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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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誌
- 作者:阿瑟·塞西爾·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福利經濟學之父,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
- 首次出版:1920年由倫敦麥克米蘭公司出版
- 全書名:《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由1912年出版的《財富與福利》一書基礎上加工改寫而成的
- 被譽為:
- 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誌
庇古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被稱為“福利經濟學之父”,他的《福利經濟學》是在其1912年出版的《財富與福利》一書基礎上加工改寫而成的,第一版在1920年由倫敦麥克米蘭公司出版,曾多次重印,並被譯成多種文字。
目錄 |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美、德經濟異軍突起,英國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為了與美、德抗衡,英國不得不革故鼎新,掀起一場技術革命。然而技術革命雖然 給英國造就了繁榮,但同時也使廣大工人飽嘗失業的痛楚。因此,工人運動此起彼伏,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庇古,為此心急如焚。他希望能像 普羅米修斯那樣,給內外交困的英國帶來火種,驅走可怕的黑暗。而他的“火種”,就是1920年出版的名著《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的思想基礎,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庇古作為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他在《福利經濟學》中不是附帶地討論福利問題,而是系統地論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應用,建立起福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他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規定為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主張國家應當關心貧窮問題,應當 採取適當措施致力於福利的增加。本書為福利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又是舊福利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在整個福利經濟學乃至西方經濟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福利經濟學》是要“研究在現代社會實際生活中影響經濟福利的重要因素。”本書包括兩個主要部分:第一、根據邊際效用價值理論提出一套有關福利,特別是經濟福利的概念。第二,從國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國民收入分配出發,推導出增加社會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第l捲論述經濟福利的有關概念,以及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係。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庇古對福利這一概念提出了兩個命題:“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識,或者說是意識之間的關係,第二,福利可以置於較大或較小的範疇之下”。這就是說,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狀態,寓於人的滿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強調,福利包括的範圍很廣,在經濟學中並不討論一般福利,而只討論與 經濟生活相關的福利,即能夠直接或間接地用貨幣尺度所衡量的經濟福利。這種經濟福利與一般福利是相關的,對一般福利有決定性的影響。庇古把福利作為滿足, 用效用來表示滿足。而效用可以用一個人為避免失去某種滿足而願支付的貨幣量來衡量,即可以用單位商品的價格來衡量,為了衡量和計量效用,庇古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是不變的。 在這種經濟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論述了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的關係。他指出,“正是由於經濟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與貨幣量相聯繫的那部分總福利,國民收入是可以用貨幣衡量的那部分社會客現收入……所以,這兩個概念,經濟福利和國民收入是對等的,對其中之一的內容任何表述,就意味著對另一個內容的相應表述。”這樣,就把對經濟福利的研究變為對國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馬歇爾給國民收入所下的定義,即:“一國的勞動和資本作用於它的自然資源時,每年生產一定的純商品總量,其中有的是物質的,有的是非物質的,各種服務也包括在內”。這就是指扣除折舊與中間產品消耗之後的國民生產凈值。這種凈值大致與一國的貨幣收入相等。
庇古從經濟福利轉到國民收入間題,這樣就接著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國民收入量的變動,這種變動的衡量。及其與經濟福利的關係。他說明瞭在消費者嗜好與購買 力分配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入的增加使經濟福利增加,但由於國民收入量的變化又會引起產品結構的變化,所以國民收入員變動與經濟福利的關係也相當複雜。只 有在社會成員對新增加的產品比對所消失的產品願意支付更多的貨幣時,這種增加才真正代表經濟福利的增加。第二,國民收入分配及其對經濟福利的影陶。他說明 瞭如果在國民收入並未減少的情況下,國民收入由富人轉向窮人,即國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於增加經濟福利。這是因為邊際效用是遞減的窮人收入增加所帶來 效用要大於富人等量收入減少所減少的效用。
(二)第2捲中心論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
因為國民收入總量增加是經濟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國民收入就是福利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庇古強調,要使國民收入增加就必須使生產資源在各個生產部門中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如何才能實現這種最優配置就是這一捲的中心。
庇古用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關係來說明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標準。邊際私人純產值指私人增加一個單位的投資後,投資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於邊 際私人純產品乘以價格,或者說是生產者支出的邊際私人生產成本與增加投資帶來的邊際私人收益的差額,邊際社會純產值指社會增加一個單位的投資後收入所增加 的值,也就等於邊際社會純產品乘以價格,或者說是社會支出的邊際社會生產成本與增加投資帶來的邊際社會收益的差額,如果把個人投資作為社會投資的一份,邊 際社會純產值就是在邊際私人純產值之外再加上由於這種生產給社會上其他人帶來的利益或損失。換句話來說,個人的生產活動給社會帶來的有利影響是邊際社會收 益,個人的生產活動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是邊際社會成本,兩者之差即為邊際社會純產值。如果在邊際私人純產值之外,社會還得到了好處,則邊際社會純產值大 於邊際私人純產值;反之,如果在邊際私人純產值之外,社會受了損失,則邊際社會純產值小於邊際私人純產值。如果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相等,則社 會資源配置達到了最優狀態。
庇古認為,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通過競爭與資源自由流動最終會使邊際私人純產值等於社會純產值。但是,在現實中由於種種原因,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 往往並不相等。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對投資收益估計錯誤,影響資源流動。第二,某些耐久性生產要素(如土地、設備)的所有權與使用 極不一致,使這些生產要素得不到應有的維護而損害社會收益。第三,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存在,例如,工廠對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價由社會承受,對工 廠而言是外部經濟,而對社會則是損失。第四,收益或成本變動而引起的背離。這就是說由於各行業的規模經濟不同,在成本遞減的行業,規模擴大使邊際社會純產 值大於邊際私人純產值;而成本遞增的行業規模擴大則情況相反。第五,壟斷的存在使邊際社會純產值與邊際私人純產值的差異擴大。
根據以上原因,庇古主張由政府對資源配置進行干預。其干預辦法包括:對事關全局的產業,如鐵路、電力、自來水等實行國有化,由政府經營;對不適於國有化的產 業實行特殊鼓勵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對引起污染的產業徵以重稅,而對農業這樣收益大的行業進行補貼。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等等。
(三)第3捲討論國民收入與勞動的關係。
決定國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勞動,所以,第3捲所涉及的問題相當廣泛,諸如,一般的勞動糾紛、工作時數、工資的支付方式、影響 勞動在不同地區及職業間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資的可能性、減少失業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資和最低工資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既有理論分析,又有政策建議。
庇古論述了勞動在各地區各職業間的配置問題。他認為,即使各類勞動的需求價格及工資在不同的地區與職業間均能相等,而勞動在不同地區與職業間的配置卻達不到 理想狀態。這主要是由於工人的無知,流動所需要的費用(包括交通費用與離鄉背井的心理代價),以及傳統與習慣對流動的人為限制。勞動配置中的失誤會引起失 業,減少國民收入與經濟福利,解決這種失業的辦法則是政府採用干預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費用,或使工人終身受雇等等。
在工資方面,庇古重點討論了公平工資問題,公平工資就是在所有地區與職業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等於其勞動的邊際凈產值,並使各種工人在不同地區與職業間的配置 使國民收入達到最大。由這一標準看,不公平工資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雖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從事工作的地區與職業中等於勞動的邊際凈產值的,另一種是有剝 削存在,工資低於勞動的邊際凈產值。前一種不公平耍通過促進勞動在地區與職業間的流動來解決,後一種要由政府進行干預來解決。此外,即使工資是公平的,但 如果低於最低生活工資,也應制定最低工資法來提高工資。
總之,庇古從增加國民收入與經濟福利。
(四)第4捲詳細討論了國民收入分配與經濟福利的關係,並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庇古關於收入分配對經濟福利的影響的論述是從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出發的:“以下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即或者使國民收入增加,而不減少窮人在其中占有的絕對份額,或者使窮人占有絕對份額增加,而不減少國民收入,都一定會增加經濟福利”。這裡所研究的主要是後一種情況。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庇古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也是遞減的,即一個人的貨幣收入眾多,其邊際效用愈小;而貨幣收入愈少,其邊際效用愈大。因此,窮人的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大於富人,把貨幣收入由富人轉移給窮人就可以增加社會的總效用,即增加經濟福利。
庇古認為,在“經濟蕭條、工會力量強大和輿論堅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時”,把富人的收入轉移給窮人以增加經濟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為了實現這一點就要求國家採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實現收入的轉移可以有自願轉移與強制轉移。自願轉移就是富人自動出錢舉辦教育、娛樂、保健、科學、文化等事業。但他也感到僅靠自願轉移是不夠的。 這樣就需要國家實行強制轉移。強制轉移就是征收累進的所得稅與遺產稅,並把這種收入向窮人轉移。轉移的辦法分為直接的與間接的。直接轉移就是舉辦社會保險 與社會服務,諸如養老金、失業補助、免費教育、醫療保險等。間接轉移就是對窮人最需要的產品的生產進行補助,例如,對農業生產、交通、住房建築進行補貼, 以便這些行業的產品以低價賣給窮人,使窮人間接受益。
全書分上下2冊,4篇72章:(1)Welfare and the national dividend.(2)The size of the national divide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users.(3)The national dividend and labour.(4)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dividend.
(1) 福利與經濟福利。福利的性質是一種意識形態。福利的廣義(自由、安全、家庭和諧、友誼、精神愉快等)與狹義(經濟福利)。兩個基點:國民收入的數量大小代 表了一個社會的經濟福利大小,國民收入的增加意味著社會經濟福利也增加。在國民收入數量既定的情況下,國民收入分配越來越平等則社會福利就越大。
(2) 福利與國民凈產品。國民凈產值,庇古援引馬歇爾的方法,按英國稅收專員的實用方法,將國民凈產品定義為人們用貨幣收入購買的所有東西。其價值總量應大致與 一國的貨幣收入相等。國民凈產品的增加或減少並不一定反映社會福利水平的增加或減少。這要看社會福利的分配程度。他運用基數效用論方法,認為在國民收入既定的情況下,把富人的一部分貨幣收入轉移給窮人將增加總效用,從而增加一國的經濟總量。資源配置是效率標準,收入分配是公平標準。他主張應該把社會上的窮人的收入不減少作為檢驗福利的標準。然後在不減少窮人收入的情況下如果增加了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則可認為社會福利有了提高。如果國民收入水平不變,即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不變,增加了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認為社會福利得到了提高。
(3)資源配置與國民凈產品。邊際社會凈產品,1年中既定量資源合理使用時追加某邊際增量後引起的從社會角度來看的總產品的增加量。(火車冒煙而燒毀的鐵路沿線的林木,雖無須鐵路公司賠償,但計算鐵路運輸的邊際社會凈產品時,卻應作為損失被包括進去)
假定只有一種資源,且不計資源轉移成本,則當該資源與各種使用用途中的配置達到使每一種用途的邊際社會凈產值均相等時,必是一種使國民凈產品達於最大的配 置。因為將資源從任何邊際社會凈產值較小的用途轉移到邊際社會凈產值較大用途上去,都會增加國民凈產品。這一結論應用於多種資源多種用途的培植時,理論上 也應成立,當然還要考慮轉移成本。
現實情況是,各種自發形成的經濟機制不能使國民凈產品達到極大值。信息不全造成資源轉移錯置和轉移成本增加。資源配置的無限可分性,使其可與其他要素髮生分 離,而發生配置不合理。嚴重的問題是,經濟的外部性的存在,使企業家感興趣的不是社會凈產品,而是私人凈產品。私利驅動下的極大化傾向只會使邊際社會凈產 品在各種使用中趨於相等而不會使邊際社會凈產值在各種使用中相等這會阻礙國民凈產品的極大化。
(4) 國家干預與國民凈產品。購買者協會,糾正不完全競爭與壟斷的缺陷。然而,企業只要存在私利引誘下引起投資配置與最大國民凈產品的要求之間出現差異,則就存 在著政府干預的正當理由。手段是稅收和津貼。(庇古式稅收)要使社會在既定資源條件下產量極大化,就應該使任何一種生產資源在各種用途上的邊際社會純產值 相等。這是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在這個條件下的國民收入被稱為“理想的產量”
對壟斷的控制:保護競爭法,保護潛在競爭法。對價格控制:反向控制,正向控制 評價
(1)積極意義:
1)開創了福利經濟學。
2)福利的經濟意義與非經濟意義。
3)有利於改善窮人的經濟狀況。
4)平等與效率的關係。
5)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私人成本問題的提出,外部性問題的理論基礎,庇古式稅收的作用。
6)對國家干預的重視。
(2)缺陷:
1)效用論與基數效用論的局限。
2)庇古式稅收不如產權界定更有利於解決外部性問題。
3)福利、效用等範疇的非客觀性,庇古說經濟福利可以貨幣來衡量,但又說福利是一種意識狀態,這在實際操作中出現矛盾。
4)對社會生產關係和經濟利益關係的模糊。
《福利經濟學》非常適用於當前的中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