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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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

　　經濟民主是指這樣一個經濟組織運行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作為行為主體的決策，來自於每一個執行決策的人。經濟民主與傳統的等級制截然相反，在前者，對企業的控制和管理來自於具有平等權利和同等重要性的全體勞動者，這種控制和管理以一人一票制而將決策權力民主化：在後者，決策和功能被權力結構分割，管理的特權屬於管理者的獨裁，工人只是決策的被動執行者，其地位只相當於一種投入的生產要素。與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制度相比，經濟民主企業制度的安排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企業全體勞動者具有平等的權利和同等的重要性，他們在經濟民主的基礎上參與決策和進行管理：第二，企業全體勞動者根據民主制定的原則分享企業的凈收益。

　　經濟民主包括兩個層次的含義，一個是巨集觀上的，另一個是微觀上的。

　　在巨集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將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論原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

　　在微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促進企業內部貫徹後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達到經濟效率的提高。

　　那麼經濟民主的基礎又是什麼呢？認為經濟民主的基礎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公有制。市場和民主“就像兩個被不和諧的婚姻所束縛的夫妻。儘管婚姻充滿了矛盾，但它卻牢不可破，因為沒有任何一方希望離開對方。”其實市場經濟培育和孕含了經濟民主的原則。

　　（1）自由原則。市場經濟推動了人類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在契約社會中每個人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在遵守和履行契約過程中實現自由流動。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其實是人的解放，用自由流動取代身份限制，用後天努力取代先賦資格。市場經濟促動了人們在契約的基礎上來獲得自身需要的社會資源、使各利益主體之間的交往趨向於自由的原則。自由是民主的一個前提條件，民主必須是自內的民主。經濟領域中的自由與民主的關係，也就是經濟自由和經濟民主的關係、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是經濟自由，它與經濟民主的關係，一般說來，經濟民主的缺乏，並非經濟自由的過剩；反過來說，經濟自由的缺乏，也不是經濟民主的過剩，兩者總是相生相長，互相制約。

　　（2）平等原則。平等就意味著“人人都有自由選擇和決定自己行動的能力，他們作為人是平等的。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尊重，這種互相尊重即體現著一種平等。”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要求等量勞動獲得等量報酬。這種商品交換的過程，使各交換主體處於平等的地位，排斥了任何特權的干預和暴力的強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曾經說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經濟民主所要求的平等原則不僅僅只表現在權利的平等，還表現在經濟機會(經濟條件的平等以及財富分配上的平等。

　　（3）自主原則。市場經濟刺激著每個人的謀利衝動，個人對自己的利益和權利具有清醒的認識，併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通過普通的物質交換來實現自己的利益，這極大地促進了個人自主自立意識的萌發。市場經濟像大浪淘沙一樣不斷地沖刷著人們的心理，塑造著人們的內在品格和主體意識。它的激烈的競爭程度又不斷地拔動著人們的精神琴弦，促使他們積極進取和勇於創新。總之在市場經濟的整個運作過程中，人們的個性得以豐富，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空前的調動和發揮，自主性將不斷增強。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的個性無法得到張揚，自主性被無情的抹殺，形成了人們在經濟上的依賴性、文化上的保守性和政治上的盲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人們積極主動地表達願望，參與經濟活動和分配經濟成果，這種自主性正是構成經濟民主的必要原則之一。

　　（4）法治原則。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它不僅是法治得以產生和發展的現實基礎，而且擴大了法律的作用空間。同時，法治又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併在市場經濟中獲得了自身發展的動力。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利益分化，形成多元利益主體，而這種多元利益主體的經濟活動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進行，確保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法治能使多元利益主體的關係被法律化而成為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使人們有法可依來規範其自身的經濟行為，併進一步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促進市場的發育。此外，市場的巨集觀調控，只有依靠各種法律手段才能擺脫偶然性和任意性，使市場的運行程式和糾偏程式合法化，從而保證市場經濟的良性運作。法治原則既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民主的原則。

　　可見，市場經濟的發展孕育了自由、平等、自主和法治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既構成了經濟民主形成的前提條件，搭建了經濟民主成長和發育的基本框架，同時又構成了經濟民主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民主內在要求的邏輯體現。因此，正是市場經濟所蘊涵的這些原則才催生了經濟民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市場經濟是經濟民主的基礎。

　　既然市場經濟發展中形成了經濟民主的原則，市場經濟是經濟民主的基礎，那麼這與公有制又有什麼關係呢？在這裡我們不妨用反證法來證明公有制是經濟民主的基礎，先討論在私有制下，經濟民主內在要求的這些自由、平等、自主和法治的原則無法真正地實現，然後便邏輯地得出我們要證明的結論。在前文中我們提到一些學者認為經濟民主是解決勞資矛盾的主要辦法，然而經濟民主真的是醫治勞資矛盾這一社會固疾的良方嗎；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中，由於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它首先就把勞動者和資本家擺在不平等的地位，勞動者僅僅是被當作是異已的資本保值和增值的工具和手段，無法擺脫被資本奴役的命運。經濟民主的要求的平等原則在這裡喪失殆盡。其次，由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使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存在著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勞動者對生產過程的自主安排和自由意志完全被剝奪。在這種缺少自主和自由的生產過程中，經濟民主只不過是一種願想。資本家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是為了緩和勞資矛盾和適應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並非民主的真正體現。最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使勞動者根本不可能平等地分享勞動剩餘或資產收益。馬克思把這種狀況稱為異化勞動，他曾經說：“首先必須指出，凡是在工人那裡表現為外化、異化的活動的，在非工人那裡都表現為外化、異化的狀態。

　　其次，工人在生產中現實的、實踐的態度，以及他對產品的態度（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在同他相對立的非工人那裡表現為理論的態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對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對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對工人不利的事，他對自身卻不做。”另外，資本主義的法律只是資產階級為維護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社會制度的階級意志。由此看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中經濟民主內在要求的自由、平等、自主和法治狀況無法實現。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政治學中的‘勞動’，是一種被扭曲了的、非人的勞動，這種勞動的背後隱藏著的是私有制的事實。”因此我們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方面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不斷地型塑著經濟民主的自由、平等、自主、法治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所造成的異化勞動又無時無刻不在衝擊、毀滅著自由、平等、自主和法治等經濟民主的內在意蘊和精神內涵，使得根植於市場經濟的經濟民主這棵幼苗無法成長為參天大樹。可見，市場經濟、私有制和經濟民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扭曲地疊加在一起，試圖通過建立經濟民主來緩和勞資矛盾，那隻不過是一種幻想。要實現經濟民主，必須以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徹底地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勞動，把勞動者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其真正成為經濟活動和經濟過程中的主人。

　　實現公有制，首先確保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結合，改變私有制條件下勞資之間的不平等狀況，人們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成為經濟活動和經濟過程的主人。人們之間是一種獨立、自由和平等的關係，任何社會個體及個體之間的聯合體再也不是任何其他個體及其聯合體生存與發展的目的或手段。個體之間或其聯合體之間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獨立、自由、平等的關係。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民主的可欲狀態。可見，公有制的客觀存在才是經濟民主真正可靠的物質基礎和強有力的保證。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認為公有制的本義是以經濟民主代替經濟專制，以公平分配取代剝削。他曾集中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經濟民主的關係，他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主要目的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在巨集觀經濟上，建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才有可能剋服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性的矛盾，有計劃地分配和利用資源，使社會經濟得到協調發展；二是在微觀上，使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改變資本統治勞動，‘物’統治‘人’的反常現象，從而使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得到發揮。“以上這兩個目的，從經濟組織的角度來看，它的實質就是實現經濟民主，通過經濟民主把經濟行為的主體，由個體轉化為群體。巨集觀經濟依靠人民民主決策，使其符合勞動者的整體利益；微觀經濟更是依靠勞動者的自由聯合、自主經營而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一切更有力地證明瞭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促進著經濟民主的生長，而私有制卻遏制著它的生長的矛盾狀況。

　　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則清除了經濟民主生長的障礙，並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因此，市場經濟和公有制共同構成了經濟民主的基礎。

　　經濟民主問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它既涉及在巨集觀層面上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問題，又涉及中觀層面與市場自由的關係問題，還涉及微觀層面的企業管理問題，因此，要認清經濟民主的特點，就必須深人理解經濟民主所涉及的這三個方面的關係。

　　(一)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係

　　在這個問題上，理論界似乎陷入了一種矛盾：一方面人們都認識到，沒有經濟上的民主，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民主，西方學者們對於經濟領域寡頭壟斷的擔憂就說明瞭這一點；另一方面在經濟領域推行業已成熟的政治民主原則卻舉步維艱，例如達爾在多元民主理論基礎上構建自治企業時遇到的公平問題、所有權問題、領導問題等就屬於此類問題。這種矛盾使得人們對與政治民主相聯繫的經濟民主的認識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將民主僅僅看作是一種投票機制。如熊彼特就認為民主僅僅是一種與制度無關的純粹技術性的東西。“民主政治並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這樣，經濟民主就成了空中樓閣。另一種是強調改變經濟領域出現寡頭統治的基礎，即取消財產私有制或建立勞動與資本平等的私有權，施韋卡特和艾勒曼的經濟民主思想就屬於此類，其現實性早已飽受詬病。

　　事實上，“民主”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個歷史範疇，我們應該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來認識民主的內涵和作用。從民主的內容來看，平等、自由、公正等顯示了民主的終極價值，但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這些內容卻有不同的具體指向。例如受到宗教般頂禮膜拜的雅典城邦民主，在與蓄奴制以及海盜式海上貿易相並存的情況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民主。所以，馬克思主義強調民主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階級性，如果忽視這一點，就會在民主的認識上陷入唯心史觀，在民主的實踐中遭受失敗。民主的形式也不是抽象的，它既受到社會生產力的影響，也受到民主性質的制約。比如在民主發源地的古希臘和羅馬城邦中實行的都是直接民主，但伴隨封建城邦的解體，近代民族國家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現實和防範可能出現“暴民政治”的擔憂，共同催生出了“代議制”民主形式，這是一種理論上的直接民主和實際上的“精英政治”。以電腦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信息的傳輸方式，一種新型的直接民主形式便開始醞釀和成長，上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哥倫布郊區的居民們嘗試的“電子市政府”和今天已經十分普及的手機簡訊投票，都可以看做是直接民主形式的某種回歸。必須強調的是，技術手段支持的民主形式並不反映民主的性質，如公民投票既可能是決定性的，也可能是咨詢性的；既可以被民主體制採用，也可以被獨裁者利用，顯然，這裡的關鍵在於誰是民主的主體。

　　從民主的內容和形式來看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係，我們就不難從前面的矛盾認識中跳出來。

　　一方面民主內容的階級性和現實性，可以幫助我們拋開一切不切實際的民主說教和民主幻想，政治民主的依據和本質只能在支撐它的經濟民主中去尋找。反過來，政治民主對經濟民主也有反作用，政治民主的創新形式，可以向經濟領域滲透，促進經濟民主的發展。當然，這並不否認政治民主有一定程度地超前發展的可能性，但其最終的制約力量將來自於經濟領域。

　　(二)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的關係

　　這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通常認為，經濟自由意味著“私有權至上”，而經濟民主則主張“多數人決策”。這樣，經濟自由要求“不需要任何外部干預的兩個經濟人的交易或行為”，它往往與“效率”聯繫在一起；而“經濟民主”則要體現經濟關係的“平等”與“合作”，是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內在要求。所以，有人認為二者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得的。但也有人認為，二者在經濟社會中具有內在統一性，比如秦暉認為“至少在現代意義上‘自由’與‘民主’都有個共同的基礎，即公民的個人權利。”布坎南也認為“為真正民主理論提供基礎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個人看作價值的唯一來源”。

　　本文認為，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它們內在統一的基礎是對個體利益訴求的尊重和實現，經濟自由所主張的個人利益排他性和最大化與經濟民主所強調的個人利益免受侵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卻難以實現真正的統一，其根本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使得其社會成員之間無法獲得個人利益的平等基礎，因而也就無法遏制個人利己主義在“自由”主義旗號下的瘋狂膨脹對民主的侵害，這也正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們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對此，馬克思早巳深刻指出，資本家與工人的平等和自由在交換領域表現的最充分，一旦進入生產領域，就會立即顯示出不平等的事實來，“做一個資本家，這就是說，他在生產中不僅占有一種純粹個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種社會的地位。“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

　　社會主義公有製為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的統一奠定了制度基礎，這種制度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為目標，充分肯定了平等、自由的個人利益。馬克思曾經指出未來社會的發展目標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就是要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以公有制和社會共同利益為基礎來保障個人正當利益的公平實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本質層面上揭示經濟民主的具體內容和實現形式，顯然比艾勒曼和施韋卡特等資產階級改良派從效率、道義等方面闡述經濟民主思想更為深刻。

　　當然，資本主義經濟民主與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存在一定的歷史繼承關係，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發展，在兩種制度並存的今天，只有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民主發展的現實經驗結合起來，才能更快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建設的進程。

　　(三)經濟民主與企業民主管理之間的關係

　　微觀領域的經濟民主總是通過一定的組織載體來實現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是實施經濟民主最基本的微觀載體，企業民主管理也就成為經濟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現代企業制度中的民主管理已經成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都在不斷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和社會主義企業的民主管理，既有本質區別，也有內在聯繫。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為我們正確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科學方法。以往我們在理解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時，往往過於強調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管理的本質是資本統治這個方面，而忽略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管理形式”的深刻認識。馬克思曾指出：“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那末，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隨著大規模協作的發展，這種專制也發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這裡，馬克思明確提示我們要註意區別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相對穩定的基本內容和變化多樣的實現形式，要區別體現資本主義本質的“專制”生產關係和表現這種專制的管理關係。資本主義企業的民主管理實質上正是資本主義這種“專制”生產關係的特殊表現形式。

　　資本主義企業之所以要採用經濟民主這種特殊管理形式，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大規模協作發展的內在要求。馬克思指出，伴隨企業管理越來越需要專門知識，資本家讓位給了具有某些專業知識或管理技能的特種雇佣工人即企業家，後者“在勞動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監督工作固定為他們的專職。”但這種管理的民主化顯然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資本專制的本性，“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象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其二，科技革命的推動。20世紀不斷出現的科技革命，使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人”的因素越來越重要，企業管理者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在可調節的管理範圍內推行民主形式，符合資本的最高利益。其三，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伴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和管理方式創新的過程，工人階級反抗資本統治的鬥爭意識就像一個貯水池，“這個貯水池可能很淺，但永遠不會完全枯竭。”資本家及其管理者採用民主管理的方式有利於緩和勞資矛盾，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

　　從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民主化的三個原因中，我們可以看出，儘管這種民主的性質仍然是資本專制下的民主，但其中屬於管理形式方面的內容，卻與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密切相關，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可以大膽借鑒，比如，工人參與企業決策、用契約規範勞動關係等等。同時，我們也要強調，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企業，實行經濟民主的性質與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我們的目標不應僅僅停留在借鑒層面，而是要努力探索公有制企業更先進的民主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