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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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

　　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1]。

　　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所有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间接劳动形式，包括监督活动、质量控制、维护工作和清理工作等。通过各种工作轮训，将车间工人培养成能自我管理的多技能的劳动者，从而减少工作岗位。多技能的工人将对质量的关注、机器的维护和清理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结合起来，具备一定的责任和权利，即具有持续改进的能力。通过将研发、生产和销售等部门的代表组成工作团队，在这三个部门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提高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速度和应用性。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区域，其他活动则通过各种转包合同安排、合资企业外包给其他企业。^[2]

　　后福特主义认为，最大利润来自于为特定消费者的特定需求提供产品或劳务的过程。企业采用各种信息技术和组织创新形式来详细地追踪消费者的行为并予以及时反应，从而以更短的生产周期、更低的存货水平向消费者提供多品种的产品。当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到达后，一系列的过程就开始了：消费者需要产品的信息传递到最终生产线，最终生产线需要的不同零部件信息传递到那些生产半成品的地方一直传递给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供应商。生产和销售的每一步都在必要的基础上完成任务，即在整个过程中由下一阶段使用结果决定的“及时生产”。“及时生产”意味着生产者、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信息和技术共享的网络，有助于形成紧密协作设计的新惯例。在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随着信息处理资源越来越掌握在企业一线工作区域，工作团队的自主权增加，企业内部协调信息发生了从中央集中处理到分散处理的范式转换。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打破分割设计、生产、营销和管理等职能的等级制障碍，从而使这些部门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不需要经过等级制的纵向渠道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其他部门的信息。这样，传统的M 型管理和控制结构不断削弱并趋于扁平化。^[2]

　　后福特主义在许多方面具有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特征。

　　1、大规模定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必须实现成本的持续下降，而各类企业又必须对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做出反应。大规模定制正好适应了企业必须采取能同时提高效率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战略。模块化是大规模定制的一个关键。通过将大规模生产的模块化构件组合并装配成可定制的产品或服务，大规模生产和定制生产这两种生产模式的优势被有机地结合在大规模定制这一生产方式中，在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又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2、水平型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全能型大企业不同，新生产体系通过细化的产业分工，从专业化的角度将原先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外包出去，使每个企业只专注于某一个部件或产品的一个部分，因而企业的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网络与其他企业相互协调来完成的，大企业的垂直管理被水平管理所代替。

　　3、消费者主权论。在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时代，需求和消费力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企业不但要不断地运用先进的科技知识去创造新产品和新产业，而且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速度的革命。在这种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竞争中，消费者的潜在消费欲望得到满足，效用获得最大化。而企业通过技术的完善和多功能机器的有效利用保证了足够的利润水平。但由于受到替代品和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其所取得的垄断地位只能是短暂的，并不能持续下去。

　　4、弹性生产。按照“新水桶原理”，企业总是用自己强优势部分与其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组成灵活的单元或团体。也就是说，企业不再仅仅着眼于修补自己的矮木板，而是将自己水桶中最长的一块木板拿去和别人合作，共同去完成一个容积更大的水桶，然后从新的大水桶中分得自己的一部分，因而有效克服了传统形式只强调僵化的技术分工以及只讲分工不讲整合的缺陷。

　　5、竞合型的市场结构。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分工和专业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一个企业无论有多雄厚的实力都离不开与其他企业的有效合作。

　　后福特主义从制度上确立了对降低不变资本成本的持续性追求：通过努力协调供应、制造和销售三个环节，将原材料、零部件、在制品、产成品的库存和浪费降低到最小程度，信息化使供应、生产、销售三个环节都能快速地对下一个环节做出反应，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生产消耗以及生产和销售中的过剩人员。使用通用性的机器或程控机器、自动化设备，提高了将原材料制成最终制品的速度。交叉并行职能开发团队缩短了产品设计、开发和投产的周期,从而缩短了资本周转或循环的时间。在供应、制造、设计和销售等活动中持续性的创新，使科技成为资本循环各个阶段的一部分，适应了市场需求动态多样性的需要，有利于保证生产组织的竞争优势。

　　后福特主义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劳资双方、供应商与制造商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福特主义下对抗性的竞争关系，变成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合作与信任关系。

　　首先，生产过程和管理活动的创新，使直接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的概念和执行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工人拥有相当大的自行处理的权利，监督、调整工作过程中产品的生产及其质量，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低技能工人变为多技能并具有决策权的劳动力。同时，团队协作、持续改进活动、各种培训和轮换工作制使工人的技能水平不断提高，这使工人能获得更大程度的就业保证，从而使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拥有很强的能力去提高基层工人的操作技巧，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并为相当范围内的雇佣工人提供了广泛学习的激励，使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其次，制造商通过参股、人事参与、设备租赁、各种协会等，借助信息技术，与其供应商在产品开发设计、信息交流和降低成本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合作和相互信任关系，使制造商和供应商实现产品开发和设计技术上的互补，提高双方的技术能力，分摊产品创新成本。通过信息交流，提高创新速度，降低双方存货成本和营销成本，不断改进产品质量。通过资金上的支持，供应商可以通过持续创新来降低生产成本，防止其他生产组织的恶意收购。

　　再次，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拉动”模式，即生产是因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开始的定制生产，把消费者的需求内在地嵌入生产过程之中。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定制过程的发展，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消费者主权得到了真正实现。因此，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资双方、制造商和供应商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对抗关系，使各方在“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成为一体，拥有“高生产率、专业化功能和生产适应性”的竞争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原来支持福特模式扩展的条件开始转向对福特模式发展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生产增长缓慢下降、强烈的国际竞争、直接的和社会的工资持续增长的压力以及各方利益争夺，导致福特主义的累积过程停滞。尽管这种生产模式在多方压力下幸存下来，但绵延不绝的周期型通货膨胀危机形成了一种停滞不前而且充满了消亡威胁的倾向。晚福特主义和消亡期的福特主义就是这种情形下开始出现的。

　　总体上讲，晚福特主义是在经济、国家和工会三方面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强调与国际条件相一致，而不是与国家的条件相一致而形成发展的。由于全盛期福特主义的结果是快速的去工业化，分厂关闭、技术合理化以及生产从高度城市化地区（大生产、有组织的工人、发展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福利制度）向外扩散，从而导致这一地区失业率和社会问题上升以及地方上发生财政危机。晚福特主义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即由于成熟型公司开始扩散标准化的手工业生产单元到发达国家内其他不发达的地区，全盛期福特主义的“核心—边缘”结构被打破，最后在发达国家大城市地区集中保持其大公司的管理和财政功能，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分厂并扩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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