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南韓對北韓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北韓必須放棄核計劃，併在緩和北韓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

　　在美國經濟學家蘇珊·喬治文所著的《糧食政治入門》一書里，就描述了美國如何成功地用糧食援助，摧毀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農民失業，淪為附屬於美國消費需求的經濟作物園工人，讓這些國家的農業基因化、石油化、化學化和機械化，從而購買美國生產的種子、化肥、農藥、機械，讓這些國家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瓦解，使得人人成為產業化食品體系的消費者，用更高的價格，買取更低的營養。

　　資料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蘇聯糧食歉收，美國禁運而導致前者被迫在國際市場大量採購時，美國甚至“火上澆油”，通過法令在國內減少三分之一的小麥耕種面積。

　　當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況下，減少小麥出口進一步抬高國際糧食價格；如今則是在全球糧食供應趨緊的情況下，不斷加大生物能源的產能以製造更大的缺口，這就是當代“大國策”實現第二步的手段。而“大國策”的第一步——壓低全球糧食價格以打擊其他國家農業生產能力，其實現手段甚至更加隱秘。這個手段，就是糧食補貼。

　　補貼的糧食政治

　　讓·傅立葉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5年前曾經在中國某高校擔任國際貿易概論課的外教，當時有學生問：

　　全球貿易自由化不斷發展，而且歐美國家都倡導自由貿易，為什麼唯獨在農業補貼問題上，在談判中都始終不肯妥協？

　　傅立葉當時回答：

　　說實話，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事實上，在十幾年前，絕大多數的歐美學者都對這個問題迷惑不解。10多年後，烏拉圭回合變成了多哈回合，農業補貼問題的堅冰卻仍未融化。但隨著糧食危機再度襲來，當年學者們的疑惑卻逐漸有了答案。國際組織普遍認為，糧食補貼和生物能源是導致這場危機的兩大主要政策根源：後者擠占了發達國家的糧食用地，前者擠垮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體系。

　　長期的補貼刺激了發達國家的生產，過剩的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傾銷，導致這些農業補貼水平低的國家裡農民因種糧虧本而離開這個行業。這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造成了一種巨大的產業錯位：幾十年前，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農業產業的主力，發達國家的工業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形成了一種產業互補。而在目前糧食產業的主力轉移到發達國家之後，這種產業互補的格局被打破，甚至無論從工業還是農業上，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處於從屬地位。

　　在生物能源問題上和美國立場一致的巴西，在糧食補貼問題上卻與之針鋒相對，巴西總統盧拉說：

　　實際上一些貧窮國家仍有大量適於耕種的土地，但這些國家的農業發展潛力因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補貼而受到遏制。

　　世界銀行的報告也指出，發達國家的糧食補貼政策，實際是鼓勵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離開土地，進入城市。

　　另一個巨大的悖論於是產生了：全球糧食供求缺口日益擴大，用於種糧食的土地卻越來越少。因為，發達國家的土地去種更加有利可圖的能源生物，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則由於無利可圖而放棄種糧，到城裡打工或者改種經濟作物。

　　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扶正多哈》的文章稱：

　　不能期待發展中國家放手讓那些僅能維持自身生存的農民，同發達國家那些享受高補貼的農產品競爭。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

　　如果美國真的要一直將這場世界“糧食戰”打下去，沒有誰可以堅守下去，因為美國的潛力太大了，而且還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沒有耕種，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國家的糧食體系全部摧毀。事實上，美國原來的糧食體系同樣已經被糧食補貼政策所摧毀，但取而代之新體系卻更加令國際社會望而生畏。

　　美國的“安內”與“攘外”

　　上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政府曾建立過“低吸高拋”的糧食儲備體系，這是一個以價格收入支持為主要手段的農業常平倉制度，曾得到了農民、消費者的普遍歡迎。但在少數糧食寡頭的游說下，1996年，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糧食儲備制度。政府不再通過糧食儲備拋補去糾正糧食市場扭曲，而是簡單地支付糧食加工商收購價和農民維持農場可持續的價格差。

　　美國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對商品化農產品的補貼，1998年以後，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的規模上，其中80%流入到農民和農作物公司。但分配結構極不均衡，最大的1%的農場，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萬美元的補貼，最大的20%的農場，平均得到近1萬美元的補貼。但多數中小農場補貼甚少，甚至沒有任何補貼。補貼狀況的迥異，使得美國農場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小規模家庭農場則幾乎悉數被逐出商品化農產品的種植領域。另一個結果是，農民的農場收入卻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農民合作社所做的調研，在1910年，當地農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個美元的食物消費中，食物價值的流向），上游的農業投入，會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與營銷，會占45%。但到了現在，農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說，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團，拿走了幾乎全部的農業補貼。

　　大量農業補貼，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於是，大量新的食品工業投資直接建立在這些農產品上，從而使得美國逐漸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聯合體組成的食物帝國。通過不同的食物生產者之間的兼併、接管、聯盟等方式，產生了更為集中的食品產業集團，這些集團通過“無縫的縱向聯合，控制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整個食物體系”。

　　這個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比如像美國農業部居然會幫助開發種子絕育技術，而這種生物工藝，只能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在建立國內的統治後，糧食帝國的“無形之手”隨即伸向了海外。

　　比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最終都是由食物貿易商、加工商、分銷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被寫入GATT，併進入WTO條款中。世界各國的農民被迫直接面對發達國家巨無霸的競爭。於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勞動力、土地大量轉向城市和工業，或者在發達國家的建議與“資助”下，生產後者需要的單一品種的經濟作物，本地糧食供應體系被逐漸摧毀，最後徹底併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帝國體系。

　　由於美國大選鄰近，“糧食帝國”的游說能量更加不可忽視。儘管農業人口比例不大，卻是“板塊性”最強的利益集團，在一票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下，更加舉足輕重。實際上，決定最近兩屆美國大選的結局的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剛好都是農業大州。一個例子，便是美國在2008年5月份通過的新農業法案。根據該法案，從2007年到2012年，美國聯邦政府用於農業的補貼將達2900億美元，平均每年的補貼數額，將遠遠超過歷史紀錄。與此“交相輝映”的，是美國去年12月通過的新能源法案，提出將把生物能源產量再擴大數倍。“這充分表露了美國繼續在全球策動‘糧食帝國戰爭’的決心，”威廉·恩道爾先生稱。

　　人類近現代史上，帝國戰爭的發生往往伴隨著全球性的危機。這一次，同樣不例外。

　　新地緣王牌之糧食霸權

　　發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威脅之一，同時也深刻地改變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軍事霸權、能源霸權和金融霸權，是傳統上美國全球霸權的三大支柱。但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競爭重心轉向經濟領域，軍事大棒的威懾力已經式微；隨著美國公眾和一些利益集團對於高油價日益不滿，國內經濟進一步陷入滯脹，能源霸權也已經明顯表現出了雙刃劍的殺傷力；在次貸危機的重災區金融領域，美國更是元氣大傷。

　　其實，糧食霸權，已經成為了維繫和強化美國全球霸權的新支柱，因為糧荒比任何常規武器都具有更廣泛的生物殺傷力，而糧價比油價對政治穩定更具有重要性。

　　全球糧食危機，也有助於強化發達國家的能源霸權，因為目前大多數石油輸出國最大的經濟軟肋，就是糧食問題。因此，發達國家縱容甚至推動糧食危機，一個重要意圖，很可能就是將糧食取代石油併成為地緣政治王牌，以維持其全球的控制優勢。如果說，對糧食供應在量上的控制，主要在於地緣政治意義，那麼，對價格的控制，則具有直接的經濟意義。尤其是對於維持美元強勢和緩解滯脹困境，糧價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作為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糧價上漲，能夠直接減少經常項目下的逆差。同時，由於糧價上漲能夠推動全球通脹，促進全球貿易價格上漲，而全球貿易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計價，同時芝加哥又是全球農產品期貨交易中心，因此糧價上漲有利於增加全球對美元的需求，維持美元地位。

　　最近美國高官關於強勢美元政策的發言頻率可謂罕見，尤其是美國財長和美聯儲主席均發表了維持美元強勢政策的觀點。市場人士指出，美國各經濟部門在維護美元強勢方面，已經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儘管糧價上漲，也會推動發達國家的通脹，但由於消費比重較低，因此通脹影響明顯小於發展中國家。據瞭解，食品在發展中國家的CPI核算體系中的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在歐美髮達國家，普遍在10%以下。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也確實普遍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三倍以上。比如歐美的通脹水平基本都在3%以下，而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則紛紛接近甚至達到了兩位數，越南更是一度超過20%，併成為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近期紛紛動用加息等緊縮手段，以抑制急劇上升的通脹壓力。與此同時，儘管美歐央行在不斷抬高反通脹的聲調，但加息卻停留在口頭和市場的預期中。這或許就是“糧價陰謀”的真意所在。

　　歷史上的糧食政治

　　不管是從經濟學上的彈性分析理論，還是從一般的生活經驗角度來看，糧食都是作為生活必需品來看待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物品。中國曆史上，早在《南皮縣誌·風土誌下·歌謠》中就有“兵馬不動，糧草先行。年年防歉，夜夜防賊”的說法。“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軍事哲學，其實深刻反映的是糧食很早就已經滲入了政治因素。

　　在秦代“經國巨賈”呂不韋編纂的《呂氏春秋》“審時篇”里有這麼一句話：“夫稼者，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農業生產三分天下，天（氣候）地（土壤）人（勞動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敗往往關係農業生產的全局，所以尤其被呂不韋推到了首位。

　　但同時必須註意的問題，糧食的重要性是以一種潛移默化、化大象為無形的方式左右著古代中國政治。糧食問題幾乎是所有農民起義的導火索，是烏托邦政治理想首先要考慮的對象，太平天國時期的《天朝田畝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糧食以一種獨有的隱喻講述著真實的歷史，任何政治家都難以逃脫糧食的政治。

　　18世紀初期，日本的人口為3000萬，而當時的歐洲只能養活500萬至1000萬人，這不得不歸功於水稻種植和手工農具技術的改良，使得3000萬的人口能夠獲得足夠的卡路里生存下去。19世紀到來的時候，中國人口數量約為3億，但是隨後的短短50年，中國人口迅速超過了4億。而且學術界認為，古典文獻中的人口普查往往都被認為可能低估，僅僅4億這個數字就已經足夠龐大，如此的人口規模在中國曆史上已經算是空前。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人口論奠基人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超過食物供應增長趨勢的理論，人口有幾何增長的趨勢，而食物供應只有算術增長的趨勢，而且人口存在無限增長的趨勢，直至食物供應的極限。當中國人口數剛剛超過4億大關之際，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宣佈起義。怎麼會如此巧合，人口剛達4億，太平天國起義就開始？

　　實際上，危機早已存在，就像2008年熱播好萊塢大劇《功夫熊貓》中的龜仙人所言，“世間無巧合，萬事皆有可能，命中註定的事逃也逃不掉。”早在洪秀全起義之前，清朝初期，東南沿海就出現了嚴重的缺糧現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閩粵地方耕地稀少，產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運米接濟，經常“米價騰貴”，尤其是閩粵“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狹，產谷稀少”，加上當時生齒日繁，人口迅速增加，以及不時的澇旱災，出現“民食不足” 的現象。東南沿海米價騰貴，民食不足，是清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特別是自從“米價騰貴”現象出現的時候，當時親政不久的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棘手和不知所措，長時間內並未找到造成米價上漲的原因，更不用談及有效的解決問題了。直到乾隆十三年，敏銳的乾隆雖然發現全國各地連年米貴，但經過“反覆推究”，卻依然“莫知致此之由”。於是乾隆傳諭各省督撫，實意體察，據實陳奏。接過各地的奏摺，乾隆採取了核減採買倉谷、特免米豆稅等一系列“ 優惠”政策，以圖平抑米價，但都無功而返。最後，經過10年的統計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劇增使得社會對糧食的需求也水漲船高，而糧食的總產量卻未有實質性的改觀。

　　清朝道光十三年，全國田畝為742000000畝，而人口增至398942036人，人均土地只有 1.86畝。根據清代文學家洪亮吉的觀點，當時人均有4畝田產才能養家糊口，道光年間的人均數顯然已經遠低於這個平均值，人口與田畝、糧食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農民起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事情。而且道光年間天災人禍頻繁，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剛過了春節，全國各地因災荒而要求糧食支援的奏摺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師，同時鴉片戰爭的失敗使賠款成為壓在人民身上的巨大負累。

　　根據《清史·宣宗本紀三》上的記載：

　　是月，賑奉天白旗堡水災旗戶。給江蘇江都、丹徒二縣水災倉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蘇廟灣場竈丁，安徽東流、繁昌二縣水旱災口糧。貸湖北沔陽等八州縣衛、湖南武陵縣、甘肅金州等五州縣水災籽種，江蘇上元等十一縣、甘肅皋蘭縣水災口糧，山西河曲縣雹災倉榖。

　　但這隻是整個道光執政期間所發生災荒的冰山一角。

　　道光二十九年，這年正值大荒，以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最為嚴重，村鎮間饑民成群結隊，向地主索取錢米，地主武裝不僅沒有開倉放糧救萬民於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長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發生一場百年來最大的水災，沒有被淹死的饑民餓著肚子沿街乞討，常常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為食，直至奄奄一息，當時的悲慘情景著實不堪入目。這些都為洪秀全的革命理論提供了一個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的現實基礎。儘管積極賑災，但為此殫精竭慮的道光皇帝仍然沒有阻止太平天國起義在全國成燎原之勢。在絕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來了駕崩的日子，這也許是道光逃避罪責的最佳方式，雖然這並不都是他的錯，畢竟當乾隆對清朝人口的激增放任自流的時候，就註定了太平天國起義的必然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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