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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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類學(Economic anthropology)

　　經濟人類學是運用人類學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探討人類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一門人類學的分支學科。

　　經濟人類學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赫斯科維茨於1940年首先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制定經濟政策、促進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1952年，赫斯科維茨的《經濟人類學》一書，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理淪和觀點來研究歷史上的各種經濟現象，並由此形成了形式主義學派，主張把人類史上出現過的各種經濟現象在現代經濟學理論指導下進行研究，揭示這些經濟現象的發展變化過程，為解決現代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提供理淪依據。以波拉尼為代表的實在主義學派否隊現代經濟學理論對研究過去經濟現象的適用性。形式主義學派與實在主義學派的這場爭論從70年代才開始走向統一，反映了經濟人類學的成熟與發展。

　　經濟人類學研究的內容大體包括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各種經濟現象的變化過程、各種生產方式對國家的影響以及經濟人類學本身的理淪問題。經濟人類學不僅要使用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搜集資料、進行研究，還要利用全面的綜合研究和比較研究方法，近年來還採用了數學計量等新的研究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經濟人類學是近幾十年來的一個發展趨勢，經濟人類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已經成為形式主義和實在主義學派之外的又一重要派別。

　　在經濟人類學的發展中, 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和理論論辯。這種論辯的焦點, 是“理論”與“原始證據”間的一種區分; 不同的首倡者站在適用性和解釋力的立場, 主張其特殊的理論。但是, “需要作出的區分, 是在原始、二次和三次資料的分析方法之間, 而不是在‘形式論者’、‘實體論者’和‘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之間”。因為“一些思想能拾遺於理論文獻, 但不應把其視為思想的唯一來源。人類學必須得到理論的闡述, 但如果新思想要得到發展也必須把它們置身於田野經驗中。它們既萌發於其觀念的某一時段, 也為當地的日常變化和世界條件所決定。任何投身於人類學田野調查的人必須確實給出一個至高點, 因為它是原始資料分析的存在理由”。

　　格雷戈里和奧爾特曼基於原始資料、二次資料和三次資料的分析層面指出, 經濟學家主要關切於二次資料而非原始資料的分析; 他們很少到工廠或田野去收集自己的資料, 與這些成員朝夕共處上幾周的情況更是罕見。而人類學家的主題是“微觀的”而不是“巨集觀的”, 他們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資料的分析。因此, “對經濟學和人類學進行學科區分的是方法。人類學家趨向於原始資科和二次資科分析的專門化, 而經濟學家卻趨向於二次和三次資料分析專門化。經濟學家主要依賴於官方統計來滿足其資料需要”。

　　經濟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並非對事實的被動記錄, 而是一個卷入直接觀察, 甚至有可能是參與被調查者日常生活的分析過程。每個具體環境在某些方面都有其獨特性, 而這種獨特性給予了田野調查者收集新資料、形成新思想、併發展新的研究方法的機會。確實,馬林諾夫斯基為人類學開闢了全新的方向, 其顯著標誌就在於他的方法: 在深厚的原始資料基礎上, 他主張以歷史、政治和理論的運用, 形成比較的方法。馬林諾夫斯基的著作,在許多後世學者的傳承中, 已實現了對農業經濟理解的革命化。

　　馬林諾夫斯基的經典方法, 為人類學研究的一些一般原則奠下了基石, 併在引導著千百萬人類學家的研究實踐。格雷戈里和奧爾特曼把這些原則概括為:1.提出問題和假設公式化的方法。2.對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進行記錄或在可能情況下進行參與的方法。31 敘述、分類和量化分析的方法。這些原則提出了經濟人類學研究的理論性指導問題。如果把理論理解為以證據支撐的一種觀點或提出一種觀點, 那麼人類學的研究是一個理論構建的過程。

　　人類學研究的兩種傳統方法, 即源於英國人類學經驗主義學派的實地考察, 和法國理性主義學派以圖書資料為基礎的人種史研究、並運用比較方法發展起來的一般理論, 並非相互排斥的; 它們在經濟人類學中結合為一種相互反饋的關係, 使人們從經驗的、概念的和理論的水平上, 徹底改變了對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的理解。“經濟”或者狹義的“交換”與“貨幣”, 究竟為什麼會成為人類文化的軸心? 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但如果只是在錶面上分析這些具有象徵涵義的物, 就只能形成一個淺薄的學科。在此基礎上, 即便援用傳統的經濟理論, 也無法取得實質上的進步。由於在社會關係的表層經緯中, 無法直接解讀生產關係的真正本質, 經濟人類學建立的真正本質, 是對人們學術視野的一個新開拓, 是對新的理論工具的和方法的渴求。正是這種新的性質和特征。使經濟人類學成為理解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的一個主要樞紐; 成為現代人類學的核心領域, 可視為整個人類學的“原論”。這實際上表明, 人類學學者已不能把其研究視野, 界定在按“原子”式的分類所給出的狹窄範圍內, 它提示人們關註各種社會判斷和認識背後的文化機制, 為人類從整體上把握社會, 實現對自身境況的理解和展望, 開闢了更為廣闊的道路。

　　經濟人類學在研究過程中, 儘可能將視野拓展到不同的領域, 不僅其把研究的範圍從原始社會, 擴及到整個人類在各個不同時期普遍的社會經濟活動, 而且在一個極為廣闊而深遠的視野中觀察經濟所提出的問題, 經濟人類學因此成為一門研究廣義人類社會行為的基礎與動因的學問; 成為一個從總體結構上考察滿足社會物質需要的結構化“經濟”活動的科學; 成為有自己獨立範疇體系、理論框架、方法論和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的一門相對獨立的新興科學。

　　經濟人類學是20世紀經濟學與人類學兩個學科結合在一起的產物,是一門從人類學角度出發,運用民族志等方式研究人類經濟制度和行為的科學。它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既可以描述人們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方式,以及這些系統如何組織、運作並與其他系統發生聯繫;還可以建立理論來描述分配決定的過程、經濟的制度脈絡和影響;經濟制度的運作和動力,經濟如何影響人們以及人們的行動如何影響它們的經濟制度。現在,文化也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經濟,經濟人類學家通過實地考察,運用民族志方法,用自己的學科理論來解釋經濟觀念。

　　一、家庭、經濟與人

經濟人類學的興起(1870-1940)

　　“經濟”這個詞從古希臘語而來,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對“家庭事物的管理”,是一個大家庭管理事務的規則。經濟的原義是強調將奴隸、牲畜等固定在房子里。因此,家庭經濟一直是人類學家關註的焦點之一。皮爾遜( Pearson)對家庭經濟的主要觀點集中在《原始經濟》。對早期旅行者來說,土著“孩子般”的交換,有價值的財產被刻意損毀或者是經過艱苦努力卻沒有明顯的經濟效益,這些行為看上去與歐洲理性思想是矛盾的。皮爾遜指出,人是有不同心理活動的主體,“原始人”的經濟行為,允許忽略環境和技術,與現代西方個人更為接近。

　　(一)馬凌諾夫斯基與經濟人類學的產生

　　馬凌諾夫斯基是經濟人類學的開創者,他對經濟人類學的主要貢獻在於《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專門討論交換,《珊瑚花園與他們的魔法》討論工作、技術和財產分配。他堅持特羅布里恩島民的習性是將物當作禮物並將之視為“部落經濟”,拒絕承認“經濟人”的概念是全人類共有的。島民對他們的花園關註則與野蠻人只是為了滿足生存不願辛苦勞動的想象是相矛盾的。航海的目的是為了展現島嶼之間複雜的貿易交換,這個市場並不是由市場利益、貨幣或國家組織起來,也不是因為貪婪而進行交換,而是庫拉價值的轉換,貴重的交換稱為“jimwali”,番薯意指母系親屬間的交換,稱為“urigubu”--完全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相一致。

　　莫斯的《論獻祭》與馬凌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是對立的。莫斯對馬凌諾夫斯基的美國西北海岸的誇父宴在美拉尼西亞非常盛行的觀點表示贊同,但是他堅持認為貨幣和市場是人類普遍現象。

　　莫斯批評了功能主義強調個人的觀點,認為社會和精神層面的交換在所有社會,包括現代社會都存在。他的人類學被限制在一個明確的社會主義方案中,引起了很多學者的爭論。

　　弗斯( Firth)關註原始經濟,強調原始經濟是一種“社會事務”,並認為他解決的“虛假/偽--問題”,就是由馬凌諾夫斯基堅持認為的“複雜的社會義務”,弗斯認為這種複雜的社會義務並不會偏離“理性經濟選擇”的基本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應該被視為第一個“形式主義經濟人類學家”。他用經濟的基本分類來組織自己的文章,但是為了理解行為模式的理性特點,他也詳細描述了背景。結果出現了豐富的帶著理性選擇印跡來描述經濟體制的民族志材料。

l　　(二)赫茲克維茲與現代經濟人類學的出現

　　赫茲克維茲(Herskovits)的《原始人的經濟生活》是一個科學民族志。書中系統地將經濟學理念和民族志成果併列考慮,這標志著現代經濟人類學出現了。

　　在經濟學領域內,赫茲克維茲希望在世界範圍內找到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例子,就在那個時期,新古典經濟學正面臨體制經濟學家的嚴重挑戰。大蕭條破壞了自由的信譽,為了重新恢復公眾信任,銀行系統只能制定更為嚴格的規範。

　　美國人類學家並不將自由主義經濟奉為神聖。赫茲克維茲也將自己的材料組織起來用經濟學家更熟悉的標題命名,甚至認為“因為在非工業化經濟中,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作為資本始終存在,它們一定會產生些回報”。但是他也認為用民族志材料來批評正統經濟學,就像民族志證據中的“無文字民族”被剔除一樣荒唐。赫茲克維茲實際上在對比“機器和非機器社會”,他還試圖表明古典經濟學可以擴大應該用到後者,並且批評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他一直堅持認為“比較經濟學”是兩個學科互相促進的計劃,反對任何科學僅僅只依靠推論和感性認識或者忽視事實。

　　二、政治與發展

經濟人類學發展的“黃金年代”(1950-1970)

　　和平與發展成為19世紀的標簽,世界經濟長期繁榮,經濟人類學在這個時期得到長足發展。

　　(一)“形式”與“實質”之爭

　　“實質主義”學派創始人波蘭尼對現代資本主義展開批判。在《大轉型》和《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中,他提到“經濟是制度過程”。他認為“經濟”這個詞有兩個互相作用的意思:實質的和形式的。第一個指物質欲望的供應,第二個是一種手段,它使經濟過程中的精神關係終結。大多數後工業社會都由制度作為規則,它可以保證集體存在,但是工業社會有一個“脫嵌”的經濟,“市場”作為社會規則是個人決策。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基於經驗研究可以對第一種進行研究,經濟學抽象的研究方法更適合研究第二種。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在現代社會能夠保留他們的主流學科地位,人類學家只能研究剩下來的異文化或死去的社會。波蘭尼的追隨者後來成為“實質主義”經濟人類學家,那些堅持認為經濟學概念和方法在人類學領域也能運用的就被稱為“形式主義”經濟人類學家。1968年由列克萊爾(Leclair)和斯內爾德( Schneider)主編的《經濟人類學》收集了兩方觀點的文章。實質上這隻是方法論之爭,一方認為經濟在每個社會都存在,另一方則不這麼認為,而認為只是認識上的差異而已。

　　形式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博漢南夫婦(Bohannan)研究了奈及利亞的提夫人經濟,其中關於交換、市場和貨幣的文章至今還影響人類學研究。

　　博漢南夫婦堅持認為提夫人的文化分類觀點對理解提夫人經濟有重要作用,同時將波蘭尼提出的人類社會中的三種交換體系作為一種跨文化的比較方法介紹給大家。在達荷美的研究中,波蘭尼堅持“普遍目的使用的貨幣”和“特殊目的使用的貨幣”之間存在差異,他認為非工業化世界中“特殊目的使用的貨幣”流通範圍更廣。博漢南發展了這種觀點,證明提夫人有獨立“交換的另一面”。

　　西方貨幣隨著殖民主義進入是個文化上的災難,它們打破了提夫人交換的兩方面。提夫人的故事已經成為人類學中的神話,每個學習人類學的學生都要知道它,儘管有人說他們的研究事實錯誤,理論幼稚,誤導他人。

　　博漢南與喬治·多爾頓(George Dalton)合編了著名的《非洲的市場》,這本書主要用個案研究來說明非工業社會中的經濟行為,他們更關註“市場地”而不是“市場” 。多爾頓的邏輯思路是波蘭尼最初的建議即人類學家應該研究有限的非資本主義經濟,他還使“形式”和“實質”的學術之爭持續火熱。

　　Richard Salisbury的《從石器到鐵器》敘述了美拉尼西亞的經濟轉型,在形式主義的前提下提供了豐富細緻的民族志。Polly Hill的《迦納南部的移民可可種植者》告訴我們迦納是世界最大的可可生產國,但其農民被假定為非洲“農民”,依靠自己的農場種植可可維持生計。他追溯可可種植起源於19世紀後半期,種植者是開發原始森林的先鋒,往往是有能力的公司雇用瑞士建築公司進行他們需要的基礎設施。他們發明新的耕種技術作為招募勞工的手段。Hill認為,迦納的可可業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初階段,但這些種植者沒有抓住機遇和本質,被西方霸權打破了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充分發展出資本主義。

　　(二)“發展”與經濟人類學

　　格爾茲與“發展”範式密切相關,為20年後經濟人類學的“文化轉向”奠定了基礎。他出版了3部相關著作,《農業內捲化》是按傳統框架研究爪哇經濟為什麼不發達,但是他從藝術史中借用了一些概念進行分析;《小販和王子》在爪哇人市鎮中區分了兩種理想的經濟類型,其中大多數人在街道進行經濟行為的類型他命名為“集市型”。與此相反的“公司型”經濟,包括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大部分企業,通過計算避免危機。國家政權機構為這些企業減少競爭提供保證,從而順利地完成資本積累。而“集市型”是個人主義的和競爭性的,因此要將資本累積到很高是非常困難的。格爾茲的《尼加拉》是將集市作為其研究的模型,研究在競爭性市場中個人的選擇,同時將集市模型看作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霸權下的產物。當政治改革改變了群眾生產和消費以及企業的路線時,現代學科轉向個人主義方法論。國家越強大,資本主義企業和社會越有權力,可能成為國家壟斷特權 。

　　隨著學科的進步,關註“發展”的人類學家數量不斷增長,但是這些研究“不是基於認真調查經濟增長和下降根源後得出的結論” 。《發展理論》中提到由於工業革命,“發展”有兩個意義:資本主義增長的資源和改善增長的破壞性後果。

　　用人類學家“發展”的觀點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主要的趨勢就是研究“發展”,反映貧窮國家的悲慘歷史。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的機器》揭露了賴索托發展項目的弊病,他表明經濟行動都隱含在當地意義中,但都以提升城市居民利益結束,當地居民都沒有得到預期效果。他的《現代性的期待》是對尚比亞銅帶省人民生活的再考察,書中典型的以古德曼和曼徹斯特學派(自由貿易學派)的觀點進行研究和歷史人類學考察。在這裡人類學家第一次參與了全球化框架下不平等現象的爭論。

　　(三)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與經濟人類學。

　　20世紀70年代,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在對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的研究中產生出來, 薩林斯( Sahlins)的《石器時代經濟學》融合了實質論、形式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1978年,古德曼( Goodman)提供了有關巴拿馬村莊商品化研究的《農民經濟的終結》,書中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價值的基本問題。

　　阿爾都塞(Althusser)和Balibar出版了關於資本的文章,這本書符合結構主義的方法和系統理論。在他們的研究中,現象學中人的主體性、辯證和歷史本身的影響在減少。法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生產結構的理想模式很明顯,有三個基本成分--生產者、非生產者和生產方法--被視為是具體生產模式中變數的組合。生產者做決定的時候,都很註意經濟、政治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

　　古德里耶(Godelier) 1966年出版的《經濟學的理性與非理性》將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將理性概念用在人的方面和系統上,為20世紀70 年代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盛行鋪平了道路。

　　法國人類學家將法國結構主義和德國哲學結合起來,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和英國科學經驗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受系統理論和辯證法的影響,結構功能主義出現了, Joel Kahn和弗里德曼在研究中應用了該理論。Joel Kahn深受阿爾都塞的影響,關於印尼的民族志更具有經驗性;而弗里德曼受到古德里耶研究方法的影響,重建了利奇(Leach)關於上緬甸高地民族志的聲譽,將整體論融入到經濟人類學的視野中。二戰以後,當社會民主主義讓位給保守的新自由主義時,法國馬克思主義也消失在學術界。

　　三、貨幣、市場與物

遭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類學(1980-)

　　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深入人心,已經威脅到凱恩斯在經濟學領域內的學科霸主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超越現代國家的控制,市場機制有效運行,市場流通更有效率。蘇聯的解體使世界市場統一不再是夢想;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國家經濟的複蘇,使世界資本流通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另外,交通和通信的變革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網路社會”。經濟人類學家的工作顯得很尷尬,當他們批評資本主義文化的時候,市場經濟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經濟,更多自我意識方面的理論出現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經濟學的歷史和政治觀點。人類學家至今都在避免直接和經濟學家發生正面挑戰,尤其在經濟學家擅長的國家和全球化經濟分析領域中;在“後現代”標簽下,作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調查遭到了挑戰。經濟人類學現在主要研究資本主義運作的核心及其在全球的傳播;社會主義轉型期私有化的地位;被各種國際組織定義為“窮人”的發展狀況等等。

　　(一)人類學中的政治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開始轉向研究長時段內的世界資本主義。Mintz在《甜與權》中描述了糖在英格蘭的生產、交易和消費的歷史,以及資本主義形成的搖籃。Eric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中提出比較的框架,把20世紀民族志神話納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史的範疇。他認為文化只是政治經濟發展下的產物。薩林斯在《文化和實踐理性》中從結構上批評了上述觀點,認為文化不是只由政治經濟發展過程而來。薩林斯尖銳地反對人類學關註西方資本主義,他相信完全可以通過文化研究發展一種理論代替現有理論來研究非西方社會。

　　(二)物質、貨幣、市場與交換

　　吸收了Boas的文化多元主義後,人類學家很快意識到資本主義也是多元的,並不僅僅只有國家一種分類。這一時期有關貨幣的研究大量出現。Thomas Crump 的《The Phenomenon of Mon2ey》是先驅,他還分析了哈特的著作,認為哈特將國家和市場比做“硬幣的兩面”,從世界歷史角度分析作為信息革命的結果的貨幣。接著他分析貨幣與語言、時間、數字等之間的共性,認為貨幣有巨大的能量 。Weatherford的《The History ofMoney》講述了各種貨幣的歷史。Parry和Bloch的《貨幣與交換道德》則是研究非西方人怎麼使用貨幣,怎樣用貨幣來自我實現。在人類學家眼中,貨幣通常被看成一種不好的東西,特別是人們沒有擁有很多的時候。Kwon告訴我們:隨著美元成為通用貨幣,越南大部分地區流行的通過支付金錢給鬼魂的民間信仰已經走向消亡。

　　市場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Marianne L i2en的《市場和現代性》是對挪威食品公司的研究。

　　她認為企業營銷是一個共用、有專業知識的專業系統,市場在全球範圍內運行一種“脫嵌化機制”。

　　App lbaum在《市場時代》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他展現了現代市場在18世紀的英國起源, 20世紀在美國發展到頂端。Taussig、Ong一輩的學者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對當地文化的破壞性後果, Kwon這一代轉向了更適合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文化接觸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方面已經轉向消費。Mary Douglas和Byron Ish2erwood認為,如果經濟學家把顧客的選擇視為現代經濟的動力,他們應該轉向人類學家對文化邏輯的考察。但是,市場的專業化已經建構了一門科學。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區隔》研究了社會階級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顯現的。

　　阿布杜蘭(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會生命史》一書的導論部分寫到:要打破馬克思對商品生產的強調,轉而專註商品從生產、交換/分配直至消費的整個軌跡。接著,米勒( Miller)出版了一系列關於購物、互聯網和手機消費主義的書。他的研究發展了“物質文化”這個大名稱,關註物的重要性。

　　Werner研究了交換這個經典主題,告訴我們哈薩克的農民是怎麼應付“去地方化”的。

　　Lemon分析了莫斯科人在文化上怎樣理解貨幣;Humphrey與經濟學家一起對交易進行實證研究,研究俄羅斯精英分子怎麼選擇住房。從這些研究來看,人類學家已經跟得上不斷變化的學科風格。

　　(三)文化經濟

　　新自由主義經濟到底是什麼在學界還是一個未定論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新自由主義經濟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力量在於他結合了文化形式。因此,近來對經濟人類學影響最大的是文化研究。正如陳慶德教授所言:“經濟過程絕非冷冰冰計算的合理性,它總是沉浸在文化環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古德曼運用了嚴謹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去研究經濟,在《作為文化的經濟:生活的模型與隱喻》中,他用“當地模式”觀點去看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本身和農民經濟。

　　《與哥倫比亞對話》證明在現代社會裡,民族志田野工作記錄作為生活情況的歷史,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在已經死亡的背景中進行研究。當然,古德曼也質疑人類學家過分與經濟思想史結合,將貿易視為研究的標準工具。他在《經濟人類學》中提出了“社區”和“市場”兩個概念,將前者視為“根基”,可以在人類經濟的任何方面使用。Hornborg批評他遠離了當地行動者概念,走向了普遍主義,使得他的研究更像經濟學而不是人類學;同時他指出古德曼是一個游移不定的後現代主義者,缺少一種“事實”認識論。古德曼對這些批評在《經濟人類學》一書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人類學研究成果不斷。Clammer出版了《新經濟人類學》, 奧特茲( Sutti Ortiz)編著了美國經濟人類學會的第一期論文集;普萊特納( Stuart Plattner)出版了一部與形式主義聯繫非常緊密的,反映美國經濟人類學發展的論文集。Rhoda Halperin 被看成形式主義和制度主義者,他試圖建立“一種與經濟學相對應的科學”; RichardWilk同樣熱衷於文化轉向; SusanaNarotsk從馬克思主義和南美文學中借鑒理論。當代人類學中,女性主義、地方性知識系統明顯影響了我們對經濟的看法。James Carrier最近編輯了綜合性的《經濟人類學手冊》,前言發出與前輩一樣的疑問:人類學家仍然試圖找到與經濟學家同樣的結論。誰知道是否有人傾聽人類學家的聲音呢?。

　　總之,透過經濟的視角,人類學家希望找到最一般的、不同層次的經濟組織的規則。經濟人類學家不希望自己被看成是研究“原始人的經濟”的,他們想找到更好的學說來解釋經濟現象,同時,人類學家根據他們的長時段田野調查,可以深入瞭解當地人民的生活,瞭解當地人的想法和做法,因此積累了客觀的關於“異文化”,主要是國內消費的資料庫,而且固定用文化相對範式,其定義和內容都與主流經濟學相反。用經濟人類學,可以解決資本主義是否存在等困擾幾代學者的問題。

　　如果說, 經濟人類學實際上是對自19 世紀以來, 以自我中心說的歷史認識觀支配整個社會科學的那一套話語機制, 進行根本性質疑的產物; 也是在對人類所形成的與自身類本質實現要求相背離的、分離性的現實發展方式反思過程中所得到的一個碩果。那麼, 如同葛蘭西所說: “批判性反思的出發點是認識到你到底是誰, 認識到‘認識你自己’也是一種歷史過程的產物, 它在你身上留下無數的痕跡, 但你卻理不清它的頭緒。因此, 找出這一頭緒就成為當務之急。”因此, 有必要在整個時代的社會政治背景和認識背景中, 來考察經濟人類學的成長。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性質變化的產物, 經濟人類學和發展經濟學都是以共同的研究範疇興起的。對前殖民地國家的發展與欠發展問題的聚焦, 要求人們對其所面臨的特殊經濟問題有更多的瞭解。儘管這兩個學科有著共同的目的, 但它們是相互獨立地發展起來的。格雷戈里認為: 部分的原因是, 經濟人類學通常採用實證的、描述的、微觀的經濟分析方法, 而發展經濟學傾向於採用更抽象的、規範的、巨集觀經濟學的方法。也許最主要的原因是, 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在發展經濟學中起著絕對的支配作用, 這使得發展經濟學採取了一種只看到本學科內部的、排外的方法; 與此不同的是, 經濟人類學的理論方法是多元的、開放的, 來自不同學科和不同學派的經濟思想的理論和概念, 都對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這種基本特征使經濟人類學家“試著去瞭解那些使他們感到吃驚的事情”。

　　20 世紀50～60 年代中, 人類學借用了語言學模式來拓展其理論視野。這一新形式下所包含著的實質性內容, 是對以往在社會科學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觀念進行重新評估, 開始挑戰以往的那些觀念。它引致了社會科學從追求社會理論, 到關註解釋和描述社會現實中所產生的問題的根本性轉變。70 年代以來, 多樣化的學科和解釋理論的發展, 成為了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新思想和新觀念的策源地。學者所採用的方法論、認識論、解釋論、表象以及話語形式本身, 形成了新的理論聚焦。在全球框架中, 不同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不同文化之間的彼此認識的程度的提高, 使人們充分認識到: “人類學並不等於盲目搜集奇風異俗, 而是為了文化的自我反省, 為了培養‘文化的富饒性’”; 是要把描述異文化的單純興趣“轉移到一種更加富於平衡感的文化觀念上來”; “其目的在於獲得對文化整體的充分認識”。

　　經濟人類學以跨文化的研究所提出的挑戰, 實質上是看到人類學者自身帶有社會和文化偏見的可能性, 而對久已形成的、現實的知識和社會體系提出質疑。如何使一個在急劇變遷世界中的社會現實得到真實表述的中心問題, 將人類學置於當代各種話語爭論的旋渦中心。經濟人類學對民族的研究, 實質上是跨語際的, 是在多種文化和制度的接觸和碰撞中展開的。經濟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意義, 並非只是為人們貯存下對那些已經消亡的、或者正在消亡的以及實存的個別民族的記憶和知識; 經濟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也並非是否要提“民族主義”或提什麼“民族主義”的問題; 囿於“民族”的框架, 是無法表達出人類整體歷史的真實面貌的。經濟人類學對歷史文化民族性及其與實存發展關係的強調, 實際上是把其對“另一個”和“另一處”的探尋和研究, 最終歸結到了對人類整體的全面理解上; 而在其研究中“民族”一詞的歧義性使用, 則表明它已對以往研究的舊有語境和客觀訴求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疑問: 即怎樣重新認識“學科行為”中的認識論機制? 人們何以取得他們所取得的知識? 這些知識背後的認識論前提是什麼以及話語和知識又怎樣參與歷史的真實創造……等等。

　　在經濟學領域的分析中, 生產、資源配置方式和收人分配是最基本的相關變項。而只要稍微深入一步, 就可清晰地看到, 它們都無一例外地反映出一定的制度關係。儘管經濟學把“經濟理性”作為自己最基本的分析手段和最重要的假定, 視每一個社會交換和經濟過程的參與者, 都具有使其價值最大化的目的追求。但是不論人們把經濟理性視為一種心理活動、還是一種生活原則, 它本身已隱含著某種社會性的制約關係。而當我們一旦把這種經濟理性擴展到人類歷史的全過程時, 就可看到, 它並非是某種一成不變的原則或假定,更多的是顯現出作為一種變項而存在的性質。例如, 在許多民族的簡單社會中, 理性原則普遍地發生於生產領域和資源配置的行為和活動中; 但同時在交換領域, 卻廣泛地以“非經濟性”的方式, 把其產品作為禮品而相互贈送。這似乎使我們更有理由將經濟理性這一經濟學最重要的假定視為一種制度化的價值觀念。所以一談及經濟過程, 就意味著, 某種共同的價值標準, 通過制度化而得到確立和穩定化, 並使個體的評價和行為選擇在更大的範圍內得到同一性的聯結。物質的和客觀的經濟過程產生了特定的價值內容, 制度則在社會意義上提供了價值最大化的秩序穩定性。它一方面為經濟過程提供了一個互惠的合作環境, 一方面又制約著具有不同利益的經濟參與者, 在追求差異極大的目標中不致出現同毀性的公然衝突。

　　經濟人類學在其深層本質上一開始就把對人類本質實現的關懷、和對人類發展方式的反思, 包容在了自己的研究中, 它是通過對人類相異性的研究, 來理解自己生活的社會和時代的。因此, 經濟人類學進一步發展的生命力, 在於永不封閉自己的研究領域, 永不拒絕新的理論工具和方法的運用。這便要求我們實現對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超越和新的融合。這種超越和融合, 併進使經濟人類學深人到了有關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理論中, 而且廣泛涉及了經濟史、各種具體的和現實的經濟問題、以及對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貧窮、不平等和發展等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