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商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錄 |
蜀商是一個廣義的概念，這個群體應該既包括生於斯、長於斯的四川籍商人，也包括在此創業、在此成長的外來精英。只要是這塊土地給予其智慧和創業、成功的土壤，都屬於“蜀商”的範疇。
蜀商的研究概述[1]
關於蜀商的研究， 人們議論最多的是它古代的輝煌， 現代的尷尬， 當代的崛起。為古代輝煌歷史感嘆， 為現代默默無聞抱憾， 為當代的重新崛起吶喊。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蜀商雖從不曾成“幫” ， 但卻真真正正的歷史悠久(有三星堆為證)，有幾千年的歷史，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商幫的歷史都長； 蜀商雖以草根兒為主體， 卻實實在在的文化底蘊深厚，蜀商有良好的文化傳承； 人們關註蜀商的發展， 卻缺乏對其生存文化的整體研究。
蜀商的對區域經濟， 乃至對區域外經濟都產生較大的影響。按照肖雲(四川省社科院哲學與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在《中國商幫期刊的成功要素和發展戰略研究》中給商幫的定義來衡量， 歷史上蜀商從不曾成為“幫” ， 但是基於歷史學視角對蜀商的研究成果顯示(例如賈大全的《宋代四川經濟述論》、黃英的《淺析宋代蜀商》、秦立凱的《西漢蜀商經商能力初探》、周永衛的《西漢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等等， 從古至今， 蜀商的商業活動不僅對西南地區的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其商業活動遍及大半個中國，甚至國外， 而成為中國外貿的開山鼻祖。蜀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 三星堆出土文物證明， 先秦時期蜀人通過三峽水道和隴蜀故道與中原甚至西亞等地進行著文化交流， 蜀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到了戰國直至西漢時期， 在自由經濟政策的刺激下， 成都和臨邛逐漸形成兩大重要的商會， 蜀商表現更是活躍。蜀人開闢的以絲綢貿易為主的商道——“蜀身毒道” ， 就是有名的“南方絲綢之路” ， 其歷史比張騫通西域還早200來年。南絲綢之路， 說明蜀商是中國外貿的開山鼻祖。當代蜀商與世界商業文化融合互補，業績同樣驚人， 對區域外的經濟有重大影響。在廣西， 截止2000在此工作的四川人就達120多萬人，註冊各類工商企業3000多家。總投資額達400多億元， 涉及房地產、建材、物流等各個領域。還有， l995年， 四川天友集團的白燕川先生在中國與尼泊爾邊界找到一條“絲綢之路” ， 通過尼泊爾將其絲綢產品銷往南亞， 當年完成400萬美元貿易額。在區域內而言， 目前成都已成為西部最大的製鞋、製革基地，2006年為止有製革企業1000餘家， 年產值15億元； 製鞋及配套企業300餘家， 年產2億雙， 總產值突破100億元。
蜀商形成了一批資本實力雄厚、名播天下的商界領袖和名牌。“觀瀾湖2005胡潤百富榜” 的400名上榜富豪中， 有14人是四川企業家： 新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國棟建設集團王春鳴、巨集達集團劉滄龍、劉海龍、禾嘉集團夏朝嘉、漢龍集團劉漢、藍光集團楊鏗等等。同年，成都紅旗連鎖董事長曹世如躋身“管理100人” 名單，成為西部唯一上榜女企業家。2006年， 由商務部牽頭設立“中華老字型大小振興發展委員會” 認定的第一批中華老字型大小， 四川就有賴湯圓、鐘水餃、夫妻肺片、五糧液、瀘州老窖、郫縣豆瓣、四川德仁堂藥業等26家企業入選。這些都是蜀商文化取得的成果。在經營理念、制度文化等方面也有區別於其他商幫的顯著特征， 並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
眾所周知， 蜀商雖不如京商有巨集大的政治背景， 在秦以後也出現了一些斷代， 但是蜀商的精神一直傳承至今。蜀商是草根為主體， 草根應該有兩個特點： 一， 頑強， 代表一種“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的生命力； 二、廣泛， 遍佈每一個角落。因此蜀商雖不成幫， 但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經營理念和八大精神特質： 水式經營的精神、大道無為的精神、開拓創新的精神、開放吸納的精神、拼死求存的精神、實幹實用的精神、精工細作的精神、浪漫想象的精神。另外蜀商與商幫在組成群體上也不同。商幫的組成群體， 主要都出生在一個區域， 互相之間有著緊密的地緣關係； 蜀商組成的群體， 是四川的商人或者四川籍的商人， 既包括生於斯長於斯的四川人， 也包括來到四川打拼、成長的外地人。因此蜀商不可能特定意義上的商幫。
總之，對蜀商的研究， 有基於歷史學視角對蜀商群體及其區域影響力的研究， 有基於文化學的視角對蜀商精神特質的研究， 有基於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角度對經商模式的研究， 但是由於將蜀商文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的缺乏，因而在為當代蜀商振興的吶喊聲中， 出現了對其截然不同的認識， 比如對蜀商是“川耗子” 的說法， 有人認為是褒義， 有人認為是貶義； 又如視蜀商為草根商人， 有人認為這是在批評蜀商盆地意識強， 有人認為是說明其生命力強； 有人認為蜀商沒有成幫， 是文化缺失的表現； 又有人認為蜀商本身就是文化的體現。從商務文化的角度對蜀商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追尋其從無到有， 由興而衰， 直至由衰而興的坎坷歷程， 可以回答蜀商無幫而商的生命力何在， 可以找出蜀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努力的方向。
蜀商的產生與地理環境的關係[2]
迄於目前，學術界關於中國古代商人的諸多研究成果已經揭示，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特定地域的地理環境制約是商人產生髮展的兩個重要因素。宋代蜀商的生產和發展也不例外。對於前者對商人的產生所起的影響，賈大泉先生在其所著《宋代四川經濟述論》一書中已從“大批自產自銷的商品生產者的出現”，“專業商人隊伍的壯大”、“士大夫和官僚兼營商業的人數普遍增多”、“官營商業隊伍的膨脹”四個方面作了分析說明，茲不贅言。這裡，我們主要想談一談商人的產生與地理環境的關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某一地域範圍內特殊的地理環境對於商人的產生所起的作用是至為關鍵的。譬如，明清時期的徽州，經濟發展較為落後，但徽商卻遍及全國，並且財力居各地商人之首。對此問題，如果僅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方面而不從地理環境方面去解釋，是不可能獲得正確答案的。就宋代四川地區的情況來講，這一點也十分明顯。當時，在川西地區，由於人口較多，“蜀不足於地”，“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不少人為了謀生，紛紛從商。
如位於成都西南的邛州，其村民不但外出從商，而且還“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者皆可雇其充使”。川東地區經濟發展雖較為落後，土曠人稀，但由於多山，自然環境惡劣，不少人也紛紛從商，以謀生計。唐代大詩人杜甫寫道：“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子。”宋人王洙在註釋這首詩時說：“峽人富則為商旅，貧則為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間，瘠惡無以耕也。”由此看來，儘管川西與川東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但各區域特殊的地理環境均誘發了商人的產生。
進一步考察，我們還會發現，大凡交通較為便利的地區，不論其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所產生的商人是比較多的。例如果州，“郡當舟車往來之沖，其民喜商賈而怠穡事”。資州，“地狹民貧，無土以耕，在蜀為窮僻之邑”，但因有沱江橫貫其中，從商之人也較多，時人曾有詩雲：“資水通巫峽，誰家萬里船”。在詩人陸游筆下被稱為“峽路天下最窮處”的渝州，因有長江、嘉陵江相匯，“二江之商販，舟楫旁午”。與此相反，交通閉塞的地區，所產生的商人就較少。如蓬州，“環蓬皆山”，“民皆純樸好義，弗事華靡，務農力作，田裡墾闢，少商賈，多為儒家”；昌州，“郡環山為城”，“民勤而力穡，不趨末作，不事燕游”；陵州，“在崎嶇山谷之中”，“故無干金之賈，其俗樸，不樂轉徒”；普州，“介萬山問，無土地肥沃之產，無舟車貨利之聚”。這正反兩方面的情況，也證明瞭地理環境這一因素的重要作用。
有部分學者，在考察商人問題時，僅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這一角度去分析，而忽視地理環境的作用，這是很難準確地說明問題的，甚至還會導致一些片面的認識。比如：認為經濟發達的地區所產生的商人一定多於經濟不發達地區。其實，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在考察某一區域商人問題時，在註意社會經濟發展這一重要前提條件下，一定要分析它與該區域地理環境的關係。
宋代蜀商[2]
考察任何一個區域商人的種類，都必須聯繫該區經濟發展的狀況。結合宋代四川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其商人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茶商
宋代，在全國範圍內，伴隨著茶業經濟的發展，茶葉成為執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茶業生產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茶商紛紛興起，成為社會上人數最眾、資本力量最大的商人。宋代的四川地區，是當時全國的一大產茶區，北宋哲宗元年(1086)，“蜀茶歲約三千萬斤”，茶葉是市場上的大宗商品，因而，茶商成了四川地區名列榜首的商人。宋神宗元豐年間，負責四川榷茶的官員陸師閔指出：“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當時，成都乃“西蜀之會府，舟車所通，富商巨賈，四方鱗集，徵人之夥，獨甲他郡”，為四川最大的商業都會。其“茶商為多”，無疑說明在四川的諸種商人中，茶商人數最眾。另據熙寧年間的彭州知州呂陶說，如官府廢除榷茶，則“商旅大段通行”，於此也可見茶商較多。
終宋一代，茶商的發展有過幾次波動。北宋初年，“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貸下五‘茶上 ，宋廷在四川實行茶葉自由貿易政策，茶商發展較為順利。至宋神宗熙寧年間，宋廷在四川行榷茶之政，壟斷茶葉的購銷，茶商受到巨大打擊。史載：“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徵稅日蹙，經費不充。”此後，隨著官府榷茶之政的局部鬆弛，茶商又得以緩慢發展。南宋初年，趙開變更四川茶法，在不幹預茶商交易的同時，加強對茶商的控制及稅收的征收，茶商被納入了國家專賣制的軌道。
(二)鹽商
食鹽是一種銷售量既大又廣、商品性極強的商品，是商人逐利的大宗商品之一。遠在戰國、秦漢，鹽商即成為社會上十分顯赫的商人。降至唐宋，茶商雖迅猛發展，且有後來居上之勢，但鹽商仍不失為最有影響的商人。宋代的四川地區，為我國一大產鹽區，因而，鹽商聚集。在各產鹽之地，均有大批鹽商活動。如梓州路的富順監，“出鹽最多，商旅幅湊”。榮州，“應靈之鹽純白，而鹽賈最眾”。夔州路的大寧監，“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以致“田賦不滿六百石，藉商賈以為國”。在川南一帶的鹽產地，也不乏鹽商活動。北宋時期，川南少數民族為獲得內地的食鹽，還時常“鈔(抄)略鹽客”。
宋初，四川地區的鹽井分官掌的鹽井和土民斡鬻之井兩類。前者生產的食鹽全由官府控制，後者的大部分也要繳納官府，僅極少量“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在這種情況下，鹽商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自宋太宗末年始，官府在四川行食鹽人中之制，“令商人人錢貨......以射......鹽，這種限制才稍有放鬆。至宋仁宗慶歷皇韋占年間，伴隨著大批卓筒井的出現，鹽商無論是從隊伍人數抑或活動領域方面講，都得到了一次巨大發展。至南宋初年，趙開變更四川鹽法，仿政和東南引法，加強對鹽商的控制，鹽商也被納入了國家專賣制的軌道。
(三)布帛商
宋代，四川地區是全國一大布帛生產中心，生產的蜀錦，“擅名天下”，是名列天下第一的產品，很有市場，於是，大批商人紛紛從事布帛的販運貿易，這樣，就出現了一批布帛商。宋太宗淳化年間，宋廷為搜刮四川地區的財富，強行征收市場上的布帛，“川峽諸州匹帛、絲棉、絀布之類，堪備軍裝者，商人不得市取販鬻”。規定：“賈人先所市者，悉送所在官，官以市價償之，藏匿者置於法”，其後，“任事者競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當時，“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群眾起而為亂”。布帛商的失業，競成為促成王小波李順起義的重要因素之一，足見其人數之眾，影響力之大。
(四)藥材商
早在唐代，伴隨著藥市的出現和發展，四川地區出現了一批專門經營藥材的商人。據《潼川志》載，“唐末，天下貨藥者皆於九月初，集梓州王杞龍沖地，貨其所齎藥，八日夜始散，俗因謂之藥市”。入宋以後，藥市規模大為擴展，這樣，藥材商也得到較大發展。如在成都大慈壽的藥市上，“商列賈次，茶爐、藥榜、篷占筵專”，即表明有不少藥材商。
(五)糧商
宋代，伴隨著農業生產及商品經濟的發展，糧食商品化發展起來。在四川地區，且不說經濟較為發展的川西平原，就連“刀耕火種，所獲不多”的川東地區，農民也開始“貨鬻斛鬥”。這樣，一批糧商便出現了。宋仁宗天聖六年六月三日，宋廷詔“免梓州路轉下戎、盧(瀘)等州收納客旅興販斛鬥稅錢”。詔令里的“客旅”，無疑是指糧商而言。南宋時期，川西旱災，糧食欠收，為解決糧食供應，在綿州，“官司雖追集牙人及賣米鋪戶多支本錢，勒令承買”。這些賣米鋪戶，當然也就是米商。
此外，見於記載的還有酒商、花商、水果商、七寶商等，但與上述幾類相比，資本力量和影響都有一定局限。限於篇幅，茲不逐一考說。
如前所述，商人是商業活動的主體。這樣，商人的活動，無疑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入宋以後，四川地區興起的一批新型城市，如梓州、利州、興元府、渝州、瀘州等，基本上都是以“商賈輻輳”為其發展基礎的；另一方面，商品交換空前繁榮。在主要商道上，“繒錦、臬聹、蘚茗、刺繡、鏤刻、髹治之物”以及“牛騾、羊彘、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
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使得商業對社會的影響逐漸增強。當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商業的重要性已及於農業。王小波李順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官府禁私市布帛，“商賈不行，蜀民不足巾 秘。由此看來，商人以其“貿遷有無”的職能已經強烈地影響著人民的生活以及社會的安定。
不僅如此，商人的交換活動還反過來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以茶業生產為例，在四川未榷茶以前，官府准許商人在本區域自由販運茶葉，這巨大地推動了茶業生產的發展，於是乎出現了大批種茶專業戶。官府榷茶以後，商人紛紛失業破產，交換環節失調，加之橫征暴斂，老百姓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茶農大量破產。由茶業這一部門來看，商人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還是很大的。
蜀商在公元十世紀末破天荒地創造了交子這種紙幣，在世界貨幣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蜀商到外地活動，直接加強了四川與全國其他地區經濟的聯繫，促進了其他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如在荊南地區，入宋以後，由於“四方商賈所集”，興起了江陵、鄂州、潭州衡山縣南嶽市等一批在全國影響甚大的經濟都會，但在這些都會，普遍情況都是“蜀人為多，蜀商占絕大部分。再者，蜀商在西北地區頻繁參與官府的人中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宋王朝邊防供應不濟的矛盾，從而有效地鞏固了邊防。與此同時，官府為此付商人所交納的貨物價錢，大量將交子運人陝西，從而擴大了紙幣的流通區域，促進了這種新的貨幣的發展。
總之，宋代蜀商的活動，促進了四川以及其它地區經濟發展，加強了四川與外地的經濟聯繫；以其“貿遷有無”的職能促進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宋王朝邊防的鞏固；在貨幣史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其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