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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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成本(the Cos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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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是指在滿足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條件下，對利益相關者履行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所產生的成本支出。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演進[1]
1819年，經濟學家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西斯蒙第在其代表性著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第一次提出“社會成本”這一概念。在評價社會以慈善機構和醫院形式資助失業人中的貧困和疾病問題時指出，雇主應當保證工人的生命安全，解決就業、疾病和老人生活保障等社會負擔，並提出企業應承擔由於廢物排放等“不當節約”行為所造成的他人或社會的成本，其觀點可以認為是“社會成本”的思想萌芽。
1920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賽西爾·庇古在其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針對社會責任成本問題提出了“外部效應”是其原因所在。“外部效應”是指～定生產者(或消費者)的行為直接影響到另一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成本，他指出當“外部效應”存在時，即使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社會資源的配置也不可能是最優的。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提出的社會成本理論，對福利經濟學解決外部問題的簡單方法做出了判斷，認為外在問題是具有相互性質的，不能通過簡單的工廠搬遷或徵稅解決問題，認為應界定雙方的產權與義務，通過市場交易降低費用以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
1923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莫裡斯·克拉克在其著作《管理成本經濟學》中，分析了社會成本與個別成本產生衝突的主要原因。為了將企業沒有實際支付的社會成本計入到企業的實際成本之中，以揭示企業應當承擔的全部生產成本，從而使企業組織真正成為社會成本的主體，他建議採用“社會成本簿記”形式，記錄企業個別成本行為所導致的社會經濟損失，將社會成本納入會計核算體系，克拉克在《社會經濟導論》中闡述了社會價值的概念。
20世紀70年代後，一些社會成本研究組織相繼成立，如美國會計學會(AAA)成立的組織行為與環境影響委員會、社會成本計量委員會、社會成本委員會等。這些組織為推動開展有關社會成本概念、社會成本的計量、社會成本的補償與控制等問題的深人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所謂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是指企業從事謀利經營活動而消耗的並未計人自身成本費用中的社會資源或給社會帶來的損失，即企業經營活動帶來的消極外部效應。它產生於市場失靈的外部性存在。一個企業由於自己的經濟行為而產生了兩部分成本費用：一部分自己承擔，稱為企業成本或私人成本；另一部分不由自己而由社會承擔，稱為企業外部成本，這兩部分之和稱為社會成本。對於後者，可稱為社會責任成本，儘管企業成本是企業在實現一項計劃時所進行最優化選擇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但企業的活動常常超過自己的財產權利界限，發生了一些並不計入自己成本而是由他人或社會承擔的成本費用，這就形成了外部性問題。儘管社會責任成本因各種原因未能構成責任企業的成本要素，但從社會整體來看，承受這部分成本(損失)的人們或社會需要得到補償，因而它也是一種伴隨著社會財富生產過程中的一種社會成本要素。社會責任成本理論就要求企業計量這一部分成本並加以內部化。這種開放的多維成本思維模式，將企業成本放人整個社會成本之中，從企業社會責任的高度研究企業的“外部成本”，完善了成本構成項目。既能反映企業是否履行社會責任，又能全面評價企業的真實成本和收益。正如丹尼爾·貝爾指出的那樣：“今後10年中，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將是由誰支付這些外部問題的成本和怎樣對其進行定量估價，哪些成本應由產生它們的團體負擔，哪些從法律上說應由整個社會負擔。目前，所缺少的是一個真正能夠對具體行動政策的成本、收益做出評價的工具。”
由於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是企業從事謀利經營活動而消耗的並未計入自身成本費用中的社會資源或給社會帶來的損失，這就決定了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具有問接性、潛在性和成本負擔主體不明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就決定了用貨幣形式計量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難度。難並不是不能計量，林萬祥教授(2001)在其專著《成本論》中對社會責任成本的計量方法進行了介紹，認為社會責任成本的計量方法一般來說有調查分析法、替代品評價法、歷史成本法(實支成本法)、複原或避免成本法、法院裁決法和影子價格法等。
廣義地看，企業社會責任內容主要包括生產經營活動、利益相關者合法權企業內部制度建設活動四大領域，相應會產生經營責任成本、維權責任成本、環境責任成本、制度責任成本這四類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根據企業社會責任範圍界定的三個維度以及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概念的表述特征，來具體地界定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構成範圍。
1.社會人力成本
社會人力成本是指企業使用社會人工所發生的費用支出。一般包括人力資源開發和使用、職工技能的提高、智力保障及提升、繼續教育、職業發展以及保險保障等成本。
2.自然資源使用成本
企業在開采或使用資源過程中發生的所有成本費用均是資源成本。但這裡的資源成本是指其狹義性，即企業因開采自然資源而向政府地礦部門繳納的礦產資源補償費，是資源作為生產要素有償使用的貨幣表現。
3.土地使用成本
不包括購買或劃撥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成本，這裡僅包括因為企業生產經營因素所造成的土地品質下降或無法正常使用所支出的成本，一般採用計提折舊的方式將成本分期計入企業成本中。
4.環境責任成本
環境責任成本是指企業在國家監管範圍之肉，由企業自己提供資金或服務用於勞動環境的改善所做出的可貨幣化計量的努力。如企業為防治環境污染、恢復生態環境而購置環保設備、污染賠償費等等發生的各項支出;目前比較通行的做法是應用傳統的會計計量、修正的評價計量和未修正的評價計量方法等三種模式來進行成本核算、預測和評價。
5.社區公益成本
社區公益成本是指企業為社區捐贈及公共事務、公益事業及社會福利所發生的各項耗費和支出。由於社區投入屬於顯性支出並具有公共福利性，這時可以採用類比法或逆向求證法來核算。對於一種強制性的社區投入成為必然時，如某煤氣廠生產過程中必須進行二氧化硫排放，這時企業可以參照歷史成本法來計量恢複原生態所必需的成本。
6.安全責任成本
安全責任成本是指企業預防與處置一切與安全有關的事故所發生的成本費用，具體內容可包括安全設備購置隱患處理、安全培訓及保險、人員和財產賠償等費用。我國對於企業明確要求提取安全費用，安全費用是在成本費用中列支的一項費用，企業提取的安全費用可以在所得稅前扣除，在長期應付款和生產成本科目下設立安全費用會計科目，並且對於提取的安全費用要專款專戶.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管理[2]
1．企業社會責任成本預測
預測是指用科學的方法來預計、推測事物發展的趨勢。它的特點是：根據過去和現在預計未來，根據已知推測未知。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預測是指在認真分析企業內在和外在條件變化的基礎上，確定一定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水平和目標成本。其預測程式和其他成本預測方法一樣，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預測也有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分。前者主要是根據過去的比較完備的歷史資料，運用一定的數學方法進行科學的加工處理，藉以揭示有關變數之間規律性的聯繫，作為預測的數據；後者則主要由熟悉情況和業務的專家根據過去的經驗進行分析，提出預測意見，或是通過實地調查的形式來瞭解當地的社會責任成本耗用情況，然後再通過一定的形式進行綜合，作為預測未來的依據。總之，對企業社會責任成本進行預測的具體方法有：判別法、市場調查法、歷史資料引申法、因果分析法等。
2．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決策
成本決策是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過各種途徑來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與競爭能力。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決策是指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各要素進行分析，尋找出最低且最優的成本方案。
例如，某造紙廠生產各種紙張，在生產過程中，由於其需要對造紙原材料蘆葦進行處理，排出污水、廢氣，如果其自身不進行廢物處理，那麼每月將支付污染超標費2萬元。企業管理人員發現，如果投入資金建立污水、廢氣處理系統，購買設備至投入運營將花費24萬元，但可使用5年，這樣，企業每月所負的成本僅為4000元，很明顯，企業應自行建造廢物處理系統。
3．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計劃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計劃是指對社會責任成本的各要素，參考過去的資料進行分析，作出部署。對社會責任成本進行計劃，應當考慮可能存在的各種因素，其形式可以是列表式，也可以是文字表達式。當然，由於企業所處的環境以及企業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本不同，其計劃的內容有所不同。如表10．3所示的××電子有限責任公司則可根據2000年度社會責任表和其他具體社會責任情況細節以及企業的相關目標等制定下一年度的社會責任成本計劃。
4．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控制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控制，主要是運用成本會計的方法，對企業經營活動進行規範管理，將成本計劃與實際相比較，以衡量業績，並按照例外管理的原則，註意對不利差異予以糾正，提高工作效率，不斷降低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它是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管理的最核心一環。
5．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考核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考核就是對社會責任成本的實施情況進行檢查，考核的對象是社會責任成本本身及相關責任人，然後對檢查結果進行評價，獎懲相關人員。通過考核，可以進一步加強社會責任成本的管理，使成本的支出更加合理有效。
綜上所述，對企業社會責任成本預測、決策、計劃、控制和考核，可以使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管理更加有效。上述機制的建立，是以企業為主體提出的，即考慮企業作為社會責任成本的承擔者，應當從自身加強管理。同時，考慮社會是由協作體構成的，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必要時政府、社會也應當進行管理，如政府出台相關法規以約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成本，社會輿論對企業履行責任成本的狀況進行監督，等等。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信息披露模式[2]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成本，需對外披露有關信息。當前，因無國際統一標準，在此方面，各國、地區做法大不相同，同一國家的不同企業做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其主流做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1.敘述性反映，即文字表達法。這是報告企業經營活動最簡單的方法，即以非正規的形式或用文字說明企業經營活動對社會的影響，且承擔了哪些社會責任。現舉例如下：
都梁化肥廠生產化肥，為了擴大再生產，企業招進一批臨時工，在該廠上半年的財務清單中，企業向社會宣傳其產品(磷肥、氮肥、碳氨以及複合肥料等)的使用方面花費了2萬元；同時，由於企業污染超標，支付污染費1萬元……
由上，則該化肥廠可對其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本披露如下：本廠在上半年度生產經營過程中，在財務上反映的社會責任成本為：污染超標1萬元，產品宣傳費2萬元……另外，企業吸納社會勞動力50人。
這種披露方法，直接將企業所進行的各項社會責任活動，按其性質進行分類，編目列示，報告中只用文字說明，不反映這些社會活動所發生的費用支出。此類做法直觀明瞭，容易被各方接受和理解，在美國為企業所採用。
2.在現有報表中添加新項目或以附註形式反映。它與敘述性反映不同的是，這是會計基礎型，就是使用會計所特有的術語、語序和方法來反映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例如，在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方列示環境污染控制的設施，在“負債”方列示由於過去交易而引起的必須在將來支付的治理污染等費用，在收益表中單獨列示環境治理費用。這種核算方式可以與傳統會計報表相銜接，但它不能完整地反映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全部內容。
3.運用獨立報表來披露企業社會責任成本。這與第二種模式相類似，也是會計基礎型，如“污染報告”、“社會責任成本表”、“社會責任表”、“社會資產負債表”、“社會效益與成本表”等。
這種披露方式反映比較完整，且多以貨幣計量；但核算過程中許多數字產生的主觀因素較多，其實用性還有待探討。
以上三種披露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基本模式的側重點各不相同，運用的方法也不一樣。對於不同的企業，可選用不同的信息披露模式。同時，這幾種模式的選用也不是唯一的，一個企業可選用其中的一種甚至兩種或更多種，這取決於企業在核算社會責任成本時的需要。對此，總的原則是，不管採用哪種形式，報告都應詳細披露企業已開支的社會責任成本數額及效果，尚待改進的未履行社會責任成本的有關事項，企業今後的對策打算等。報告還可以插入貨幣金額予以定量披露。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收益的實證案例[3]
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一定會在社會責任經濟收益與成本之間權衡的。在實際中確實也是如此。比如，在1999年9月10日，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雪佛牌汽車因油箱設計不合理而引發的交通事故賠償案終審中，歷經六年終於以通用賠償10億美元而告終，這一判決雖比原判賠償48億美元的金額減少了許多，但仍然成為美國曆史上因產品設計不合理而造成人身傷害所賠償的最高額。
1993年的聖誕夜是洛杉磯市民安德森一生中最不辛的劫難日。當夜，當安德森駕駛著通用汽車公司產的汽車在回家的途中賓士時，竟被一輛司機酒後駕駛的汽車從後面撞擊而上，結果安德森的汽車油箱爆炸起火，車上6人均被嚴重燒傷，甚至有人被燒得面目全非。1999年7月9日，加利福尼亞一家法院在審理此案時作出判決，這起事故因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油箱位置設計不合理而造成，該公司應對事故負責，向受害人賠償48億美元的處罰性賠款。美國洛杉磯高級法院法官在作出判決時指出，造成交通事故的雪佛牌轎車系通用公司1979年生產，此車油箱和保險桿之間距離僅25釐米，因而導致被撞後油箱爆炸起火；合理設計應在油箱和車尾之間設一屏蔽裝置。
調查結果表明，通用汽車在1979年至1983年期間生產的汽車油箱安裝設計全部存在安全隱患，通用公司早就知道這些事實，但是通用汽車在改變汽車油箱設計的花費與造成消費者撞車的概率以及事故發生後被燒傷或致殘的賠償費用之間進行利弊得失權衡，權衡的結果是，通用汽車認為，改變汽車的設計開銷更大，因此，通用汽車寧願保持現有汽車結構不變，而將對因駕駛通用汽車的消費者在發生事故後進行賠償。
又如，20世紀初生產石棉的美國Manville公司，當時有權威科研機構研究表明，長期呼吸石棉纖維，容易使人虛弱，甚至導致癌症、肺病等病癥。然而Manville公司不去尋求改善員工工作條件的辦法，他們認為，給工人更多的補償比改善安全工作條件費用更低。Manville公司不負責任的行為最終使其被迫支付2．6億美元的法律訴訟調停費。Manville公司忽視社會責任，不敢去承擔社會責任的做法，最終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再如，丹麥嘉士伯啤酒有限公司投資的甘肅天水嘉士伯。2005年嘉士伯投資時，明知中方合作企業沒有污水處理設施，但面對先治污還是直接生產，他們依然選擇了後者。雖然每年要付出1萬元的代價，但建一個污水處理廠卻要花390萬元。寧願年年被罰1萬元，也不願花390萬元治污。由此可見，企業在實際考慮是否承擔社會責任時，主要是以成本來做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