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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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順差(twin surpluses)

　　雙順差有兩種理解:

　　1.經常項目順差(尤其是貿易餘額順差),與(經常項目+私人資本項目順差)

　　2.經常項目順差與政府收支順差.

　　“雙順差”通常指貿易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的同時存在。嚴格地說，“雙順差”應該是指國際收支表中同時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金融項目順差。^[1]

　　外資的流入主要採取借債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DI)兩種方式，而發展中經濟體引資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利用外國資源(儲蓄)以彌補本國資源(儲蓄)的不足。許多人認為，引資的目的是引入外國的先進技術、管理和市場網路。這種看法，作為一個一般性命題，嚴格說是不正確的。

　　引入外資不是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必要條件。外國先進技術是可以買到的，買不到的技術一般也無法通過引入FDI得到。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可以說引入外資是引入外國先進技術的必要條件。第一：不引入外資(借款或引入FDI)就無法解決外匯短缺問題，從而就無法購買外國設備和其他產品。但是，這種情況依然屬於如何利用外國資源(彌補本國資源不足)的問題。第二：FDI(外國投資者擁有所有權)和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銷售網路不可分割。但是，這種情況只有在特定的時期和領域才會出現。事實上，日本和南韓就不是依靠引入FDI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在這裡，重要的問題是：發展中經濟體必須把通過借款或 FDI而得到的外匯用於購買外國資本品、技術、管理和支付其他費用。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所指出的：“引資國必須把資本流入轉化為經常項目逆差”。換言之，對應於每一筆資本項目下的流入都應該在經常項目下有一筆流出(經常項目逆差)。否則就談不上對外資的利用。因而，在正常情況下，無論是借款還是引入 FDI最終都不應該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

　　一國經常項目逆差的存在意味著外國資源的流入或外國儲蓄的利用。而外國資源之所以會流入是因為外資投資對該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有信心，願意將資源借給這個國家，以此實現本國的儲蓄意願。由於外國資金的源源流入，發展中經濟體得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經常項目逆差。但是，如果一國保持經常項目逆差的時間過長、外債餘額對GDP之比過高、外國投資者對該國還本、付息和支付紅利的能力失去信心，外資停止流入甚至撤出、外匯儲備就會枯竭、國際收支危機就會發生。

　　在什麼情況下一國會出現“雙順差”呢？最常見的情況是，在國際收支危機發生後，危機國必須設法增加外匯儲備，以恢復國際金融市場對該國的信心。為此，該國必須實行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實行貨幣貶值，以減小投資-儲蓄缺口，變貿易逆差為順差，同時積極吸收外資。東亞許多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出現“雙順差”，就是由這個原因造成的。當危機的後遺症消失、外匯儲備達到足夠高水平後，“雙順差”的局面也會隨之改變。在非危機期間，“雙順差”往往是短期的、同巨集觀經濟波動有關。像中國這樣，連續15年基本保持“雙順差”，而且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還將保持“雙順差”的情況，在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既然“雙順差”不是一種理想的國際收支格局，為什麼中國在過去15年來保持了這樣一種格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中國的1990年以來(除1993年外)一直維持經常項目順差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其一，儲蓄率過高。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儲蓄- 投資=經常項目順差。2005年中國的投資率高達48.6%，但儲蓄率則更高，因而，2005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達到GDP的6%以上並不奇怪。但是，也不能排除至少另外兩種可能性：經常項目順差造成了中國的儲蓄缺口而不是相反；儲蓄-投資缺口和經常項目順差同時是由其他原因(如匯率低估)造成的。

　　其二，國內外經濟的周期性變動。2005年，特別是200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相對疲軟，進口增長速度受到影響，故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大幅度增加。2006年中國經濟偏熱，與2005年相比，中國貿易順差應該不會有很大增加。

　　其三，中國的出口鼓勵政策。

　　第四，出口加工貿易在中國貿易中的支配地位。在舊國際分工格局下(如在雁行模式下)，比較優勢決定了各國的貿易結構。但處於這一分工格局中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必然有貿易逆差或順差。事實上，大多數參與這一分工的東亞發展中國家都有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逆差。在當前的國際生產網路的價值增值鏈中，由於中國所處的特定位置，不管儲蓄和投資的關係如何，也不管巨集觀經濟周期如何，由國際生產網路中的加工和裝配地位所決定的加工貿易是一定要創造貿易順差的。 2005年在中國102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出口加工貿易的順差為1400億美元(這意味中國的一般貿易存在38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值得註意的是，在中國的加工貿易中，外資占據支配地位。可以推斷，由於長期執行鼓勵出口的政策恰逢國際生產網路的迅速發展，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一種具有巨大風險的以外資為主導、出口加工貿易占支配地位的國際貿易格局。從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成因來看，中國自1990年以來的貿易順差，特別是近幾年來急劇增加的貿易順差既有短期周期性原因也有長期結構性原因。實現經常項目基本平衡需要有綜合治理措施，也不能一蹴而就。

　　長期以來中國基本保持了資本項目的順差，多年的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FDI)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原因。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利潤和利潤前景自然是首要原因。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國是一個儲蓄率高於投資率，既不缺乏資金也不缺乏外匯的國家，為什麼還要吸引瞭如此之多的FDI？

　　首先，中國的金融市場仍處在不發達的狀態。儘管就總體來說，中國的儲蓄大於投資，但許多潛在投資者無法得到必要的資金。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 FDI優惠政策，建立合資企業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一些企業為了獲得資金，於是引進FDI。在獲得外匯之後，便將外匯賣給中央銀行，並用所得人民幣購進國產設備和其他產品。其結果是FDI流入並未轉化為貿易逆差，而是轉化為外匯儲備的增加。第二，即便可以得到國內資金，但由於資本管制中國投資者難於得到所需外匯。於是引入FDI又成為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第三，制度安排導致的決策短視性。FDI是最為昂貴的一種引資方式。由於存在風險，沒有相當高的風險貼水，外國投資者是不會進入中國的。但是，對於任期只有4年的地方官和許多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的國企老總來說，FDI是“不付費的午餐”，FDI的利潤匯出是未來的事情，與他們無關。另一方面，FDI在他們任內的好處則不勝枚舉：擴大就業和增加稅收是其中最為明顯的好處。第四，引資的多寡已經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政績的最主要考核指標。在許多地方，引資指標要層層分解直至縣、鄉一級。許多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本來已經過於優惠的FDI政策的基礎上，層層加碼。如固定收益、負地租、強徵土地大搞開發區、高標準的基礎設施等等層出不窮，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勞動者的權益受到侵害等等都可以置之度外。第五，外逃資本的迴流。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誤差與遺漏數量極大。長期以來香港是中國大陸FDI的主要提供者，目前位居第二的FDI來源地是維京群島。在2005年來自維京群島的資金占中國FDI的19%。人所共知，在來自這兩處的FDI中不少是旨在取得優惠待遇或已經漂白的外逃資本。第六，為了引入戰略競爭者而引入股權資本。目前，中國引資的目的已經由過去所說的兩大目標——彌補本國儲蓄之不足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變為三大目標。這第三大目標是引進戰略投資者以推進體制改革。由於中國國企改革進展緩慢，WTO的過渡期即將結束，於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和鼓勵收購與兼併變成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 2005年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引入數百億美元。今後通過收購與兼併流入資金的數量很可能會繼續增加。在中國外匯儲備很快就會突破1萬億美元的情況下，通過出售股權的辦法來推進國企改革，從國家的角度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例如，不管從企業的角度看如何合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為了2.5億美元而把徐工這樣的龍頭企業賣給海外投資者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

　　衡量一個國家是資本輸出國還是輸入國的尺度是該國經常項目的平衡狀況。如果該國有經常項目順差，該國就是資本凈輸出國；反之，就是資本凈輸入國。在經常項目平衡時，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項目是順差，所流入的外國資本實際上就是由這個國家自己提供融資的，該國的資本凈輸入量為零。此時，資本項目順差等於所增加的外匯儲備(美國國庫券之類的外國資產)。而外匯儲備增加則意味著本國資本的輸出。因而，只要經常項目處於平衡狀態，無論資本項目下引入的外資有多少，這些外資都已通過增加外匯儲備的方式而重新流出。

　　中國目前不但有大量的資本項目順差，而且有大量的經常項目順差。存在經常項目順差這一事實表明，儘管是世界第三大FDI引入國，中國不但沒有利用外國資源以彌補本國儲蓄的不足，反而大量輸出了資源。這些資源被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用於彌補它們國內儲蓄的不足。“雙順差”導致了外匯儲備的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是中國用股權置換美國債權以及用經常項目順差購買美國債權的結果。

　　在維持資本項目順差的同時維持經常項目順差的福利含義是什麼呢？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登布希所指出的，“對於一個貧窮國家，不把資源用於國內投資以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而將其用於購買美國國庫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因為通常可以認定國內投資利潤率高於美國國庫券收益率，發展中國家保持經常項目順差將導致國民福利減少。在發展中國家不但取得了經常項目順差而且引入了FDI的情況下，國民福利變化分析較為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除非外國所有權同技術引入不可分割，同FDI成功轉化為相應貿易逆差的情況相比，FDI未能轉化為相應經常項目逆差(貿易逆差)將導致國民福利減少。總之，從資源優化配置的角度來說，一般情況下，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不應該追求經常項目順差；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應該把資本流入轉化為相應的經常項目逆差(貿易逆差)。FDI的引入量在理論上是有最優值的，過多或過少都將導致國民福利的減少。

　　“雙順差”是一種不合理的國際收支格局，中國的“雙順差”更是同各種制度缺陷、價格扭曲、巨集觀經濟不平衡相聯繫的。“雙順差” 已經並且正在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福利損失。作為世界的第三大資本凈輸出國，中國的投資收益一直是負數(2005年是例外)。與此相對照，作為一個資本凈輸入國(擁有大量外債)，美國的投資收益卻一直是正數。這一對比的意義值得我們深思。事實上，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國正在每年給美國提供數百億美元的補貼。從長期看，隨著外資存量的增加，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外國投資收入匯出的數量會不斷增加，中國在未來可能不得不進一步擴大貿易順差以便維持經常項目的平衡。屆時，中國的GDP和GNP的差距將越來越大，我們的後代子孫可能會背上支付FDI投資收益匯出的承重負擔。從中期來看，中國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模式和國際分工參與模式是否是中國實現產業升級的有效路徑也是需要深入討論的。從短期來看，“雙順差” 是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最主要根源。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給中央銀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困難。此外，中國的外匯儲備正在迅速接近1萬億美元。由於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不斷增加，2002年以來美元已經開始了所謂“戰略性貶值”的過程。一旦美元大幅度貶值，中國外匯資產將會大幅度縮水。總之，中國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儘快糾正“雙順差”的局面。當然，我們也不應該慌不擇路地魯莽行事。

　　為了糾正“雙順差”，降低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併進而減速外匯儲備。我們所應該考慮的政策包括：

　　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以及教育體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儲蓄。

　　第二，通過財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規)，縮小城鄉、地區和階層收入差距。

　　第三，深化國內金融市場、投融資體系改革，使國內儲蓄能夠順利轉化為國內投資。

　　第四，允許人民幣更多地根據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匯率。

　　第五，取消針對的優惠政策，對內、外資實行國民待遇。

　　第六，取消鼓勵出口導向的優惠政策。

　　第七，採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為引入外資而進行惡性競爭。

　　第八，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狀況作為政績的考核標準。

　　第九，取消中央政府有關規劃中的進出口和外資引入量指標(僅做預測)。

　　第十，進一步推進價格體制改革，使價格能夠充分反映國內資源的稀缺性。

　　第十一，各級政府制訂應急預案，為出口企業的結構調整做好充分準備，把結構調整對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的衝擊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十二，適當放鬆資本管制。但是堅決不放棄用管制的辦法遏制投資資本的流入。

　　第十三，鼓勵企業在國內上市，鼓勵三資企業利用國內金融市場籌集資金。

　　第十四，實行與WTO不相衝突的產業政策，限制外資對某些特定產業的進入。

　　第十五，增加政府支持企業的公共支出。

　　不少人對人民幣升值、減少貿易順差對就業的影響十分擔心。國際經驗證明，對就業影響最大的因素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不是貿易順差的增長速度。事實上，就業增長最多的年份可能恰恰是凈出口增長較慢的年份，因為在凈進出口增長較慢的年份往往是經濟增長較快的年份。升值可能會對出口部門造成較大的衝擊，盈利性較差的企業可能會陷入破產。但是這種調整正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由於經濟的總體增長速度較高，局部失業問題是較容易解決的。緩調、微調固然有其好處，但其害處也是十分明顯的。緩調、微調不足以扭轉結構日益惡化的趨勢。由於調整不到位，在預期的引導下，外資的源源流入將刺激資產泡沫的發展，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空間將被逐步擠壓。

　　中國以FDI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是歷史的產物。中國的開發正值拉美債務危機。如何既積極引入外資，又不至於陷入債務危機，是當時決策所關註的中心問題。積極引入FDI(而不是借債)和積極出口創匯的方針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換句話說，當安全性擺在第一位的時候，犧牲效率是必要的。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為了提高中國對外開放的水平，我們必須對中國的發展戰略、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要提高中國在全球中進行資源配置的效率，唯其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增長。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應該一味追求經常項目順差；FDI的流入應該轉化為相應的貿易逆差。中國的“雙順差”是當前中國經濟內外部失衡的集中表現，這種失衡是我們為過去的成功所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