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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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社會的關鍵變數是信息和知識,主要經濟部門是以加工和服務為主導的第三產業甚至第四、第五產業,諸如運輸業、公共福利事業、貿易、金融、保險、房地產、衛生、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等。
後工業社會的概述[1]
1979年,美國負有盛名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他的著作《“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指出:“前工業社會依靠原始的勞動力並從自然界提取初級資源。”“工業社會是圍繞生產和機器這個軸心併為了製造商品而組織起來的。”“後工業社會是圍繞著知識組織起來的,其目的在於進行社會管理和指導革新與變革;這反過來又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結構。”從貝爾提出“後工業社會”的概念以來,這個提法被西方學術界廣泛關註。
關於什麼是“後工業社會”有很多不盡相同的解釋。
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認為,新時代就是“第三次浪潮”,就是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以後的“信息社會”;法國學者米歇爾·波尼亞托夫斯基認為,上世紀70年代社會的發展標志著工業社會向科學文明社會過渡的階段,這樣的社會是“科技社會”;德國學者拉爾夫.達倫多夫說,新時代是“後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後工業社會”、“後資本主義社會”還是“信息社會”、“科技社會”,這些提法都概括出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特征:它不同於傳統的工業社會,它是由高科技引發的,它尤其是信息產業革命的產物,是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階段。世界性的信息科技產業革命引起了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動,所謂“後工業社會”就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變動的產物。
從工業社會出發,將社會分成三種類型: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所謂前工業社會即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機械化程度很低,主要以農業、漁業、採礦等消耗天然資源的經濟部門為主的社會形態。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大機器工業生產取代一批以往的農業、手工業生產。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經濟部門主要以製造業即第二產業為主。後工業社會是工業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後工業社會的關鍵變數是信息和知識,主要經濟部門是以加工和服務為主導的第三產業甚至第四、第五產業,諸如運輸業、公共福利事業、貿易、金融、保險、房地產、衛生、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等。
後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2]
貝爾認為,社會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可以分為社會結構、政體和文化等三個部分。“社會結構包括經濟、技術和職業制度,政體則調整權利的分配和評價個人和集團之間發生矛盾的權利和要求,文化是指表達象徵和會意的領域。”[3](P.12)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社會結構、政體、文化都有一個不同的中軸原理起支配作用,任何社會又都混合了各種不同的經濟、技術、政治和文化體系。後工業社會的概念首先涉及的就是社會結構方面的變化,雖然社會結構的這些變化並不能決定政治或文化的相應變化,但卻能在一定的邏輯範圍內對這兩者產生巨大的輻射作用。因此,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從社會結構入手,將技術作為分析因素,在透視新技術出現以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指出同工業社會相比,後工業社會的結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首先,後工業社會在經濟方面的特征開始從產品經濟向服務性經濟轉變。
貝爾指出,如果可以將經濟劃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為農業,第二類是製造業或工業,第三類是服務業,那麼“後工業社會第一個、最簡單的特點,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3](P.14)貝爾在對大量數據進行研究之後發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尚依賴第一類經濟部門的時候,美國社會已率先具備後工業社會的特征,建立了第一個服務性經濟國家。在同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特征進行比較之後,貝爾進一步指出作為以服務業為基礎的後工業社會,將隨著服務性經濟的發展,成為一個公眾社會,社會的單位將是社會而非個人,參與管理成了社區的一個條件,但進行社會決策的難度在增大,社會生活作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困難,社會衝突也時有發生。貝爾指出,“如果說資本家和工人在工廠里的鬥爭是工業社會的標誌的話,那麼專業人員和民眾之間在組織內和社會內的衝突,便是後工業社會中衝突的標誌。”[3](P.139)在職業分佈上,後工業社會中的專業與技術階級處於主導地位。貝爾認為確定後工業社會定義的第二種方法是根據職業分佈的變化,即不僅要看人們在什麼地方工作,而且要看他們做什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職業是劃分社會階級與階層的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在後工業社會中,成長最快的集團是受過高等教育專業技術階級,他們在社會中起支配作用。同工業社會相比,以知識和技術為基礎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將取代以財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成為後工業社會的核心集團。
後工業社會日益增加對技術知識的需要,而知識技術已成為後工業社會社會衝突的軸心,處於社會運轉的中心地位。
誠然,知識對任何社會的運轉的都是必不可少的構件,但不同的是後工業社會中,知識本身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科學與技術之間關係的變化更趨於結合;理論與經驗相比占首位。圍繞著技術知識組織起來的後工業社會,其目的在於進行社會管理和指導革新;而反過來在以技術知識為中軸運轉的過程中,又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社會結構,這使得技術知識對於後工業社會顯得如此重要。
在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發展多是非預測性的、自發性的,隨著新的技術性預測模式的出現,後工業社會將有可能對技術進行規劃和預測。長期以來,技術的進展處於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一個現代社會單位為了避免停滯或者成熟,就必須進行技術改革,開闢新的領域;另一方面,過分依賴技術革新,給現代社會帶來一種不確定的危險性質,因為伴隨技術進展的還有一些不可預測的有害的副作用。這正是因為工業社會中,人們對技術發展無法加以控制,而在後工業社會中,伴隨著新的預測方法和“探測技術”的不斷產生、發展,人們有可能在社會發展的經濟史上開闢一個嶄新的階段,既有意識、有計劃地推動技術變革,從而減少技術應用中的不確定因素。
新的智能技術的出現,使得後工業社會有可能對社會發展作出有效的規劃和決策。隨著科學的進步,後工業社會的社會科學的模式將不再限於把簡單的、相互依存的變數併列起來,構建封閉的、對立的系統,簡化複雜的世界。後工業社會的社會科學模式將要面對的是“條理化的複雜性”問題,既管理具有大量相互作用的變數的大型系統,並使這些系統協調運轉。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涌現了大量新的科學技術領域,各領域獲得的研究成果都適用於那些條理化的複雜性問題,其中包括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奕論、效用論和隨機過程等等。這些新的智能技術能幫助人們確定社會的理性行為,並識別這種理性行為的手段,把社會損失縮小到最低限度。因此,伴隨新的智能技術的出現,後工業社會將有可能進行有效的社會選擇和社會計劃,成為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
後工業社會社會權利結構[2]
圍繞著知識組建起來的後工業社會,是一個典型的知識社會。在後工業社會中,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貝爾曾對知識下了一個定義:“知識是對事實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統的闡述,提出合理的判斷或者經驗性的結果,它通過某種交流手段,以某種系統的方式傳播給其他人。”[3](P.191)在探究知識意義的基礎上,貝爾又引用了大量的資料,藉以闡明後工業社會知識總量的飛速增長和技術的迅猛發展。這種發展變化,使得後工業社會成為雙重意義上的知識社會,一方面,社會革新的源泉越來越多地來自科學技術的研究和發展;一方面,社會的力量按大部分國民生產總值和大部分就業情況來看越來越向知識領域集結,整個社會圍繞著知識技術中軸進行社會資源的分配。
在後工業社會知識技術中軸原理的作用下,知識本身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理論知識已經處於中心地位,新的社會權力基礎從財產標準或者政治標準轉移到知識標準。原先工業社會處於統治地位的企業家,不得不讓位於新的人物,即掌握新的智力知識技術的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和工程師。在貝爾構築的後工業社會理論王國中應當是科技治國。這裡,專門技術是取得權力的基礎,教育是取得權力的方式,統治者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是知識分子階層。但貝爾本人對“科技治國”的態度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認科技治國的方式已經確立下來了,並勢必會在我們的社會中擴大;另一方面,貝爾也坦承了政治與科技治國的矛盾,他指出,政治總是優於理性,並且往往破壞理性;同時他還指出,如果按照科技治國的方式,目的只是追求效率和產量,目的已經成為手段,它們自身就成為了目的,這必將給社會帶來一系列的後果。同時,貝爾也意識到能者統治有可能帶來社會不平等。因為按照能者統治的原則,評價一個人的標準是其才智、能力與成就。智商主要是遺傳的,機會均等是主要原則,那麼遺傳因素就成了區分社會等級的主要依據。而後工業社會將會產生這樣一個社會問題:進不了教育階梯意味著被排擠出社會的特權地位,因為一個能者統治的社會就是一個“證書社會”,在那樣的社會裡,成就的證明,即通過大學學位、專業考試、許可證,是取得高等職位的一項基本條件。這樣,後工業社會實行機會均等,卻有可能帶來效果的不均等,促進一種新的等級制度的形成,產生新的社會不平等現象。
總的來說,貝爾認為,在作為知識社會的後工業社會中,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質雖然不會發生變化,但是,科技治國、能者統治是一種必然趨勢,雖然這些能者,即專業知識階層,不太可能形成傳統意義上的一個新的統治階級。最後貝爾指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權力體系並未徹底消失,它們與後工業社會權力結構體系同時存在,並相互重疊、相互滲透,給現代西方社會權力的運轉帶來困難。
(1)經濟結構從商品生產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 任何國家的經濟,隨著逐步工業化,各產業的生產率將發生變化,從而必然會產生大多數勞動力轉向製造業的發展趨勢;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對服務業的需求越來越大;相應地,勞動力又將向服務業方面轉移。因此,後工業社會首要的也是最簡單的特征就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和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服務業指的是除上述兩種產業之外的商業、財經、交通、衛生、娛樂、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等等。
(2)職業分佈以技術階層的崛起為特征 區別後工業社會的第二個方面,是職業分佈的變化。所謂職業分佈,不僅指人們在何處工作,還指他們從事何類工作。隨著服務型經濟的發展,工作重心轉向辦公室、教育機構和政府部門,自然引起職業向"白領職員"轉移。拿美國的職業結構來說,直到1956年,白領職員總數才第一次超過藍領工人總數。此後這兩者的比例進一步擴大,到1970年已經超過5:4。然而最令人吃驚的變化是專業和技術職員的增長,這部分職員的增長率是從業人員總數增長率的2倍。還有一項統計數字更能說明全貌,這就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他們是後工業社會的關鍵集團。整個技術階層人數的增長率是勞動力總數增長率的2倍,而科學技術人員的增長率則是勞動力總數增長率的3倍。
(3)軸心原則是理論知識日益成為創新的源泉和制定社會政策和依據 工業社會是生產商品、協調人相機器關係的社會。後工業社會則是圍繞知識,為了創新和變革,實施社會控制和指導而組織起來的社會;這樣也就形成了必須從政治上加以管理的新型社會關係和新型結構。
當然,知識對任何社會的運轉都是必需的。但是後工業社會的不同之處,在於知識本身的特征發生了變化。理論知識占居主導地位,成為制定決策,指導變革的決定力量。理論的重要性超過了經驗,知識被編碼成抽象的符號系統(就如同一個公理化系統),使之能用以描述迥然不同的經驗。
當今任一現代社會,都依賴於創新和對變革實行社會控制。實施社會控制,使社會產生了計劃和預測的需要。正是由於人們對創新的性質看法有了這個變化,才使理論知識變得無比重要。在現代社會中,一個領域的發展,日益取決於理論工作的進展。理論工作把已有知識有序化(編碼化),並指出用經驗來驗證的途徑。實際上,理論相知識日益成為社會的戰略資源即軸心原則。而學校、研究所和智力部門正日益成為新型社會的軸心機構。
(4)未來方向是技術控制和技術評價根據新的技術預測模式,後工業社會有可能掌握進行社會變革的新手段,這就是對技術的發展進行規劃和控制。當社會依賴技術和創新的程度越高,社會體系中有害的“不定因素”也就隨之增加。但是,新的預測方法和計劃規劃技術的產生,有可能開創經濟史上的新階段,即預先自覺地規劃技術變革,從而減少未來經濟的不定因素。
(5)決策方式使新的“智能技術”誕生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要處理的問題越來越複雜。18世紀和19世紀的科學家們所處理的問題大多是雙變數或三變數、四變數問題。而科學進程的下一階段,是對大量變元的整序,例如,統計力學中的分子運動,保險業捐算表中的平均壽命,人口遺傳學中的遺傳分佈,等等。社會科學中還有“一般人”問題一智力分佈、社會流動率等等。
後工業社會中知識和社會問題,用韋弗的比喻,是“有組織的複合體”,即對有大量相互作用變元的大系統進行管理,使之互相協調以達到特定目標。管理這類大系統的技術目前已經具備。1940年以來,一些新興領域的研究成果對處理“有組織的複合體”十分適用。新興學科包括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弈論、功效學、隨機過程等等。由此還發展出許多專門技術,如線性規劃、統計決策方法、馬爾可夫鏈的應用、蒙待卡洛隨機化方法等等,還有最大風險最小化的決策準則,用來預測根據不同戰略形勢採用的不同分案可以產生什麼後果。這些技術統稱為“智能技術”。“智能技術”的應用可以使人們的決策活動規範化,從而實現大眾社會有序化。
後工業社會中的人力資源管理[1]
1.發展、完善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人力資源管理觀念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後工業社會已經到來,一個“數字革命”激發了可與上一個世紀工業革命極其相應的高經濟利益相媲美的結構變化。後工業社會是以知識為導向的,也正是由於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愈來愈突出而形成的。基於以上特征,人,作為知識的載體,在知識經濟的後工業社會時代,無疑已成為決定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成為各種資源中最寶貴的資源,因而,不斷發展、完善對人力資源的管理和開發利用已然成為管理樂章中的重音符。
2.後工業社會中人力資源管理的方法或途徑
所謂人力資源,通常可以解釋為:是具有一定能力的人的總和,這個概念不僅體現了人力資源的質的規定性,即“人”,而且體現了其量的規定性,即“人口”,同時,它也強調了作為人力資源的人應具備的基本前提——有勞動能力或服務潛能。關於人力資本,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把它定義為,是指體現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收入的一種資本,是指個人具備的才幹、知識、技能和資歷,是人類自身在經濟活動中獲得收益並不斷增值的能力;貝克爾則進一步把人力資本與時間因素聯繫起來,認為人力資本不僅意味著才幹、知識和技能,而且還意味著時間、健康和壽命。
從兩者的概念內容中可以看出,人力資源與人力資本是一個社會範疇概念,它是從勞動能力方面反映一定時期的社會財富存量,是一個相對泛化的概念,它泛指所有具有勞動能力的人;人力資本則是一個經濟範疇概念,它著重從價值方面反映一定時期的經濟財富量,包括存量和流量兩個方面,是對人力資源投資的凝結,即是與這種投資相關的人力資源增量效用的資本化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已經被視為一種可增值的稀缺的資源,被特別地註重和經營開發,並不斷被促進向人力資本的轉化。這種轉化的實現,首先要在人力資源管理中樹立人力資本的投資觀念,加強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包括社會投資、家庭投資以及個人投資等;此次還要不斷提高人力資源的投資效率,確保特定的投資能在知識、技能、經驗等方面獲得最大程度的增長;同時確保知識、技能、經驗等無形資產能獲得最大程度的有效運用;最後,在合理界定不同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以及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產權關係的基礎上,健全和完善人力資本的產權制度,特別是要做好人力資本索取企業剩餘的制度安排。
此外,與傳統的勞動人事管理相比,人力資源管理的方式也逐漸變得更為活躍,內容更加廣泛。兩者之間的最大區別是傳統的人事管理把人視為管理控制的對象,主要為靜態管理;而人力資源管理則將人看作是一種關鍵的資源來經營,以人為中心,強調人和事的統一發展,努力發掘員工所具備的現實的和潛在的能力。總的來說,就是要充分意識到以知識經濟為特點的後工業社會時代,人已成為競爭的焦點,而不僅是資金、技術等傳統資源,而是建立在人力資本上的傳新能力;同時,由於知識本身的特點,在管理上要不斷努力通過多種方法和途徑保持人力資源的學習能力,不斷追蹤日新月異的先進技術和思想,從而在激烈競爭中爭取到最重要的競爭優勢。
通過對後工業社會特征的分析,可以充分認識到知識作為其最主要特征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應不斷探索、完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和體系,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突出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