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額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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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額雇員是指在控制公司規模、行業等影響因素後，公司雇員多於市場平均水平員工。

　　（一）外部經濟環境對超額雇員的影響

　　由於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市場化程度也不一樣。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市場化進程比較快的地區，企業行為更少受到政府干預的影響。曾慶生（2006）以上市公司雇佣規模作為社會性負擔的代理變數，考察了市場化進程與地區失業率對企業超額雇員的影響，研究發現，市場化進程越快的地區，上市公司相對雇員數越少；而失業率越高的地區，上市公司的相對雇員數越多。薛雲奎、白雲霞（2008）的研究表明高失業區的國有企業承擔了更多的冗餘雇員，在經濟越不發達的地區，即人均GDP越低的地區，國有企業承擔冗餘雇員的壓力越大，這與曾慶生（2006）研究結論一致。可見，外部經濟環境會對企業的雇佣行為產生重要影響。

　　（二）政府干預或政治壓力導致企業超額雇員

　　國內外較多的文獻研究了政府官員通過對國有企業施加政治壓力來解決社會就業問題，從而導致企業存在超額雇員的現象。有研究表明，政治壓力阻止了企業裁員（Frydman，Hessel and Rapaczynski，1998）。Shleifer and Vishny（1994）研究發現，政治掠奪導致的國有企業無效率通常表現在冗員、投資政府官員而非消費者受益的項目、傾斜的定價方案導致分配的扭曲等方面。Lin，Cai and Li（1998）及Lin and Tan（1999）指出20世紀50年代中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中國作為一個資本非常稀缺、勞動力相對富餘、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政府想要優先發展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同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相背離。這些重工業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缺乏自生能力，導致企業出現隱性失業問題；另一方面，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吸收就業的能力有限，政府為解決社會就業問題會要求國企雇佣過多的冗員。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後續研究（林毅夫、李志贇，2004；林毅夫、劉明興、章奇，2004）也指出在經濟體制改革後，國有企業中工人的工資和退休金的支付成為企業自己的責任。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政府不允許國有企業淘汰冗員，從而導致國有企業承擔了更多的冗餘雇員。與Lin，Cai and Li（1998）的觀點不同，Dong and Putterman（2001，2003）以1980年至1994年間中國的國有企業為樣本，運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考察了中國企業出現冗餘雇員的原因。研究結論表明國有企業的超額雇員問題並不是歷史上形成的。他們發現在1992年以前我國國有企業雇員不足，而從1993年開始國有企業的超額雇員顯著增加。對此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政府對企業裁減員工的限制、在產品市場競爭不斷加劇的情況下非勞動力投入的不足、需求的下降以及非國有企業高工資壓力下的工資上漲，共同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國有工業企業冗員率的上升。楊治等（2009）從另一個側面為政府干預企業雇員行為提供了證據，其考察了集體企業中政府控制變化對企業績效、員工福利的影響後發現，當政府控制通過改製退出集體企業時，企業經營目標更趨向利潤最大化，冗員現象顯著減少。

　　（三）產權差異使國企比民企的超額雇員嚴重

　　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還發現，由於干預成本的差異，國有企業的超額雇員比私有企業高（Ramamurti，1997；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而私有化顯著地減少了企業的雇佣數量（La Porta and Lopez de Sliaes，1997；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6）從理論上分析了國有企業相對於私有企業雇佣了更多的勞動力並對此進行了解釋，認為政府官員有動機使國企和私企都超額雇員，出於政治原因操控國有企業經營的政府官員得到了干預帶來的全部收益，而幾乎不承擔直接或間接的成本。但私有化使得政府官員的干預成本變得高昂以致阻止了私有企業的超額雇員。雖然政府干預國有企業的成本較低，但政府官員為實現政治目標而干預國有企業是有條件的，主要包括：政治市場不完全的程度（如新聞的獨立性）、預算和管制被任意操控的容易程度、政府與企業的法律關係、腐敗的普遍程度、國有企業無效率的機會成本（Shirley and Walsh，2001）。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從實證的角度對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6）的理論模型進行了驗證，運用時間序列數據考察了國有企業私有化前後相關指標的變化，研究結果表明與私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雇員數量相對資產比率以及雇員數量相對銷售收入比率均比較高，併發現國企私有化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勞動密集度。曾慶生、陳信元（2006）以1999年至2002年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控股股東的所有權性質對上市公司社會性負擔的影響。同時發現國家控股公司比非國家控股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員工，並且國家控股公司的超額雇員主要源自上市初的歷史遺留冗員。此外在國家控股公司中，國資委控股公司的超額雇員最多、勞動力成本最高，並且相對其他公司而言，該類公司上市後可能繼續存在超額雇員。而Patrick Belser and Martin Rama（2004）通過對越南338家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隨著國有股持股比例的增加，利潤動機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完全由國有控股的企業雇員效應最大，即與私營企業、合資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雇員水平很高。這表明產權性質是影響企業雇佣行為的重要因素，國有股企業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預而超額雇員。現有文獻較多關註企業超額雇員的經濟後果，而對超額雇員的原因及影響因素研究較少。文獻多從規範研究的角度出發，考察行政干預或政治壓力對企業雇佣行為的影響，尚沒有充分的經驗證據得以證明。此外，就目前搜集資料來看，已有的研究中雖然提出行政干預或政治壓力導致了企業超額雇員，但並沒有對行政干預這種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即為什麼企業會受到行政干預，以及政府通過什麼作用機制來實現對企業雇佣行為的影響。

　　（一）公司業績

　　研究表明，企業的超額雇員行為會降低公司業績。國內外已有學者研究了超額雇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Li and Liang（1998）發現冗餘的非生產性工人是導致國有企業虧損的一個主要原因，並且國有企業在虧損後並沒有做出裁員的反應。Xu，Zhu and Lin（2005）以我國工業類國有企業1997年和1998年第一季度的調查數據為樣本，從雇員的視角研究了政府管制和代理問題對改製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研究表明，通過增加企業對勞動力的自由安排，減少政府管制，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薛雲奎和白雲霞（2008）也發現高失業區的國有企業承擔了更多的冗餘雇員，作為補償政府為冗餘雇員多的企業給予了更多的財政補貼，超額雇員對國企的績效產生了顯著的負面效應。曾慶生（2009）研究表明，公司上市時大股東集團超額雇員越多，公司上市後三年的經營業績越差。上述文獻直接考察公司超額雇員與業績的關係，公司業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這些文獻並沒有進一步關註超額雇員通過具體影響公司的哪一方面導致業績低下的。

　　（二）勞動力成本

　　對於超額雇員是如何影響公司業績的，有學者從勞動力成本角度作了細緻研究。曾慶生、陳信元（2006）研究發現，超額雇員和高工資率共同導致國家控股公司承擔了比非國家控股公司更高的勞動力成本。與超額雇員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結論不同，薛雲奎、白雲霞（2008）的實證結果表明超額雇員多的國有企業並沒有承擔更高的勞動力成本，認為超額雇員多的國有企業通過降低雇員和高管的人均薪酬從而避免了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上述文獻中關於超額雇員對勞動力成本的影響並未得出一致結論，這可能是因為在計量勞動力成本時，直接以現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項目作為替代，而並未考慮高管薪酬對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在研究對勞動力成本影響時，剔除掉高管薪酬會使研究結論更可靠。

　　（三）稅收優惠及財政補貼

　　既然超額雇員會降低企業業績，那麼為什麼企業還會超額雇員呢？ 超額雇員的企業是否獲得了其他方面的收益？稅收優惠及財政補貼是政府部門補償承擔了社會性負擔企業通常採用的手段。 Lin and Tan（1999）在討論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時指出，由於重工業企業不能很好地吸收就業，而政府又限制企業裁員， 那麼這些承擔了超額雇員的重工業企業會相應地要求獲得其他政治收益，包括低息貸款、 稅收減免、 關稅保護等。 薛雲奎、白雲霞（2008）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這一點，通過超額雇員對補貼收入回歸，發現承擔超額雇員的國有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財政補貼。 曹書軍、 劉星和傅蘊英（2009）以2003年至2006年度中國製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對企業勞動雇佣與實際稅負關係進行了考察，實證結果表明公司雇員的絕對規模、 增量規模以及相對規模與公司實際稅負負相關，且超額雇佣程度越高， 實際稅負越低。 由此可見， 承擔超額雇員雖然給公司業績帶來了不利影響，但企業並不會無端地承受損失而不要求任何收益， 研究結論表明， 與沒有超額雇員的企業相比，超額雇員企業通過其他方面的收益獲得了補償。

　　（四）其他經濟後果

　　此外，研究表明超額雇員使企業發生更多的管理費用，承擔了更高的代理成本（曾慶生，2004）。而且大股東集團承擔的超額雇員越多政策性負擔越重，公司上市三年後，其非經營性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概率越高且占用資金規模越大（曾慶生，2009）。可見，企業承擔超額雇員會導致經營業績較差，作為補償企業能夠獲得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等收益，但這種收益能否彌補由超額雇員帶來的成本還有待進一步考察。現有研究對超額雇員與公司業績的關係研究較多，並且研究結論趨於一致。企業的超額雇員行為，作為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措施，實質上是企業承擔的社會性負擔。但現有研究中對於承擔超額雇員的其他政治收益的實證研究尚不豐富，有待進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