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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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投资(Intelligence Investment)

　　简言之, 就是把人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资源来运用和开发。它大致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 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 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人尽其才, 这是不花钱的投资。人的能力有大小, 智慧有高低, 知识有广窄, 学问有深浅, 重要的是要善于量才录用。择优不易, 必须不拘一格, 方能慧眼识真金; 特别是在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 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 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和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和科学研究, 为工农业生产多作贡献, 尤属重要的智力投资。

　　第二, 要做到人尽其才, 除了合理安排和使用以外, 还要最大可能为他们创造精神和物质的条件, 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其所长。有才得不到发挥, 终非人才; 智力是大脑的功能。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大脑的创造性活动是有严格条件的。因此, 为了给广大脑力劳动者创造劳动条件而进行必要的投资,是智力开发的明智之举。同时, 人才不能只是使用,还有一个“再培养”的问题, 即“二次教育”。特别在我国, 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长期忙碌于日常事务,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脱节, 加上经济能力的限制和环境的限制, 很少有机会进行国际性学术交流,仍然处于“知识贫困”的状态, 智力投资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第三, 为了持续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要做到不尽人才滚滚来。人的智力虽与生理秉赋有关, 但人的才能却不是生而有之的, 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培养方能获得, 因此, 发展教育, 是战略的投资。企图节省教育费用去进行物质投资, 实是杀鸡取卵的办法。同时管理干部的教育问题也应放在重要位置。

　　由上可见, 智力投资既是指充分利用现有智力资源这种不花钱的投资, 也包括为了开发和培育智力资源而花费必要的金钱投资。智力投资的实质,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劳动者, 依靠科学技术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它不仅是对科学技术和教育投资, 更包括对从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人进行投资。因此, 必须从智力投资的高度来提高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待遇。

　　智力投资较普通的物质资本投资而言，有其完全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其作用在于迅速形成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它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生产率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水平，对于知识经济时代而言，各国的竞争已从简单的物质财富的竞争转向国民知识水平和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智力投资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主要表现在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水平和规模高速发展上，然而，迅速扩张的教育规模又使世界各国政府意识到，单靠政府的财力根本无法满足公民对教育的需求，因此，纷纷实行了智力投资成本分担政策，也就是说，智力投资的成本由政府、个人（家庭）、社会和学校共同分担，其中个人（家庭）分担的部分即表现为学费。这种投资成本的分担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

　　(一)谁受益、谁负担

　　对受教育者来说，接受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教育是有投资、有收益的活动，它满足了国家、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纳税人（雇主）、企业、高校等多个主体的需要。对受教育者个人而言，教育的收益则表现一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增量。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谁受益谁付费，多受益者多付费。因此，教育的成本必须同时由上述多个主体共同分担，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负担教育成本时也应依据各自的受益量来决定。

　　由于政府（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政府（国家）理应承担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其余部分由个人（家庭）、社会和学校共同承担。个人（家庭）承担的那部分教育成本就是学费。

　　(二)教育服务的产品特性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全部社会产品或服务按其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可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智力投资直接体现的是教育投资。学校提供的是一种教育服务，其直接产出是学生的知识、能力的增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因为在既定的教育规模下，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表现出有限性，一个人受了教育就减少了他人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教育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它除了可以使受教育者个人受益外，还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与进步。根据这一理论，教育服务当然就应当由政府、市场（即个人和家庭）、社会共同提供，教育的成本，换句话说，智力投资成本应当由政府（拨款）、个人和家庭（交纳学费）、社会（捐赠）和学校共同分担。

　　(三)公平与效率

　　依照经济规律，谁从产品或服务中直接或间接获得了好处和收益，谁就应该支付教育费用；从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两方面进行考虑，能力越大者，支付应当越多，能力越小者，支付应当越少。因为从理论上讲，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能力越大的，其超额财富的效用越低，这样，富有者多支付成本是公平的。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看，国家运用公权力，通过财政手段从纳税人手中取得大量经济资源，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也就是说，在教育收益主体中，相对于个人（家庭）来说，社会财富主要集中于国家的掌控之中，政府是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因此，政府理应承担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个人（家庭）则只能承担次要的一部分。

　　智力投资的经济支撑理论由智力投资具有潜在的生产性理论、效率的倍加性理论和资本的高额回报性理论三大方面组成。

　　（一）智力投资具有潜在的生产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统一过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智力投资是一种教育投资。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教育既属于消费，又属于生产。教育的消费性，是指教育的进行，要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教育的生产性，是指教育对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是一种间接性的反映，因为教育本身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也不创造新价值，它不是直接的生产劳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但是，由于教育劳动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劳动具有潜在的生产性，教育劳动同物质生产部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类学校的智力投资，既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料，又培养社会再生产的建设者和劳动者，它具有潜在的生产性。

　　（二）智力投资具有效率的倍加性理论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指出：“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的论述充分说明，进行智力投资会带来长远的、倍加的经济效益。事实正是这样。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计算过一组数据：美国从1900年到1957年，物质投资增加4.5倍，教育投资增加8.5倍，而产生的利润前者为3.5倍，后者竞达17.5倍。我国1953年到1978年物质投资与智力投资之比是28：1，而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到1989年是11元物质投资中比1元智力投资，前者社会总产值每年递增7.9%，后者社会总产值每年递增10.7%。我国1990年到2005年物质投资与智力投资之比是9.5：1，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递增9.9%，比1979年到1989年GDP年递增9.5%高0.4个百分点。国外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职工的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会生产率则提高14%。

　　（三）智力投资具有资本的高额回报性理论

　　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智力转化为资本权力的前提是“工业革命”，也就是人的智力能够支配机器，机器能代替人进行各种体力劳动，则智力就成了支配劳动的资本权力。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劳动者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单位工作，通常要受到很高程度的教育和训练，因而教育投资会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复杂劳动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劳动者的“智力投资”高，所要求的回报也高。知识是“资本”，知识能转化为“智力”带来更大的“财富”，这一理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知识积累越多，获取“财富”的“资本”越大，滚动“受益”的期限越长。经济学认为，任何投资必须取得回报，这是资本循环周转的客观要求。如果投入的资本得不到回收，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如果投入的资本不能增值，则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因此，智力投资讲究投资的回报性是以马克思“货币资本”理论为依据的。

　　智力投资回报包括国家社会投资所得到的智力投资回报和家庭个人投资所得到的智力投资回报（家庭投资回报加上放弃就业收入的补偿）两个方面。前者通过受教育者就业后以“社会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的形式提供，后者以“必要劳动”（劳动工资）的形式获取。智力投资回报同物力投资回报不同，它更具高额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1）人才是“第一资源”，回报的权数要优先。因为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人的教育投资回报高，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2）智力人才知识更新的需要。在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据统计，人类知识在19世纪50年增长1倍，20世纪初30年增长1倍，50年代10年增长1倍，70年代5年增长1倍，80年代3年增长1倍。知识经济社会的这种状况要求劳动者不断更新知识，因而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还需要花费，这种花费只能从原有教育投资回报中得到补偿。

　　（3）劳动力再生产、再发展的需要。一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后，要不了几年，他也要生孩子，培养下一代，要进行劳动力延伸和发展。这种教育投资只能以他原先的投资回报作为来源。一般地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就业后六年收回他的教育投资较为理想，这时他能够有实力用于他的后代的再教育——学龄教育。

　　（4）智力资本的财富效应大，回报率应相应高。前面已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智力投资带来的财富远远大于物力投资；同时，智力人才的回报也与智力投资同正比。

　　据我国统计局1999年8月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就业者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占11.9%，人均月收入980元，中专学历占12.6%，人均月收入691元，高中学历占32.8%，人均月收入664元，小学文化占1.5%，人均月收入530元。美国1996年对5000名企业管理硕士的统计表明，攻读两年期企业管理硕士学校的费用，总投资需要10余万美元，学位到手后，年薪可望较入校前增长63%~100%。此外，每年加薪平均可达10%。

　　可见，教育投资越多回报越大已成为共识。在以上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应进行智力投资经济学的其他研究，包括：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实现途径、智力投资的宏观决策、学校教育经济拉动力的测定等。

　　智力投资是武装人的智力，培养优秀人才。培养人才靠学校、社会和用人单位。学校要将“传智”和“传德”结合，“教书”和“育人”结合；社会要创造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机制；用人单位要以人为本，人尽其才，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构建智力投资的人才支撑理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构建智力投资教育的理论框架。

　　所谓智力投资教育，是通过指导、引导学生计算家庭、国家及社会在培养具有智慧和能力的创新人才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智力投资总额，来教育学生树立成才意识、提高综合素质、立足创新创造，最终能够感恩父母师长、感恩国家、感恩社会，以实际行动回报长辈、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的活动。智力投资教育的手段是让学生“算账”——算智力投资总额账，它由国家社会用于学校的教育投资、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成本三部分内容组成。开展智力投资教育活动就是以智力投资为主题所展开的转变学生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教育活动。具体讲，有四大主题和目标：

　　1.开展智力投资“成才”教育。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在“人才强国”战略引导下，教育学生树立成才意识，并把学生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人才。“成才”教育要和学生“生涯设计”结合，把人才培养目标同职业人才（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等）挂钩，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密切联系。

　　2.开展智力投资“拓展”教育。这里所说的“拓展”是指学生“素质的拓展”。开发学生智力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在学生中开展“智力开发拓展活动”，首先，要进行学科知识的拓展、社会活动的拓展和文体艺术修养的拓展；其次，要创造学生素质拓展的校园环境；再次，要设计素质拓展的项目形式；最后，要建立学生素质拓展的测平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未来社会的召唤，是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的客观要求。

　　3.开展智力投资“创新”教育。智力投资是武装人的头脑的行为，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实行引进消化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品牌（产权）创新。作为高校要“创新教学”、“创新管理”、“创新发展”，把开展智力投资“创新”教育活动同学生的创新实践、创新成果结合，最终要培养一批批“创新型人才”。

　　4.开展智力投资“感恩”教育。当今社会的学生，一提到“感恩”，总是想到“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亲友”等，这无疑是对的、是应该的、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还不够，“感恩”应该上升到更高层次，不仅要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国家，感恩社会。

　　如果提升“感恩”的层次呢？一个较好的方式是引导学生自我计算“智力投资”额，让他们在数据中自我受到教育：一算国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账，让其明白上学读书的来之不易；二算家庭、国家、社会智力投资账，让大学生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国家社会；三算智力投资回报账，不仅从物质上回报社会，还要从情感上（精神上）增强社会责任感，全心全意回报人民。

　　（二）构建人才培养成本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人才培养成本的理论体系包括：家庭人才培养成本的理论与方法；学校人才培养成本的理论与方法；用人单位人才培养成本的理论与方法；人才培养成本与教育补偿理论；人才培养成本与教育收费理论；人才培养成本与人才市场价格理论等。

　　（三）构建智力投资的人才社会效应理论

　　智力投资的人才社会效应理论包括智力投资的社会效率功能理论、智力投资的社会财富效应理论、智力投资的社会资本效应理论等。

　　（四）构建智力投资的资本运营理论

　　长期以来，企业仅重视物质资本的运营，不太注重人才智力资本的运营。这种观念要改变。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舒尔茨在1979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公开宣称：“投在人脑中的钱比投在机器上的钱能够赚更多的钱。”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是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而在战后到1957年这段时间，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效益增长所起的作用，则由战前的67％下降为32％，而智力投资获取效益的增长上升为68％。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企业劳动和资本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智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体；（2）智力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3）智力资本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美国经济学家史迪天·希斯说它将占全部资本的2/3至3/4。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人才智力资本的运营显得格外重要。智力投资的资本运营理论包括：智力劳动的创新价值理论、智力投资的“资本化”理论（即将国家、社会、家庭及用人单位对人才的智力投资额作为“智力资本”进行确认、计量的理论）、智力资本的增值理论、智力资本的回报理论（即将智力资本同物力资本一起分配企业净利润的理论）、智力资本的分析理论、智力资本的清算理论等。

　　智力，是人的智慧和能力的结合，是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实践能力等各方面的有机构成，是人在遗传素质基础上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综合能力。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可见，任何有使用价值的劳动都是体力和智力的结合，即劳动能力离不开智力，智力在改变自然界中得到发展。

　　为了开发人的智力所进行的投资，是智力投资。当人的劳动主要依靠智力进行时，它就是一种高层次的复杂劳动，是一种创新的劳动，其创造的效益倍加于简单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围绕智力投资问题展开的，对其概念、特性、意义、作用、内容、形式、测度、决策等所作的一系列阐述，就形成了智力投资的理论体系。智力投资理论指导人们的实践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是智力投资理论效应。这种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理论的主导或支配效应。当一种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后，又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完善并起主导作用时，这种理论的巨大社会效应就会产生。例如，1993年，法国《经济问题》周刊12月1-8日这一期转载了法国《经济抉择》月刊主编德尼·克莱尔题为《智力投资论》的文章。克莱尔着重介绍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关于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提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50%是由知识经济带来的，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定义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是一种智力支撑型经济，即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可见，“知识经济”社会就是“一种智力支撑型”的经济社会，人们通过研究揭示了它的三大特征：①智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体；②智力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③智力资本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美国经济学家史迪夫·希斯说它将占全部资本的2/3-3/4。可见“知识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观点已逐渐深入人心。

　　2.智力投资理论的权威效应。所谓权威效应是指由宣传者、信息来源的威望而产生的使公众毫无保留地接受宣传信息、应用宣传信息所产生的持久的影响力与效果。例如，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说：“大家常说要增加智力投资，利用这次机会，有计划地对大批干部、工人进行正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就是一种能够收到很好效果的智力投资。”1981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加强智力开发，增加智力投资，使智力投资同生产建设投资的比例相协调，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此后，我国围绕“智力投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成为国家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和智力。改善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法规和政策透明度”。2004年4月17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人才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积极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集聚各类优秀人才，为做强做大中央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统一过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智力投资是一种教育投资。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教育既属于消费，又属于生产。教育的消费性，是指教育的进行要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教育的生产性，是指教育对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是一种间接性的反映，因为教育本身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也不创造新价值，它不是直接的生产劳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但是，由于教育劳动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劳动具有潜在的生产性，教育劳动同物质生产部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校的智力投资，既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料，又培养社会再生产的建设者和劳动者，它具有潜在的生产性。生产带来财富，则智力投资具有潜在的财富效应。

　　智力投资财富效应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财富效应。事实正是这样：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计算过，美国从1900-1957年，物质投资增加4.5倍，教育投资增加8.5倍，而产生的利润前者为3.5倍，后者竟达17.5倍。我国1953-1978年物质投资与智力投资之比是(28:1，而改革开放后的1979-1989年物质投资与智力投资之比是11:1，前者社会总产值每年递增7.9%，后者社会总产值每年递增10.7%。国外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职工的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会生产率则提高1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智力投资同物质投资相比所产生的效益，还可以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上予以说明（见下表）。

　　表：我国智力投资同物质投资对比

　　从上表中可见，1990-2004年，我国物质投资累计总额与智力投资累计总额之比是9.4:1，即9.4元用于物质投资1元用于智力投资，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率为9.7%。

　　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智力转化为和资本关联权力的前提是“工业革命”，也就是人的智力能够支配机器，机器能代替人进行各种体力劳动，则拥有机器的资本家就拥有了支配劳动的权力。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劳动者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单位工作，通常要受到很高程度的教育和训练，因而教育投资会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复杂劳动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劳动者的“智力投资”高，所要求的回报也高。知识是“资本”，知识能转化为“智力”会带来更大的“财富”，这一理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知识积累越多，获取“财富”的“资本”越大，滚动“受益”的期限越长。经济学认为，任何投资必须取得收益，这是资本循环周转的客观要求。如果投入的资本得不到回收，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如果投入的资本不能增值，则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因此，智力投资可以转化为资本，带来更大的资本效应，智力投资的资本回报是以马克思“货币资本”理论为依据的。

　　智力投资回报同物力投资回报不同，它更具高额性。其原因主要有四点：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回报的权数要优先。因为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人的教育投资回报高，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②智力人才知识更新的需要。在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据统计，人类知识在19世纪50年增长1倍，20世纪初30年增长1倍，20世纪50年代10年增长1倍，20世纪70年代5年增长1倍，20世纪80年代3年增长1倍。知识经济社会的这种状况要求劳动者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因而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还需要花费，这种花费只能从原有教育投资回报中得到补偿。③劳动力再生产、再发展的需要。一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后的几年内，就可能要培养下一代，进行劳动力的延伸和发展。这种教育投资只能以他原先的投资回报作为来源。一般地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后6年收回他的教育投资较为理想，这时他能够有实力用于他的后代的再教育——学龄教育。④智力资本的财富效应大，回报率也要相应的高。前面已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智力投资带来的财富远远大于物力投资；同时，智力人才的回报也与智力投资同正比。据1999年8月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城镇就业者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占11.9%，人均月收入980元，中专学历占12.6%,，人均月收入691元，高中学历占32.8%，人均月收入664元，小学文化占1.55，人均月收入530元。美国1996年对5000名企管硕士的统计表明，攻读两年期企管硕士学校的费用，总投资需要10余万美元，学位到手后，年薪可望较入校前增长63%-100%。此外，每年加薪平均可达10%。可见，教育投资越多，资本的回报效应就越大。

　　2003年5月9日，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发展高等教育要处理好八种关系”的文章，提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手段和贡献，主要是提供高级专门人才、提供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与时俱进的先进智力。”智力投资是武装人的智力，但武装人的智力不能偏离正确的方向。

　　因此，高等学校要将“传智”和“传德”结合，“教书”和“育人”结合。运用智力投资数据对受教育者进行智力投资教育，这是保证人才培养正确方向的一个措施。

　　首先，要引导大学生计算“高考升学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以高等教育为例，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598所，2004年发展为1731所，平均每年递增4.2%，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0.2万人，扣除恢复高考制度的扩招生后为27.4万人，2004年招生规模达到447.3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3%；1980年高中升学率（即高中毕业生考上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比例）为10.5%，2004年为82.5%，平均每年增长率9.0%。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教育学生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是：如果国家和社会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就高中升学率而言，我们已经入学的大学生中会有87.3%,（82.5%10.5%）÷82.5%）的学生不能上大学，他们现在都在为就业而辛劳，有的可能在外打工，有的可能在当农民，也有的可能在创业，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无职业。

　　其次，要引导大学生计算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现值。国家财政每年要对各类学校按在校学生数进行教育经费拨款，称“预算内教育经费”或“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由于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应将历年的国家拨款按“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折算为现在的价值，称现值。下表是一个1982年出生、1984年进幼儿园到2003年22岁大学毕业的学生（仅20年学龄）各学年的生均拨款及折算为现值的情况表。

　　表：大学毕业生各学年生均拨款及折算为现值情况

　　再次，要引导大学生计算国家社会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现值。以上“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加上生均“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校支出”、“校办产业减免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其他教育经费”，就构成了“国家社会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主体。因此，还要将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现值换算为国家社会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现值。

1991-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累计为37292亿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累计为20742亿元，计算的换算系数为1.8,（37292÷2074220742）。则一个1982年出生、2003年大学毕业的22岁的学生，国家社会对他进行的教育投资总额为72200.59元（40111.44×1.8），即7.2万元。

　　第四，要引导大学生计算家庭花费的教育投资。

　　应该要求每位大学生向父母调查家庭用于他本人自出生以来各年度在教育方面的全部支出，不包括生活消费支出，然后再按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换算成大学毕业时的现值水平。而来自于农村和城市的学生家庭教育投资数额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国矿业大学某来自山东农村的同学，他从上小学到大学即将毕业的家庭教育投资是3.2万元；而中国矿业大学来自湖北某城市的一个同学，计算出她本人的家庭教育投资是6.3万元。

　　第五，要引导大学生计算教育机会成本。教育机会成本是指受教育者由于上学而不能就业获取收入，其失去的收入就是上学的机会成本。教育机会成本的计算我国尚无公认的成果。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曾经以1949年青年人每周收入为基础计算出的学生所放弃的收入得到公认。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和美国的马克·波拉特博士建立了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尤其是马克卢普，他1962年建立了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测度体系，1980年前后进行了改进。他对教育机会成本的测定以美国1972年教育成本的数据为例得出的三大结论是：美国学龄前儿童其母亲放弃的收入与学龄前教育成本的比例系数为6.64；美国中小学阶段学生放弃的收入与美国初、中等教育的财政开支的比例系数为0.87；美国大学阶段学生放弃的收入与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开支的比例系数为1.34。运用“马克卢普信息经济测定法”将中国教育对幼儿园的投资、中小学投资、大学投资的生均教育经费分别和这三个系数相乘再累加，得出学生的教育机会成本是9万元。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一个1982年出生、1984年进幼儿园到2003年22岁大学毕业的学生（仅20年学龄），国家及社会的智力投资总额现值是)+&万元，而家庭的智力投资总额现值在(3-7)万元之间，教育机会成本9万元，三项总计为19-23万元。中国矿业大学会计2002级共计180名学生计算出国家社会生均教育投资与家庭教育投资的比例在1.1-1.5之间。

　　通过开展智力投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应。原先，一提到“感恩”，学生们总是想到“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亲友”等，这无疑是对的、是应该的、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还不够，“感恩”应该上升到更高层次，不仅要感恩父母，更要感恩国家，感恩社会。同时，“感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或情意上的，即在精神上通过情感交流、言表意达，实现情系人民、情系社会、情系国家的感恩和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