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作群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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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群生產是指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以協作關係，形成一個群體進入生產過程，創造產品。它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生產中投入多種要素，各種要素密切合作、不可分割。二是產品或產值中難以觀察或計量每個要素貢獻大小。顯然，現代企業生產，就是協作群生產。

　　一、重新認識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生產函數和分配理論。

　　古典理論以邏輯嚴謹、形式完美而著稱。它的體系基礎之一是生產函數，可簡寫為Y=N(K,L)，這裡假定只有勞動、資本兩種生產要素。古典生產函數認為勞動、資本等每種生產要素對總產量的貢獻都是確定的、可劃分的，即每種要素有自己的邊際生產力。從而，勞動市場供求均衡後確定的就業量，代入生產函數，在假設資本存量不變的情況下，就可求出均衡產量，進一步可以推及產品市場、貨幣市場的均衡。雖然凱恩斯對產品市場、貨幣市場的均衡條件進行了重大革命，但對於生產函數卻照搬不變，並用它來確定總供給曲線。以後的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乃至理性預期學派的相互爭論及對經濟學的發展，主要集中在貨幣工資幻覺和勞動市場的均衡數量上。在求出勞動市場均衡數量後，不管認為是充分就業量，還是承認存在失業，亦或是自然失業量，均代入同一生產函數，求解總供給曲線。可見，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對於生產函數、即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數及其理論基礎—邊際生產力理論均無異議，而這恰恰與現代企業生產—協作群生產相矛盾。

　　協作群生產概念，已經推翻了邊際生產力的定義，因為每種生產要素的貢獻是難以相互劃分清楚的。對柯布一一道格拉斯型函數Y = AK^αL^β,(α + β = 1)，求自然對數後再對時間求導數，產量的增長率就等於α乘資本增長率、β乘勞動增長率的兩者之和，即產量的增長來自資本、勞動所作貢獻的代數和。其中α、β分別為資本、勞動的邊際貢獻。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常量。而協作群生產認為α、β是兩個變數，並且兩者之間存在相關關係，即α = f(β)。運用現代博奕論的理論，嚴格地說，生產過程實際上是一場博奕。各要素所有者構成博奕的對手，生產中投入的不同要素數量、質量，構成不同的策略，產品的分配是各自的損益值。傳統生產函數認為生產要素資本、勞動等之間進行的是確定性常數和博奕，因為α、β是要素所有者的報酬率，即是其單位損益值，α、β是常量，並且α + β = 1，那麼就是資本、勞動所有者進行損益值之和為1的博奕。而現代協作群生產認為生產要素之間進行的是不確定性非常數和博奕，α、β是變數，並且有相關關係，全部產值收益不可能劃分為α、β的代數和。

　　因此，今天依然盛行的構成西方經濟學基礎的邊際生產力理論、生產函數模型解釋的卻是傳統生產方式。現代企業生產要求運用協作群生產概念，建立新的生產函數，其中資本、勞動的指數必然變成兩個相關的變數。這對於建立新的分配理論，意義重大。我們看到，無論新劍橋學派，還是新制度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攻擊都集中在分配領域，這說明他們都對邊際生產力理論發生了懷疑。如果從協作群生產概念出發，討論新的生產函數，選準著力點，必能加大批判力量。進而建立新的分配理論，進行一場經濟學的新革命，也是可望可及的。

　　二、協作群生產的博奕理論。

　　協作群生產，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說明各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影響，某個要素的活動會影響其他要素的生產力，勞動和資本、勞動者之間都存在。嚴格地說，這是一場博奕。博奕又分為合作性的和非合作性的，前者即是各種要素能夠相互配合，達到激勵相容，促進生產，也可稱為外部經濟狀態。(各個要素所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對每個要素所有者來說，就是一種外部效應。)後者是指由於協作群生產難以從技術上觀察計量單個要素的貢獻，從而出現各要素所有者互相“偷懶”、“搭便車”等投機行為，這稱為協作群生產帶來的道德風險，是一種外部不經濟。

　　協作群生產的博奕理論，具有許多運用領域。

　　首先，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剝削，是發現了工人創造出了超過自身價值的新價值.而自己僅獲得相當於甚至少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可是工人卻誤以為自己獲得了全部勞動的報酬。其原因就在於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是協作群生產，工人無法從技術上觀察到勞動在生產中的貢獻。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就是生產博奕中資本憑藉其經濟、政治特權獲得了超過其貢獻的損益值，是以協作群生產的技術特點為前提條件的。而一旦工人認識到自身遭受剝削，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物化要素與人的要素的對立，就不可避免。

　　其次，在傳統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又非所有者，這是一個基本悖論。做為所有者，勞動者應該獲得資本收入，而現實中勞動者全部收入表現為勞動收入，資本收人由全體勞動者之外的計劃者獲得，由計劃者執行積累職能，勞動者不關心積累間題。這樣，資本積累必然從勞動者視野中消失，在國民收入分配時，還產生“收入幻覺”，即勞動者將資本帶來的收人增加當成勞動的貢獻，力求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使總收入更大的份額成為勞動收入，用於消費。而計劃者要實現積累計劃，必然要憑藉財產權增加利潤。存在於勞動者和計劃者之間的這一利益矛盾，就表現為公有制經濟中歷來未獲解決的“積累和消費”矛盾。其根源於傳統計劃體制，協作群生產的技術原因在導致收入幻覺的產生中，其作用不可忽視。隨著改革推進，單一的計劃者主權機制向多元主權機制過渡。在公有制基層單位內，公有權主體往往是虛置的，作為計劃者代表的經理廠長與職工的利益往往具有一致性，從而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對立，就不是公有制基層單位的對立。初次分配環節上，基層單位有了.收入分配自主權後，往往根據勞動者收入幻覺擴大個人收入的分配份額，“吃利潤”、“工資侵蝕利潤”就成為普遍的現象。總之，協作群生產的技術特點，說明收入分配中，並不能根據各要素的貢獻將各要素應得的收入清清楚楚地分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積累和消費的矛盾、工資對利潤的侵蝕，都可以從協作群生產概念中找到它們邏輯的起點。

　　三、協作群生產與產權制度改革。

　　現代西方產權經濟學認為協作群生產，作為一種技術原因帶來的道德風險，必須通過制度安排和創新來剋服。正是從此出發，產權經濟學討論了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遷，從企業主企業到最終形成財產基礎私有、按民主程式以“委員會”方式組成集體產權的股份制企業。如何剋服要素間的非合作性博奕、外部不經濟為合作性博奕、外部經濟，關鍵是企業產權結構如何安排。從這個意義上看，協作群生產，也是我國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邏輯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