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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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介(Public Media)

　　大眾媒介是指通過技術手段達到交流目的的媒介，如電視、廣播、報紙、網路等大眾媒介。

　　傳播過程與政治過程相輔相成。大眾傳播影響著政治進程，政治力量也決定著媒介傳播的方向。前蘇聯一本新聞學教科書說：“新聞事業在社會體系中總是作為一種手段，為達到一定的目的服務的。目的是由一些政治組織與機構，諸如政黨、國家、地方自治機關、企業家經濟聯合體、工會或其他什麼另外的社會集團等擬定的，......定期報刊是在該政治力量所定出的軌道內活動的”。在社會政治領域，大眾媒介究竟能發揮什麼功能?這與媒介置身的政治結構密切相關，它在專制制度下與代議制民主條件下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同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也大不相同。如果撇開制度差異，僅就大眾媒介的政治作用而言，可以歸納為如下5條。

　　(一)政治參與功能

　　公民的政治參與對現代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政治學者豬口孝認為，民主是一種把公共偏好轉化為公共政策的機制，“沒有公民方面的積极參与，民主制度不可能產生預期的政策結果”。對政治體系而言，政治參與有助於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取得，有助於社會體系的穩定，有利於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從而推進社會的民主化。由此，亨廷頓甚至把政治參與看成是“區分現代化國家和傳統國家”的重要標誌。從公民個人的角度來看，政治參與不僅是公民表達自身意願、通過政治活動實現自己利益的重要途徑，而且還是公民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手段，是維護公民其他基本權利的重要工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政治參與，就沒有民主。但任何類型的政治參與，在現代社會都離不開作為交流手段的大眾媒介。因為公民的政治參與以充分的知情為前提，如果公民對相關的政治事務一無所知，沒有起碼的心理和精神介入，如何參與呢?同時，政治參與的具體形式又涉及到意見的表達，而作為交流工具，為大眾提供發表意見和充分討論的平臺，正是大眾媒介的基本職能。

　　(二)權力監督功能

　　權力所以需要監督，是因為它帶有一種天然的腐敗傾向。“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纔休止。”“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為此，孟德斯鳩在制度設計上確立了一個原則，即權力必須分開掌握，彼此獨立，相互制約。這種分權制衡制度，既可以防止腐敗，又能夠捍衛自由。雖然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沒有實現孟德斯鳩的政治理想，但獨立戰爭後建立起來的美利堅合眾國，卻使他的理想變成了現實。應該說，在人類經歷過的諸多政治制度中，三權分立在防止權力濫用方面是最有效的。但要由此消除腐敗，也絕無可能。隨著近代報紙的興起，報紙作為傳播工具在監督方面的潛能逐漸釋放出來，於是資產階級開始視報紙為政府的“第四機構”或者“第四權力”。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不贊同“第四權力”、“第四機構”的說法，但他們幾乎都承認報紙在權力監督方面的作用，而且主張報刊的力量來源於人民，它是作為人民的喉舌在行使對政治權力的監督。

　　監督權力的前提，是對現實充分、公開的報道，是“政治過程的透明化”。政治透明度的提高，使得一切權力和掌握權力的人，被置於大眾的眼皮底下，從而增強了腐敗和濫用權力所面臨的道德壓力和政治風險，有利於推動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最終消除腐敗行為。其次，對權力濫用和腐敗現象的揭露，“如果運用得當，大眾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宣泄人民的不滿情緒”，這十分有利於維持社會的政治穩定。不過，鑒於媒介的歷史，對大眾媒介的權力監督也不能評價過高。所謂一張報紙抵得上三千毛瑟槍，不過是理想的憧憬，充其量是變革時期的非常事態。在和平時期，大眾媒介進行的監督，“只有與法律監督和行政監察協調運行，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否則，這種監督將無異於隔靴搔癢，難以發揮其建設性的作用。

　　(三)政治溝通功能

　　現實政治過程與信息溝通過程不僅是同步的，而且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在前報紙時期，口頭傳播是政治溝通的主要手段；在信息社會，政治溝通的基本工具是大眾媒介。政治溝通首先表現為統治階級或精英階層關於政策價值的傳播，有效的傳播能夠獲得民眾認同，並得到他們的支持。

　　政治溝通對政治運行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就認為，國家的強弱，“在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消息不通則陋。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為姦；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近代落後挨打，原因之一就在於不通。

　　所以要振興國家，必須去塞求通。自由主義學者認為，這種交流結構的主體，應該是不受政治權力控制的大眾媒介系統。馬克思主義者則主張，作為政治溝通主渠道的大眾媒介，應該置於執政黨的直接領導或控制之下，以此為前提，大眾媒介被視為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

　　(四)政治控制功能

　　大眾媒介政治控制是實施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美國學者羅斯認為，社會控制就是社會對個人或集團的行為所作的約束。控制的目標是使個人和集體的行為服從社會整體的利益，使個人和團體的自由與社會秩序實現對立的統一；通過控制過程及其手段(如獎勵、懲罰)完成社會成員的角色定位。在控制過程中，政治體系有多種可利用的手段，如法律約束、道德約束、經濟約束、教育約束、文化約束等。其中道德、文化約束，就需要藉助大眾媒介。不道德的行為、不文明的舉止，一經媒介曝光，社會輿論的壓力必將使行為者有所收斂。即便是經濟約束、法律約束，如果能夠在媒體上有所反映或得到相應的評價，其約束的效能將會明顯加強。所以，通過大眾媒介以實現社會控制，是當代社會十分普遍的做法。由於政治體制的不同，各國對大眾媒介的控制不盡一致。國際新聞研究所曾根據政府對傳播媒介控制力度的不同，將聯合國的成員國劃分為四種類型：全面控制報刊的國家；報刊在形式上可以批評政治，但是實際上實行檢查制度的國家；制定了特別出版法和他種歧視性立法，可據以逮捕和迫害編輯的國家；用非正式的方法使報刊就範的國家等。在這些不同類型的國家，大眾媒介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其在社會控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不一樣。

　　(五)議程設置功能

　　所謂議程設置，指的是大眾媒介有能力選擇並強調某些話題，造成這些話題被公眾認可是重要的印象，或者說是大眾媒介“確定辯論的範圍以適合有權勢者利益的過程”。也就是說，大眾媒介通過其對信息內容的選擇和傳播，能夠決定什麼內容可以討論，什麼內容不能討論；什麼是熱門話題，什麼會被排斥出討論的議程之外。政治議程設置對於政治過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誰能夠確定議程，誰就可以掌握政治活動的主動權。不管是平時的政治運作，還是大選期間，力圖影響政治議程是政治人物優先考慮的課題。議程設置實際上包含了三個內容。一是大眾媒介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根據什麼具體標準，確定事件的輕重緩急；二是大眾媒介把自己確定的議題告訴大家，讓公眾瞭解、體會媒介所談論的事件及其分量；三是公眾在大眾媒介的影響下形成自己的議題次序。許多實證研究表明，大眾關於社會議題的次序與大眾媒介有著驚人的相似，甚至幾乎完全同步。

　　總之，由於大眾媒介的政治屬性及政治系統與媒介系統的互動，大眾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所謂“階級鬥爭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等，在變革時期固然是事實，但在和平年代的適用性就值得懷疑了。既然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既然社會的基本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對大眾媒介的政治功能就有重新解讀的必要。至少現在，大眾媒介不僅扮演著政治溝通、政治參與、權力監督的主渠道角色，而且是政治議程設置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全面發揮大眾媒介政治功能，對於政治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新聞傳播發展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媒介發展水平取決於政治文明的水平。對現代中國來說，新聞傳播事業不僅存在數量上發展的空間，在質量上也存在著不少問題，媒介體制落後，媒介體系與政治體系一體化，行政權力對媒介的過多干預，限制了大眾媒介活動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推進新聞體制改革，發展新聞傳播事業，是推動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