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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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Public Media)

　　大众媒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达到交流目的的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媒介。

　　传播过程与政治过程相辅相成。大众传播影响着政治进程，政治力量也决定着媒介传播的方向。前苏联一本新闻学教科书说：“新闻事业在社会体系中总是作为一种手段，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服务的。目的是由一些政治组织与机构，诸如政党、国家、地方自治机关、企业家经济联合体、工会或其他什么另外的社会集团等拟定的，......定期报刊是在该政治力量所定出的轨道内活动的”。在社会政治领域，大众媒介究竟能发挥什么功能?这与媒介置身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它在专制制度下与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同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撇开制度差异，仅就大众媒介的政治作用而言，可以归纳为如下5条。

　　(一)政治参与功能

　　公民的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民主是一种把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没有公民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对政治体系而言，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取得，有助于社会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推进社会的民主化。由此，亨廷顿甚至把政治参与看成是“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的重要标志。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表达自身意愿、通过政治活动实现自己利益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公民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政治参与，就没有民主。但任何类型的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都离不开作为交流手段的大众媒介。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充分的知情为前提，如果公民对相关的政治事务一无所知，没有起码的心理和精神介入，如何参与呢?同时，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又涉及到意见的表达，而作为交流工具，为大众提供发表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平台，正是大众媒介的基本职能。

　　(二)权力监督功能

　　权力所以需要监督，是因为它带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倾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为此，孟德斯鸠在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权力必须分开掌握，彼此独立，相互制约。这种分权制衡制度，既可以防止腐败，又能够捍卫自由。虽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没有实现孟德斯鸠的政治理想，但独立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却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应该说，在人类经历过的诸多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在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是最有效的。但要由此消除腐败，也绝无可能。随着近代报纸的兴起，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监督方面的潜能逐渐释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开始视报纸为政府的“第四机构”或者“第四权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赞同“第四权力”、“第四机构”的说法，但他们几乎都承认报纸在权力监督方面的作用，而且主张报刊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它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在行使对政治权力的监督。

　　监督权力的前提，是对现实充分、公开的报道，是“政治过程的透明化”。政治透明度的提高，使得一切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被置于大众的眼皮底下，从而增强了腐败和滥用权力所面临的道德压力和政治风险，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最终消除腐败行为。其次，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揭露，“如果运用得当，大众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宣泄人民的不满情绪”，这十分有利于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不过，鉴于媒介的历史，对大众媒介的权力监督也不能评价过高。所谓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不过是理想的憧憬，充其量是变革时期的非常事态。在和平时期，大众媒介进行的监督，“只有与法律监督和行政监察协调运行，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否则，这种监督将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

　　(三)政治沟通功能

　　现实政治过程与信息沟通过程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前报纸时期，口头传播是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在信息社会，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是大众媒介。政治沟通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或精英阶层关于政策价值的传播，有效的传播能够获得民众认同，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政治沟通对政治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消息不通则陋。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原因之一就在于不通。

　　所以要振兴国家，必须去塞求通。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这种交流结构的主体，应该是不受政治权力控制的大众媒介系统。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作为政治沟通主渠道的大众媒介，应该置于执政党的直接领导或控制之下，以此为前提，大众媒介被视为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

　　(四)政治控制功能

　　大众媒介政治控制是实施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美国学者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所作的约束。控制的目标是使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使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与社会秩序实现对立的统一；通过控制过程及其手段(如奖励、惩罚)完成社会成员的角色定位。在控制过程中，政治体系有多种可利用的手段，如法律约束、道德约束、经济约束、教育约束、文化约束等。其中道德、文化约束，就需要借助大众媒介。不道德的行为、不文明的举止，一经媒介曝光，社会舆论的压力必将使行为者有所收敛。即便是经济约束、法律约束，如果能够在媒体上有所反映或得到相应的评价，其约束的效能将会明显加强。所以，通过大众媒介以实现社会控制，是当代社会十分普遍的做法。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各国对大众媒介的控制不尽一致。国际新闻研究所曾根据政府对传播媒介控制力度的不同，将联合国的成员国划分为四种类型：全面控制报刊的国家；报刊在形式上可以批评政治，但是实际上实行检查制度的国家；制定了特别出版法和他种歧视性立法，可据以逮捕和迫害编辑的国家；用非正式的方法使报刊就范的国家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大众媒介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其在社会控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不一样。

　　(五)议程设置功能

　　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大众媒介通过其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斥出讨论的议程之外。政治议程设置对于政治过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确定议程，谁就可以掌握政治活动的主动权。不管是平时的政治运作，还是大选期间，力图影响政治议程是政治人物优先考虑的课题。议程设置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是大众媒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根据什么具体标准，确定事件的轻重缓急；二是大众媒介把自己确定的议题告诉大家，让公众了解、体会媒介所谈论的事件及其分量；三是公众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议题次序。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关于社会议题的次序与大众媒介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几乎完全同步。

　　总之，由于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及政治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大众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谓“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在变革时期固然是事实，但在和平年代的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了。既然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对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就有重新解读的必要。至少现在，大众媒介不仅扮演着政治沟通、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的主渠道角色，而且是政治议程设置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全面发挥大众媒介政治功能，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传播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媒介发展水平取决于政治文明的水平。对现代中国来说，新闻传播事业不仅存在数量上发展的空间，在质量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媒介体制落后，媒介体系与政治体系一体化，行政权力对媒介的过多干预，限制了大众媒介活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推进新闻体制改革，发展新闻传播事业，是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