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生增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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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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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巨集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範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儘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繫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註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巨集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儘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儘管目前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複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物質資本（即可以積累的生產要素）的收益率遞減使人均增長停滯不前，而且財政政策沒有機會影響經濟的增長率。然而，內生增長理論則通過剋服可以積累的生產要素收益遞減性質而使經濟增長率內生化，並通過財政政策解決人力資本積累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和知識外部性等問題。
按照內生增長的因素概括出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第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第三，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
近年來，我國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而國際上衡量集約型增長方式的主要指標是“綜合（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這也正是內生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