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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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和知识，主要经济部门是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诸如运输业、公共福利事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
后工业社会的概述[1]
1979年,美国负有盛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前工业社会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从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以来,这个提法被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
关于什么是“后工业社会”有很多不尽相同的解释。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新时代就是“第三次浪潮”,就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后的“信息社会”;法国学者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认为,上世纪70年代社会的发展标志着工业社会向科学文明社会过渡的阶段,这样的社会是“科技社会”;德国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说,新时代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信息社会”、“科技社会”,这些提法都概括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特征:它不同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它是由高科技引发的,它尤其是信息产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世界性的信息科技产业革命引起了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谓“后工业社会”就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
从工业社会出发,将社会分成三种类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谓前工业社会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机械化程度很低,主要以农业、渔业、采矿等消耗天然资源的经济部门为主的社会形态。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取代一批以往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部门主要以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为主。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和知识,主要经济部门是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诸如运输业、公共福利事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2]
贝尔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调整权利的分配和评价个人和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权利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会意的领域。”[3](P.12)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结构、政体、文化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起支配作用,任何社会又都混合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的就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虽然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并不能决定政治或文化的相应变化,但却能在一定的逻辑范围内对这两者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从社会结构入手,将技术作为分析因素,在透视新技术出现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指出同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的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后工业社会在经济方面的特征开始从产品经济向服务性经济转变。
贝尔指出,如果可以将经济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为农业,第二类是制造业或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那么“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3](P.14)贝尔在对大量数据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尚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的时候,美国社会已率先具备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建立了第一个服务性经济国家。在同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特征进行比较之后,贝尔进一步指出作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将随着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公众社会,社会的单位将是社会而非个人,参与管理成了社区的一个条件,但进行社会决策的难度在增大,社会生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困难,社会冲突也时有发生。贝尔指出,“如果说资本家和工人在工厂里的斗争是工业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专业人员和民众之间在组织内和社会内的冲突,便是后工业社会中冲突的标志。”[3](P.139)在职业分布上,后工业社会中的专业与技术阶级处于主导地位。贝尔认为确定后工业社会定义的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职业分布的变化,即不仅要看人们在什么地方工作,而且要看他们做什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后工业社会中,成长最快的集团是受过高等教育专业技术阶级,他们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同工业社会相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取代以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集团。
后工业社会日益增加对技术知识的需要,而知识技术已成为后工业社会社会冲突的轴心,处于社会运转的中心地位。
诚然,知识对任何社会的运转的都是必不可少的构件,但不同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本身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变化更趋于结合;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围绕着技术知识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而反过来在以技术知识为中轴运转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这使得技术知识对于后工业社会显得如此重要。
在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多是非预测性的、自发性的,随着新的技术性预测模式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将有可能对技术进行规划和预测。长期以来,技术的进展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一个现代社会单位为了避免停滞或者成熟,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革,开辟新的领域;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技术革新,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危险性质,因为伴随技术进展的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有害的副作用。这正是因为工业社会中,人们对技术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而在后工业社会中,伴随着新的预测方法和“探测技术”的不断产生、发展,人们有可能在社会发展的经济史上开辟一个崭新的阶段,既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技术应用中的不确定因素。
新的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后工业社会有可能对社会发展作出有效的规划和决策。随着科学的进步,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的模式将不再限于把简单的、相互依存的变数并列起来,构建封闭的、对立的系统,简化复杂的世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模式将要面对的是“条理化的复杂性”问题,既管理具有大量相互作用的变数的大型系统,并使这些系统协调运转。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量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各领域获得的研究成果都适用于那些条理化的复杂性问题,其中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奕论、效用论和随机过程等等。这些新的智能技术能帮助人们确定社会的理性行为,并识别这种理性行为的手段,把社会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因此,伴随新的智能技术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将有可能进行有效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计划,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
后工业社会社会权利结构[2]
围绕着知识组建起来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贝尔曾对知识下了一个定义:“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3](P.191)在探究知识意义的基础上,贝尔又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借以阐明后工业社会知识总量的飞速增长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种发展变化,使得后工业社会成为双重意义上的知识社会,一方面,社会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看越来越向知识领域集结,整个社会围绕着知识技术中轴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
在后工业社会知识技术中轴原理的作用下,知识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理论知识已经处于中心地位,新的社会权力基础从财产标准或者政治标准转移到知识标准。原先工业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企业家,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人物,即掌握新的智力知识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在贝尔构筑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王国中应当是科技治国。这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统治者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是知识分子阶层。但贝尔本人对“科技治国”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科技治国的方式已经确立下来了,并势必会在我们的社会中扩大;另一方面,贝尔也坦承了政治与科技治国的矛盾,他指出,政治总是优于理性,并且往往破坏理性;同时他还指出,如果按照科技治国的方式,目的只是追求效率和产量,目的已经成为手段,它们自身就成为了目的,这必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同时,贝尔也意识到能者统治有可能带来社会不平等。因为按照能者统治的原则,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其才智、能力与成就。智商主要是遗传的,机会均等是主要原则,那么遗传因素就成了区分社会等级的主要依据。而后工业社会将会产生这样一个社会问题:进不了教育阶梯意味着被排挤出社会的特权地位,因为一个能者统治的社会就是一个“证书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成就的证明,即通过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许可证,是取得高等职位的一项基本条件。这样,后工业社会实行机会均等,却有可能带来效果的不均等,促进一种新的等级制度的形成,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总的来说,贝尔认为,在作为知识社会的后工业社会中,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虽然不会发生变化,但是,科技治国、能者统治是一种必然趋势,虽然这些能者,即专业知识阶层,不太可能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最后贝尔指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权力体系并未彻底消失,它们与后工业社会权力结构体系同时存在,并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给现代西方社会权力的运转带来困难。
(1)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任何国家的经济，随着逐步工业化，各产业的生产率将发生变化，从而必然会产生大多数劳动力转向制造业的发展趋势；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应地，劳动力又将向服务业方面转移。因此，后工业社会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特征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服务业指的是除上述两种产业之外的商业、财经、交通、卫生、娱乐、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等等。
(2)职业分布以技术阶层的崛起为特征 区别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方面，是职业分布的变化。所谓职业分布，不仅指人们在何处工作，还指他们从事何类工作。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工作重心转向办公室、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自然引起职业向"白领职员"转移。拿美国的职业结构来说，直到1956年，白领职员总数才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人总数。此后这两者的比例进一步扩大，到1970年已经超过5：4。然而最令人吃惊的变化是专业和技术职员的增长，这部分职员的增长率是从业人员总数增长率的2倍。还有一项统计数字更能说明全貌，这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他们是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整个技术阶层人数的增长率是劳动力总数增长率的2倍，而科学技术人员的增长率则是劳动力总数增长率的3倍。
(3)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日益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制定社会政策和依据 工业社会是生产商品、协调人相机器关系的社会。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知识，为了创新和变革，实施社会控制和指导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这样也就形成了必须从政治上加以管理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型结构。
当然，知识对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需的。但是后工业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本身的特征发生了变化。理论知识占居主导地位，成为制定决策，指导变革的决定力量。理论的重要性超过了经验，知识被编码成抽象的符号系统(就如同一个公理化系统)，使之能用以描述迥然不同的经验。
当今任一现代社会，都依赖于创新和对变革实行社会控制。实施社会控制，使社会产生了计划和预测的需要。正是由于人们对创新的性质看法有了这个变化，才使理论知识变得无比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取决于理论工作的进展。理论工作把已有知识有序化(编码化)，并指出用经验来验证的途径。实际上，理论相知识日益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即轴心原则。而学校、研究所和智力部门正日益成为新型社会的轴心机构。
(4)未来方向是技术控制和技术评价根据新的技术预测模式，后工业社会有可能掌握进行社会变革的新手段，这就是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当社会依赖技术和创新的程度越高，社会体系中有害的“不定因素”也就随之增加。但是，新的预测方法和计划规划技术的产生，有可能开创经济史上的新阶段，即预先自觉地规划技术变革，从而减少未来经济的不定因素。
(5)决策方式使新的“智能技术”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18世纪和19世纪的科学家们所处理的问题大多是双变量或三变量、四变量问题。而科学进程的下一阶段，是对大量变元的整序，例如，统计力学中的分子运动，保险业捐算表中的平均寿命，人口遗传学中的遗传分布，等等。社会科学中还有“一般人”问题一智力分布、社会流动率等等。
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和社会问题，用韦弗的比喻，是“有组织的复合体”，即对有大量相互作用变元的大系统进行管理，使之互相协调以达到特定目标。管理这类大系统的技术目前已经具备。1940年以来，一些新兴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处理“有组织的复合体”十分适用。新兴学科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功效学、随机过程等等。由此还发展出许多专门技术，如线性规划、统计决策方法、马尔可夫链的应用、蒙待卡洛随机化方法等等，还有最大风险最小化的决策准则，用来预测根据不同战略形势采用的不同分案可以产生什么后果。这些技术统称为“智能技术”。“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使人们的决策活动规范化，从而实现大众社会有序化。
后工业社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1]
1.发展、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管理观念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后工业社会已经到来,一个“数字革命”激发了可与上一个世纪工业革命极其相应的高经济利益相媲美的结构变化。后工业社会是以知识为导向的,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而形成的。基于以上特征,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在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时代,无疑已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各种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因而,不断发展、完善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已然成为管理乐章中的重音符。
2.后工业社会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或途径
所谓人力资源,通常可以解释为:是具有一定能力的人的总和,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源的质的规定性,即“人”,而且体现了其量的规定性,即“人口”,同时,它也强调了作为人力资源的人应具备的基本前提——有劳动能力或服务潜能。关于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它定义为,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指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是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贝克尔则进一步把人力资本与时间因素联系起来,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
从两者的概念内容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是一个社会范畴概念,它是从劳动能力方面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财富存量,是一个相对泛化的概念,它泛指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人力资本则是一个经济范畴概念,它着重从价值方面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财富量,包括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是对人力资源投资的凝结,即是与这种投资相关的人力资源增量效用的资本化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经被视为一种可增值的稀缺的资源,被特别地注重和经营开发,并不断被促进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这种转化的实现,首先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本的投资观念,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包括社会投资、家庭投资以及个人投资等;此次还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投资效率,确保特定的投资能在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获得最大程度的增长;同时确保知识、技能、经验等无形资产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有效运用;最后,在合理界定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人力资本的产权制度,特别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索取企业剩余的制度安排。
此外,与传统的劳动人事管理相比,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也逐渐变得更为活跃,内容更加广泛。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把人视为管理控制的对象,主要为静态管理;而人力资源管理则将人看作是一种关键的资源来经营,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和事的统一发展,努力发掘员工所具备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要充分意识到以知识经济为特点的后工业社会时代,人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而不仅是资金、技术等传统资源,而是建立在人力资本上的传新能力;同时,由于知识本身的特点,在管理上要不断努力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保持人力资源的学习能力,不断追踪日新月异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从而在激烈竞争中争取到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通过对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分析,可以充分认识到知识作为其最主要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应不断探索、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