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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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繼《國富論》之後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經濟學著作

• 作者：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04.18—1823.09.11）：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完成者
• 首次出版：1817年倫敦出版，1819年和1821年分別出了第2版和第3版。
• 全書名：《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 被譽為：
  • 繼亞當·斯密《國富論》之後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經濟學著作
  • 經濟學說史上一部真正的輝煌巨著

　　本書被譽為是繼亞當·斯密《國富論》之後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經濟學著作。它的出版被人們稱為"李嘉圖革命"。這部偉大著作所闡述的思想至今仍然讓人們受益無窮。當代著名經濟學家丹尼斯·奧布萊恩在1975年出版的《古典經濟學家》一書和1981年發表的名為《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家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一文中,仍對他的分配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出版，逐漸為人們認可，成為暢銷書，曾多次再版，成為經濟學說史上一部真正的輝煌巨著，是關於政治經濟學經典研究方法的基礎。這是繼《國富論》之後的另一部古典政治經濟學名著，影響極大。這部巨著囊括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所有理論，包含著李嘉圖的全部思想精粹，成為《資本論》的重要思想源泉，在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之間建起了一座橋梁。他的比較成本學說早已膾炙人口，形成了19世紀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性稅收的討論基礎；而他的貨幣理論，則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基礎。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所處的時代背景是19世紀初,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波及到各個行業英國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普遍建立,怎樣使資本主義經濟更上一層樓,成為當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標。

　　日益壯大的工業資產階級強烈要求為自己的發展掃清道路，但由於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政權實際上落在資產階級化的土地貴族手中。長時期來他們維護舊的政策法令，保護甚至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限制工業資本的發展，一度存在於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間的妥協終於破裂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寫成的，書中的經濟思想反映了工業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勢力作鬥爭，以發展生產力和擴大自身利益的要求。

　　這部劃時代的巨著在1817年出版後於1821年重新修訂(第三版)。實際上,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完全包括在該書前六章中。論若幹具體的賦稅的十二章和論對外貿易的兩章都是理論原則的運用，而其餘涉及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解釋和補充的各章只能算為本書的附錄。就前六章來說其邏輯結構也是不嚴謹的。

　　第一章論價值本應只涉及價值問題，其他範疇只有在對價值分析的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說明。但本書在這一章里不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論述了價值原理，而且假定了工資、資本、利潤甚至一般利潤的存在，並對這些範疇一併作了論述。

　　第二章論地租，第三章論礦山地租只是對第二章的補充。 在這兩章里又是以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全部見解為前提論述的。

　　第四章論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

　　第五章論工資，

　　第六章論利潤只是對第一、二章的補充。可見 全部經濟理論又可以說都包含在頭兩章里了。以後各章除個別地方有新的見解外，都是對這兩章闡述的原理的運用和補充。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出發點，把個人利益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準則。在他看來，資本家發展生產時追求的是個人利益，是利潤。利潤又是資本積累的源泉和擴大生產的條件，只有利潤增加才能保證生產力發展，財富增加。因此，資本的利益不僅代表資本家自身的利益，同時代表了全社會的利益。但是他認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是矛盾的。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其功利主義原則服從於資本擴大自身利益和反對地主階級的要求。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繼承了由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起來的抽象方法。他批評斯密理論中的矛盾，自己一貫地堅持研究經濟現象內在聯繫的方法，堅持在耗費勞動決定價值的基礎上去考察各個經濟範疇。但由於作者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永恆的自然的生產方式，把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當作生產的一般規律,這種非歷史的觀點,又 使他的抽象方法同時表現出嚴重的缺陷。他運用抽象方法時，往往不僅抽象掉經濟現象外部的偶然的聯繫，也常常抽象掉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本質；在分析經濟範疇時，不關心研究其社會本質，只考察它們之間的數量關係；不研究經濟範疇的起源和發展，不經過中間環節，把簡單地反映本質的範疇直接與複雜的反映現象的範疇等同起來，因而，造成了理論中不可剋服的矛盾。

　　價值理論

　　李嘉圖以勞動價值論貫穿其全部理論體系。他首先接受斯密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同時批評其斷言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可能沒有使用價值的觀點。正確地指出使用價值雖然不是交換價值的尺度，但對交換價值來說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總不會具有交換價值。他實際上認識到了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共同的缺點是不能明確區分交換價值和價值。李嘉圖在本書中強調只有耗費勞動決定價值，批評斯密購買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但是他沒有再前進一步把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分開來，書中常常用“相對價值”、“比較價值”代替交換價值的概念，用“絕對價值”、“真實價值”說明相當於價值的內 容。在交換價值的概念下講的內容，有時相當於交換價值，有時相當於價值，這種概念上的混用，表明作者感到了二者的區別，但又始終沒有弄清二者的不同含義。

　　李嘉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源泉：一是它的稀少性；一是獲得它時所必需的勞動量。如名畫、古錢等其價值由稀少性決定，不過這類商品數量很少。書中指出商品價值由勞動決定的原理只適用於可以由人類勞動不斷生產出來，不受限制地參加競爭的商品，這類商品占絕大多數。

　　李嘉圖始終堅持耗費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批評一切與其相矛盾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商品價值量與生產時的耗費勞動成正比例，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例的原理。

　　他著重批評斯密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觀點。他贊成商品價值要分解為三種收入，同時指出不能倒轉過來又認為三種收入構成交換價值，並詳細地證明工資、利潤和 地租的變動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量，隻影響三者之間的分配比例。因此，商品價值分解為三種收入，並不改變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

　　勞動價值論的反對者說，生產商品，除了需要勞動外,還要有資本參加,所以不可能只有勞動創造價值。書中針對這一觀點解釋說，商品的價值不僅包括直接投入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還包括生產時耗費的資本的價值;資本就是生產資料，它的價值也是由勞動創造的。他指出生產資料，例如機器的使用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能增加商品的價值，它只是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由此證明唯有勞動創造價值。

　　李嘉圖還指出商品的價值量不是由每個人生產商品時實際耗費的勞動量決定，同質同量的商品在市場上只能賣相同的價格，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書中這一觀點是在論述級差地租時提出的，起初是說農產品價格由最劣等土地生產時花費的勞動量決定，進而推論一切商品的價值都由最不利的生產條件下花費的勞動量決定。這種觀點對農產品來說是適用的，但並不符合工業品價值決定的規律。

　　李嘉圖也論及了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計量問題。他指出在市場上通過競爭、討價還價，必然會使困難程度較大、技術要求較高的勞動折算為倍加的簡單勞動。不過李嘉圖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不同質的勞動會歸結為量的區別。

　　李嘉圖在本書中把勞動價值論發展到了資產階級限界內可能達到的最高程度。但由於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他遇到了兩個不可剋服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資本與勞動交換和價值規律的矛盾。書中認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工資是勞動的價格。依據這一觀點,如果資本與勞動的交換是等量勞動相 交換,就無法說明資本家所得的利潤由何而來；如果二者相交換，資本家所得不僅能補償資本還有利潤，那麼交換必定是不等價的，與價值規律是相矛盾的。作者不 能區分勞動和勞動力，因而不能對此矛盾作出科學解釋。

　　第二個矛盾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和價值規律的矛盾。兩個數量相等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如果剩餘價值率相同，按照勞動價值論二者生產出來的商品必然價值量不同,剩餘價值量不同,利潤率不同。但書中又認為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是一個普遍的規律。顯然，如滿足這一規律的要求，商品就不能按勞動決定的價值出賣，二者存在著不相容的矛盾。書中在考察工資漲落會不會影響商品價值的變動時遇到了這個矛盾，因而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價值規律應當作一定的修正。但為了堅持勞動價值論又宣稱這種修正是暫時的例外，不影響價值規律的成立。

　　分配理論

　　李嘉圖以分配論作為理論體系的中心。他認為社會總產品要在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社會總產品是一個確定的量，在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割，必然表現為三個階級之間經濟利益的對立。作者不掩蓋利潤和工資的對立，而著重分析地租和利潤的對立、地租和全社會利益的對立。

　　李嘉圖的分配論首先從地租開始分析。針對斯密的地租產生後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失效的觀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把地租和勞動價值論聯繫起來，強調地租不是決定價值的原因，而是農產品價格提高的結果。

　　書中給地租下定義說:“地租是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毀的生產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產品。”這個定義的表述顯然是不科學的，因為土地上 並不存在什麼“原有”的、“不可摧毀”的生產力。但從書中的解釋可以看出：①它認為地主通常的收入並不都具有地租的性質，其中往往包括由於地主在土地上投 資建築各種設施而獲得的報酬，這部分不應看作地租。②地租應指單純由於使用土地而支付的報酬，這是地主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僅僅由於對土地的占有而獲得的收 入。就這個意義上說該定義包含有科學因素。

　　李嘉圖只對級差地租作了論述。他接受了英國經濟學家J.安德森(1739～1808)的若幹觀點，他自己的貢獻在於使級差地租理論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書中對級差地租的考察涉及到兩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由於土地肥力和位置不同，在同量土地上投入同量資本，勞動生產率不同而形成的級差地租。書中認為，土地數量有限、質量不同，隨著人口增加，只耕種好地不能滿足需要，因而不得不向肥力差、位置遠的土地發展，只要最後投入耕種的土地是社會需要的，其耗費的勞動量就會被承認，農產品價值就由它決定。原先投入耕種的優等的土地能獲得超額利潤，土地所有權使它轉化為級差地租。第二種形態是由於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勞動生產率遞減，原先投資和追加投資所形成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也會形成級差地租。所以他總結說地租總是由於使用兩份等量資本和勞動而獲得的產品之間的差額。他反對把地租看成是自然的賜予，認為恰恰相反，大自然是吝嗇的，自然界中好地太少，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不得不耕種貧瘠的土地，耗費更多的勞動生產農產品。由 此，書中堅持地租是勞動的成果，併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給予說明。

　　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存在的問題是：①只講級差地租，否認絕對地租的 存在；②實際上論述的是資本主義地租，但是誤認為是一切社會形態下的地租；③把級差地租產生的自然條件當作它的原因，不懂得土地所有權的存在才是地租產生 的真正原因；④認為歷史上耕種土地總由好地向壞地發展，存在著一個下降序列，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對他的級差地租學說來說也是不必要的。

　　關於工資，李嘉圖接受了古典學派傳統的觀點，認為工資是勞動的價值，而不懂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他認為勞動的價格可分為 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勞動的自然價格是讓勞動者大體上能夠生活下去，並不增不減地延續其後裔所必需的價格。勞動的市場價格是根據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實際支 付的價格。勞動供不應求時市場價格上升，相反，勞動供過於求時市場價格下降。通過供求波動，市場價格趨向於自然價格。他認為人口繁殖的變化是這趨向的動力。

　　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是剩餘價值的基本形態。但李嘉圖在論述利潤時，沒有從利潤、地租和利息的具體形態中抽象出剩餘價值來。在利潤的概念下，他有時講的相當於剩餘價值，有時講的相當於利潤，有時講的相當於平均利潤，把幾種含義混為一談，損害了本書對利潤的分析。

　　書中常常把商品的價值看成是一個固定的量，工資和利潤是其分割的兩部分，兩者的數量存在著此升彼降的關係，即工資增加利潤下降，工資下降利潤增加。這一論述顯示出工資和利潤的對立關係， 露了工人和資本家經濟利益的對立。但由於書中考察的是在一定價值中工資和利潤的分割關係，又認為工資變化主要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因此它的論述只涉及相對剩餘價值，未涉及到絕對剩餘價值。

　　書中還指出了利潤率變動的歷史趨勢。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地租有增長的趨勢，因此商品總價值在支付地租後，留下來屬於資本家和工人的部分逐漸減少。由於勞動的自然價格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不變的，剩下來歸於利潤的部分就會越來越少，他由此得出了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的結論。

　　貨幣理論

　　書中的貨幣理論是在19世紀初李嘉圖參加英國金價論戰中發展起來的。書中以貨幣數量論論證英國在拿破侖戰爭中金價上漲的原因。這一學說認為貨幣的價值取決於貨幣的數量，一個國家的貨幣數量增加，它的價值就會下降，同時表現為黃金和其他商品價格上升。貨幣數量減少則引起相反的結果。由此，作者指出英國當時金價上漲的原因是由於銀行券發行過多的結果。這一結論正確地說明瞭歷史事實，但作者運用這一觀點時卻混同了金屬貨幣和紙幣的 規律。金屬貨幣本身具有內在價值，不會貶值，紙幣作為金屬貨幣的符號，本身沒有價值，無論發行多少，都只等於流通中所需的金屬貨幣的價值。因此，如果發行過多，就會貶值，引起物價上漲。作者看到的實際是銀行券發行過多引起的通貨貶值，誤認為這是包括金屬貨幣在內的一切貨幣的規律。

　　在本書中，作者又把貨幣學說與自己的勞動價值論聯繫起來。他接受斯密把貨幣看作商品的觀點，指出貨幣也同其他商品一樣，它的價值取決於生產時 耗費的勞動量。書中還進一步考察了貨幣與商品交換時量的比例關係，認為在供求平衡時貨幣與商品是等價交換的，這時與一定商品相交換的貨幣量就表現為商品的 自然價格，商品自然價格的變動取決於商品價值和貨幣價值的變動。在貨幣價值不變時，商品價值的變動同自然價格的變動成正比例；在商品價值不變時，貨幣價值 的變動同自然價格的變動成反比例。根據這一見解，書中得出了一條極其重要的一國所需貨幣流通量的原理，即假定一國內商品流通量和價值量為已知數，它所需要 的貨幣量必然取決於其價值。貨幣本身的價值越大，所需貨幣量愈少，貨幣本身價值越小，所需貨幣量愈多，這一觀點和貨幣數量論是矛盾的。

　　自由貿易理論

　　書中積極主張自由貿易學說。適應英國產業革命中擴大對外貿易的要求，李嘉圖繼承斯密國際地域分工理論，併發展為比較成本學說。斯密的國際地域分工論是強調各國都根據本國絕對有利的條件生產商品，進行國際交換。李嘉圖認為國際貿易不同於國內貿易。在國內，資本和勞動可以自由轉移，形成統一的市場價值。在國與國之間勞動和資本的轉移受到限制，因此，支配一個國家中商品交換的規律，不 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交換。在國際交換中 100個英國人的勞動產品有可能交換80個葡萄牙人的勞動產品,也可能換120個東印度人的勞動產品。因此，最有效最有利的對外貿易原則應是比較成本原則，例如英國和葡萄牙兩國進行貿易，假定葡萄牙生產一定數量的酒只需8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生產一定數量的毛呢只需要9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而英國生產同量酒和毛呢，則分別需要120個工人和100個工人一年的勞動。顯然葡萄牙在生產兩種商品上都占優勢。按照理想的國際分工，兩類商品最好都在葡葡牙進行生 產，但由於資本和勞動轉移的困難，不可能把兩種商品都移在葡萄牙生產。根據比較成本原則，葡萄牙可以生產成本最低的葡萄酒，英國可以生產成本比較有利的毛呢，兩國進行交換都能得到利益，這一學說在19世紀初英國擴大對外貿易，占領世界市場中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經濟危機

　　該書也涉及到了經濟危機問題。李嘉圖在這一問題上接受薩伊和J.密爾的觀點，以產品總是用產品購買的公式論證買和賣的統一，供給和需求的統一，只承認暫時性的局部性的生產過剩，否認會發生普遍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種觀點的實質是把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僅僅看作物物交換；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為利潤而生產說成是為消費而生產；用人們對商品需求的願望說明受收入限制的市場上的有效要求。總之，完全拋開了資本主義現實的經濟關係，用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抽象的統一性，否定現實的經濟矛盾，否定危機的可能性。

　　賦稅

　　本書第八章至第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都是對賦稅的論述。第八章論述了賦稅一般原理,其餘各章中論述了農產品稅、地租稅、什一稅、土地稅、黃金稅、房屋稅、利潤稅、工資稅、農產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稅、濟貧稅和生產者支付的賦稅,著重分析了稅收的來源稅收對各階級收入和發展生產的影響。李嘉圖指出:“賦稅是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產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後總是由該國的資本中或是由該國的收入中支付的。”在他看來，任何稅收都會使納稅 人原來可以支配的一部分資本或收入減少，這就不能不影響他們的生產和消費。但是稅收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又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稅收額應儘量壓縮，以減輕人民的負擔；稅收的數量應限制在一國新增加的資本和收入中，以免侵蝕原有的資本，使生產萎縮，國家和人民陷入貧困的境地。

　　李嘉圖接受斯密提出的“公平、確實、便利、經濟”四項稅收原則，並據此詳細地分析了各種稅收的利弊及其對各階級收入的影響。例如書中指出產品稅、利潤稅實際上並不由納稅人支付，這種稅必然會提高商品價格，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此，實際上由社會各階級的消費者負擔，如果加稅的是生活必需品，那麼 就會提高工資，因而資本家實際負擔的稅不僅包括自己用的消費品部分，還包括工人消費的部分，這是不公平的。因此，除產品稅外，還應征收地租稅、股息稅，這樣才能達到各階級均衡負擔。一種好的稅收政策應該做到各階級都不能逃避，並且根據財力又都能支付。政府應儘量不要征收那種必然要落在資本上的稅，因為這種 稅會損害維持勞動的基金，減少國家將來的生產。可見，書中的稅收理論和分配理論的基點是一致的,主張增加對地主的課稅,減輕由資本負擔的課稅，以維護資本 的利益和發展生產的要求。

　　總之，本書對政治經濟學理論作出了重要發展，特別是以其毫無顧忌的誠實態度， 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利益的對立，使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達到了完成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