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爾貝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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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爾貝爾主義(Colbertism)

　　16世紀，在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1665年擔任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之前，法國已經成為由絕對君主統領下的高度集權的民族政府，這種情形被路易十四稱為”政府就是我“。到1600年，法國的君主和他們的大臣已經執行了一些鬆散的政策，這些政策逐漸被稱為“重商主義”，或在1665年到17世紀80年代晚期之間的巔峰期被稱為“柯爾貝爾主義”。

　　柯爾貝爾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經濟方面，但是它的影響擴展到了16世紀和17世紀的所有政治和社會領域。伴隨著西歐鬆散的封建主義在15世紀到17世紀之間滅亡，不僅在法國，而且在大不列顛、荷蘭和西班牙，都有一個一般趨勢，即君主剝奪以前由貴族分別掌控的權力。尤其是在法國，越來越忽視其地產的貴族變得依靠王室。這導致城市中的貿易或商業部門依靠它們的行會，使其地位相對於傳統上占主導的農業部門而言變得更加突出。

　　法國君主既不關心城市商業、貿易或生產利益(資產階級)，也不關心法國貴族或農民階級。而且，王族不知疲倦地追求大量額外的收入來源用於支付開始於16世紀中期的國內和國外戰爭所需的資金。這些宗教的和宗派主義的戰爭使法國的所有階層精疲力竭，再加上王族的奢侈生活，耗幹了國民財富，使國家陷於債務之中。在柯爾貝爾主義經濟政策出現之前，對用於建立王族權力的貨幣的狂熱追逐已經激發了大臣們的靈感:貝斯尼、紅衣主教普萊瑟斯[Atmand-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以及紅衣主教馬澤林(Jules Mazarin)。總的來說，他們的財政措施推動了政策向柯爾貝爾主義的發展。不過，像它們看上去的一樣，這些雄心勃勃的努力很少能持續到這些大臣門的任期結束。

　　相反，柯爾貝爾主義註定會超越柯爾貝爾而流行下去，儘管後來受到修正。由於機智、直率和對路易十四專制野心的絕對支持.在1665年成為政府財政大臣之後，柯爾貝爾(一個通常被人輕視的人物)肩負了後來23年間建立王族和國家的堅實財政基礎的任務。法國的鄰國也轉向中央集權並且(荷蘭除外)實施了不同的重商主義政策。儘管如此，柯爾貝爾主義仍被標為異類，這並不奇怪，因為法國在當時是西歐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到I?世紀60年代仍然是最強大的國家。例如，在人口較少、實力較弱的英格蘭，之所以要發展重商主義是因為迫於地主和聯合起來的城市人發出的呼聲，他們迫切想要王族滿足他們的利益。另外，在法國，柯爾貝爾主義和它以前的措施被王族大臣們施加於國家的農業和商業，這樣在保證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同時強化了國家在國外和國內的權力。

　　柯爾貝爾主義要堅定地實現這些相互關聯的目標。柯爾貝爾不知疲倦地努力，他首先要擴大和加深王族對稅收的控制，在路易十四之前的體制下稅收因為應稅農戶的無效率和阻撓而幾乎被完全放棄。最後，他取消了國內因地方或省當局相互獨立而被強化的關稅網路。在職期間，柯爾貝爾試圖建立五大農場-一實質上是涵蓋法國中部大部分地區的自由貿易區，相當於英格蘭國土的面積。沒有減稅也沒有強迫貴族和教堂支付費用(儘管他希望這麼做)，他將繁重的負擔平均分配，同時給法國的重要商品制定最高限價。而且，面對強烈的反對，他設法暫時限制了皇室毀滅性的借貸。

　　對於對外貿易，柯爾貝爾主義是活躍的保護主義者。按照仍然留存於法國的金銀通貨主義概念，金和銀仍被認為是衡量一國財富的尺度.柯爾貝爾主義對除了一些原材料之外的其他進口商品課以重稅。在實施這樣的關稅壁壘之後，柯爾貝爾主義又著手弱化國內商業的地方法規，代之以整個國家的商業法典，進而發揮商業管理的功能，從而讓法國的商人和工匠得到特殊的好處。

　　柯爾貝爾主義也被再度興起的對公路和河流通行費的攻擊痛斥為阻止了國內貿易的自由發展，同時加大內部改進的工作量。運河的開掘受到了特別的關註，像17世紀70年代晚期一樣，許多法國重要的河道被清理或連接:塞納河(Seine)、盧瓦爾河(Loire)、加龍河(Garonne)、洛特河(Lot)和羅納河(Rhone) 。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是比斯開灣和地中海的連接，由工程師米迪(Pierre--Paul de Ricquet's Canal du Midi)負責。

　　而且，儘管以前的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都失敗了，柯爾貝爾繼續支持和補貼法國海外貿易壟斷者與外國人在加拿大、西印度和撒哈拉非洲的殖民地競爭，還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中東、非洲和北美洲展開競爭。為了保護其在海外的貿易壟斷者和殖民地，柯爾貝爾以其海軍大臣的另一頭銜尋求擴充海軍和商船隊，同時加強它們的後勤支援，從而加強了現代法國的海上實力。

　　由於急切地希望提高被國內外戰爭嚴重損害的手工工業的質量，柯爾貝爾和其同僚們試圖重新鼓勵行會管制，同時強迫自由勞動力重新集中在行會規則之下。補貼、撥款和特權被用於擴大產量，而且大量生產者得到了特別關照，例如玻璃製造業、毛紡業、絲綢業、織錦業、高級制衣業、礦業和造船業等領域的生產者。大部分企業開始時只是商店；不過有些規模較大，例如在阿布維爾成立的高級荷蘭制衣廠有1500名工人。所有這些企業的生產情況由柯爾貝爾的巡查員嚴密監管，柯爾貝爾基本上能掌握所有細節。

　　柯爾貝爾主義在理念和實踐上都達到了法國17世紀管理能力允許的全面程度。例如，公共建築-凡爾賽-在柯爾貝爾的領導下繁榮起來。他主要將精力投人到以下方面:標準化整個國家的祛碼、度量和時間；實施單一貨幣；鼓勵理論和應用科學。結果是令人佩服的，儘管最終只是暫時的成功；柯爾貝爾的政策被其繼任者繼續採用。柯爾貝爾主義建立在許多有助於其實現的推動因素之上:王室的奢侈生活；鄰國反對法國保護主義而進行報複導致的國外戰爭；以及法國的傳統主義和差異性。

　　從17世紀開始，許多國家已經尋求帶有柯爾貝爾主義特征的經濟政策。幾乎所有的民族國家，無論名義上是君主制、共和制、聯邦制、民主制還是獨裁製，都將自身的存在歸功於政權的集中和對經濟活動的大範圍控制。正如柯爾貝爾主義一樣，集權主義政府探尋打造國民經濟，之後按照國家利益將之合理化，一致地發展了計劃經濟。例如五年計劃，規劃了詳細的國民經濟目標，同時強調哪些經濟部門得到最多的資源，這長期以來都是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特征。

　　在19世紀和20世紀，柯爾貝爾主義政策出現在西歐和北美的發達經濟中。對貿易的禁止以及更為重要的長期對外國商品實施高保護關稅，這些是美國政府的政策特征。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當局實施了對大不列顛和法國的貿易禁運。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對日本實施禁運，以及在20世紀30年代在中立法案下對所有交戰方實行禁運。而且，從1950年到1990年.選擇性的禁運已經用來阻止美國高科技設備的出口，主要是針對面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口。

　　美國對有潛在競爭力的國外商品實施關稅壁壘具有更大的長期重要性。與柯爾貝爾主義對於法國從荷蘭、英格蘭和西班牙進口的商品所施加的限制一樣，美國的關稅壁壘尤其在1863年到1933年之間是排外的。他們還設計政策來保護特定區域的經濟利益，以及那些被認為沒有能力與成熟的國外對手競爭的“新興產業”。儘管尼克鬆、里根、布希總統的政府按照自由國際貿易原理對這些關稅進行了改革和修訂，但保護性關稅和其替代品仍然存在；聯邦德國和日本生產的汽車都不允許完全競爭性地出口到美國。大量在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南韓和中國內地生產的絲綢繼續被賦予限制性的進口配額。而且，在還沒有實施進口限制的領域，它們可以被用來威脅貿易談判中的其他各方。

　　在過去3個世紀強加的禁運和保護性關稅已經成為其他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主動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1957）、歐洲自由貿易組織（1959）、中美洲經濟合作共促會（1960）以及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1960）來反對仍然存在的貿易壁壘，包括其中隱藏的政治策略，柯爾貝爾主義最初的實施者對這些策略應該非常熟悉。

　　相似的，柯爾貝爾主義原理在19世紀和20世紀重新出現在任何政府保護或鼓勵各種商業、工業或農業企業的地方。甚至柯爾貝爾主義的重金主義信條仍然存在。在1933年，美國開始囤積黃金，像蘇聯、南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這樣，每個國家都尋求壓制來自其他國家的競爭，並通過貴金屬的存量來衡量自己的實力。柯爾貝爾主義也無意識地預期到了在20世紀生產性勞動力、工作倫理和完全就業的重要性。

　　從歷史的角度看，柯爾貝爾主義是對諸如傳統主義、地方主義、勉強維生的農業之類的西歐封建制度沒落的積極反應，是對手工業者和製造者施加限制性措施的結果。.這種性質的不完全發展使得君主可以通過中央集權在不同水平上保證他們自己和領地的存續。然而，由於缺乏更有生產力的經濟，無論是路易十四還是和他同時代的君主的雄心都沒有實現。柯爾貝爾主義通過非傳統的資源配置方式、籌集財力和提高生產率提供了改善這些問題的最有分歧和最系統的方式，而這一切和柯爾貝爾本人幾乎超人的精力與智慧是分不開的。

　　學者對柯爾貝爾主義的評價差異很大。他們對於柯爾貝爾主義的效果、合意程度和結果意見不一。隨著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的出版-對於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的經典論述，柯爾貝爾主義和重商主義被擊倒了。受到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政治潮流開始轉向反對君主專制，轉向更加自由、個性化和民主的社會。這些政治價值被轉化為經濟價值:以國家自身利益為幌子對經濟活動進行廣泛的政府指導和管制被認為是危險和有破壞作用的。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代，人們希望政府為企業提供服務而不是監督市場上的決策。

　　然而，在19世紀後半期，可以看到對資本主義行為和預期的修正。在西歐國家一體化和美國統一(美國內戰的結果)中所體現出的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孕育著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敵視。另外，社會主義的出現和到20世紀早期共產主義哲學的復興，為政府直接干預國家經濟生活提供了證據。其他因素也證明重新塑造政府和私有企業之間的關係是重要的。資本家對於割喉式競爭的無利潤結果的正視，加上尋求控制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改革運動，在西方經濟中快速地重塑了政府的地位。20世紀的世界戰爭同樣增加了政府控制經濟的力量，這種增加是極其巨大的。這樣，由於許多政治和社會壓力，國家變得更加願意干預經濟，到了20世紀50年代大多數高度發達的國家已經變成了混合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柯爾貝爾主義的“盛大設計”這個顯著特征再度出現:政府計劃；保護主義；特權向受扶持企業或經濟部門擴張；支持規制和調查政策，給“私人企業”補貼、撥款和貸款；強化工作倫理；管理國家的金融和財政計劃—所有這些都與福利國家的增長聯繫在一起，無論是它們的意識形態還是方法。

　　到20世紀80年代，國際潮流開始轉向反對柯爾貝爾主義和新重商主義。雖然柯爾貝爾希望鞏固法國經濟，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目標是鞏固巨大的國際商貿組織，讓它們的運行與世界經濟的現實更加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