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增長理論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演化增長是指將增長視為經濟演化過程，即在數量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質量或結構性的變化，它也是一種知識增長過程，即知識如何被創造和運用的過程。因此，正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對於演化增長理論而言，“財富如何通過知識來創造”或者“經濟增長與知識增長的互動關係”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題。經濟增長不僅僅表現在要素積累或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還涉及到整個資源配置模式（包括生產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費模式等）的變化，它最終體現為一個經濟體能夠滿足人們各種不斷變化和增長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長理論從三個不同時期，站在不同起點上開始發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長理論：有的強調技術變遷，有的強調制度變遷，最新進展則強調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

　　(一)20世紀80年代至今：從技術變遷來研究經濟增長

　　演化增長模型最早是由Nelson和Winter(1982)創建的。他們的模型反映了產出、投人等要素隨著時間演化的巨集觀經濟時間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設在一個競爭性市場環境下，存在許多廠商，每一廠商都使用一定資本存量和技術，生產僅有兩個要素即資本和勞動，廠商充分利用資本，資本的增長是內生的。市場上存在不同技術，技術是里昂惕夫類型的。企業搜尋最贏利的技術，並把不贏利技術驅出市場。企業對技術的搜尋是一個馬爾可夫過程。模型的長期動態由兩個搜尋的隨機過程決定。第一個過程產生新奇性或發明作為暫時的私人知識，第二個過程中私人知識擴散到其他廠商，並最終變成公共信息。通過這些過程，廠商發現它比現用技術更贏利，並立即無成本地改變其資本去利用。在Nelson和Winter先驅性工作的基礎之上，Dosi、Silverberg、Verspagen、Fagiolo等人從微觀和巨集觀經濟的角度進一步發展了演化增長模型。演化增長的微觀經濟模型主要有四種：Chiaromonte和Dosi(1993)，Dosi等(1994)，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1996)，Fagiolo和Dosi(2002)；演化增長的巨集觀經濟模型也主要有四種：Conlisk(1989)，Met．calfe(1988)，Verspagen(1993)，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6)。Nelson(1995)、Silverberg和Verspagen(2003)對這些模型作了詳細的評述。這些新發展的演化模型都傳承了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強調了經濟增長中技術變遷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礎模擬選擇過程，選擇過程持續地變更技術，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儘管這些新發展的理論模型立足於不同的理論基礎，但仍然具有四個共同的觀點：第一，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一個演化的過程，而非新古典主義所說是向平穩狀態增長路徑的收斂過程。因為資本主義的轉化涉及經濟領域與其他領域因素如科學、技術與制度的相互作用。第二，與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類似，都贊同技術是形成經濟增長以及增長率變動的關鍵因素。但演化增長理論的特殊性在於用技術變遷解釋了增長率變化的趨勢。為此，演化增長理論作了兩點強調，一是區別激進創新與增量創新，二是區別創新與模仿。第三，關於激進創新和增量創新的作用。這些演化增長模型都贊同激進創新和增量創新在經濟變遷中的作用。激進創新常常開啟新的經濟活動的可能，創造新的產業，或者摧毀現存產業。增量創新是這些產業背後的驅動力。經濟增長過程的特征是結構變革，解釋新產業的增長和老產業的衰退是演化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第四，關於經濟選擇和競爭。演化模型都把競爭看成一個重要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長期趨勢。選擇的動態過程形成了經濟增長。據此觀點，分析國家的經濟增長、世界市場份額的變化需要採納群體動態的觀點。

　　(二)20世紀90年代至今：強調製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強調技術變遷的演化增長理論能夠解釋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顯示了這種理論所具有的魅力。但是，為什麼同樣受到工業革命影響的國家，如英國和法國，增長卻有差異?經濟史學家在對此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強調製度變遷的演化增長理論，其代表人物是DouglassNorth。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制度變遷的演化角度開闢了演化增長理論研究的另一條途徑。North認為，經濟增長理論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導致其缺乏解釋力的關鍵。在新古典理論以及演化的技術變遷理論中含有兩個錯誤的假設：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時間不起作用。因此，這兩者對“為什麼經濟走上持長的繁榮之路，或處於持續的停滯狀態?”難以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North把演化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以及經濟增長結合起來考慮。由於經濟增長存在制度的路徑依賴，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導致持續的繁榮，出現持續的貧困也是可能的。這將取決於制度的路徑依賴性。當經濟進人一種好的市場機制時，由於經濟的外部效應、學習效應、適應性預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饋機制，強化了這一軌跡，最終把經濟通向長期繁榮；相反，如果進人一種無效的制度變遷，經濟將在這條路徑上滑下去，陷人長期混亂與蕭條。影響經濟績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特點的混合體，它們都處於不斷的演化中，隨著時間變化而顯示不同的績效。據此，North提出，政治制度對經濟績效有著極大影響，將西方成功的市場經濟的各種正式的政治和經濟規則轉接到第三世界和東歐的經濟上，並不是取得良好經濟成效的充分條件。制度變遷的演化理論改變了新古典主義忽視制度的作用，在理論上具有進步意義。在實踐上，對於處在社會經濟轉型的國家，進行制度創新，避免陷於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徑依賴，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他們過分強調製度重於技術，而忽視經濟變遷的全過程中制度、技術和人口統計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影響關係，沒有構建一個理論框架把各個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來。這是它的缺陷所在。

　　(三)20世紀90年代至今：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演化經濟學家和制度經濟學家論及何種因素促進經濟增長時，都有不同的興趣點。前者主要關註技術進步的過程，後者則定位於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兩大學派相互之間很少交換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局限。Nelson等人試圖從新的角度統一這兩種理論。他們提出技術與制度應該被理解為協同演化，這種協同演化應該被看作經濟增長背後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應該被看作各自獨立發展。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ss North最近也採取了一種演化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制度形成和變遷。兩個學派之所以能夠相互靠近，主張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變，究其原因在於：

　　第一，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兩學派的行為假設都認為，人的行為和相互關係需要被理解為行為和思想共有的習慣的結果。人們在面臨複雜環境時，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都拒絕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設。

　　第二，對技術、制度等研究對象的共同關註。現代演化理論主要關註“技術”。對他們而言，一個國家的技術競爭能力是約束生產率的基本要素，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現在出現了新的傾向，演化經濟學逐漸把“制度”看成由社會、技術變遷本身鑄造的技術。不過他們還未能把制度納人正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雖然制度經濟學家明顯傾向於制度，他們也承認國家制度對於運用提升技術能力的影響是制度影響經濟績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為止，制度學家還沒有把技術和技術變遷明確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在理論上已經可行，Nelson等人已經找到一個恰當的概念使之作為兩大理論的連接點。其中，“慣例”可以作為一個聯合的概念。雖然許多演化經濟學家把“物質”技術作為慣例，然而，Nelson認為，慣例這一概念更適合於制度經濟學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為廣泛運用的“社會”技術，那麼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演化理論的一個成分就自然了。Sampat和Nelson提出形成慣例的項目通常涉及兩個不同方面，他們稱之為“物質技術”和“社會技術”。“對於後者，許多學者稱之為“制度”，如North稱之為“游戲規則”，威廉姆森稱之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為社會技術可更好地與增長的演化理論相協調。強調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物質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持續地起著領導性作用。社會技術的作用在於它確保物質技術的執行和發展。另一方面，沒有適當的制度，驅動經濟增長的物質技術將不能以它們應有的方式出現，取得應有的效力。當前的協同演化理論還很不成熟，如何以一個“正規的”或者“準正規的”模型表述這一協同演化的過程，則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說明影響演化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並且不同的因素隨時間而演化變遷，在某一時期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在另一時間可能會變得很不重要，並會為其他因素所代替。這是演化增長理論不同於新古典主義增長理論的方面。另外，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演化增長也有很大作用。Fagerberg(1988)，Freeman和Soete(1987)。Dosi，Pavitt和Soete(1990)等人認為，解釋經濟增長時，很難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之間作出有益的區別，任何模型都不能僅限於某一因素的狹隘視野中，強調單一的因素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總之，演化增長理論還處於不斷的演進之中，經濟增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按筆者看來，一定要結合具體情況，考慮技術與制度的具體協同演化規律。這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既要強調技術創新，建立國家創新系統，同時又要不失時機地推進產權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創新，使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根據不同情況作相互搭配，協同作用，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演化經濟學，就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的創生、傳播和由此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源既不是自然資源或簡勞動，也不是資本積累，它只存在於人類永無止境的知識探索和創新能力之中。由創新引發的報酬遞增，是經濟增長的基本現象。經濟增長過程，就是人類將新知識轉化為新產品、新技術、新管理方式進而導致經濟總量增加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又使經濟增長表現為動態的迴圈累計因果過程。正是對新知識的創造和傳播，才導致了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增長奇跡。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率的差異，在根本上是各國知識創造能力鴻溝的必然結果。演化經濟學在內容上的獨特性受到其研究方法的深刻影響。

　　（一）強不確定性、有限理性、滿意假說與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強調，強不確定性是技術創新，尤其是像蒸汽機、汽車、電子電腦等對人類歷史影響重大的根本性創新的基本特征。這種不確定性是基礎性的，人們無法事先通過概率對其進行計算。正是不確定性、專家間的意見分歧、驚異才成為經濟增長過程的標誌。在對經濟行為分析中，演化經濟學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設替代了完全理性假設，用馬奇的“滿意”原則替代了最大化行為原則，以此作為經濟分析的基礎。

　　在分析框架上，演化經濟學採納了達爾文主義的具有非均衡特征的“變異—選擇—遺傳”的演化分析框架，並結合人類經濟活動特性，將其發展為“多樣性創生（變異）—多樣性減少（市場選擇）—多樣性重新穩定（遺傳）”的演化過程分析。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依賴於創新和選擇兩種動力機制。創新由追求滿意利潤的經濟行為者所發動，它提供了經濟變化的新路徑，而選擇過程使多樣性不斷減少，市場和其他經濟制度是現代經濟最重要的選擇機制。經濟增長過程，就是創新和選擇不斷相互作用的過程，其中個體學習、組織適應和環境選擇同時存在。經濟活動在靜態上表現為秩序而非均衡，各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將會持久存在而不會出現所謂“趨同”，經濟演化的最終結果是不確定的而非最優化的。

　　（二）異質性、非加總與個體群思維

　　演化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以異質性假設和個體群思維為基礎，提供的是關於結構和過程的理論闡述。

　　演化經濟學認為，異質性是基礎實在本身，多樣性是演化的動力。所謂異質性，就是承認每個經濟行為者都是獨特的、不可化約的。不同個體之間存在持久而廣泛的差異，這種差異性不僅表現在它們會產生不同的新奇，而且表現為，即使面對同樣的新奇，行為者也會採納不同的行動。演化經濟學對異質性個體的處理方法是個體群思維，這是一種關於多樣性變化規律的分析方法。按照個體群思維，在一個由不同個體所構成的群體內，經濟演化是通過兩種機制得到說明的。第一種是多樣性增加機制，它是由不同個體永無止境的創新行為所帶來的；第二種機制是多樣性減少機制，創新會導致不同個體在群體中的地位發生變化，不同創新在擴散過程中在群體中被採納的程度是不一樣的，隨著主導設計的出現，多樣性的增長會受到阻止，甚至被侵蝕。這與主流經濟學將經濟增長看作是對同質化的個體分析單位進行生產函數“加總”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別。

　　（三）路徑依賴、動態報酬遞增、結構變化與制度演化

　　演化經濟學在歷史時間框架內分析增長現象，在對技術史的有趣考察中，發現了技術創新中路徑依賴的廣泛存在，即偶然的歷史事件可能會給某種劣勢技術一種初始優勢，從而導致該技術儘管最初不是最優的，但卻可以在乾中學、用中學的過程中獲得滾雪球式動態報酬遞增效應，最終發展成為主導設計。創新的意義不能僅僅用增長就可以得到完整說明，創新必然引起經濟結構變化，即質變，也就是發展，從而將增長理論與發展理論融為一體。在經濟增長的演化過程中，技術、企業和產業結構以及支撐性制度之間存在著一種交互作用、協同演化的動態關係，充滿著不確定性、路徑依賴和鎖定。經濟社會在技術—制度的協同演化中走向非均衡、非最優的演化過程。

　　（四）學習、資源創造與國家創新體系

　　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是複雜的、非線性的和充滿不確定的，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因此精確預測某種科技政策的效果是很難的，但政府並非在經濟增長政策上無所作為。演化經濟學創新體系內部各部分之間的聯繫作為創新政策的基本考慮，提出國家（或區域）創新體系概念，認為政府不僅要加強對大學基礎研究和企業應用研究的各種財稅補貼，也要加強生產商、供應商和用戶之間的垂直聯繫和交互作用，還要協調包括貿易、金融、育等不同層面的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有其自身特點，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因時因勢而定。

　　從演化經濟學的角度看來，演化增長理論的提出能夠解釋新古典增長理論所解釋的事實，並具有自身的理論優勢，它的產生給一直爭吵不休的增長經濟學的論壇上吹來一股清新之風。歸結起來，演化增長理論對增長理論的主要貢獻在於：

　　首先，它把微觀過程與巨集觀現象結合起來。演化增長理論把微觀過程作為基礎，而把巨集觀過程作為總體。這意味著巨集觀現象只是作為微觀現象運動的結果，微觀現象對解釋總的巨集觀過程起著重要的作用。對微觀現象的強調使演化增長理論更現實地處理結構變革過程這一類新古典主義難以解決的問題。按照Nelson的說法，正規的經濟模型應該是過程模型。均衡應該定義為或者分析為過程中的穩態或者過程推動系統的狀態。l1wai(2000)沿著這樣的思路所作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只有技術狀態維持一種非均衡的狀態，經濟將保持產生正的利潤。反過來，由於持續的技術創新，將導致經濟的非均衡，這正是Nelson Winter模型的意義所在。

　　其次，演化增長理論剋服了正統理論單一生產函數的限制，通過使用一種演化的里昂惕夫技術，採取了一種微觀的經濟分析方法來分析企業和行業的差異性，而新古典增長理論把經濟在整體上看作是同質的，它假設每個行業在生產率增長上都會經歷相同的變化，而未能看到一個行業的生產率增長僅僅按照它在總行業中所占的比重來影響平均生產率的增長。

　　其三，演化增長理論在行為決策上更具現實性。在解釋公司決策過程中演化分析採納了一種更接近實際的行為方法。按照這一觀點，廠商把環境刺激與公司反映聯繫起來，根據可觀察的“大拇指規則”作出他們的決策。這就決定了演化增長理論比新古典增長理論提出更具有現實性的增長理論的新理論架構。當考慮廠商運行的高度不確定性環境時，行為方法的採納也加強了演化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廠商並非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在搜尋中不斷試錯，追求滿意利潤的過程。

　　其四，演化增長理論引進了一個“動態競爭”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它能解釋廠商演化的競爭優勢，而並不依賴於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的均衡分析方法。後者把競爭作為環境的前提條件，在那裡，假設環境是競爭或接近於競爭，沒有相對競爭的轉移。相反，按照演化經濟學的觀點，競爭是廠商以及其他廠商反饋的追求策略所作的持續變化。因而這種分析更具有現實說服力。

　　其五，演化增長理論關於廠商技術的論述更具現實性。對“技術”黑箱的解剖比新古典主義更具有說服力。在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看來，生產函數中的技術表現為曲線向上移動。但演化增長理論認為，經濟中技術變遷並非如此，經濟增長純粹是一個技術的選擇過程。不同廠商的生產技術是不同的。在市場贏利的競爭下，企業響應不同的技術贏利性而將劣勢技術驅出市場。

　　其六，技術知識的私有與公有。在演化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的專有性方面已被看作理解巨集觀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專有技術的隨機創新在廠商及其總體的行業水平上產生了增長率的差異性。新古典增長理論認識到市場的不完全性、從R&D投資或從教育產生的外部性(Lueas，1988)、規模經濟所產生的溢出效應(Romer，1986)，技術專有性等是評價性理論發展的結果。但前者比後者更具現實性。近年來，演化分析的興起促進了在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中新熊彼特模型的廣泛使用。它比以前的增長模型具有更接近現實的假設。一如Aghion和Howitt的模型(1992)把技術進步當作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這間接說明瞭新古典學派對演化經濟學的肯定。就新古典主義而言，儘管吸收了演化經濟學的諸多思想，並試圖局部地矯正其正統增長理論的局限性，但因為它太倚重於傳統的新古典假設，如依賴於理性預期、完全信息、忽視制度和交易費用等，因而在理論運用中仍然受到較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