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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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National Benefit)

　　國家利益是滿足或能夠滿足國家以生存發展為基礎的各方面需要並且對國家在整體上具有好處的事物。

　　(一)國家的生存

　　國家的生存是國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成份是國家的基本利益，也是國家最重要的利益。國家的生存是國家的基礎，沒有國家的生存，國家的其他利益就無從談起。任何一國都是由自主自決的最高權威、領土、國民和政府這四個基本要素構成的。如果缺少了這四個要素的任何一個就不成其為國家。因此，自主自決的最高權威獨立，領土完整、國民生存，是國家生存利益的基本內容。

　　(二)國家的制度

　　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是一國的國民賴以組織起來追求公共目標的前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將對一國回民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促進共同利益的實現能起有效的保障作用。因此，維護本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是一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國家的發展

　　讓國民能夠安居樂業是國家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當在國家生存之餘，藉由政策制度最大化國民的經濟福利，進一步促進人民的經濟發展，同時發展本國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事業等，達成增加國民社會福利之目的，並提供良好國民教育之目標，最終也能為世界的和平、繁榮和正義作出貢獻以提升國家​​於國際社會中的名望與能見度。

　　(四)國家的特性

　　保存國家的核心價值同樣是一國的重要利益。從國家是國民的生活共同體的意義上說，國家的存在需要國民之間存在著高度的認識上和價值上的認同。這些核心價值不僅滲透於本國的各項制度，而且有助於國民解答“我是誰?”這樣根本性的認同問題。沒有這種相互認同，國家的存在就失去了精神上的紐帶，國家的分崩離析也就成了現實的危險。因此，國家需要本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具有自身特性的意識形態、歷史傳統、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風尚和生活方式等進行維護，以強化本國國民的凝聚力，防止外部異質的價值體系侵蝕本國特性。

　　國家利益的判斷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國家利益是客觀的，它時時刻刻以有形和無形的方式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如主權、領土完整、經濟福利、文化、價值觀念等。因此，國家利益具有客觀的判斷標準。從時間跨度上國家利益可以分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利益；從形式上可分為根本性和次要性的利益；從領域上可分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因此判斷國家利益，可以根據各種排列組合，權衡利弊得失。在外交實踐中，絕對的利弊很少存在，所以只能綜合考慮，有所取捨。人們有時說的“兩利相權取其重”和。兩弊相權取其輕”，指的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判斷國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種主觀臆測成份。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威脅、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價值觀念、文化交流等方面時，往往又同主觀臆測相聯繫。

　　(一)國家利益合理性的判斷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階級和政黨，對國家利益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見解。如美國認為發生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和角落的事件都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發生在全球任何地方不符合美國口味的事變都會侵害美國國家利益，因此美國應推行干涉主義政策，進行干涉。中國顯然是難以認可美國的這種國家利益觀。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國家利益才是正當與合理的，因而是可以維持、發展的，什冬樣的國家利益是不正當、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須加以限制和反對的呢?也就是判斷國家利益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尺度是什麼?我們認為：

　　1.維護和發展主權界定的國家利益是正當與合理的，因為各國都有主權；

　　2.維護、增進實現了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統一的國家利益是正當與合理的；

　　3.發展與人類社會共同利益、進步利益相一致的國家利益是正當與合理的。

　　(二)國家利益重要性的判斷

　　1.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國家利益是指引國家對外政策的指南。然而，國家利益包括多個方面，這些利益並不同等重要。要追求一項有效的對外政策，國家必須對國家利益的優先次序進行確定，首先追求國家的主要利益，而後去追求其他的次要利益。優先次序的確定，有三方面的判斷依據。

　　首先，要分析利益的不同本質。那些基礎性和根本性的利益必定是國家的主要利益。

　　其次，要分析外部國際環境的特征。在外部安全威脅弱化的和平環境中，一國的發展利益就會上升為國家的主要利益。

　　最後，決定利益的優先次序，也要依據國家所擁有的權力和資源的多少。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可以同時追求多項主要利益，而實力弱小的國家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力量來保障其核心的主要利益。

　　2.當前利益和未來利益。國家的利益會隨著國內政治經濟的演變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一些當前的利益，必須在眼前加以實現。一些利益在當下還是潛在的，未被認知的，只會在未來某個時候才會凸現出來。

　　3.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從時間跨度上來分析國家利益，通常一國的長期利益要高於其短期利益。

　　對國家利益的正確認識直接關係到一國是否能夠制訂正確的國家戰略和對外政策。要做到這一點，一國應遵循以下行動次序：首先追求本國的主要利益，而後去追求本國的次要利益；首先追求本國的當前利益，而後去追求本國的未來利益；首先追求本國的長期利益，而後去追求本國的短期利益。不這樣，在本末倒置的國家利益觀的指導下，一國的國家利益註定會在國際交往中蒙受損失，最嚴重時，會葬送整個國家。

　　國家利益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國家利益的核心和外延部分會隨著內外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例如，在獨立初期，發展中國家為了保衛新生國家和政權，必須強調國家的尊嚴和經濟的國有成份。但到了一定的階段，發展中國家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變動。

　　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度提升，也增加了各國之間共同利益的重合。如此一來，國家利益已不再限於孤立民族國家的自身利益，也不單純是非你贏即我輸的“零和”式爭鬥，而是逐漸演變成國際間的共同利益，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

　　冷戰結束後，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自主自決的最高權威問題上分歧嚴重。為了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爭取更大的和長遠的利益，無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認為有以雙邊和多邊條約的形式犧牲部分國家自主自決的最高權威的必要。但是雙方的分歧主要在於：西方發達國家認為這種犧牲應當是自動的和無條件的。發展中國家則堅持這種犧牲應當是自願的和有條件的，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者處於不平等的起跑線上，發達國家實際上利用自身的優越條件強迫發展中國家做出單方面的犧牲。

　　西方發達國家在“民主”、“人權”問題上也向發展中國家施壓，橫加干涉它們的內政。這種無形的政治理念同樣也關係到國家的根本利益，發展中國家以穩定為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沒有穩定，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經濟搞不上去，一切都是空的。

　　在自主自決的最高權威、人權等這些涉及國家根本利益問題上，西方觀念先進和發展中國家觀念落後的差別是根本不存在的。西方發達國家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這些問題。首先，一個國家不但要在本國事務上發揚民主，而且在國際社會中也要發揚民主，對給予國際社會多數的選擇尊重和理解；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西方發達國家不應該以原先殖民帝國或宗主國的心態看待發展中國家的提升，也不應該以挑剔的眼光看待發展中國家在前進的路上產生的問題；第三，世界是豐富多釆的，各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模式不應該、也不會是單一的。發達國家以高人一等的心態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不僅在道義上是不對的，而且在實際上也是行不通的；第四，發達國家想對發展中國家長期保存領先差距，因而在政治上控制、在軍事上制約、在經濟上剝削、在文化上滲透發展中國家是違背歷史潮流的。

　　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實現主要是依靠國家的對外政策的實施。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依據的就是對國家利益的判斷，哪些是國家利益，哪些不是國家利益；哪些是主要的國家利益，哪些是次要的國家利益；在某一具體的國家利益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只有把這些問題都明確了，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對外政策，也才能更好地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

　　關於國家利益的判斷一般都體現在具體的國家戰略之中，國家戰略的制定過程就是將抽象的國家利益轉換成具體的國家目標的過程。但是，在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時，“外交政策的爭論通常集中於手段而非目的”。比如，美國在“冷戰”時期，雖然已經感知到有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需要，並達成了國家共識，但就如何做到這一點卻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喬治·凱南主張只在具有重大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價值的地區(如歐洲、日本和中東)實行選擇性遏制，並使用經濟而非軍事手段；而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則力主進行“全球性遏制”，並強調軍事手段。這兩方面的爭論在“冷戰”時期的美國對外政策中一直持續著，並交替主導著美國的對外政策。“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實現的環境呈現出不同的複雜的面貌，各國的對外政策的目標和手段也必須相應的進行調整。在全球化的形勢下，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必須註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全球化時代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手段必須改變。

　　長期以來，許多國家將弱肉強食視為無法改變的國際鬥爭規律，因此在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時很少考慮自己的政策是否會有損於他國的利益，當不同國家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便訴諸武力。在全球化條件下，傳統的那種“實力博弈”原則已經過時，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意識到武力並不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因為目前國與國之間事實上存在著複合相互依賴關係，也就是一種交互性的多邊性的依存關係。這種關係的存在客觀上就要求各國在追求國家利益的時候，要採取和平的方式，如果發生矛盾和衝突也要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這是因為：首先，各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一般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條約、協議、機制、國際性規則基礎上的，即國家間關係存在著眾多的法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隨心所欲地獲取某些利益，必須使用合法的、正當的方式和手段，諸如藉助國際規範、國家間達成的正式協約、積極而有效的外交談判、建設性的對話等，來謀求自身利益的實現。我們看到，“冷戰”後依據國際法、習慣法和國際慣例進行多邊磋商日益成為解決國家利益衝突的主要方式。

　　其次，全球性的人類共同利益逐漸成為各國國家利益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冷戰”後國際政治氣氛的緩和，突出了全球問題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諸如環境污染、人口猛增、毒品泛濫、核武器擴散、世界範圍的移民潮以及富國與窮國之間差距的拉大等全球性問題，不是單獨或少數幾個國家所能全部解決的。這部分國家利益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協商、共同合作才能得到實現。國家間的相互依存一方面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家利益是零和關係的觀念，認為國家利益是可調和的，另一方面很多的國家利益成為人類的共同利益，而不單純是某一國家的特殊利益，這對各國來講，合作比對抗能更為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

　　在全球化條件下，各國正逐步放棄武力解決國家利益衝突的方法，國家間協調傾向不斷增強。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協議就是談判各方相互妥協的產物。聯合國通過的關於《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100多個國家在條約上簽字，也是世界各國相互協調的結果。可見，在相互依存關係不斷加強的情勢下，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實現，只有在尊重他國合理利益和要求的基礎上，各有關國家做出相應的妥協，才能達到各得其所的目的。

　　(二)全球化形勢下，國際組織已成為各國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場所。

　　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實現有賴於民族國家在國際環境中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聯繫，而國際組織的廣泛建立正是為這種聯繫提供了固定的渠道。在“冷戰”時期，國際組織處於低檔運轉狀態，比如在國家的安全利益上，多數國家採取與大國結盟的方式來維護安全利益。如西歐、日本長期處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東歐及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則與蘇聯結成聯盟。“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變得愈加密切和複雜，國際交往更加深入和廣泛，加強國際溝通與協調就變得極為重要。

　　隨著大國勢力的衰落，世界各國紛紛展開自主外交，參加和建立各種國際組織，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和集體安全利益的實現。各種層次和類別的國際組織，在緩和矛盾、減少衝突、協調立場和行動、擴大交流、增進友誼、加強合作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例如聯合國在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促進國際合作和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方面都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在確立國際貨幣體系和貿易制度，維護國際貨幣穩定和促進世界貿易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協調和管理職能。許多國際組織還積極推動了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但是，各國在利用國際組織來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的時候，都要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必須讓渡一部分國家主權。這種讓渡是以對等為原則的，是相互讓渡，是讓渡與共用的統一。每一個國家加入某一國際組織都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在其主權讓渡給國際組織的同時，實際上它也會得到其他國家出讓權力的回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一國加入了國際組織，實際上使該國的權力得到了延伸。這種主權的讓渡並不是拱手相讓，而是以保證當事國最大利益的實現為基本前提的。它並不否定國家主權的自由行使，當加入某一國際組織而無法實現自己的利益甚至於有損自己的利益的時候，當事國就會毫不猶豫地退出該組織，以維護國家主權的尊嚴。因此，在國際組織中，各國的主權讓渡主要是為了尋求更廣泛的國際合作，解決相互依存的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果是某一大國為求本國單方面利益的實現而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強迫他國主權讓渡，則不僅不會帶來合作及各國國家利益的實現，還會對國際關係的正常發展造成損害。在國際組織中，各國要想獲得更大的利益，就必須強調主權國家同意的原則、權利和義務平等的原則以及相互制衡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有各國的共同發展。“冷戰”後，國際組織的作用大大提高，它使世界各國將本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更多地聯繫在一起，進一步增強了國家間相互依存的關係，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了貢獻。當然，在國際組織中，還仍然存在著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現象，這就需要弱小國家通過聯合來加以改變。

　　(三)在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實現過程中，要註意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關係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什麼是國際利益。閻學通在他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中寫道：“對國際利益有兩種理解。狹義的國際利益是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或人類的共同利益，也可謂之世界利益或全球性國際利益。廣義的國際利益是指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它既包括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也包括部分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可以謂之集體國際利益。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提出的國際利益其實主要是指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共同利益，美國宣稱的世界利益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共同利益，兩者追求的都是集體國際利益而不是世界性國際利益。“冷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政治、軍事對壘徹底完結，國際利益內容中的世界性共同利益日漸增多。”

　　在西方，許多學者和政治家常把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對立起來。如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認為：“民族主義精神一旦在民族國家內得以實現，它就被證明是完全忠於一國利益的和排他的，而不是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世界各國相互依存性不斷增強，西方國家的一些學者又提出了“國家利益過時論”的主張，要以所謂的人類利益剋服狹隘的國家利益。實際上，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有很多一致的方面。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形勢下，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性問題逐漸增多，如持久的國際和平、良好的生態環境、穩定的國際金融秩序等，使這些國際性的利益已成為各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若損害了這些共同利益也就相應的損害了各國的國家利益。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對世界金融業乃至經濟、政治上的影響，就充分說明瞭世界金融秩序的穩定是各國經濟利益之所求。1989年伊拉克以武力入侵科威特，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因為如果國際和平形勢任由破壞的話，各國的國家利益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維護和實現。

　　但是，事實上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的對立和衝突時常發生。因為各國在“全球利益”的名義下，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國家利益。當一個國家所追求的國家利益有損於其他國家的利益的時候，就會與其他國家間構成的共同利益，也就是集體性國際利益發生衝突，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當一個國家假借“全球利益”的名義而企圖稱霸世界時，就會出現該國的國家利益與全球性國際利益的對立，或該國的國家利益與諸多的集體性國際利益的對立。那麼，如何解決這種對立與衝突呢?一戰後興起的理想主義學派認為，國際利益是人類的共同利益，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不能違背國際利益，當兩者發生衝突時，國家利益應讓位於國際利益。他們所信奉的原則是追求整個世界的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追求每個國家的福利最大化。但在現實國際社會中，對本國利益作出適度的犧牲是各國都很難接受的。而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最高利益，如果國際利益與國家利益不一致，國家只能犧牲國際利益來維護國家利益。他們認為，在現實世界中，國家間平等原則事實上沒有實現，而且很難實現，整體先於個別的原則更不易得到公認。只有使自己國家的福利最大化才有可能使整個世界的福利最大化。這種將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顯然也是不合時宜的。

　　因此，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目前，各國國家利益中的共同性利益不斷增多，但由於各國均以本國利益的得失為著眼點，各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不可避免。要實現國際和諧，只有世界各國對本國的國家利益實行適度“自製”，相對性地去理解。不僅要承認其他國家有其合法的國家利益，又要適時地調整自己的國家利益。否則，國際衝突將永無休止，誰的國家利益都難以實現。相互依存的加強，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其他國家的發展都包含著本國的國家利益。國際和平必須是基於各國共同維護的國際秩序，每個國家都必須為這種秩序的建立作出自己的貢獻，因為在這一秩序中有著它自己的長遠利益。

　　總之，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以摩根索為代表的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已經不合時宜了，在國家利益的判斷、維護和實現諸方面必須確立起對國家利益的新思維。也就是擯棄現實主義過分突出國家間利益的對立性觀念，確立起國家間利益的互利性觀念。隨著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的不斷增加，出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的交互重合的狀態，一個國家和地區是否穩定和繁榮會直接影響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甚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因此，各國在維護和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的時候，要充分尊重和考慮別國的利益，要本著公正合理的原則，以互諒互讓的精神，來尋求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說各國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實現必須是互利的，不是一種一方所得為另一方所失的零和關係，而是雙方或各方都獲利的正和關係、“雙贏”關係。另外，目前的國際社會是一個多極化的社會，它沒有一個躍居各國主權之上的世界政府來協調和平衡各國之間的國家利益。

　　在世界歷史上，戰爭就成為解決利益爭端的唯一手段。戰爭是以實力為後盾的，其結果就是靠損害別國的利益，特別是損害小國、弱國的利益來滿足大國強國的利益要求。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各國積極地尋求通過建立一種國際法律規範來協調和解決各國間利益矛盾和衝突的途徑。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就國家關係的各個方面已經通過和簽署了一系列的國際法文件，確立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其宗旨就是充分體現世界各國的全球億與主權國家權、獨立和平等，積極維護各國的國家利益及世界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小國的主權和利益。在相互依存關係不斷增強的條件下，各國如果都能在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基礎上去確立和實現國家利益目標的話，就會使各國的國家利益得到很好的維護，同時促進世界共同利益的發展。然而，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國家，還仍然以政治現實主義為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仍然抱著“冷戰”思維不放，它們打著民主和人權的旗號，到處干涉別國內政，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標準和政治模式強加於人。美國更是到處尋找政治敵人和思想上的敵人，繼續擴大北約軍事同盟，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以期建立以美國一極為主導的世界秩序。這種做法只能是對世界和平與穩定造成嚴重威脅，不利於各國國家利益的順利實現，在“冷戰”後的今天，必須確立新的思維，用新的方式來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