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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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德國女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E·Noelle-Neumann）在對歷史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又經過多年的民意調查實證研究，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一種描述輿論形成的理論假設──“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一詞最早見於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1974年在《傳播學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重歸大眾傳播的強力觀》，她在1980年《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

　　沉默的螺旋概念基本描述了這樣一個現象：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並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极參与進來，這類觀點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迴圈往複，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

　　沉默的螺旋產生在諾伊曼的歸納下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被孤立的恐懼（fear for isolation）

　　人的社會性本質促使人們害怕被孤立，願意被其他人註意和喜愛。歐文·戈夫曼認為，一旦人們不是獨自一人時，哪怕只有另外一個人在身邊，就已經和有許多人在他身邊一樣了，人們就發生了變化，並且關註其他人如何評價他。

　　薩賓娜·霍里基在研究群體時發現，群體動力學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群體常識對違反規則的成員進行勸說、表達善意，以讓他們“浪子回頭”，如果這一階段不成功，就會在第二階段對有偏離行為的成員施以趕出群體的威脅；到了第三階段，群體將會驅趕偏離的成員。

　　人們的從眾行為大多是由於不願淪落到被驅逐的困境中去。

　　2、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

　　多數無知是由丹尼爾·卡茨和弗洛伊德·奧爾波特於1931年提出的一個社會心理術語。這個概念描述了群體多數成員私下裡並不接受某一種行為模式，但他們錯誤地認為其他人都會接受它，因此會在公開環境下違心地表示對這種模式的支持。也就是說在公開領域里得到大多數支持的某種行為模式，事實上可能是這些人都不喜歡的。

　　3、準統計感官（Auasi-statistical Sense）

　　準統計感官是指人們可以憑藉這項天生的意識，通過觀察人們的言談和舉止，藉此估計周圍人對於某個對象事物的觀點和立場。如果感到自身觀點與周圍環境相一致，個人便會積極地參與到討論中去，相反，個人則會選擇沉默或是迎合多數意見。

　　4、意見氣候的營造

　　大眾傳媒通過共鳴性——人們通過媒介感知意見氣候、累積性——時間段的累積、遍在性——人們對媒介的依賴性——等方式，營造某種優勢意見，並且通過以上三種意見形成機制影響受眾的態度和觀點表達。

　　第一，個人意見的表明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總是力圖從周圍環境中尋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狀態，這是人的“社會天性”。

　　第二，意見的表明和“沉默”的擴散是一個螺旋式的社會傳播過程。也就是說，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使“優勢”意見顯得更加強大，這種強大反過來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的意見者轉向“沉默”。如此迴圈，便形成了一個“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

　　第三，大眾傳播通過營造“意見環境”來影響和制約輿論。根據諾依曼的觀點，輿論的形成不是社會公眾的“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意見環境”的壓力作用於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採取趨同行動這一非合理過程的產物。“意見環境”的形成來自：所處的社會環境、大眾傳媒，而後者的作用更強大。

　　諾依曼通過“沉默的螺旋”理論，重新揭示了一種“強有力”的大眾傳播觀：

　　（1）輿論的形成是大眾傳播、人際傳播和人們對“意見環境”的認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結果；

　　（2）經大眾傳媒強調提示的意見由於具有公開性和傳播的廣泛性，容易被當作“多數”或“優勢”意見所認知；

　　（3）這種環境認知所帶來的壓力或安全感，會引起人際接觸中的“劣勢意見的沉默”和“優勢意見的大聲疾呼”的螺旋式擴展過程，並導致社會生活中占壓倒優勢的“多數意見”——輿論的誕生。

　　從輿論學和傳播效果研究的角度而言，“沉默的螺旋”假說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這個假說中的“輿論”（public opinion）與傳統的輿論概念不同，與其說是“公共意見”或“公眾意見”，倒不如說是“公開的意見”。由此不難看出，“沉默的螺旋”理論強調的是輿論的社會控制功能。這一點，諾依曼本人也在“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這個觀點中作了明確的說明。輿論在雙重意義上是“我們社會的皮膚”：它是個人感知社會“意見氣候”的變化，調整自己的環境適應行為的“皮膚”，不僅如此，它又在維持社會整合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就像作為“容器”的皮膚一樣，防止由於意見過度分裂而引起社會解體。

　　第二，從傳播效果研究的角度而言，“沉默的螺旋”理論強調大眾傳播具有強大的社會效果和影響。這裡所反映的“強大影響”已經不止於認知階段，而是包括了“認知→判斷→行動”的全過程。這個假說認為傳播媒介具有“創造社會現實”的巨大力量。

　　(一)媒介意見不等於公眾意見

　　沉默的螺旋理論始終強調媒介如何使自己的意見變成公眾意見，成為輿論。正如陳力丹在《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一書中指出的那樣，…沉默螺旋’無形中揭示了媒介控制輿論時發生的公眾意見內外兩張皮的現象，即公開發表的意見與公眾自己的真正意見可能並不是一回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也許有面上輿論相當一致，也顯得頗為平穩，但潛在著社會意識和信息交流方面的某種危機，並不利於社會長期穩定。”實際上，媒介意見往往不是多數派或大眾意見，而是少數派意見。如果說某一時期的媒介意見表現出與大眾意見某種程度的一致和契合，也並不能說明媒介意見代表公眾意見，為公眾利益服務，而其終極目的是為少數派利益服務的。李普曼的研究告訴我們，人們在作出同樣的決定或行為時的動機是千變萬化的，有著難以把握的複雜性。他在對1920年美國大選的研究中指出，“共和黨人的意見就更加一致嗎?……組成共和黨的大多數男男女女想法不一，有的為擴大生意，或使工人安分守己，或為了減稅……”⑤可見，媒介意見並不能代表公眾的利益和意見，它總是首先表現為少數派的意見，然後在形式上和錶面上與公眾意見相契合。

　　從媒介發展史來看，媒介始終為兩種勢力所控制，即政治勢力和資本勢力，在阿特休爾看來，新聞媒介從來都是“權力的媒介”，即當權者的媒介。而擁有這種權力的都是少數派，他們利用媒介來引導輿論甚至製造輿論都是以自身利益作為出發點的，只不過往往以公眾意見的面目出現而已。因此，我們不難解釋為什麼當真正的民意與他們的意見不一致時，他們就會利用媒介意見來加以引導，甚至動用暴力加以壓制。

　　處於一定社會中的人並非只是簡單地劃分為少數派和多數派兩類，嚴格地說，可以劃分為許多階層，但總體上表現為：優勢少數派——大眾——劣勢少數派三種類型，儘管少數派內部的構成也是極其複雜的。在一定時期內，優勢少數派在社會結構中處於優勢地位，他們在社會資源的占有上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比如，掌握著國家政權，控制著國家暴力機器、媒介等等。一句話，他們是社會的統治階層，擁有絕對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由於他們控制著媒介，所以媒介意見代表著他們的意見。劣勢少數派在媒介的占有上並不占優勢，甚至不擁有媒介，因此在表達意見上往往處於非主流地位，也很難形成優勢意見。

　　處於中間狀態的大眾則是社會中的大多數，他們是少數派爭取的對象，無論優勢少數派還是劣勢少數派都力圖使他們的意見表現為大眾意見。

　　(二)少數派意見不會被改變

　　如前所述，優勢少數派總是千方百計把自己的意見通過媒介意見轉化為優勢意見，這種優勢意見會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壓力，進而使他們改變觀點。但是仔細考察現實，我們會發現媒介的優勢意見實際上只對那些處於中間狀態的大眾起作用，而不會使劣勢少數派起作用，使他們改變觀點。沉默螺旋理論認為沉默就意味著贊同或觀點的轉變，這是不符合現實的。正如我國著名作家王小波所說：“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

　　就是因為有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可見，大眾的沉默並不一定意味著對媒介意見的贊同，劣勢少數派的沉默也並不意味著會轉變觀點。顯然，沉默螺旋理論是對權力的媒介的合理化註釋，而且還有為權力幫忙的嫌疑。

　　人們的觀念一旦形成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是通過理性的思考和評判後形成的觀念，是決不易改變的。那些容易為媒介意見改變觀念的人一般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1)沒有堅定信念；(2)文化水平不高；(3)多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尚未形成的青少年。

　　優勢少數派總是利用媒介製造有利於自己的媒介環境，將處於中間狀態的大眾完全置於這一媒介環境中，沉默的螺旋就在中間狀態的大眾中產生。劣勢少數派往往有機會接觸到不為優勢少數派所掌握的媒介，因而並不完全處在這一媒介環境中。同時，他們能夠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並經常對現存的媒介環境持批判態度，即使他們因某種強制力量而沉默，卻不會改變觀點。

　　(三)沉默的螺旋不值得歡呼

　　沉默的螺旋是傳播生態失衡的結果。所謂傳播生態，是指社會各利益集團或派別的意見通過媒介得以反映的狀況。如果各利益集團或派別的意見能夠得到充分而均衡的反映，就表明傳播生態是平衡的，反之就是失衡。一般說來，傳播生態平衡的情況下，沉默的螺旋是不會出現的，因為人們可以公開的不受限制的表達自己的意見。相反，傳播生態失衡，往往使劣勢少數派的意見不能公開自由地表達，而優勢少數派的意見不僅可以公開表達，而且能夠得到無限制的放大，從而形成優勢意見。

　　一些學者在批評沉默的螺旋理論的不足時指出，沉默的螺旋奏效並非是無條件的。英國的丹尼斯·麥奎爾和瑞典的斯文·溫德爾在他們1981年出版的《大眾傳播模式論》一書中指出，該模式表述的思想就其本身來說並不新鮮，儘管以新的方法將這些思想歸攏在一起，使他們與依賴電視為主要信息和思想來源的情形有了新的聯繫。他們指出了沉默螺旋理論奏效的兩個必要條件：(1)個人不能相互交流私人意見；(2)媒介意見和受眾的觀點具有特定的一致並產生預期的意識積累，持不同意見的人才產生沉默的螺旋。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只是還沒有深入思考個人不能相互交流意見的現實原因。

　　馬克思在談到報刊與輿論的關係時認為，報刊全面反映輿論只是一種總體情況，而具體的報刊只是一方面輿論的代表，因為“具有各種各樣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輿論定會找到相應的報刊。”顯然，馬克思的這種觀點暗含這樣一個前提，即要想使媒介在總體上能夠全面反映輿論，必須是各利益集團或派別擁有自己的媒介，或擁有代表自己意見的媒介，擁有表達各自意見的空間。而沉默螺旋理論沒有認識到現實的複雜性所決定的媒介生存狀態的複雜性，只是把媒介作為一個抽象的、籠統的概念來看待的，因此，沉默螺旋理論過於理想化和簡單化了。

　　不平衡的傳播生態的根源在於媒介資源並非在社會各利益集團或派別之間實現平衡分配，而是只為優勢少數派所占有。優勢少數派在將自己的意見轉化為媒介意見時，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不可能是大眾利益。這種狀況發展到極端就是媒介完全成為優勢少數派達到自身目的，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他們隨心所欲地控制媒介，操縱媒介，欺騙公眾，打擊對手，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社會各利益集團或派別擁有自己的媒介是確保傳播生態平衡的必要條件，而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各派別為了不使自己陷入沉默的螺旋，或者為了使自己所要爭取的大眾不陷入沉默的螺旋，總是千方百計地爭取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創辦報刊電臺的自由，也就是要擁有自己的媒介。這種努力本身就是要確保傳播生態的平衡，打破優勢少數派對媒介的壟斷。

　　爭取傳播生態的平衡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都會付出巨大的犧牲，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但是，同時也必然帶來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還是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革命運動時總是首先從爭取傳播生態的平衡開始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要實現公開表達意見的自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及時總結了歷史教訓，改變了以往不平衡的傳播生態，雖然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日益民主化，我國的傳播生態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沉默的螺旋”假說提出以後，許多傳播學和社會心理學者，例如美國的卡茲（1981）、馬丁（1986）和日本的池田謙一（1986）等，都對這個假說進行了較系統的理論探討和實證考察。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這個假說的理論前提上。

　　也就是說，“沉默的螺旋” 的重要理論前提之一是個人“對社會孤立的恐懼”，以及由這種“恐懼”所產生的對“多數”或“優勢”意見的趨同行為。

　　1．假說中所強調的“對社會孤立的恐懼”（趨同行為的動機）不應是一個不變的常量，而應是一個受條件制約的變數。所屬群體的支持，對自己見解或信念的確信程度。

　　2．“多數意見”的壓力以及對它的抵制力，按照問題的類型和性質應有程度上的不同。在有關社會倫理道德、行為規範的爭議，技術性、程式性的問題上，與自己是否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等幾方面，其壓力和抵制力是不同的。

　　3．“多數意見”產生的社會壓力的強弱受到社會傳統、文化以及社會發展階段的制約。

評價

　　“沉默的螺旋”假說儘管在理論和實證上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但它至少在下述兩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它把對輿論形成過程的考察從現象論的描述引向了社會心理分析的領域，強調了社會心理機制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

　　第二，它強調了大眾傳播對輿論的強大影響，並正確地指出了這種影響來自於大眾傳播營造“意見環境”的巨大能力。假說中對傳播媒介的“賦予地位”（status conferral）功能、大眾傳播的公開性和普遍性、報道內容的類似性和累積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選擇性接觸”的困難性所作的分析，對重新評價大眾傳播的影響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同時啟示利用大眾媒介營造輿論、控制輿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沉默的螺旋”假說的另一個問題是，由於它在說明輿論的形成過程之際極為強調“多數”或“優勢”意見的壓力，以至於忽略了輿論的變化過程和“少數派”的作用。

　　沉默的螺旋理論提供了一種考慮問題的視角：團隊意見的形成不一定是團隊成員“理性討論”的結果，而可能是對團隊中“強勢”意見的趨同後的結果。需要註意的是：“強勢”意見所強調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正確的。當團隊中的少數意見與“多數”意見不同的時候，少數有可能屈於“優勢意見”的壓力，錶面上採取認同，但實際上內心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就可能出現某些團隊成員公開“表達的意見” 與團隊成員“自己的意見”不一致。

　　要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數派，聆聽反對者的聲音。

　　把“沉默的螺旋”理論的核心假設作為切入點，支持者認為在網路傳播中，諾依曼的假設依然成立，而反對者也是從網路傳播帶來的傳播方式以及由此引發的受眾心理特征的改變，反駁諾依曼的核心假設已經不能在網路中成立，從而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論在網路傳播中已經失靈”的論點。然而，筆者認為，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多是停留在“網路傳播”內進行的，並沒有把網路傳播放在“信息時代”這個大的環境背景下進行雙重層面的論述。儘管也有一些巨集觀層面的研究，它們要麼是一帶而過並不具備太強的針對性，要麼就是單單停留在巨集觀層面而忽略了與微觀層面的聯繫。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上網人數的激增，我們在愉悅中進入了網路時代。在這個時代，網路成為與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並重的主流媒體，甚至已經超出其中某類媒體的態勢。因此，我們在研究傳統傳播理論對網路傳播的效用時，就應該把這種理論放諸到整個時代的大背景中，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

　　1、 從巨集觀層面看

　　從巨集觀的層面來看，網路傳播本身的數字化、多元化、多媒體化、實時性、交互性、虛擬性等傳播特點，使網路傳播具有比其他傳播方式更即時、更廣範圍的傳播優勢，使得其它傳播方式可以藉助網路這個平臺，對更多的受眾進行“鏈接”；而網路傳播的匿名性，使得那些網路上的活躍者可以更加肆無忌憚的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因此而不負責任的用極端言語抨擊與自己不同的觀點。

　　這兩點都可以加劇“沉默的螺旋”現象，發生在2003年的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事件，就是網路傳播加劇“沉默的螺旋”一個很好的例證。在事件發生以後，國內的很多網站就這一事件進行了即時轉貼、報道和討論。一時間，各大高校也是沸沸揚揚，很多網站上都充斥著各類極端的言論，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和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一下子升溫。對於這個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劉小彪認為：“中國互聯網上激烈的反日言論和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中國一部分網民真實感受的客觀反映，但它絕對不代表中國青年和中國民眾的全部。在這個意義上，我稱它是一種片面的真實和虛假的真實。” 他同時分析說，在網上主要是情緒激烈者在發言，而那些相對溫和的人一般是沒有特別的願望去發言的，這也是為什麼在BBS論壇上很少能看到那種理性的、溫和的發言的原因，但這並不等於說在我們的周圍沒有理性和溫和的聲音；在網上，那些少量的、理性而又溫和的發言一旦出現，便大多逃不脫被“追殺”的命運，而那些極端的、非理性的發言則大多受到了“追捧”，很少有人去“追殺”，因為同樣偏激的人會惺惺相惜，而不同意見的溫和者則相對更有一種寬容心，或者有時根本就懶得去理那些“無知無畏”的發言。

　　如果事態能僅僅停留在上述這樣一個層面，那倒也無妨。可怕的是，因為上述兩種原因，在互聯網上逐漸形成了一種令人憂慮的“沉默的螺旋”現象。即情緒極端者不斷得到鼓勵，聲音變得越來越大，勢力越來越強，言辭也變得越來越激烈；而那些理性的溫和者則不斷遭到打壓，聲音變得越得越微弱，也越來越感到勢單力薄和信心不足；而介於前兩者之間的、人數眾多的中間派則在極端言論的“耳濡目染”中逐漸走向了偏激。於是，互聯網成了極端言論的天下，極端的少數正在左右沉默的大多數。

　　2、從微觀層面看

　　從微觀層面看，“沉默的螺旋”理論在網路傳播中依然有效。在《沉默的螺旋是否會在互聯網上消失》一文中，劉海龍已經通過對該理論的幾個核心假設的討論，肯定了這一觀點，筆者也基本上同意文章作者的“在網路空間中，由於沉默螺旋的心理機制仍然存在，網際傳播與現實傳播的相似性，沉默的螺旋現象並沒有消失” 的結論。對此，筆者想從社會心理學的一些實驗研究角度增加一些論據：網路中的受眾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群（尤其是在交流之初，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各個固定的社區、論壇以及ICQ上一部分人會相對固定下來，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還是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性別、職業、相貌等相關情況），而且具有相當的流動性，可以說網上的交流是屬於“臨時拼湊的群體”之間的交流。這一點與阿希的從眾實驗、諾依曼的火車調查具有相似性。

　　在社會心理學領域，關於從眾行為的實驗研究中很著名的一個實驗就是阿希（Asch，1951）的從眾實驗。這個實驗顯示了它的規律性：只要是在阿希的實驗情境里，人們必然會產生從眾行為，這是由於群體的壓力所致。許多國家和地區如黎巴嫩、中國香港、巴西、辛巴威、挪威、加拿大、日本等，都進行了重覆實驗，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結果（Myers，1993）。因此可以說，人們在臨時拼湊的群體中，雖然彼此素不相識，群體中多數人的行為尚且能作為一種壓力而使個體產生從眾行為，如果在真實的情境中，即在各個個體之間相互熟悉的情境中，當群體中大部分成員發生相同行為時，可能對個體造成的壓力會更大，更會迫使其發生從眾行為。這個實驗中所說的“臨時拼湊的群體”情況不完全等同於網路中不同網民之間的關係，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彼此素不相識。實驗已經說明，在這種情況下依然會產生從眾行為。

　　對於這種臨時拼湊的群體，也就是彼此陌生的交流環境，在諾依曼早期的調查中就已經發現了這種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進行的“有關對任用共產黨員為法官”的輿論調查的火車實驗中，她發現，雖然多數人反對任用共產黨員為法官，但是樂於加入討論這個話題的人的比例卻不多（27%）；相反，雖然贊成的人居少數，但是願意就這個話題在火車上進行討論的人的比例卻大大超過前者（52%）。

　　以上兩個實驗調查已經證明就算是在“臨時拼湊的群體”當中，從眾的行為依然會產生。因此，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在網路交流中，對於那些相對流動的網民，仍然會有這種從眾的行為。

　　網路時代“沉默的螺旋”理論依然奏效的原因

　　在網路時代，誘發“沉默的螺旋”這一現象的因素已經隨著網路這種傳播工具本身的傳播特性而發生了改變，諾依曼所謂的“人害怕被孤立的社會心理導致了最後的沉默”已不能完全解釋這個現象。筆者認為“沉默的螺旋”理論在網路時代依然奏效，主要基於以下五個方面的考慮：

　　a、網路本身的“妖魔化”。

　　網路看似給每個人提供了一個相對封閉和安全的自我空間讓人們可以大膽表述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以至使某些學者認為網路使得導致“沉默的螺旋”現象產生的“ 害怕被孤立”的群體壓力消失，因此就推論出“沉默的螺旋”現象在網路時代不再存在。但實際上，網路為我們提供的相對獨立的空間實際上只是如皇帝的新裝一樣，看似使得每個人都障蔽起了自己，使別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各種觀點，卻不能知道自己的身份。其實，這何嘗不是一種自欺欺人，何嘗不是更加說明瞭“害怕被孤立”的心理對人們的影響之深，“沉默的螺旋”現象之嚴重，在個性化傳播的網路時代也不例外。

　　b、個性使然。

　　社會心理學中的從眾（conformity），是由於真實的或想象的群體壓力而導致行為或態度的變化。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從眾行為是由於在群體一致性的壓力下，個體尋求的一種試圖解除自身與群體之間的衝突、增強安全感的手段。實際存在的或想象到的壓力會促使個人產生符合社會或群體要求的行為與態度，有時候，個體不僅在行動上表現出來，而且在信念上也改變了原來的觀點，放棄了原有的意見，從而產生了從眾行為。比如有些人的天性就是內向、不善言辭、或者一直不喜歡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缺乏個人見解，喜歡追隨別人的看法，即使是在可以暢談無阻的自由環境下。在從眾這個概念下有這樣一個詞語——“或想象的群體壓力 ”，這種想象，在網路傳播中，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的不存在；同樣沒有證據證明那些本性中缺乏個人見解、喜歡追隨別人的人可以通過網路中所謂的匿名交流而改變了自己的本性。另外，長久的社會及群體壓力帶來的個人從眾行為，是否會內化成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使這種從眾行為成為一種潛意識的慣性行為？如果可以，那麼就可以充分證明“沉默的螺旋”在網路傳播中依然有效。

　　c、面對海量信息，個人在處理這些信息方面的能力問題。

　　網路傳播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任何其他媒體都不能提供的方便、快捷和自由環境，但這種技術理論上的可能並不等同於實踐層面中的可能。網路信息浩如煙淼，面對如此海量的信息，人們似乎更多的只是匆匆瀏覽，很少會參加留言討論，尤其是對那些一向“不喜歡發表言論”的人。據統計，“所有新聞組的讀者只有不到 10%的人投稿參加討論”，中國網際網路的用戶95%的人上網只是查閱和瀏覽，網路數據信息傳輸水平極低。這樣一來，就會造成這樣一種現象：即一貫喜歡對外界發表自己看法的人在各論壇、網站不斷的張貼自己的主張，而那些不喜歡“講話”的人基本上是保持緘口不語的。如果你有時間，不妨去網上的各個論壇走一遭，就會發現那裡的許多言論從形式到內容都像是一個模子中複製出來的。

　　d、信息的質量值得懷疑，因此這些信息能否引發人們的興趣都是造成沉默的原因。

　　在互聯網上，每個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發出者。正是由於網路傳播的這種交互性，使得網路上的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充斥著謊言、訛言、毫無理性的胡言等等，網路信息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也因為這樣，相當一部分人就對網路上的種種信息，尤其是論壇當中的言論抱著“無所謂”或不置可否的態度，並不予以理睬，或者只是瀏覽而不屑給以回應，這樣也會在“網路中可以暢所欲言”的假象掩蓋下出現一方保持沉默，另一方聲音越來越大的“沉默的螺旋”。

　　e、來自第四方（供應商、政府、傳播者自身之外的人），即同在網路中暢游的網民的技術“侵壓”。

　　一位加拿大的絕症患者向各BBS發出解除安樂死禁令的呼籲，而另一位電腦專家因為有不同看法，使用一個程式就抹掉了他發出的全部呼籲。這也是造成“沉默 ”現象的一個新因素，即持不同意見的網民採用技術手段的控制，這與以往其他任何形式的媒體傳播不同，以往的傳播受眾之間不存在硬性干擾，只能給彼此造成心理上的軟性壓力。換言之，網路中“沉默的螺旋”這一現象的誘發因素多了一個“網民之間的硬性壓力”。

　　網路時代的到來，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及思維視角，網路將以往人類的各種傳播方式，如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的某些特征集於一身，尤其是網路傳播的交互性和匿名性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傳播空間，並逐步發展成為與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並重的主流媒體。自由也因此被網路傳播所“ 神化”，在這種“匿名”虛幻的場景下，“沉默的螺旋”等大眾傳播理論被一些學者所否定。但是，當我們戳破這個虛幻的美麗泡沫，透析網路受眾的真實內心，並聯繫整個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時，我們會發現：網路時代，“沉默的螺旋”現象依然存在，諾依曼的這個理論依然在發揮作用。只不過由於網路傳播與其他傳播方式的相互影響，以及這種傳播方式引發的受眾心理的改變，網路傳播在巨集觀層面上對大眾傳播中存在的“沉默螺旋”現象有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從微觀層面看，促使 “沉默的螺旋”現象產生的因素也不再簡單的像諾依曼所說的社會心理因素中的從眾和趨同性，而增加了像“個性使然”、“無謂心理”、“個人對信息的處理能力” 和“網民間的技術壓力”等因素和表現形式。

　　紐曼在《重歸大眾傳播的強力觀》(1973)一文中提出該理論，併在《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1980)中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該理論的部分依據是早期的社會心理學思想，即一個人自己的意見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對他人意見的理解。

　　一、大眾傳媒與沉默螺旋

　　由於個人的感受和判斷大多來自媒體所提供的訊息，人們常說在媒介面前感到無助，這種無助有兩種情況：其一是獲得大眾對某種事業或觀點的支持的困難，其二就是人們在面對大眾傳播媒介時的無能為力。大眾傳媒以三種方式影響沉默螺旋：一是對何者是主導意見形成印象，二是對何種意見正在增強形成印象，三是對何種意見可以發表而不會遭受孤立形成印象。而大眾傳媒只要充分發揮它的累積性(傳播效果的疊加)、普遍性(廣泛的影響)和共鳴性(對某個事件的一致反映)的功能來營造意見環境，就能發揮強有力的傳播效果。

　　二、公眾輿論與沉默螺旋

　　公眾輿論通常是指公眾對現實社會中近期發生的、能引起人們普遍關註的事件或某種社會現象及問題所表達的共同態度、意見和情緒。紐曼認為，“沉默螺旋”在影響公眾輿論上最為明顯。它建立在兩個假設上：其一是人們知道什麼觀點流行而什麼不流行，這種感覺能使人們對輿論作出知識性的猜測，並且能夠感覺到贊成或反對某一見解的人數百分比。其二是人們根據上述感覺調整自己的意見表達。紐曼作了許多研究以支持這些假設，如“火車測試”的實驗、“政治選舉”的民意調查等。紐曼通過“沉默螺旋”對公共輿論進行了操作性的定義：“公共輿論是指如果一個人不想孤立自己而必須當眾表示的態度和行為。在矛盾和變化的領域，公共輿論是一個人能夠表示而不至於有被孤立的危險的態度。”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媒並不是像“槍彈論”那樣描述的是直接有效地影響公眾，形成輿論。它形成輿論與三個因素有關：人類意識到輿論增強或減弱的能力，這種意識的反作用或導致更加自信的表達或導致沉默，對孤立的害怕使大多數人傾向於留意他人的意見。

　　隨著對沉默螺旋的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對“沉默的螺旋”提出了疑問，比如，這個螺旋是否反映了真正的態度變化?有的學者認為它所表達的思想是過時的，因為早在1956年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就提出了“持異端者沉默”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它並未證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拉索莎1991年的研究認為，人們在面對輿論時並不是像諾利·紐曼所主張的那樣無助，而是受到諸如人口變數(年齡、教育程度和收入)、自我實力和對自己的位置的信心等的影響；有的學者則認為這種理論似乎在教唆政治家利用媒體操縱民意。

　　“沉默螺旋”成為涉及個人交流和媒介傳播渠道的一個現象。媒介公佈輿論，為主導性觀點提供證據。個人是否表達自己的觀點要根據主導觀點而定；媒介進而註意所發表的觀點，螺旋從而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