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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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

　　企業社會責任（英文：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是指企業為國家或社會創造或支付的價值總額，企業在其商業運作里對其利害關係人應付的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基於商業運作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想法，企業除了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狀況外，也要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量。

　　利害關係人是指所有可以影響、或會被企業的決策和行動所影響的個體或群體，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團體、母公司或附屬公司、合作伙伴、投資者和股東。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是工商企業追求有利於社會的長遠目標的義務，而不是法律和經濟所要求的義務。謝爾頓認為，工業的目標不單純是生產商品，他把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人類需要的各種責任聯繫起來，認為公司社會責任含有道德內在因素，社區利益作為一項衡量尺度，應遠遠高於公司盈利。

企業目標應該有益於社會；讓所有從業者對企業行為認同；責任的廣泛轉讓；伙伴式的註重績效的領導方式^[1]。

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應自願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這些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股東、員工、顧客、社區、政府等^[2]。

社會責任是組織在其運營的社會環境中必須履行的保護和改善社會的義務^[3]。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也存在“漂綠”行為。在社會責任方面“誇大善行，掩飾惡行”的行為屬於企業社會責任“漂綠”。

　　企業活動究竟應該對誰負責，負什麼責呢？

　　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企業在照章納稅之後，就算完成了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就沒有必要再去承攬其他社會義務。企業如果負有太多的社會責任和道義感，這類企業肯定長不大，成不了大氣候。這種觀點甚至將道義感太重籠統地概括為東方企業的特點，最後得出結論：東方文明難以產生大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會被社會責任所壓跨。還有人認為，企業首先要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負責，然後才能考慮到社會。這些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思維方法似乎並不全面。企業是否僅僅是一架機械運轉的機器？企業具不具有人性化？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到底都負有哪些責任？的確是當前我國社會值得認真研究和討論的話題。

　　毋庸置疑，企業的首要任務是創新和生產，企業應當是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企業的主要目的是給社會提供物質產品也包括精神產品。企業是支撐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經濟單位。企業如果失去了生產和創新功能，那麼企業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價值。因此，任何企業的第一要義是搞好生產，創造出市場效益，爭取為社會多納稅，實現它對社會的經濟責任，這就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務。至於說企業的其他社會責任，有人認為是第二位的事情，可以稱之為“份外兒”的事情。譬如，如何保障職工的勞動權利，要不要教育職工，要不要從事清潔生產和保護環境，要以企業的發展程度來定。如果企業有經濟實力了就可以考慮，如果沒有就顧不上了。

　　企業要不要承攬經濟責任之外的社會責任還取決於體制因素，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企業有不同的表現。中國企業責任的變化以政府變革的程度而定。如果在經濟體制上，中國仍然實行計劃經濟，那麼企業的社會責任既是無限的又是有限的。如果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那麼企業的確不需要承擔多少“份兒外”的社會責任。如果政府變革向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變革，那麼企業所承擔的非剛性的社會責任必然加大。因此，中國企業今後承擔多少社會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政府的改革方向。就目前中國的形勢看，中國企業應盡的責任主要停留在“份兒內”的事情上，有些企業甚至連份內的責任也沒盡到，譬如繳納社會保險基金。

　　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就是一個大企業，企業實際上是政府組織的一部分，企業不僅擔負起生產的任務，更肩負著對勞動者在生產之外的一切生活保障。在計劃經濟下，企業不僅是生產組織和經濟組織，更是行政組織、教育組織甚至軍事組織。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全能政治在中國的解構，政府在社會中的全能角色也在發生變化，企業與政府逐漸分離，企業對政府的一部分責任也在不斷剝離。到目前為止，中國各類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基本上實現了政企分開。

　　在國有企業與政府指令逐漸分離的同時，企業身上所肩負的許多社會責任也在不斷地推卸，許多國有企業已經將職工的養老金發放交給了社會，不少廠屬學校、醫院、服務機構也實現了社會經營。從整個趨向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逐漸走上了獨立經營的道路。計劃經濟下形成的企業辦社會現象逐漸消失。民營企業或股份制企業中的人員關係變得更加明晰。只有進行這種變革，中國的國有企業才能輕裝上陣，才能具有市場競爭力。因此，對國有企業來說，20年來變革的表現主要是企業減負。

　　但也必須同時看到，市場經濟下的企業與社會也有著千絲萬縷般的聯繫。企業來自於社會，也必將還原於社會，這是一種新形勢下的社企關係。企業的生生死死，發展壯大或被淘汰出局，都要有社會來承接它失敗的代價。更主要是，社會是企業的生存環境，沒有一個好的環境，企業也難以生存。因此，企業與社會有一個共榮的關係，市場經濟下的企業與社會甚至有著更密切的關係，而不是關係變得相對疏遠。新形勢下的企業與社會關係，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企業要通過納稅和繳費的形式來履行應盡的社會保障的責任，增強社會的保障能力，而不是千方百計逃避這一責任。就目前的形勢看，企業不履行這一責任的問題相當嚴重。

　　有學者將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內容做瞭如下概括和歸納：

　　1. 對股東：證券價格的上升；股息的分配（數量和時間）。

　　2. 職工或工會：相當的收入水平；工作的穩定性；良好的工作環境；提升的機會。

　　3. 對政府：對政府號召和政策的支持；遵守法律和規定。

　　4. 對供應者：保證付款的時間。

　　5. 對債權人：對合同條款的遵守；保持值得信賴的程度。

　　6. 對消費者/代理商：保證商品的價值（產品價格與質量、性能和服務的關係）；產品或服務的方便程度。

　　7. 對所處的社區：對環境保護的貢獻；對社會發展的貢獻（稅收、捐獻、直接參加）；對解決社會問題的貢獻。

　　8. 對貿易和行業協會：參加活動的次數；對各種活動的支持（經濟上的）。

　　9. 對競爭者：公平的競爭；增長速度；在產品、技術和服務上的創新。

　　10. 對特殊利益集團：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對城市建設的支持；對殘疾人、兒童和婦女組織的貢獻。

　　但是，在戰略決策的過程中，各個與企業利害相關的團體的利益總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有一個能使每一方都滿意的戰略。因此，一個高層管理者應該知道那些團體的利益是要特別重視的。美國管理協會（AMA）曾經對6000位經理進行調查，最後得出了下表：

　　各種利益相關團體對企業的重要性

利益相關團體	得分排序（最高為7分）
顧客	6.40
職工	6.01
主要股東	5.30
一般大眾	4.52
一般股東	4.51
政府	3.79

　　依據不同的標準，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進行不同的劃分。有學者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依據不同的標準劃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以表現形式為準，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程式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實質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前者是就企業決策的程式和過程而言的，要求企業決策程式考慮和反映社會利益與社會權；而後者是就企業決策的結果而言的，要求企業決策的結果能夠對社會利益與社會權負責。

　　第二類，以與企業所從事的經營活動之間的關係為準，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相關的社會責任與不相關的社會責任。前者是指企業為了增進那些受企業經營活動影響的利害關係人的福利而付出的努力；後者是指超出企業經營活動的範圍，純粹為解決某一方面的社會問題、增進那些與企業經營活動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的福利而實施的行為。

　　第三類，以受激勵與約束的行為規範為準，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道德意義上的責任和法律意義上的責任。前者指企業的社會行為要合乎道德倫理的價值要求，後者指有法律規定的可由法律予以強制執行的責任。

　　第四類，以企業行為導致的結果為準，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犧牲營利的社會責任與促進營利的社會責任。

　　第五類，以企業行為背後的動機為準，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價值主義態度的社會責任與工具主義態度的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反應型企業社會責任，另一類是戰略型企業社會責任。

　　反應型企業社會責任有兩種形式：一是做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關心各利益相關者所關註的社會問題的變化；二是減少企業經營活動已經產生的或可能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履行戰略型企業社會責任不只是做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也不只是減輕價值鏈活動所造成的不利社會影響，而是要推出一些能產生顯著而獨特的社會效益和企業效益的重大舉措。戰略型企業社會責任既包括由內及外的維度，也包括由外及內的維度，兩者相輔相成——創造共用價值的機會恰恰蘊藏在這裡。戰略型企業社會責任還包括投資於競爭環境中某些能促進企業競爭力提高的社會因素，發揮出企業與社會的共用價值，並由此建立起企業與社會的共生關係：企業越成功，社區就越繁榮；反之，社區越繁榮，企業就越成功。通常而言，某個社會問題與企業的業務關係越緊密，利用企業的資源和能力造福社會的機會就越大。

　　對於企業是否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學界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1)支持強化社會責任觀點認為：許多問題由企業引起，例如空氣污染、水污染以及資源耗盡等，而企業自身既是依法成立的實體，又是社會公民，且通常擁有解決問題所需要的能力和資源，所以理應在社會問題方面扮演主要角色。

　　(2)反對強化社會責任觀點認為：將企業社會責任寬泛化會偏離企業的基本使命----創造利潤。同時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會賦予企業過多的權力，企業也缺乏管理社會問題的專場。

　　不同的企業採取的承擔社會責任的立場也千差萬別，總的來說一共有以下四種不同的立場：

　　（1）阻礙立場

　　採取此類立場的企業通常會儘可能的忽視社會或環境問題，以免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但一般來說，這類企業也會損失相應的名譽及信譽。

　　（2）防衛立場

　　從阻礙立場向前邁進一步就變成了防衛立場，即企業的作為只限於法律的要求。

　　（3）接納立場

　　採取這一立場的企業不僅符合法律法規要求，還會有選擇的超出要求。這一立場需要註意的是，必須有人主動上門說服企業該項目是值得支持的，企業自身並不會主動提供捐贈。

　　（4）主動立場

　　社會責任程度最高的企業採取的是主動立場。這類企業將自己看作社會公民，積極尋求貢獻機會。

　　企業社會責任在未來發展的十個主要方向。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是值得推崇的光彩事業，但是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前，生存、保命和不倒下是企業的第一要務。企業社會責任是有層次的行動譜系，企業要力所能及和量力而行，而不是賠本賺吆喝。特別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許多企業的經營遭受重創乃至瀕臨破產，企業社會責任也成為奢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70年代就旗幟鮮明地指出，“企業的職責就是經營”（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business）。企業的本分是經營和營利，如果在經營方面無法成為行業一流，很難奢望可以持續有效地履行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圈層理論認為，企業要對不同圈層的利益相關者負責，由內及外地推而廣之，而不是捨近求遠地涸澤而漁。因此，企業要清醒地認識到經營好自身業務並立於不敗之地，是履行社會責任的第一要務。“基業長青”方能綠樹成蔭，而在此基礎上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才能行穩致遠。

　　第二，要辯證統一地審視企業逐利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不應將企業的利潤與社會責任對立起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未必就是犧牲自我和減少利潤。入選優秀案例的企業都經營有方，是所在行業的翹楚，並盡己所能地開展企業社會責任工作。 大量研究也顯示，企業財務績效和社會責任表現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表明二者之間可以形成財責相長的互補關係。隨著社會企業等混合型組織的崛起和商業模式創新的流行，越來越多的企業實現了營利與責任、商業與公益的兼顧與統一，並從企業社會責任走向社會企業責任。比如，G7物聯是一家貨車物聯網科技公司，為貨車司機開發了提高運輸效率、降低油耗支出和提升交通安全的綜合服務平臺，既實現了企業經營穩步提升，也使社會責任相伴而生。

　　安德魯·基恩在《治愈未來：數字困境的全球解決方案》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互聯網巨頭等“超級公民”沒有認識到“力量越大，責任越大”。“儘管這些企業本質上不是邪惡的，但他們畢竟受利潤驅動，只對股東或者投資者負責。不管它們怎麼喊‘不作惡’之類的好聽口號，但世界上是沒有道德的營利企業這種東西的，矽谷內外都沒有。不管好壞，這些私營超級大企業的目標是主導市場，不是共用市場。它們的目標是賺錢，而不是道德。”科技企業要真正踐行科技向善的初心，“為技術繁榮帶來的‘始料未及的後果’負起責任”，“建設和矽谷不同、更有社會責任感的技術生態系統”。

　　第三，企業要整合形成一個有機系統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體系，產生企業社會責任的品牌效應。企業社會責任不是撒胡椒面兒，東一榔頭，西一榔頭，而是要有一條貫穿始終的戰略主線，並圍繞核心使命設計、架構和執行社會責任。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應一以貫之地，始終圍繞核心戰略開展企業社會責任。做好企業社會責任，可能並不需要多點開花，而需要的是持之以恆地做好一件事情。企業要將社會責任提升到戰略層面，而不是視為一個可有可無的細枝末節。

　　比如，京東將其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投射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將其開展的各項社會責任工作同減貧、減排、公平等各項目標一一對應。這使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同全球最重要的未來發展方向緊密聯繫在一起，使巨集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可以落地，也使微觀的企業社會責任得以放大。再如中赫集團提出“執·責”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體系，始終堅持關心、精準和持續，有力推動了中國兒童和青少年的足球教育推廣事業。

　　第四，企業社會責任要和企業的核心業務結合起來，通過企業的專業技術、人才和平臺等來做好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不是單純的公益慈善和捐款捐物，而是高度專業的業務領域，並堅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企業經營和社會責任之間不應是“兩張皮”，各做各的，而是要建立強有力的內在聯繫，使企業經營賦能社會責任，使社會責任助力企業經營。企業只有將其核心能力輸出到社會責任，使社會責任帶著專業的光和熱，才能最大化企業對社會的回報。這樣一來，企業社會責任往往就是水到渠成的一項事業，而不會有太強的違和感。

　　比如，綠城管理和藍城樂居堅持為政府代建質量不輸於商品房的保障房，通過保障性住房全生命周期的專業能力輸出，既為政府壓縮了建設周期和成本，也提升了保障房的建築質量和宜居性。再如IBM等跨國公司的員工都是擅長外語和電腦技能的人才，他們為留守兒童等青少年群體提供的英語輔導和電腦技能培訓等志願者工作，就很好地在社會責任履行中輸出了企業專業能力。

　　第五，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要與國家戰略匹配、服務大局，使企業社會責任在新發展階段融入新發展格局。企業社會責任既要引領時代大潮，也要和國家戰略相匹配，特別是要借船出海、順勢而為。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會使企業社會責任的開展更加順暢有效。

　　比如，2020年是中國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大量企業投身精準扶貧事業，開展產業扶貧、科技扶貧、教育扶貧、生態扶貧。抖音等短視頻和直播平臺專門設立扶貧辦公室，通過流量扶持、技能培訓、業務創新等一系列行動，藉助“直播帶貨”帶動數百個貧困縣脫貧摘帽。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起步之年，企業應將社會責任的履行融入其中，實現企業戰略與國家發展的和弦共振。

　　第六，企業社會責任要推陳出新，推動有特色和創意十足的社會責任履行模式。企業經營註重研發和創新，而企業社會責任也要加大研發和創新，使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創新性地履行。儘管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源遠流長，捐款捐物古已有之，但是現代企業應走出公益慈善的傳統路徑，不斷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模式創新。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譜系中，相對來說企業捐款不如捐物，捐物不如參與，而參與不如賦能。企業要想方設法和集思廣益，使社會責任的履行方式和形式可以令人眼前一亮和耳目一新。比如，一些企業藉助互聯網平臺開展“隨手拍”、公益捐贈、綠色出行、資源共用等，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創新的典型表現。

　　第七，企業社會責任要在合作共贏和協同發展上做文章，帶動各類利益相關者共同推進。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不是要事必躬親和親力親為，而是可以藉助商業伙伴、非營利組織等專業力量共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要不斷增強一呼百應的號召力，帶動各個方面的利益相關者投身公益慈善事業。

　　在《尋找座頭鯨：中國企業是如何進行社會創新的？》一書中，呂鵬等提出了企業社會創新項目評價體系，從使命、執行、財務和傳播四個方面評選了有代表性的101個民營企業社會創新項目。他們的研究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要“創”字當頭，聯合政府、社會企業、商業伙伴、科研機構、公益組織等“共益伙伴”，打造企業社會創新的“生態朋友圈”。由此可見，企業社會責任創新，特別是同利益相關者攜手合作創新，是特別應該引起企業重視的發展方向。

　　第八，企業社會責任要平戰結合，使企業在社會危難之際可以快速響應和伸出援手。在危急時刻的雪中送炭，比在平常時期的錦上添花更加彌足珍貴。危機意味著危中有機，等於是企業經營的商機和社會責任的良機。危機時期的“戰時狀態”使企業可以集中力量攻堅克難，由此迸發的爆發力是在常態之下所難以想象的。與此同時，在危機時期全民圍觀的聚光燈下，人們更加珍視企業做出的貢獻，企業社會責任的倍增效應也更為明顯。

　　如果說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發的企業捐贈浪潮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萌發階段，那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則使企業社會責任走向成熟階段。疫情期間涌現出了一大批企業，它們利用自身的人員、資源、技術和平臺，為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做出巨大貢獻，真正履行了企業社會責任。一些企業也抓住機遇，在服務疫情防控的同時也推動了科技研發和業務拓展。比如，線上辦公、遠程醫療、遠程教育、直播電商等行業和領域發展迅猛，在疫情期間實現了爆炸性增長，也為人們足不出戶地生產生活提供了便利。

　　第九，企業社會責任要久久為功，一年一個臺階、一茬接著一茬、一步一個腳印地持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不應期望一炮走紅和一夜成名，而應堅持在點滴之間、方寸之間地持續推進。否則，企業社會責任朝令夕改就會淪為嘩眾取寵，並難以取信於眾。特別是關註弱勢群體的企業社會責任更是要持之以恆，否則半途而廢或頻繁更迭會導致嚴重的負面影響。以脫貧攻堅為例，企業對貧困戶的幫扶如果難以持續，就可能帶來巨大的不確定風險，並使貧困戶極易返貧甚至大不如前。

　　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要堅持久久為功，持續專註於企業瞄準的戰略領域，堅持數十年如一日的戰略恆心，不因領導更替而人走茶涼。比如，諾華製藥堅持在四川大涼山地區開展碳匯造林項目，雀巢集團在雲南偏遠地區助農種植咖啡，都實現了減排、環保、扶貧的多重價值。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長期不懈和一以貫之的堅持，那麼這些事業就很難見效。

　　第十，要講好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故事，體現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範”。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正能量需要更多的宣傳、推廣和傳播，使更多企業、消費者、上下游伙伴等利益相關者眾人拾柴和從善如流。除了上市公司，目前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披露沒有硬性要求。畢馬威的調查報告顯示，全球企業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方面的披露在持續提升。從其監測的代表性大企業來看，全球平均已有77%的企業披露ESG報告，而中國樣本企業的披露比例也從2017年的73%提升到2020年的78%。

　　當然，企業社會責任不是自說自話，而是要用數據說話，用故事打動人，並經得起檢驗和考驗。企業要忠實記錄履行社會責任的點點滴滴，並儘可能地用數據來測算和呈現社會責任活動和產生的各方面影響。在企業社會責任披露方面，既不應毫無根據地誇大企業的付出和貢獻，也不應低估企業產生的間接影響。比如，普華永道開發的“碳指數”，對包括樓宇用能用電、員工乘坐飛機出差、辦公用紙等方面的企業能耗進行審計，由此構建的量化評估結果，為監測企業社會責任提供了直觀明瞭和令人信服的參考依據。

　　“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近些年來這一思想廣為流行，連《財富》和《福布斯》這樣的商業雜誌在企業排名評比時都加上了“社會責任”標準，可見西方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聯合國也是推動企業發揮社會責任的重要機構。新一屆秘書長安南上臺後，聯合國的工作重點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即從國家主權的維護更多地轉向了公民權利的維護。鑒於全球化的脆弱性和國際間越拉越大的差距，鑒於國家內部的差距也在拉大以及財富的分配不公和不平等，特別是鑒於某些企業不合理的發展對世界安全和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威脅，安南向國際商界領袖提出了挑戰，那就是呼籲企業約束自己自私的牟利行為，並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1999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了“全球協議”，並於2000年7月在聯合國總部正式啟動。該協議號召公司遵守在人權、勞工標準和環境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其內容是：1，企業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各項人權，2，絕不參與任何漠視和踐踏人權的行為，3，企業應支持結社自由，承認勞資雙方就工資等問題談判的權力，4，消除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勞動，5，有效禁止童工，6，杜絕任何在用工和行業方面的歧視行為，7，企業應對環境挑戰未雨綢繆，8，主動增加對環保所承擔的責任，9，鼓勵無害環境科技的發展與推廣。

　　分析這九項原則，從企業內部看，就是要保障員工的尊嚴和福利待遇，從外部看，就是要發揮企業在社會環境中的良好作用。總起來說，企業的社會責任可分為經濟責任、文化責任、教育責任、環境責任等幾方面。就經濟責任來說，企業主要為社會創造財富，提供物質產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文化責任和教育責任等方面來說，企業要為員工提供符合人權的勞動環境，教育職工在行為上符合社會公德，在生產方式上符合環保要求。用“全球協議”的標準來對照我們中國企業，可以看到很多差距。也就是說目前中國企業的發展目標距離國際標準還差得很遠。

　　具體來講，當前某些中國企業最突出的問題大體表現在八個方面：一是無視自己在社會保障方面應起的作用，儘量逃避稅收以及社保繳費，二是較少考慮社會就業問題，將包袱甩向社會，三是較少考慮環境保護，將利潤建立在破壞和污染環境的基礎之上，四是一些企業唯利是圖，自私自利，提供不合格的服務產品或虛假信息，與消費者爭利或欺騙消費者，為富不仁，五是依靠壓榨企業職工的收入和福利來為所有者謀利潤，企業主墮落成資本的奴隸，賺錢的機器，六是缺乏提供公共產品的意識，對公益事業不管不問，七是缺乏公平競爭意識，一些在計劃經濟時期延續下來的壟斷企業，大量侵吞壟斷利潤，並極力排斥市場競爭，八是普遍缺少誠信，國有企業對國家缺少誠信，搞假破產逃避債務，民營企業通過假包裝到市場上圈錢。

　　中國企業的發展正處在一個急功近利的歷史階段。如何擺正企業與社會的關係，如何發揮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到底應該肩負起哪些社會責任？中國社會對這些問題還茫然無知。從國際經驗看，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主要是為瞭解決資本與公眾的矛盾問題，是為瞭解決企業與消費者的矛盾。沒有正確的理念，資本就會過度地偏向少數人。例如，企業如果搞假冒偽劣，就會不正當地攫取消費者的利益，如果生產優質產品，不欺騙顧客，就要減少利潤。如果要搞清潔生產、減少污染、保護環境，就更要減少利潤。這是一對矛盾，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清晰的商業倫理和經營理念，便可能陷入自私自利、互相詐騙的泥沼之中。因此，今天在中國掀起一場企業社會責任的大討論是十分必要的。企業如何牟利，如何與消費者爭利？不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一定的思想道德境界來保障。

　　另外，企業在社會中擔負起越來越大的責任，說到底是“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果，中國企業今後能否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取決於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取決於政府機能下一階段的改革。

　　美國學者戴維斯就企業為什麼以及如何承擔這種責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種看法被稱為“戴維斯模型”，其具體內容如下：

　　1、企業的社會責任來源於它的社會權力。由於企業對諸如少數民族平等就業和環境保護等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有重大的影響力，因此社會就必然要求企業運用這種影響力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2、企業應該是一個雙向開放的系統，即開放的接受社會的信息，也要讓社會公開的瞭解它的經營。為了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進步，企業和社會之間必須保持連續、誠實和公開的信息溝通。

　　3、企業的每項活動、產品和服務，都必須在考慮經濟效益的同時，考慮社會成本和效益。也就是說，企業的經營決策不能只建立在技術可行性和經濟收益之上，而且要考慮決策對社會的長期和短期的影響。

　　4、與每一活動、產品和服務相聯繫的社會成本應該最終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社會不能希望企業完全用自己的資金、人力去從事那些只對社會有利的事情。

　　5、企業作為法人，應該和其他自然人一樣參與解決一些超出自己正常範圍之外的社會問題。因為整個社會條件的改善和進步，最終會給社會每一位成員（包括作為法人的企業）帶來好處

• 企業公民
• 企業道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