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福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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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

　　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是指以滿足個性化需求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基礎，生產過程和勞動關係都具有靈活性(彈性)的生產模式^[1]。

　　後福特主義的主要目標是減少所有不能增加產品最終價值的間接勞動形式，包括監督活動、質量控制、維護工作和清理工作等。通過各種工作輪訓，將車間工人培養成能自我管理的多技能的勞動者，從而減少工作崗位。多技能的工人將對質量的關註、機器的維護和清理工作在勞動過程中結合起來，具備一定的責任和權利，即具有持續改進的能力。通過將研發、生產和銷售等部門的代表組成工作團隊，在這三個部門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繫，提高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速度和應用性。企業將註意力集中在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生產區域，其他活動則通過各種轉包合同安排、合資企業外包給其他企業。^[2]

　　後福特主義認為，最大利潤來自於為特定消費者的特定需求提供產品或勞務的過程。企業採用各種信息技術和組織創新形式來詳細地追蹤消費者的行為並予以及時反應，從而以更短的生產周期、更低的存貨水平向消費者提供多品種的產品。當消費者的需求信息到達後，一系列的過程就開始了：消費者需要產品的信息傳遞到最終生產線，最終生產線需要的不同零部件信息傳遞到那些生產半成品的地方一直傳遞給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供應商。生產和銷售的每一步都在必要的基礎上完成任務，即在整個過程中由下一階段使用結果決定的“及時生產”。“及時生產”意味著生產者、供應商和銷售商之間的關係已經形成了信息和技術共用的網路，有助於形成緊密協作設計的新慣例。在後福特主義勞動過程中，隨著信息處理資源越來越掌握在企業一線工作區域，工作團隊的自主權增加，企業內部協調信息發生了從中央集中處理到分散處理的範式轉換。同時，信息技術的應用，有助於打破分割設計、生產、營銷和管理等職能的等級制障礙，從而使這些部門中的任何一個成員，不需要經過等級制的縱向渠道就可以相對容易地獲得其他部門的信息。這樣，傳統的M 型管理和控制結構不斷削弱並趨於扁平化。^[2]

　　後福特主義在許多方面具有與福特主義完全不同的特征。

　　1、大規模定製。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人們對各種不同類型的產品和服務的社會需求日益增大。在競爭的壓力下企業必須實現成本的持續下降，而各類企業又必須對日益增長的個性化需求做出反應。大規模定製正好適應了企業必須採取能同時提高效率和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戰略。模塊化是大規模定製的一個關鍵。通過將大規模生產的模塊化構件組合併裝配成可定製的產品或服務，大規模生產和定製生產這兩種生產模式的優勢被有機地結合在大規模定製這一生產方式中，在保證企業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又滿足了用戶個性化的需求。

　　2、水平型組織形式。與傳統的全能型大企業不同，新生產體系通過細化的產業分工，從專業化的角度將原先屬於企業內部的職能部門外包出去，使每個企業只專註於某一個部件或產品的一個部分，因而企業的生產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網路與其他企業相互協調來完成的，大企業的垂直管理被水平管理所代替。

　　3、消費者主權論。在供大於求的過剩經濟時代，需求和消費力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企業不但要不斷地運用先進的科技知識去創造新產品和新產業，而且要堅持不懈地進行創新速度的革命。在這種被熊彼特稱為“創造性毀滅”的創新競爭中，消費者的潛在消費欲望得到滿足，效用獲得最大化。而企業通過技術的完善和多功能機器的有效利用保證了足夠的利潤水平。但由於受到替代品和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其所取得的壟斷地位只能是短暫的，並不能持續下去。

　　4、彈性生產。按照“新水桶原理”，企業總是用自己強優勢部分與其他企業的強項相結合，組成靈活的單元或團體。也就是說，企業不再僅僅著眼於修補自己的矮木板，而是將自己水桶中最長的一塊木板拿去和別人合作，共同去完成一個容積更大的水桶，然後從新的大水桶中分得自己的一部分，因而有效剋服了傳統形式只強調僵化的技術分工以及只講分工不講整合的缺陷。

　　5、競合型的市場結構。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下，分工和專業協作的程度越來越高，一個企業無論有多雄厚的實力都離不開與其他企業的有效合作。

　　後福特主義從制度上確立了對降低不變資本成本的持續性追求：通過努力協調供應、製造和銷售三個環節，將原材料、零部件、在製品、產成品的庫存和浪費降低到最小程度，信息化使供應、生產、銷售三個環節都能快速地對下一個環節做出反應，減少了各種不必要的生產消耗以及生產和銷售中的過剩人員。使用通用性的機器或程式控制機器、自動化設備，提高了將原材料製成最終製品的速度。交叉並行職能開發團隊縮短了產品設計、開發和投產的周期,從而縮短了資本周轉或迴圈的時間。在供應、製造、設計和銷售等活動中持續性的創新，使科技成為資本迴圈各個階段的一部分，適應了市場需求動態多樣性的需要，有利於保證生產組織的競爭優勢。

　　後福特主義不僅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使勞資雙方、供應商與製造商以及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從原來福特主義下對抗性的競爭關係，變成某種程度上的相互合作與信任關係。

　　首先，生產過程和管理活動的創新，使直接勞動過程中工人勞動的概念和執行得到一定程度的統一。工人擁有相當大的自行處理的權利，監督、調整工作過程中產品的生產及其質量，從福特主義條件下的低技能工人變為多技能並具有決策權的勞動力。同時，團隊協作、持續改進活動、各種培訓和輪換工作制使工人的技能水平不斷提高，這使工人能獲得更大程度的就業保證，從而使後福特主義生產組織擁有很強的能力去提高基層工人的操作技巧，增強他們的工作責任感，併為相當範圍內的雇佣工人提供了廣泛學習的激勵，使工人具有更高的生產率。

　　其次，製造商通過參股、人事參與、設備租賃、各種協會等，藉助信息技術，與其供應商在產品開發設計、信息交流和降低成本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合作和相互信任關係，使製造商和供應商實現產品開發和設計技術上的互補，提高雙方的技術能力，分攤產品創新成本。通過信息交流，提高創新速度，降低雙方存貨成本和營銷成本，不斷改進產品質量。通過資金上的支持，供應商可以通過持續創新來降低生產成本，防止其他生產組織的惡意收購。

　　再次，後福特主義勞動過程實際上是一種“拉動”模式，即生產是因應消費者的需求而開始的定製生產，把消費者的需求內在地嵌入生產過程之中。信息技術的大規模應用，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定製過程的發展，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得到根本的改善，消費者主權得到了真正實現。因此，與福特主義相比，後福特主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資雙方、製造商和供應商以及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對抗關係，使各方在“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成為一體，擁有“高生產率、專業化功能和生產適應性”的競爭能力和持續創新能力。

　　20世紀70年代中期，原來支持福特模式擴展的條件開始轉向對福特模式發展的限制。具體表現為：生產增長緩慢下降、強烈的國際競爭、直接的和社會的工資持續增長的壓力以及各方利益爭奪，導致福特主義的累積過程停滯。儘管這種生產模式在多方壓力下幸存下來，但綿延不絕的周期型通貨膨脹危機形成了一種停滯不前而且充滿了消亡威脅的傾向。晚福特主義和消亡期的福特主義就是這種情形下開始出現的。

　　總體上講，晚福特主義是在經濟、國家和工會三方面日益增長的壓力下，強調與國際條件相一致，而不是與國家的條件相一致而形成發展的。由於全盛期福特主義的結果是快速的去工業化，分廠關閉、技術合理化以及生產從高度城市化地區（大生產、有組織的工人、發展的基礎設施、完善的福利制度）向外擴散，從而導致這一地區失業率和社會問題上升以及地方上發生財政危機。晚福特主義具有明顯的社會、經濟和空間特征，即由於成熟型公司開始擴散標準化的手工業生產單元到發達國家內其他不發達的地區，全盛期福特主義的“核心—邊緣”結構被打破，最後在發達國家大城市地區集中保持其大公司的管理和財政功能，在發展中國家建設分廠並擴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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