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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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投資(Intelligence Investment)

　　簡言之, 就是把人的智慧和能力作為一種巨大的資源來運用和開發。它大致包括三層意思:

　　第一, 充分有效地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 讓每個公民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人盡其才, 這是不花錢的投資。人的能力有大小, 智慧有高低, 知識有廣窄, 學問有深淺, 重要的是要善於量才錄用。擇優不易, 必須不拘一格, 方能慧眼識真金; 特別是在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今天, 如何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能力, 有計劃地開展基礎理論和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和科學研究, 為工農業生產多作貢獻, 尤屬重要的智力投資。

　　第二, 要做到人盡其才, 除了合理安排和使用以外, 還要最大可能為他們創造精神和物質的條件, 使他們得以充分發揮其所長。有才得不到發揮, 終非人才; 智力是大腦的功能。現代科學研究已經證明:大腦的創造性活動是有嚴格條件的。因此, 為了給廣大腦力勞動者創造勞動條件而進行必要的投資,是智力開發的明智之舉。同時, 人才不能只是使用,還有一個“再培養”的問題, 即“二次教育”。特別在我國, 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長期忙碌於日常事務,與世界科學技術的新進展脫節, 加上經濟能力的限制和環境的限制, 很少有機會進行國際性學術交流,仍然處於“知識貧困”的狀態, 智力投資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第三, 為了持續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要做到不盡人才滾滾來。人的智力雖與生理秉賦有關, 但人的才能卻不是生而有之的, 需要通過後天的教育培養方能獲得, 因此, 發展教育, 是戰略的投資。企圖節省教育費用去進行物質投資, 實是殺雞取卵的辦法。同時管理幹部的教育問題也應放在重要位置。

　　由上可見, 智力投資既是指充分利用現有智力資源這種不花錢的投資, 也包括為了開發和培育智力資源而花費必要的金錢投資。智力投資的實質,是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武裝勞動者, 依靠科學技術力量發展國民經濟。它不僅是對科學技術和教育投資, 更包括對從事科學技術和教育的人進行投資。因此, 必須從智力投資的高度來提高各類高技能人才的待遇。

　　智力投資較普通的物質資本投資而言，有其完全不同的屬性和特征。其作用在於迅速形成全社會的知識積累，它不僅可以提高個人的生產率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水平，對於知識經濟時代而言，各國的競爭已從簡單的物質財富的競爭轉向國民知識水平和國家創新能力的競爭。

　　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對智力投資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主要表現在近年來世界範圍內的高等教育水平和規模高速發展上，然而，迅速擴張的教育規模又使世界各國政府意識到，單靠政府的財力根本無法滿足公民對教育的需求，因此，紛紛實行了智力投資成本分擔政策，也就是說，智力投資的成本由政府、個人（家庭）、社會和學校共同分擔，其中個人（家庭）分擔的部分即表現為學費。這種投資成本的分擔政策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理解為：。

　　(一)誰受益、誰負擔

　　對受教育者來說，接受教育具有較高的回報率。教育是有投資、有收益的活動，它滿足了國家、受教育者個人（家庭）、納稅人（雇主）、企業、高校等多個主體的需要。對受教育者個人而言，教育的收益則表現一種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增量。根據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誰受益誰付費，多受益者多付費。因此，教育的成本必須同時由上述多個主體共同分擔，政府、企業與個人在負擔教育成本時也應依據各自的受益量來決定。

　　由於政府（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政府（國家）理應承擔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其餘部分由個人（家庭）、社會和學校共同承擔。個人（家庭）承擔的那部分教育成本就是學費。

　　(二)教育服務的產品特性

　　從經濟學角度上看，全部社會產品或服務按其在消費上是否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可分為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私人產品由市場提供，準公共產品應由政府與市場共同提供。智力投資直接體現的是教育投資。學校提供的是一種教育服務，其直接產出是學生的知識、能力的增進和綜合素質的提高。教育服務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因為在既定的教育規模下，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表現出有限性，一個人受了教育就減少了他人受教育的機會。但是，教育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它除了可以使受教育者個人受益外，還可以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與進步。根據這一理論，教育服務當然就應當由政府、市場（即個人和家庭）、社會共同提供，教育的成本，換句話說，智力投資成本應當由政府（撥款）、個人和家庭（交納學費）、社會（捐贈）和學校共同分擔。

　　(三)公平與效率

　　依照經濟規律，誰從產品或服務中直接或間接獲得了好處和收益，誰就應該支付教育費用；從經濟規律和公平原則兩方面進行考慮，能力越大者，支付應當越多，能力越小者，支付應當越少。因為從理論上講，邊際效用是遞減的，能力越大的，其超額財富的效用越低，這樣，富有者多支付成本是公平的。從公平與效率的角度來看，國家運用公權力，通過財政手段從納稅人手中取得大量經濟資源，能夠有效地進行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也就是說，在教育收益主體中，相對於個人（家庭）來說，社會財富主要集中於國家的掌控之中，政府是最大的財富擁有者。因此，政府理應承擔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個人（家庭）則只能承擔次要的一部分。

　　智力投資的經濟支撐理論由智力投資具有潛在的生產性理論、效率的倍加性理論和資本的高額回報性理論三大方面組成。

　　（一）智力投資具有潛在的生產性理論

　　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指出，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統一過程。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分配、交換和消費；同時，分配、交換和消費對生產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智力投資是一種教育投資。從社會再生產過程看，教育既屬於消費，又屬於生產。教育的消費性，是指教育的進行，要消費一定的物質資料；教育的生產性，是指教育對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又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是一種間接性的反映，因為教育本身不直接生產物質產品，也不創造新價值，它不是直接的生產勞動，屬於非物質生產部門。但是，由於教育勞動的結果，會直接影響到物質生產的發展，因而教育勞動具有潛在的生產性，教育勞動同物質生產部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各類學校的智力投資，既消耗一定的物質資料，又培養社會再生產的建設者和勞動者，它具有潛在的生產性。

　　（二）智力投資具有效率的倍加性理論

　　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資本論》中就指出：“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複雜程度而不同”。較高級較複雜的勞動”“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比較複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馬克思的論述充分說明，進行智力投資會帶來長遠的、倍加的經濟效益。事實正是這樣。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曾經計算過一組數據：美國從1900年到1957年，物質投資增加4.5倍，教育投資增加8.5倍，而產生的利潤前者為3.5倍，後者競達17.5倍。我國1953年到1978年物質投資與智力投資之比是28：1，而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到1989年是11元物質投資中比1元智力投資，前者社會總產值每年遞增7.9%，後者社會總產值每年遞增10.7%。我國1990年到2005年物質投資與智力投資之比是9.5：1，而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年遞增9.9%，比1979年到1989年GDP年遞增9.5%高0.4個百分點。國外有關統計資料表明，職工的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會生產率則提高14%。

　　（三）智力投資具有資本的高額回報性理論

　　馬克思指出：“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馬克思在這裡揭示了智力轉化為資本權力的前提是“工業革命”，也就是人的智力能夠支配機器，機器能代替人進行各種體力勞動，則智力就成了支配勞動的資本權力。進入知識經濟社會，勞動者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單位工作，通常要受到很高程度的教育和訓練，因而教育投資會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複雜勞動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勞動者的“智力投資”高，所要求的回報也高。知識是“資本”，知識能轉化為“智力”帶來更大的“財富”，這一理念已越來越深入人心。知識積累越多，獲取“財富”的“資本”越大，滾動“受益”的期限越長。經濟學認為，任何投資必須取得回報，這是資本迴圈周轉的客觀要求。如果投入的資本得不到回收，簡單再生產無法進行；如果投入的資本不能增值，則擴大再生產無法進行。因此，智力投資講究投資的回報性是以馬克思“貨幣資本”理論為依據的。

　　智力投資回報包括國家社會投資所得到的智力投資回報和家庭個人投資所得到的智力投資回報（家庭投資回報加上放棄就業收入的補償）兩個方面。前者通過受教育者就業後以“社會勞動”價值（剩餘價值）的形式提供，後者以“必要勞動”（勞動工資）的形式獲取。智力投資回報同物力投資回報不同，它更具高額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1）人才是“第一資源”，回報的權數要優先。因為人是生產力發展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要素，人的教育投資回報高，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

　　（2）智力人才知識更新的需要。在知識爆炸性增長的時代，據統計，人類知識在19世紀50年增長1倍，20世紀初30年增長1倍，50年代10年增長1倍，70年代5年增長1倍，80年代3年增長1倍。知識經濟社會的這種狀況要求勞動者不斷更新知識，因而勞動者在勞動的過程中還需要花費，這種花費只能從原有教育投資回報中得到補償。

　　（3）勞動力再生產、再發展的需要。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後，要不了幾年，他也要生孩子，培養下一代，要進行勞動力延伸和發展。這種教育投資只能以他原先的投資回報作為來源。一般地說，一個大學生畢業就業後六年收回他的教育投資較為理想，這時他能夠有實力用於他的後代的再教育——學齡教育。

　　（4）智力資本的財富效應大，回報率應相應高。前面已述，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智力投資帶來的財富遠遠大於物力投資；同時，智力人才的回報也與智力投資同正比。

　　據我國統計局1999年8月統計數據顯示，城鎮就業者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學及以上的占11.9%，人均月收入980元，中專學歷占12.6%，人均月收入691元，高中學歷占32.8%，人均月收入664元，小學文化占1.5%，人均月收入530元。美國1996年對5000名企業管理碩士的統計表明，攻讀兩年期企業管理碩士學校的費用，總投資需要10餘萬美元，學位到手後，年薪可望較入校前增長63%~100%。此外，每年加薪平均可達10%。

　　可見，教育投資越多回報越大已成為共識。在以上理論研究的同時還應進行智力投資經濟學的其他研究，包括：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測定、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實現途徑、智力投資的巨集觀決策、學校教育經濟拉動力的測定等。

　　智力投資是武裝人的智力，培養優秀人才。培養人才靠學校、社會和用人單位。學校要將“傳智”和“傳德”結合，“教書”和“育人”結合；社會要創造人才輩出的環境和機制；用人單位要以人為本，人盡其才，促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因此，構建智力投資的人才支撐理論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構建智力投資教育的理論框架。

　　所謂智力投資教育，是通過指導、引導學生計算家庭、國家及社會在培養具有智慧和能力的創新人才的過程中所花費的智力投資總額，來教育學生樹立成才意識、提高綜合素質、立足創新創造，最終能夠感恩父母師長、感恩國家、感恩社會，以實際行動回報長輩、回報國家、回報社會的活動。智力投資教育的手段是讓學生“算賬”——算智力投資總額賬，它由國家社會用於學校的教育投資、家庭用於子女的教育投資和受教育者的教育機會成本三部分內容組成。開展智力投資教育活動就是以智力投資為主題所展開的轉變學生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的教育活動。具體講，有四大主題和目標：

　　1.開展智力投資“成才”教育。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在“人才強國”戰略引導下，教育學生樹立成才意識，並把學生培養成為國家的棟梁人才。“成才”教育要和學生“生涯設計”結合，把人才培養目標同職業人才（工程師、經濟師、會計師等）掛鉤，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密切聯繫。

　　2.開展智力投資“拓展”教育。這裡所說的“拓展”是指學生“素質的拓展”。開發學生智力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提高學生的全面素質。在學生中開展“智力開發拓展活動”，首先，要進行學科知識的拓展、社會活動的拓展和文體藝術修養的拓展；其次，要創造學生素質拓展的校園環境；再次，要設計素質拓展的項目形式；最後，要建立學生素質拓展的測平體系。全面提高學生素質，是未來社會的召喚，是社會主義人才市場的客觀要求。

　　3.開展智力投資“創新”教育。智力投資是武裝人的頭腦的行為，最根本的目的是培養創新型人才。江澤民說：“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國家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實行引進消化創新、集成創新、自主品牌（產權）創新。作為高校要“創新教學”、“創新管理”、“創新發展”，把開展智力投資“創新”教育活動同學生的創新實踐、創新成果結合，最終要培養一批批“創新型人才”。

　　4.開展智力投資“感恩”教育。當今社會的學生，一提到“感恩”，總是想到“感恩父母”、“感恩師長”、“感恩親友”等，這無疑是對的、是應該的、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還不夠，“感恩”應該上升到更高層次，不僅要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國家，感恩社會。

　　如果提升“感恩”的層次呢？一個較好的方式是引導學生自我計算“智力投資”額，讓他們在數據中自我受到教育：一算國家不斷擴大招生規模賬，讓其明白上學讀書的來之不易；二算家庭、國家、社會智力投資賬，讓大學生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國家社會；三算智力投資回報賬，不僅從物質上回報社會，還要從情感上（精神上）增強社會責任感，全心全意回報人民。

　　（二）構建人才培養成本的理論與方法體系

　　人才培養成本的理論體系包括：家庭人才培養成本的理論與方法；學校人才培養成本的理論與方法；用人單位人才培養成本的理論與方法；人才培養成本與教育補償理論；人才培養成本與教育收費理論；人才培養成本與人才市場價格理論等。

　　（三）構建智力投資的人才社會效應理論

　　智力投資的人才社會效應理論包括智力投資的社會效率功能理論、智力投資的社會財富效應理論、智力投資的社會資本效應理論等。

　　（四）構建智力投資的資本運營理論

　　長期以來，企業僅重視物質資本的運營，不太註重人才智力資本的運營。這種觀念要改變。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舒爾茨在1979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公開宣稱：“投在人腦中的錢比投在機器上的錢能夠賺更多的錢。”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是經濟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而在戰後到1957年這段時間，資本和勞動力數量增加對經濟效益增長所起的作用，則由戰前的67％下降為32％，而智力投資獲取效益的增長上升為68％。進入“知識經濟”社會，企業勞動和資本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1）智力勞動成為勞動的主體；（2）智力人才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3）智力資本成為經濟運行的主體，美國經濟學家史迪天·希斯說它將占全部資本的2/3至3/4。在這種背景下，進行人才智力資本的運營顯得格外重要。智力投資的資本運營理論包括：智力勞動的創新價值理論、智力投資的“資本化”理論（即將國家、社會、家庭及用人單位對人才的智力投資額作為“智力資本”進行確認、計量的理論）、智力資本的增值理論、智力資本的回報理論（即將智力資本同物力資本一起分配企業凈利潤的理論）、智力資本的分析理論、智力資本的清算理論等。

　　智力，是人的智慧和能力的結合，是觀察能力、記憶能力、思維能力、想象能力和實踐能力等各方面的有機構成，是人在遺傳素質基礎上認識客觀事物並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一種綜合能力。馬克思說：“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恩格斯說：“人的智力是按照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可見，任何有使用價值的勞動都是體力和智力的結合，即勞動能力離不開智力，智力在改變自然界中得到發展。

　　為了開發人的智力所進行的投資，是智力投資。當人的勞動主要依靠智力進行時，它就是一種高層次的複雜勞動，是一種創新的勞動，其創造的效益倍加於簡單勞動。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複雜程度而不同”，“較高級較複雜的勞動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比較複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

　　圍繞智力投資問題展開的，對其概念、特性、意義、作用、內容、形式、測度、決策等所作的一系列闡述，就形成了智力投資的理論體系。智力投資理論指導人們的實踐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就是智力投資理論效應。這種效應突出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理論的主導或支配效應。當一種理論在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後，又在實踐中逐漸得到完善並起主導作用時，這種理論的巨大社會效應就會產生。例如，1993年，法國《經濟問題》周刊12月1-8日這一期轉載了法國《經濟抉擇》月刊主編德尼·克萊爾題為《智力投資論》的文章。克萊爾著重介紹了!&&"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關於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論斷。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年度報告中提出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50%是由知識經濟帶來的，人類社會已開始進入“知識經濟”社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定義的“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它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是一種智力支撐型經濟，即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生產、分配和使用為最重要因素的經濟。可見，“知識經濟”社會就是“一種智力支撐型”的經濟社會，人們通過研究揭示了它的三大特征：①智力勞動成為勞動的主體；②智力人才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③智力資本成為經濟運行的主體，美國經濟學家史迪夫·希斯說它將占全部資本的2/3-3/4。可見“知識經濟”以智力為支撐的觀點已逐漸深入人心。

　　2.智力投資理論的權威效應。所謂權威效應是指由宣傳者、信息來源的威望而產生的使公眾毫無保留地接受宣傳信息、應用宣傳信息所產生的持久的影響力與效果。例如，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一文中說：“大家常說要增加智力投資，利用這次機會，有計劃地對大批幹部、工人進行正規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技術水平、經營管理水平，就是一種能夠收到很好效果的智力投資。”1981年11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大力加強智力開發，增加智力投資，使智力投資同生產建設投資的比例相協調，同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此後，我國圍繞“智力投資”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成為國家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必須立足中國現實，繼承民族文化優秀傳統，吸取外國文化有益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要“大力引進海外各類專業人才和智力。改善投資環境，對外商投資實行國民待遇，提高法規和政策透明度”。2004年4月17日，《國務院國資委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央企業人才工作的意見》中提出，要“緊緊抓住培養、吸引、用好人才三個環節，積極開發利用國內國際兩種人才資源，集聚各類優秀人才，為做強做大中央企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

　　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指出，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統一過程。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分配、交換和消費；同時，分配、交換和消費對生產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智力投資是一種教育投資。從社會再生產過程看，教育既屬於消費，又屬於生產。教育的消費性，是指教育的進行要消費一定的物質資料；教育的生產性，是指教育對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又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是一種間接性的反映，因為教育本身不直接生產物質產品，也不創造新價值，它不是直接的生產勞動，屬於非物質生產部門。但是，由於教育勞動的結果，會直接影響到物質生產的發展，因而教育勞動具有潛在的生產性，教育勞動同物質生產部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高校的智力投資，既消耗一定的物質資料，又培養社會再生產的建設者和勞動者，它具有潛在的生產性。生產帶來財富，則智力投資具有潛在的財富效應。

　　智力投資財富效應遠遠大於物質投資的財富效應。事實正是這樣：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曾經計算過，美國從1900-1957年，物質投資增加4.5倍，教育投資增加8.5倍，而產生的利潤前者為3.5倍，後者竟達17.5倍。我國1953-1978年物質投資與智力投資之比是(28:1，而改革開放後的1979-1989年物質投資與智力投資之比是11:1，前者社會總產值每年遞增7.9%，後者社會總產值每年遞增10.7%。國外有關統計資料表明，職工的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會生產率則提高14%。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智力投資同物質投資相比所產生的效益，還可以從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上予以說明（見下表）。

　　表：我國智力投資同物質投資對比

　　從上表中可見，1990-2004年，我國物質投資累計總額與智力投資累計總額之比是9.4:1，即9.4元用於物質投資1元用於智力投資，而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年遞增率為9.7%。

　　馬克思指出：“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馬克思在這裡揭示了智力轉化為和資本關聯權力的前提是“工業革命”，也就是人的智力能夠支配機器，機器能代替人進行各種體力勞動，則擁有機器的資本家就擁有了支配勞動的權力。進入知識經濟社會，勞動者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單位工作，通常要受到很高程度的教育和訓練，因而教育投資會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複雜勞動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勞動者的“智力投資”高，所要求的回報也高。知識是“資本”，知識能轉化為“智力”會帶來更大的“財富”，這一理念已越來越深入人心。知識積累越多，獲取“財富”的“資本”越大，滾動“受益”的期限越長。經濟學認為，任何投資必須取得收益，這是資本迴圈周轉的客觀要求。如果投入的資本得不到回收，簡單再生產無法進行；如果投入的資本不能增值，則擴大再生產無法進行。因此，智力投資可以轉化為資本，帶來更大的資本效應，智力投資的資本回報是以馬克思“貨幣資本”理論為依據的。

　　智力投資回報同物力投資回報不同，它更具高額性。其原因主要有四點：①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回報的權數要優先。因為人是生產力發展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要素，人的教育投資回報高，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②智力人才知識更新的需要。在知識爆炸性增長的時代，據統計，人類知識在19世紀50年增長1倍，20世紀初30年增長1倍，20世紀50年代10年增長1倍，20世紀70年代5年增長1倍，20世紀80年代3年增長1倍。知識經濟社會的這種狀況要求勞動者必須不斷更新知識，因而勞動者在勞動的過程中還需要花費，這種花費只能從原有教育投資回報中得到補償。③勞動力再生產、再發展的需要。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後的幾年內，就可能要培養下一代，進行勞動力的延伸和發展。這種教育投資只能以他原先的投資回報作為來源。一般地說，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後6年收回他的教育投資較為理想，這時他能夠有實力用於他的後代的再教育——學齡教育。④智力資本的財富效應大，回報率也要相應的高。前面已述，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智力投資帶來的財富遠遠大於物力投資；同時，智力人才的回報也與智力投資同正比。據1999年8月統計數據顯示，在我國城鎮就業者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學及以上的占11.9%，人均月收入980元，中專學歷占12.6%,，人均月收入691元，高中學歷占32.8%，人均月收入664元，小學文化占1.55，人均月收入530元。美國1996年對5000名企管碩士的統計表明，攻讀兩年期企管碩士學校的費用，總投資需要10餘萬美元，學位到手後，年薪可望較入校前增長63%-100%。此外，每年加薪平均可達10%。可見，教育投資越多，資本的回報效應就越大。

　　2003年5月9日，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周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發展高等教育要處理好八種關係”的文章，提出：“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服務手段和貢獻，主要是提供高級專門人才、提供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與時俱進的先進智力。”智力投資是武裝人的智力，但武裝人的智力不能偏離正確的方向。

　　因此，高等學校要將“傳智”和“傳德”結合，“教書”和“育人”結合。運用智力投資數據對受教育者進行智力投資教育，這是保證人才培養正確方向的一個措施。

　　首先，要引導大學生計算“高考升學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事業蓬勃發展。以高等教育為例，197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598所，2004年發展為1731所，平均每年遞增4.2%，197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40.2萬人，扣除恢復高考制度的擴招生後為27.4萬人，2004年招生規模達到447.3萬人，平均每年遞增11.3%；1980年高中升學率（即高中畢業生考上普通高等學校的學生比例）為10.5%，2004年為82.5%，平均每年增長率9.0%。可以利用這些數據教育學生得出一個總的結論是：如果國家和社會不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事業，就高中升學率而言，我們已經入學的大學生中會有87.3%,（82.5%10.5%）÷82.5%）的學生不能上大學，他們現在都在為就業而辛勞，有的可能在外打工，有的可能在當農民，也有的可能在創業，也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人無職業。

　　其次，要引導大學生計算國家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撥款現值。國家財政每年要對各類學校按在校學生數進行教育經費撥款，稱“預算內教育經費”或“國家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撥款”。由於我國的物價在不斷上漲，應將歷年的國家撥款按“居民消費品價格指數”折算為現在的價值，稱現值。下表是一個1982年出生、1984年進幼兒園到2003年22歲大學畢業的學生（僅20年學齡）各學年的生均撥款及折算為現值的情況表。

　　表：大學畢業生各學年生均撥款及折算為現值情況

　　再次，要引導大學生計算國家社會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現值。以上“國家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撥款加上生均“城鄉教育費附加”、“企業辦學校支出”、“校辦產業減免稅”、“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其他教育經費”，就構成了“國家社會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的主體。因此，還要將國家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撥款現值換算為國家社會人均教育經費支出現值。

1991-2003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支出累計為37292億元，其中，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累計為20742億元，計算的換算繫數為1.8,（37292÷2074220742）。則一個1982年出生、2003年大學畢業的22歲的學生，國家社會對他進行的教育投資總額為72200.59元（40111.44×1.8），即7.2萬元。

　　第四，要引導大學生計算家庭花費的教育投資。

　　應該要求每位大學生向父母調查家庭用於他本人自出生以來各年度在教育方面的全部支出，不包括生活消費支出，然後再按居民消費品物價指數換算成大學畢業時的現值水平。而來自於農村和城市的學生家庭教育投資數額是不一樣的。例如，中國礦業大學某來自山東農村的同學，他從上小學到大學即將畢業的家庭教育投資是3.2萬元；而中國礦業大學來自湖北某城市的一個同學，計算出她本人的家庭教育投資是6.3萬元。

　　第五，要引導大學生計算教育機會成本。教育機會成本是指受教育者由於上學而不能就業獲取收入，其失去的收入就是上學的機會成本。教育機會成本的計算我國尚無公認的成果。美國經濟學家T·W·舒爾茨曾經以1949年青年人每周收入為基礎計算出的學生所放棄的收入得到公認。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茨·馬克盧普和美國的馬克·波拉特博士建立了信息經濟測度理論和方法。尤其是馬克盧普，他1962年建立了信息經濟測度理論和測度體系，1980年前後進行了改進。他對教育機會成本的測定以美國1972年教育成本的數據為例得出的三大結論是：美國學齡前兒童其母親放棄的收入與學齡前教育成本的比例繫數為6.64；美國中小學階段學生放棄的收入與美國初、中等教育的財政開支的比例繫數為0.87；美國大學階段學生放棄的收入與美國高等教育的財政開支的比例繫數為1.34。運用“馬克盧普信息經濟測定法”將中國教育對幼兒園的投資、中小學投資、大學投資的生均教育經費分別和這三個繫數相乘再累加，得出學生的教育機會成本是9萬元。

　　從以上計算結果可以看出，一個1982年出生、1984年進幼兒園到2003年22歲大學畢業的學生（僅20年學齡），國家及社會的智力投資總額現值是)+&萬元，而家庭的智力投資總額現值在(3-7)萬元之間，教育機會成本9萬元，三項總計為19-23萬元。中國礦業大學會計2002級共計180名學生計算出國家社會生均教育投資與家庭教育投資的比例在1.1-1.5之間。

　　通過開展智力投資活動，產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應。原先，一提到“感恩”，學生們總是想到“感恩父母”、“感恩師長”、“感恩親友”等，這無疑是對的、是應該的、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還不夠，“感恩”應該上升到更高層次，不僅要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國家，感恩社會。同時，“感恩”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或情意上的，即在精神上通過情感交流、言表意達，實現情系人民、情系社會、情系國家的感恩和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