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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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創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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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創新是以知識增值為核心,企業、政府、知識生產機構(大學、研究機構)、中介機構和用戶等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而開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創新組織模式。
協同創新是以知識增值為核心,企業、政府、知識生產機構( 大學、研究機構) 、中介機構和用戶等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而開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創新組織模式。協同創新的內涵本質是: 協同創新是企業、政府、知識生產機構( 大學、研究機構) 、中介機構和用戶等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而開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創新組織模式。協同創新是通過國家意志的引導和機制安排,促進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發揮各自的能力優勢、整合互補性資源,實現各方的優勢互補,加速技術推廣應用和產業化,協作開展產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活動,是當今科技創新的新範式。
在科技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實現以開放、合作、共用的創新模式被實踐證明是有效提高創新效率的重要途徑。充分調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跨學科、跨部門、跨行業組織實施深度合作和開放創新,對於加快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以及創新鏈各環節之間的技術融合與擴散,顯得更為重要。協同創新是各個創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創新資源在系統內的無障礙流動。協同創新是以知識增值為核心,以企業,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教育部門為創新主體的價值創造過程。基於協同創新的產學研合作方式是國家創新體系中重要的創新模式,是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的新進展。合作的績效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知識增值的效率和運行模式。知識經濟時代,傳統資源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回報率日益減少,信息和知識已經成為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在知識增值過程中,相關的活動包括有知識的探索和尋找;知識的檢索和提取;知識的開發,利用以及兩者之間的平衡;知識的獲取,分享和擴散;協同創新過程中知識活動過程不斷迴圈,通過互動過程,越來越多的知識從知識庫中被挖掘出來,轉化為資本,並且形成很強的規模效應和範圍效應,為社會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協同創新的意義[1]
協同創新已經成為創新型國家和地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全新組織模式。隨著技術創新複雜性的增強、速度的加快以及全球化的發展,當代創新模式已突破傳統的線性和鏈式模式,呈現出非線性、多角色、網路化、開放性的特征,並逐步演變為以多元主體協同互動為基礎的協同創新模式,受到各國創新理論家和創新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視。縱觀發達國家創新發展的實踐,其中一條最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打破領域、區域和國別的界限,實現地區性及全球性的協同創新,構建起龐大的創新網路,實現創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美國矽谷成功的關鍵在於區域內的企業、大學、研究機構、行業協會等形成了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聯合創新網路”,使來自全球各地的創新創業者到此能夠以較低的創新成本,獲取較高的創新價值。南韓在1980年代後期模仿日本的“技術研究組合”的模式,成立了以國家電子通信研究所為牽頭單位,由三星電子、LG半導體以及大學、政府機構等組成的共同研究開發組織,主要從事記憶存儲晶元及其製造設備和生產材料的研發。經過10年的協同攻關終於獲取成功,涌現了三星、LG等世界半導體巨頭,在通訊、存儲晶元、平面顯示等技術領域擁有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在歐洲,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協同創新網路蓬勃發展。特別是芬蘭、愛爾蘭、瑞典、瑞士等北歐小國,技術創新實力雖然不如德國、英國、法國等老牌大國,但通過積極推進協同創新,建立全球性創新網路,創新能力也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芬蘭的“信息通訊技術聯盟”由諾基亞等200多家信息通訊企業、29所大學和金融服務機構以及一批科技中介機構組成,極大地促進了芬蘭的通訊產業發展,使芬蘭從一個林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的通訊強國。
環顧國內,協同創新已經成為各省市競相探索的新型創新模式。我國載入史冊的兩彈一星工程、載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等重大技術攻關,無疑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同創新的成果。在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前我國的協同創新模式顯然不可能完全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而需要借鑒發達國家協同創新的經驗,將我國擁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強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全社會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學技術總體水平還有較大差距,體制機制還存在不少弊端,諸如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體系、分散重覆,整體運行效率不高;科技巨集觀管理各自為政,科技資源配置方式、評價制度等不能適應科技發展新形勢和政府職能轉變的新要求,阻滯了創新水平的全面提升。近年來,北京、江蘇等省市在全面推進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同時,也在自覺不自覺地探索推動協同創新模式,力求在新一輪創新競賽中先走一步,爭創創新優勢。如北京已經成立了協同創新服務聯盟,主要服務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大力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協同創新的組織與運行[2]
協同創新是各個創新主體要素內實現創新互惠,知識的共用,資源優化配置,行動最優同步、高水平的系統匹配度。而協同創新的有效執行關鍵在於協同創新平臺的搭建,可以從兩方面對協同創新平臺進行巨集觀佈局。一是面向科技重大專項或重大工程的組織實施,建設一批可實現科技重點突破的協同創新平臺,如新藥創製、核高基、海洋科學與工程等重大專項。通過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的部署實施,瞄準目標產品和工程,集成各類科技資源,堅持產學研用結合,加強各類承擔主體的聯合,建設支撐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的組織實施。二是面向產業技術創新,建設國家層面支撐產業技術研發及產業化的綜合性創新平臺,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特別是面向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協同創新平臺,以重大的高新技術產業化帶動新興產業發展形成未來主導產業,協調相關創新組織,統籌加強科研設施建設和研發投入,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形成、崛起,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帶動產業結構調整。
除此之外,需要制定有利的政策與保障措施來支持和發展協同創新平臺:一是建立協同創新平臺的中央財政投入渠道,穩定支持培育具有產業技術綜合競爭實力、具有較大產業化價值的研發組織。國家重大項目安排要優先向協同創新平臺傾斜。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礎上,發揮多方積極性,進一步吸收社會資金參與協同創新平臺的建設與發展,形成國家與地方、企業聯合共建機制。探索穩定支持與項目支持相結合、中央支持與地方支持相結合、財政資金投入與企業和社會資金投入相結合的多種支持方式和渠道。調動各種資源,加強集成與銜接,避免重覆建設。二是要主動加強與現有人才發展規劃、計劃和工程的銜接,吸引和聚集優秀的創新人才,開展廣泛的國際國內交流與合作。在不危害國家安全、不泄密的前提下,吸引來自世界各國優秀人才共同參與我國科技創新,提高基礎研究、高技術前沿研究領域與產業創新的國際競爭力。
協同創新的發展[3]
ICT及知識網路的發展,突破了知識傳播的傳統物理瓶頸,推動了創新2.0模式的浮現和知識社會的形成。傳統的社會組織及其活動邊界正在“消融”,人類可以利用ICT更快捷和方便地共用及傳播信息和知識,並實現交互,知識的構件化和模塊化更加方便了全球化、個人的創新和群體的協作。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成為創新主體,用戶創新凸顯。特別是隨著ICT從支撐個人通信到支撐個人計算,再發展到支撐個人設計與製造的轉變,更是拓展了用戶創新的內涵與外延。信息通信技術不僅推動了用戶創新,也進一步消融了創新活動的邊界,推動了開放創新。同時,基於開放的知識架構,創新2.0環境下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從支撐信息共用、交流溝通到支撐協同行動、協作共創,從支撐協商到支撐協作轉變,推動了協同創新。《創新2.0視野下的協同創新研究:從創客到眾創的案例分析及經驗借鑒》一文從協同創新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機理分析指出,協同創新是多元創新主體溝通、協調、合作與協作的過程;在整合要素上,包括信息、目標、績效和行動的整合;在互動強度上,包括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信息互惠共用、目標共同設定、績效系統匹配以及行動最優同步。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長吳甘沙認為,協同創新是創新2.0從開放式創新轉向大眾創新的新發展,是更為複雜的創新組織方式,強調多元主體的協同互動、深入合作、資源優化整合,為大眾創新的複雜涌現提供動力,並認為“互聯網+”的實踐就是協同創新的範式。[4]
- ↑ 李興華.協同創新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效率的最佳形式和途徑.科技日報.2011年09月22日
- ↑ 陳勁,陽銀娟.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與內涵.科學學研究.2012年2月第30捲.
- ↑ 宋剛,白文琳,安小米,彭國超. 創新2.0視野下的協同創新研究:從創客到眾創的案例分析及經驗借鑒. 電子政務. 2016年第10期.
- ↑ 吳甘沙. 創新2.0的三個階段.辦公自動化.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