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失靈理論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市場失靈理論(Market Failure Theory)

　　市場失靈理論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現實經濟中，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理論上的假設前提條件過於苛刻，現實中是不可能全部滿足的。由於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領域，僅僅依靠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無法實現效率—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市場失靈。

　　傳統狹義的市場失靈理論認為,壟斷、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的存在使得市場難以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一種手段,不能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這時市場就失靈了.當市場失靈時,為了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就必須藉助於政府的干預,這實際上已經明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調控邊界.不過現代廣義的市場失靈理論又在狹義市場失靈理論的基礎上認為市場不能解決的社會公平和經濟穩定問題也需要政府出面化解,從而使得政府的調控邊界突破了傳統的市場失靈的領域而大大擴張.政府干預經濟領域的擴張一方面說明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另一方面政府的企業性質又要求必須對政府的行為加以規範,以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1]。

　　是由於古典的思想市場理論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一些學者提出了市場失靈理論模型（The Market Failure Model）。持此論者認為，由於傳播途徑的集中、壟斷以及大型的、通常是分散的、貧窮的利益集團的有組織參與的困難，使得思想市場理論已推動了其應有的功能，因而需要政府進行適當的干預，以改善思想市場的功能。他們相信，在國家與市場之間，是可能存在著獨立而自主的公共空間的。這個領域關乎未來民主政治的運作，因為不同的思想與論述都可以在此交匯與交流。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廣播電視）應該是其中的重要機制，也應該致力於開拓這個空間。因此，他們提交的方案之一就是無線廣電媒體應朝向公共化，即逐步獨立於政治與商業利益的宰制。

　　我們知道，在傳統的思想市場理論中，政府的角色是不幹預。這一觀念是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大前提是經過自由競爭後，最好的意見會出現，併成為勝利者。傑羅姆·巴倫(Jerome A. Barron)教授認為，一個具有自我糾偏能力的“思想市場”是對觀念傳播與交流過程的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描述。他指出：“在思想的傳播與交流中存在著力量的失衡，這正如經濟中的力量不均一樣。承認後者而否定前者的想法不啻為堂吉訶德式的狂想。思想市場的前提是，保障表達的權利等於提供表達的權利。但是現代傳媒業已經破壞了這一平衡。從現實的角度看待第一修正案，就要求我們必須承認如果自由表達的權利僅憑大眾傳媒業管理者的寬容才能得以實現，那麼它未免有些過於脆弱了。”因此，巴倫倡導人們應該具有接近使用媒介權。他的批評可以算做是對“市場”動作的檢討，當然其根本目的是在找尋“思想市場”理論的不足之處並加以修正。

　　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只有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工具進行各種經濟活動，才能使整個經濟取得最高效率。無論是在產品市場還是在生產要素市場，價格和市場競爭都會精確地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和資源在現在和將來的價值，從而引導生產、投資和消費，達到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任何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會造成價格信號的扭曲，從而影響對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就反對任何類型的政府干預，包括政府的福利政策，認為政府干預有可能導致“奴役之路”。哈耶克指出，在私人的領域（a private sphere）中人們可以完全不受強制地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寫道：“自由預設了個人具有某種確獲保障的私域，亦預設了他的生活環境中存有一組情境是他人所不能幹涉的。”市場失靈理論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基礎上的。以格林(Thomas HillGreen)、霍布森(John Hobson)、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為代表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則放棄了對經濟的放任主義立場，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運作，並力主階級合作和社會改良，增加對於勞動者的福利待遇。貝克仔細分析了所謂的市場失靈理論模型，並總結了這一理論的四種主張：一是糾正意見的市場失靈，達到可能不限制任何人的表達自由的程度；二是保證所有的觀點能充分地但不必平等的進入思想市場；三是保證所有的觀點平等地進入思想市場；四是保證所有的人的平等進入的途徑。

　　科斯針對傳統的思想市場理論所持有的觀念——認為第一修正案有關條文的意思主要是要保護這些活動的自由，禁止政府對“思想市場”的管制——提出了異議。他認為，“知識分子表現出一種褒思想市場貶商品市場的傾向”，“這種態度是失偏頗的”。 “思想市場是知識分子經營他的行業的市場”，“自負使知識分子誇大了他自己的市場的重要性”。科斯“不相信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的區分是有根據的。這兩個市場之間沒有根本的差異，在制定與其有關的公共政策時，我們同樣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按照科斯的意思，如果說政府有權管制商品市場，那麼政府也就同樣有權管制思想市場。統觀科斯的論述，不難看出：他所講的思想市場，乃是 “思想工作者”（知識分子）在商品市場的範圍裡面從事自己的行業，其產出和供應乃是思想的商品形態。思想市場只是眾多商品市場中的一種，書刊與服裝的區別，就像服裝與肥皂的區別一樣；在公共政策面前，哪一種市場都不應享有特權，思想市場也不例外。

　　既然思想也是一種大量生產的商品，那麼思想市場也遵循一定的經濟規律。這可以解釋在思想市場應該存在不同的或是競爭性的觀點時，為什麼要對錶達自由進行政府管制，這在經濟學上是可以找到其經濟支持。在市場中，兩種以上競爭性思想的交流都會有成本的發生，有時這種交換成本遠遠高於它們所帶來的外在收益甚至造成社會危害，而市場本身卻對此無能為力，對這種無效的市場行為政府只能發揮其經濟職能以促進效率，保持社會的穩定。以煽動性言論為例，當一群人發表要暴動的煽動性言論時，在思想市場中競爭性社團會設法對前面的觀點進行反駁，但是兩種思想的交鋒既需要時間又需要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同時一般看來這種煽動性言論與行動之間的間隙太短而不可能使競爭性的觀點在思想市場中立足，也就是說市場的自發調節還未發生作用，言論與行動已經合而為一，這時就出現表達自由的市場失靈，此時就需要政府對言論自由進行必要的管制，這樣才會減少表達自由由於市場失靈造成的外在成本，以期促進公平、保持穩定。

　　顯然，市場失靈理論為政府對錶達自由的干預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對此，不少學者深表不安。貝克就認為“思想市場失靈理論的觀點是無效的、危險的”，因為“對市場失靈的矯治要求有一套標準來指導政府干預，如果規定充分的接近權是目標，那麼對‘充分性’缺乏相應標準會逐漸破壞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因為政府在決定接近權是否充分時已經意味著它對市場中發生問題的判斷。或者更直接一點說，就是允許政府來判斷真偽。如果第一修正案的目的之一是要保障那些不受歡迎的觀點，勝過那些已經廣為接受的觀點，那麼允許政府來決定接近的充分程度將會使得第一修正案的本末倒置。”這也就從根本上背離了自由的真義。所以不少學者，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就強調市場機制調節經濟的完善性，反對國家的直接干預。

　　不過，政府干預是否總是與“思想市場”理論格格不入呢？在有關電子媒介的個案里，政府的干預在某些方面與這一思想市場理論倒是不謀而合的。例如，政府要求廣播公司向參與競選的政治候選人提供同等的時間。在“紅獅廣播公司訴聯邦通信委員會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支持了聯邦通信委員會的“公平理論”及其“人身攻擊約束規則”，裁定其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非難。

　　與“市場失靈”理論呼應的是社會責任論。1947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發表《自由而負責的新聞事業》一文，指出新聞界正處於危險之中。理由是：（1）報刊對於一般人的重要性，隨其發展為大眾傳播媒介而與日俱增，但也因此養活了一般人通過報刊表達自己意見的比例；（2）少數掌握大眾傳播媒體的人，不能為社會提供足夠的服務；（3）報刊的行為常為社會所譴責，可能導致管理過嚴和控制。為此，必須要樹立消費者主權的市場理念，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接近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的權利以及在特殊情況下的反論權。這一原則在美國1969年Red Lion Broadcast v. FCC一案得到確立，該案指出：“維護播放言論自由利益的是全體人民。具有優越地位的是視聽者權利，而不是廣播電視臺的權利”；其次為維護大眾傳播媒體作為思想市場的特殊地位，還要保障大眾傳播媒體的獨立、自主和多元化。社會責任對於思想市場理論的回應更多在於道德倫理層面，這是與市場失靈理論不同的地方，社會責任論期望媒體的自律，以解決媒體的自我放任中出現的種種危機。

　　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所謂的市場失靈就是指市場失去效率。也就是說，當市場配置資源出現低效或無效率時，就出現了市場失靈。因此，市場失靈，是指市場不能或難以有效率地配置經濟資源。當然，有效率地配置經濟資源，是有特定含義的。這裡的特定含義，就是指需要有嚴格的假設條件。那就是指在經濟資鯨的配置過程中，生產者能夠以最低的生產成本去生產社會最需要的產品，並以最低生產成本生產出最優的產量，消費者以等於完全成本的最低生產成本購買商品，這時的產品價格等於完全成本也等於最低成本也等於邊際成本。也就是說消費者以邊際成本決定的產品價格來購買該商品。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經濟資源的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只有完全競爭市場或充分競爭市場，才被認為是對經濟資源的配置最富有效率的。但是，完全竟爭市場只有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才能存在，同時，即使是完全具備充分競爭條件的市場，也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里和一切情況下都能有效率地配置經濟資源，從而導致市場失靈。

　　現在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認識。他們認為以往對市場失靈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實際_L市場涉及到政治的、文化的和經濟的組織制度等方面，應該說市場同樣是文化的組織制度和政治的組織制度，其程度與市場是經濟的組織制度一樣，因而，市場失靈必須擴大到包括市場對權力結構和人文發展進程兩個方面的影響。

　　所以，他們便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認識和界定市場失靈問題。他們認為，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有些活動是合乎需要的活動，也有些活動是不合乎需要的活動。只有能夠保證合乎需要的活動持續進行並停止不合乎需要的活動的價格—市場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因此，“所謂‘市場失靈’，其意是指，維護‘合乎需要的’活動或停止‘不合需要的’活動(活動包含消費和牛產)的價格—市場制度大約理想化系統的失靈。”

　　市場失靈的出現，與市場作用的有限性有直接的聯繫。法國學者羅奈·勒努阿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與市場失靈相聯繫的市場局限性(也即市場的界限)，他認為

　　(l)市場有政治上的界限。儘管政治民主可以保護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市場與政治民主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希特勒和皮諾切特都主張市場經濟，但在政治上他們卻都是獨裁者。他們的失敗並不是經濟上的失敗。因而，市場不能自發地產生政治上的民主。雖然市場經濟與資本的所有制形式無關，它可以同私有企業、也可以同國家和私人混合企業或混合經濟的企業一起運行，同時，企業的資本也可以由私人、國家或外國人來掌握，但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會讓外國資本完全控制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部門。這種政治上的界限不是由市場來確定的，而是只能由國家來確定。這也就是說，市場有政治上的局限性。

　　(2)市場有分配上的界限。市場本身並不能保證公平分配，因為它不能阻止純租金的出現。純租金的主要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同物質財產的所有權相聯繫的純租金。例如，國家或集體開發基礎設施給私人帶來的土地收人的增加，這種收人的增加很明顯是與財產所有者的經營活動無關的。第二種是由市場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產生的純租金。例如，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造成的貨幣混亂，使某些人收人增加，而另一些人則遭受收人損失。第三種是壟斷條件下產生的純租金。純租金只能由國家通過稅收和貨幣等方面的政策來消除，市場是無法解決純租金問題的。這電就是說，市場有分配上的局限性。

　　(3)市場有社會化上的界限。社會化的發展暴露了市場的短期行為局限性。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所關心的只是消費者的直接需要以及物價、利率、匯率的變動等方面的情況，而對長期的經濟發展不感興趣，因此，像高速公路、高速火車、運河、機場等基礎設施與公共設施以及基礎科學研究等等投資大、利潤小和風險大的長期發展項目，就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或組織，而無法由市場來調節。雖然這些項目將保證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繁榮，從而使市場經濟達到預期目的，那也是無法由市場來調節的。這也就是說，市場在社會化過程中是有局限性的。

　　(4)市場有倫理上的界限。經濟自由主義創始人斯密和洛克的時代是倫理價值高幹效率價值的時代，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進人了效率高於一切的時代，而當今則是倫理一政治的時代。首先，市場經濟需要並創造了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但這種制度並不是市場機制的產物。例如，醫療保險制度是社會互助的人退原則在起作用，而不是市場原貝1在起作用。其次，社會倫理要求限制和取消某些市場，例如近些年來興起的精子市場、卵子市場、子宮市場等，因為這些市場買賣引起了複雜的道德問題和法律問題。最後，社會輿論還要求保護少年兒童免受色情市場的危害。以上社會倫理問題都是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市場在社會倫理上有局限性。

　　(5)市場有生態環境上的界限。生態環境的平衡與生態環境問題，是不能交給市場去解決的。人類的生產活動必須與生態環境例如土壤、植物區系、動物區系、大氣等保持平衡，這種人類生產活動與生態環境的平衡必須由國家進行監督、管理和保護，而不能由市場進行調節。從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角度來看，必須堅持生態原則高於市場原則的立場，就是因為市場在生態平衡方面有局限性。

　　(6)市場有作用上的界限。市場在經濟運行中具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但是，市場並不能保護自身不產生消極作用。在經濟運行的實踐中，市場就像一把雙刃劍，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還會自發地產生一些消極的和破壞性的作用。例如，壟斷的傾向、無效益競爭、過度投機、舞弊等市場行為，就是市場自發產生的消極作用因素。再如，販毒、洗黑錢、走私和暴力等行為，也是與市場直接聯繫的社會犯罪，它對市場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破壞作用。由於這些消極的和破壞性的作用是市場自發產生或由市場引發的，因而，無法由市場自身來加以解決，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才能剋服。這也是由市場自身作用的局限性所決定的。

　　以上分析表明，由於市場有自身的局限性，因而市場不是萬旎的，市場作用有限性必然會引起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可以區分為原始的市場失靈和新的市場失靈。原始的市場失靈，是與諸如公共物品、污染的外部性等因素相聯繫的市場失靈;而新的市場失靈，則是以不完全信息、信息的有償性以及不完備的市場為基礎的市場失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這兩種市場失效之問主要存在兩點差別;原始的市場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容易確定的，其範圍也容易控制，.L需要明確的政府干預。由於現實中所有的市場都是不完備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對於所有市場來說是各有特點的，因此經濟中的市場失效問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政府把註意力集中在較大、較嚴重的市場失效情況上是比較合理的。”⑤因為在市場失效問題普遍存在的情況下，要實施全面的糾正性政策所需要的實際信息在目前是無法獲得的，當市場缺陷比較小的時候，全面糾正性政策的實施成本要比收益大得多。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新的市場失效和原始的市場失效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問題的普遍性。

　　市場失靈與市場功能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市場的最基本特性，因此，市場失靈與市場功能就成為市場最基本特性的正反兩個方面的表現，很明顯，市場失靈則是市場基本特性的負面影響的表現。市場失靈作為市場負面影響的基本特性，是市場本身所固有的。它隨著市場的產生而產生，伴隨著市場的發展而發展。如果不強加人為的干預，完全由市場發揮調節經濟運行的功能，市場失靈就不可避免。因此，市場失靈是市場自然運行過程中一種必然出現的市場現象。

　　長期以來，自由放任思想在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在“看不見的手”調節下，供求決定了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廠商通過競爭以最便宜的方式進行生產;社會根據要素的貢獻率來決定人們的收人，社會生產既不過剩也不會足，市場會自動出清，經濟活動可以獲得均衡、和諧、有序、有效地發展。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危機，尤其是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爆發後，西方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蕭條，物價猛跌，生產大幅度下降，工人大量失業，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開始懷疑僅靠市場能否自動地調節好經濟，這就為市場失靈理論的提出及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初始動力和條件。

　　提出市場失靈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有一定的局限性，市場經濟活動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主要方面，市場不可能解決經濟社會中的一切問題;另一方面，由於某些干擾，市場機制不能正常地發揮調節作用，造成資源配置失誤或浪費性使用。這種由於某些局限性和干擾，影響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和導致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的情況，被稱之為市場失靈。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對“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有了客觀清醒的認識，他們既重視吸收古典市場經濟的理論成果，同時又致力於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比較成功的三種典型模式，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者主權的市場經濟、以日本以代表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以德國為代表的社會市場經濟的建立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對市場失靈問題的認識。

　　關於市場失靈的表現，西方經濟學家主要立足於4個方面的分析。第一，非完全競爭的存在。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理想的描述是建立在完全競爭條件之上的，但市場秩序時常被破壞，市場結構時常被改變，尤其是壟斷的存在，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提高。第二，社會平等目標的存在。社會追求的目標，決不止於提高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要把效率和平等結合起來，在不同的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上兩者的重點應有所不同。在市場經濟發展早期，可能更註重於效率的提高。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完善的條件下，則應註重強調收人公平等社會目標的實現。但僅靠市場配置資源，可能導致一些人成為億萬富翁，而另一些人卻無家可歸，饑寒交迫，尤其是那些沒有較多技能和資產及一些弱勢群體(如失業者、喪失工作能力的病人、老人、兒童)更難以生存。第三，公共產品的存在。人們消費的產品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按市場價格從私人生產者那裡買來的，稱其為私人產品;一類是由社會(或政府)提供並對社會整體有益的產品，稱其為共公產品。在公共產品的生產上存在著“滄海一粟”和“搭便車”的兩難困境。因此，一般說來，一個按自己利益行事的消費者，不具有自願為公共產品生產捐助的動機或經濟刺激。同時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廠商發現，生產公共產品是無利可圖的。在這裡，市場出現了失靈，市場對公共產品生產的資源配置不起作用，其結果是缺乏效率的。第四，經濟外在性的存在。人們的經濟活動既有積極的外在性(即使其他人受益)，又有消極的外在性(即使他人受損，如環境污染等)，而市場本身不具有自發機制迫使經濟活動者考慮這種損失。廠商為生產某種產品直接投人的是私人成本，但卻使別人受害、付出代價，構成了社會成本。因此，在處理經濟外在性時，市場失靈了。

　　上述對市場失靈表現的分析是比較客觀和全面的，也涉及到了市場失靈的原因。對此，我們認為對市場失靈原因的分析還要註意以下幾方面:第一，關於理性人假設的認識。不管什麼樣的經濟模式，人都是主體和中心因素。西方經濟學家在理論分析中一般把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視為理性人。這種理性人都充分理智，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輕信盲從，而且精於判斷和計算，其行為符合始終如一的偏好原則。然而在實際市場活動中，經濟活動主體的素質、觀念、行為都存在著重大差異。即使存在理論上設計的有效率的市場，但人類卻不是完美和無缺的。只有存在完整、始終如一、道德的生產者和理智的消費者，才能真正達到社會以最低成本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產品的狀態。但事實並非如此，生產者盲目的畸形生產、消費者盲目的畸形消費無處不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場的效率。第二，關於一般均衡的認識。市場的總體均衡和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論假設條件之上的，然而在現實世界中這些假設並不總能成立。當這些假設不能成立時，關於自由的、不受約束的市場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我們發現市場失靈了，我們必須正視存在缺乏效率和有很多弱點的市場。第三，關於充分信息的認識。完全競爭市場均假定個人和廠商對市場的瞭解具有完全的信息。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各種可供選擇的生產和消費機會，知道各種商品及它們的價格，這樣就不會發生不利的交易。然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信息的流動卻是不充分的，主要表現在:一是產品太複雜，使消費者難以判斷購買的潛在利益和成本。二是市場太複雜，消費者難以判斷市場的“真實價格”，廠商難以判斷市場需求的“定位”。三是信息不對稱，賣者比買者更清楚所賣商品的質量和缺陷。四是消費心理定勢。一般說來，消費者認為一個商品的價格越低，得到壞次品的機會就越大，而這種心理容易創造一種虛假的信息。五是購銷誤導。個別廠商為了追求利潤，通過虛假廣告等手段誘使消費者購買名不符實的商品。此外廠商也可能由於不能得到真實的信息而作出錯誤的抉擇。總之，當經濟活動的影響超出市場之外時，當經濟主體行為背離了市場規則和秩序時，當收人沒有按社會接受的方式進行分配時，當人們的需求沒有真實反映出來時，當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出現時，那麼經濟就不能被一支看不見的手引導到最優的狀態。

　　既然市場機制的作用不象理論上所說的那樣完善，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導致市場失靈的每一個因素都暗含著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潛在作用。當市場失靈時，政府應主動出來治理市場的失靈，其手段和政策有微觀的，也有巨集觀的。從微觀上看主要包括:1.價格管制政策。在有些情況下，由供求決定的價格對經濟並不是最有利的。比如在某些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時，政府就要根據形勢需要和既定目標，運用行政權力規定並強制執行某些價格。2.消費政策。在現實市場中，消費者的地位一般弱於生產者，表現在市場行情認識的差異、產品判斷的差異和市場行為的差異，因此市場優勢一般在賣者手中。政府要通過各種政策，如商品質量政策、商品宣傳政策、限制消費政策、生產者素質政策等對消費者進行保護。同時消費不僅僅是個人問題，也是整個社會化問題。政府對消費外在化進行一定干預，既尊重了個人消費自由，又維護了社會整體利益。3.產業政策。廠商的生產和整個社會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政府有必要通過生產限制、反壟斷、民主化等產業政策手段來協調、干預、引導產業的形成和發展。4.分配政策。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正確處理平等和效率的關係，向社會成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向貧困者提供就業機會，提供醫療、教育援助，從而有利於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從巨集觀上看包括採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人力政策、收人政策，增加社會公共產品的生產，限制和剋服經濟的外在性，制定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提供信息，創造良好社會經濟環境，減少社會經濟波動。

　　西方經濟學家還認為，未經調節的市場，未必能產生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但反過來，也並不應該得出政府的干預必然有效率的結論。正象市場失靈一樣，由於某些原因，政府也“失靈”了。政府干預的失靈或失效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政府對社會經濟行為及結果的衡量是困難的。比如對環境污染成本的估計，就有很大的彈性範圍。第二，政府沒有一個能準確知道公眾偏好的機制。公眾千差萬別，他們對政府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說修高速公路，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很難達成一致的結果。第三，沒有充分理由可以預期政府是有效率的。由於機構設置、管理、人員素質等原因，政府部門的浪費、決策失誤、腐敗也經常發生。第四，政府官員有自己的偏好和需要，不同部門的官員有自己的工作目標需要和行為習慣，甚至有的出於個人目的、自私自利。因此，不能天真地期望他們為社會利益而無私地行動。在西方經濟學中主張政府干預的人常常強調市場失靈，反對政府干預的人則常常強調政府失靈，市場配置和政府干預兩種意見將長期爭論下去。

　　西方經濟學家關於市場失靈理論的認識，反映了當代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實際情況，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第一，我國的市場經濟要立足於現代市場經濟目標模式。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轉變過來的，我們要摒棄原始的市場經濟發展方式。第二，我們要完善市場經濟的巨集觀調控體系，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既有利於市場的穩定，又有利於共同富裕長遠目標的實現。第三，我們要加強市場經濟的立法，完善市場規則，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和環境。第四，把增長和發展結合起來，落實好可持續發展戰略。第五，要明確政府職能，規範政府行為，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總之，我國是市場經濟的後來者，但我們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結合自己實際的基礎上，通過借鑒西方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教訓，就會少走彎路，從而有效地剋服和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