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胀战争》 (粮食政治)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粮食政治：粮价高涨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亨利·基辛格

　　为应对粮食价格高涨及对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及政府高层官员在罗马世界粮农组织总部举行高峰会议，商讨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尽管食品价格暴涨了近一倍，会期多了一天，与会人数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届罗马世界粮食峰会的餐饮支出，却比6年前的那一届降低了一倍半。

　　2002年在罗马召开的粮食峰会，与会者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2015年前将世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他们在餐桌上享受到了组织者提供的鹅肝、龙虾和各种名牌酒，却因此被媒体指责“伪善”，与“大吃大喝”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

　　本次峰会的主题，升级到了更为深刻的全球粮食危机问题，伙食标准却“降级”为馅饼、意大利面、牛肉丸以及十几美元一瓶的葡萄酒。组织者显然希望表现出更真实的善意与道德感。但粮食危机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

　　教皇本笃十六世在给本次峰会的信中说：

　　在一个资源充足的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不可接受的。

　　他并且指出：

　　地球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地球上的人们，数以百万计的人晚上却要饿着肚子睡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打一场败仗。

　　作为西方世界的最高道德伦理规范的代表，教皇的发言等于在承认人类伦理与道德打了败仗。因为，保障全人类基本生存权这一普世伦理道德诉求，遭遇到了政治。更重要的是，它遭遇到的是大国政治。

　　粮食政治：“阴谋论”？

　　小国间出现争端，国际组织出面调解，争端消失了；大国与小国争端，国际组织调解，小国消失了；大国间出现争端，结果是国际组织消失了。这是西方评论家们经常用来嘲笑国际组织的谚语。

　　在罗马峰会上，国际组织再次表现出了这种“政不出宫门”的无奈。这种无奈，尤其体现在峰会宣言中关于生物燃料的表述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制造生物燃料，只是呼吁继续有关研究。如此暧昧模糊的语气，与两大阵营在这一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对比。

　　粮食进口国家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普遍认为，部分国家的生物燃料政策，是粮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反方却是三个大国：美国、欧盟和巴西。

　　按照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计算结果，国际食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中，3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40%与生物能源有关，20%来自投机资金，10%来自贸易壁垒。生物能源因素对于粮价上涨，可谓是居“功”至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则显示，生物燃料需求扩大，造成粮价飙升15% 至30%。

　　的确，现在粮食品种的期货分析师在判断未来走势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动态，其次才是气候变化。而在此前，气候因素几乎是粮食期货价格变化的唯一战略性变量。

　　尽管具体计算结果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专家在分析国际粮价上涨因素时，都普遍将生物能源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让·齐格勒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构成了“反人类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成为一个“伦理”问题。

　　国际组织言辞激烈的抨击，并没有影响农业大国继续推动农产品“能源化”的决心。美国农业部长爱德华·谢弗在为美国生物燃料政策辩护时，称因此造成的粮价上涨不超过3%。巴西总统卢拉则更是表示：

　　乙醇生产和粮价危机无关。巴西已为有关生物燃料的辩论做好准备，我愿意为此周游全世界。

　　对于辩论的理由，卢拉说：

　　生物燃料的批评者没有提及高油价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

　　言下之意，生物能源由于可以抑制油价的下跌，反而可以起到降低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从而起到抑制粮价上升的作用。但称对方辩手健忘的卢拉总统，可能也忘了一件事：生产生物能源，本身也得消耗石油。

　　曾在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曾左韬博士提供的研究数据，为卢拉的“反方”提供了论据：收割、灌溉、运输玉米等原料，以及加上蒸发提纯乙醇，估计每生产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产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

　　以2007年12月的价格比较，乙醇的价格（2.38美元/加仑）比汽油（2.46美元/加仑）稍便宜，但同样体积乙醇的热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样的钱汽车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将近40%。根据这一计算结果，目前生物能源政策，从直接经济收益和节能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得大于失。

　　环保，是“正方”为生物能源辩护的另一个理由，其主要理由是乙醇汽油燃烧排放，要小于目前常用的汽油。但这一计算，同样“遗忘”了生物能源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实际上，生产一吨生物能源，所损害的森林和植被，以及污染排放，要一两百年才可以补上。美国政府多次宣称生物能源是为了可持续、环保，但实际上生物能源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更大，“所以美国这样做纯粹是一个借口。”

　　在这方面，甚至属于正方阵营的欧洲人都提出了反证：今年1月，欧盟提出要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但欧洲环境保护署却已经敦促欧盟放弃这一目标。

　　但既然生物能源在节能、环保和直接经济收益上均得不偿失，而且还因为助涨粮价而导致在国际上的政治“失分”，为什么部分大国仍坚持进一步发展生物能源？“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表示。

　　根据2007年12月通过的美国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乙醇燃料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有关专家计算，这需要消耗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而在2006年，美国已经投入了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相当于1.35亿人口一年的口粮——加上其他国家，目前生物能源大约消耗了全球3% 的粮食产量——这正是美国农业部长所宣称的，生物燃料推动因素“只占到粮价上涨3%”的理由。

　　这种偷换概念的托辞显然经不起推敲。实际上目前的全球粮食供求属于“紧平衡”，因此供应和需求的略微变动，都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只要美国停止生产生物能源一年，全世界的粮食缺口就能全补上了，但是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生物能源的产能。

　　当然，面对国内外舆论对高粮价的指责，美国似乎也做出了一个姿态。2008年6月3日，也就是在罗马峰会开幕之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监管力度。

　　耐人寻味的是，在具体品种上，CFTC却仅仅宣布对棉花期货的暴涨暴跌进行调查，对于更受世界关注、价格波动更为剧烈的粮食品种，却毫无实质性措施出台。这与CFTC同期对石油价格异常上涨展开的严密调查，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粮食危机背后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机更为深刻，虽然有“阴谋论”嫌疑，但搞阴谋的人永远不会承认，因而也无法完全验证它。但从各个方面来讲，这种不见硝烟的“战争”确实存在。

　　粮食阴谋的大国策

　　在分析粮食危机中的大国阴谋时，我们不得不论及《战国策》中的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王命令大臣们都必须穿丝质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于是，齐国丝价猛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就纷纷不种粮食种桑树，卖丝赚银子。过了几年，齐王又命令大臣们只准穿布衣，而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于是，鲁、梁等国的人纷纷饿死，齐国灭亡了这些小国。

　　2000年斗转星移，国与国之间的主要斗争手段和目的，已经不再是赤裸裸的吞并与反吞并，但斗争的智慧却一脉相承。只不过，这一次，主角由列国中的首富齐国，变成了世界首强美国。大国玩弄的筹码仍然是粮食，但鲁梁的蚕桑却变成了亚洲国家工业品。

　　按照曾左韬博士的逻辑，“粮食阴谋”的大国策分为了两步：第一步，美国先调整自身产业结构，逐渐淘汰一般加工业，自己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和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同时向亚洲国家转移一般制造业和进口一般工业品，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第二步，等亚洲各国大力发展一般制造业、各国政府如 2000年前的鲁、梁国君一样鼓励国民大量种桑树卖丝、激烈竞争使得工业品越来越便宜后，美国现在开始减少农作物出口，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

　　根据统计，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27%。韩国粮食自给率也从本来可以自给急剧降到了26%。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国的日韩两国，由此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出口量更是占据全球大半壁江山，从而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取得了决定性地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这是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

　　历史上，美国就发起过好几回粮食战争，有过不少粮食援助和禁运的案例。仔细研究完这些史料，我们不得不感叹“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是如何决定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运的。

　　1945年，铁托总统主持并领导了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苏争霸”的主角美国向南斯拉夫伸出了所谓的“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但从此之后，南斯拉夫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却成为美国的傀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其中，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破冰。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以要求印度支持美国入侵越南为条件，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印度政府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淫威，最终改变了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美国立即停止了对智利的粮食援助。不过这次阿连德没有被美国的威胁吓到，而是奋发图强，领导新成立的大众联合政府，全心致力于农业生产和公平分配的改革。当然，阿连德下台之后，美国很快又恢复了对智利的粮食援助。不可否认，封锁粮食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3年，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美国遭遇严重的“滞胀”危机，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当时，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而其中的92％来自美国，因此所遭受的伤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设计的方案，以及美国政府指引的方向进行休克疗法改革时，国会议员阿德·梅尔科特当时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美国就提供多少粮食，但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解体。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工程”以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无农不稳”、 “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农产品公共产品性质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也早已经成为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

　　然而，粮食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不仅限于征粮派款、租税分成等方面，而是早已越出了疆界。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羞羞答答”地实施美国的伪慈善；随后伴随着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更为直接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作为筹码，赤裸裸地维护着美国的大国政治，粮食也早已经成为全球竞争“ 硬实力”的标志。

　　新近的一次明显地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在美国经济学家苏珊·乔治文所著的《粮食政治入门》一书里，就描述了美国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农民失业，沦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工人，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使得人人成为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用更高的价格，买取更低的营养。

　　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联粮食歉收，美国禁运而导致前者被迫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时，美国甚至“火上浇油”，通过法令在国内减少三分之一的小麦耕种面积。

　　当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况下，减少小麦出口进一步抬高国际粮食价格；如今则是在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的情况下，不断加大生物能源的产能以制造更大的缺口，这就是当代“大国策”实现第二步的手段。而“大国策”的第一步——压低全球粮食价格以打击其他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其实现手段甚至更加隐秘。这个手段，就是粮食补贴。

　　补贴的粮食政治

　　让·傅立叶是法国巴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5年前曾经在中国某高校担任国际贸易概论课的外教，当时有学生问：

　　全球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而且欧美国家都倡导自由贸易，为什么唯独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在谈判中都始终不肯妥协？

　　傅立叶当时回答：

　　说实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欧美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迷惑不解。10多年后，乌拉圭回合变成了多哈回合，农业补贴问题的坚冰却仍未融化。但随着粮食危机再度袭来，当年学者们的疑惑却逐渐有了答案。国际组织普遍认为，粮食补贴和生物能源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两大主要政策根源：后者挤占了发达国家的粮食用地，前者挤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

　　长期的补贴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导致这些农业补贴水平低的国家里农民因种粮亏本而离开这个行业。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一种巨大的产业错位：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甚至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

　　在生物能源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的巴西，在粮食补贴问题上却与之针锋相对，巴西总统卢拉说：

　　实际上一些贫穷国家仍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因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补贴而受到遏制。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实际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另一个巨大的悖论于是产生了：全球粮食供求缺口日益扩大，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因为，发达国家的土地去种更加有利可图的能源生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则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种粮，到城里打工或者改种经济作物。

　　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扶正多哈》的文章称：

　　不能期待发展中国家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农民，同发达国家那些享受高补贴的农产品竞争。我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

　　如果美国真的要一直将这场世界“粮食战”打下去，没有谁可以坚守下去，因为美国的潜力太大了，而且还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没有耕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国家的粮食体系全部摧毁。事实上，美国原来的粮食体系同样已经被粮食补贴政策所摧毁，但取而代之新体系却更加令国际社会望而生畏。

　　美国的“安内”与“攘外”

　　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建立过“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这是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曾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在少数粮食寡头的游说下，1996年，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

　　美国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物公司。但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的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另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农场收入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农民合作社所做的调研，在1910年，当地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的流向），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拿走了几乎全部的农业补贴。

　　大量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逐渐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的食物帝国。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比如像美国农业部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而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在建立国内的统治后，粮食帝国的“无形之手”随即伸向了海外。

　　比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终都是由食物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GATT，并进入WTO条款中。世界各国的农民被迫直接面对发达国家巨无霸的竞争。于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大量转向城市和工业，或者在发达国家的建议与“资助”下，生产后者需要的单一品种的经济作物，本地粮食供应体系被逐渐摧毁，最后彻底并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帝国体系。

　　由于美国大选邻近，“粮食帝国”的游说能量更加不可忽视。尽管农业人口比例不大，却是“板块性”最强的利益集团，在一票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下，更加举足轻重。实际上，决定最近两届美国大选的结局的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刚好都是农业大州。一个例子，便是美国在2008年5月份通过的新农业法案。根据该法案，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290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补贴数额，将远远超过历史纪录。与此“交相辉映”的，是美国去年12月通过的新能源法案，提出将把生物能源产量再扩大数倍。“这充分表露了美国继续在全球策动‘粮食帝国战争’的决心，”威廉·恩道尔先生称。

　　人类近现代史上，帝国战争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全球性的危机。这一次，同样不例外。

　　新地缘王牌之粮食霸权

　　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军事霸权、能源霸权和金融霸权，是传统上美国全球霸权的三大支柱。但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心转向经济领域，军事大棒的威慑力已经式微；随着美国公众和一些利益集团对于高油价日益不满，国内经济进一步陷入滞胀，能源霸权也已经明显表现出了双刃剑的杀伤力；在次贷危机的重灾区金融领域，美国更是元气大伤。

　　其实，粮食霸权，已经成为了维系和强化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支柱，因为粮荒比任何常规武器都具有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而粮价比油价对政治稳定更具有重要性。

　　全球粮食危机，也有助于强化发达国家的能源霸权，因为目前大多数石油输出国最大的经济软肋，就是粮食问题。因此，发达国家纵容甚至推动粮食危机，一个重要意图，很可能就是将粮食取代石油并成为地缘政治王牌，以维持其全球的控制优势。如果说，对粮食供应在量上的控制，主要在于地缘政治意义，那么，对价格的控制，则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尤其是对于维持美元强势和缓解滞胀困境，粮价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粮价上涨，能够直接减少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同时，由于粮价上涨能够推动全球通胀，促进全球贸易价格上涨，而全球贸易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计价，同时芝加哥又是全球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因此粮价上涨有利于增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维持美元地位。

　　最近美国高官关于强势美元政策的发言频率可谓罕见，尤其是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均发表了维持美元强势政策的观点。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各经济部门在维护美元强势方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尽管粮价上涨，也会推动发达国家的通胀，但由于消费比重较低，因此通胀影响明显小于发展中国家。据了解，食品在发展中国家的CPI核算体系中的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10%以下。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也确实普遍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倍以上。比如欧美的通胀水平基本都在3%以下，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则纷纷接近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越南更是一度超过20%，并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近期纷纷动用加息等紧缩手段，以抑制急剧上升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尽管美欧央行在不断抬高反通胀的声调，但加息却停留在口头和市场的预期中。这或许就是“粮价阴谋”的真意所在。

　　历史上的粮食政治

　　不管是从经济学上的弹性分析理论，还是从一般的生活经验角度来看，粮食都是作为生活必需品来看待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物品。中国历史上，早在《南皮县志·风土志下·歌谣》中就有“兵马不动，粮草先行。年年防歉，夜夜防贼”的说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哲学，其实深刻反映的是粮食很早就已经渗入了政治因素。

　　在秦代“经国巨贾”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审时篇”里有这么一句话：“夫稼者，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三分天下，天（气候）地（土壤）人（劳动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败往往关系农业生产的全局，所以尤其被吕不韦推到了首位。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问题，粮食的重要性是以一种潜移默化、化大象为无形的方式左右着古代中国政治。粮食问题几乎是所有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是乌托邦政治理想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粮食以一种独有的隐喻讲述着真实的历史，任何政治家都难以逃脱粮食的政治。

　　18世纪初期，日本的人口为3000万，而当时的欧洲只能养活500万至1000万人，这不得不归功于水稻种植和手工农具技术的改良，使得3000万的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卡路里生存下去。19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约为3亿，但是随后的短短50年，中国人口迅速超过了4亿。而且学术界认为，古典文献中的人口普查往往都被认为可能低估，仅仅4亿这个数字就已经足够庞大，如此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是空前。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人口论奠基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的理论，人口有几何增长的趋势，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增长的趋势，而且人口存在无限增长的趋势，直至食物供应的极限。当中国人口数刚刚超过4亿大关之际，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怎么会如此巧合，人口刚达4亿，太平天国起义就开始？

　　实际上，危机早已存在，就像2008年热播好莱坞大剧《功夫熊猫》中的龟仙人所言，“世间无巧合，万事皆有可能，命中注定的事逃也逃不掉。”早在洪秀全起义之前，清朝初期，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闽粤地方耕地稀少，产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运米接济，经常“米价腾贵”，尤其是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加上当时生齿日繁，人口迅速增加，以及不时的涝旱灾，出现“民食不足” 的现象。东南沿海米价腾贵，民食不足，是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自从“米价腾贵”现象出现的时候，当时亲政不久的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棘手和不知所措，长时间内并未找到造成米价上涨的原因，更不用谈及有效的解决问题了。直到乾隆十三年，敏锐的乾隆虽然发现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但经过“反复推究”，却依然“莫知致此之由”。于是乾隆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接过各地的奏折，乾隆采取了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以图平抑米价，但都无功而返。最后，经过10年的统计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剧增使得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粮食的总产量却未有实质性的改观。

　　清朝道光十三年，全国田亩为742000000亩，而人口增至398942036人，人均土地只有 1.86亩。根据清代文学家洪亮吉的观点，当时人均有4亩田产才能养家糊口，道光年间的人均数显然已经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人口与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农民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情。而且道光年间天灾人祸频繁，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刚过了春节，全国各地因灾荒而要求粮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师，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赔款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巨大负累。

　　根据《清史·宣宗本纪三》上的记载：

　　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榖。

　　但这只是整个道光执政期间所发生灾荒的冰山一角。

　　道光二十九年，这年正值大荒，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最为严重，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武装不仅没有开仓放粮救万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没有被淹死的饥民饿着肚子沿街乞讨，常常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为食，直至奄奄一息，当时的悲惨情景着实不堪入目。这些都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尽管积极赈灾，但为此殚精竭虑的道光皇帝仍然没有阻止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在绝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来了驾崩的日子，这也许是道光逃避罪责的最佳方式，虽然这并不都是他的错，毕竟当乾隆对清朝人口的激增放任自流的时候，就注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必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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