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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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傳播又稱文化傳通或文化傳揚，是指一定的主體通過言語或姿勢、表情、圖像、文字等符號系統，傳遞或交流知識、意見、情感、願望等信息，並使一定的受播者得到影響的過程。施拉姆把這一定義概括為：“A通過C將B傳遞給D，以達到效果E。”“這裡A是信息發出者，B是信息，C是途徑或媒介，D是信息接受者，E是傳播所引起的反應。”

　　從文化的內涵出發，考察文化傳播的特征，它的特征主要是文化特征的延伸。

　　1．文化傳播的歷史性(傳承性)文化的內涵很深，有一定的歷史承接性，不是瞬間的東西。因此，文化傳播也有歷史傳承陛，生生不息。

　　2．文化傳播的延伸性文化傳播不僅具有縱向的傳承功能，還有橫向的延伸功能，由於文化很寬延，包容性強，所以文化傳播也極寬延。

　　3．文化傳播的普遍性有文化的地方就需要傳播，因此文化傳播存在於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

　　一部人類文化的發展史，也就是一部人類文化的傳播史。由於文化傳播這個系統極其複雜龐大，我們這裡將文化傳播分為一般性文化傳播、專門性文化傳播和系統問文化傳播三種形態來描述。一般性文化傳播是指人們在一切社會活動中普遍發生著的文化傳播，比如說，吃飯穿衣本是生存的基本手段，然而吃飯的方式、衣著的款式卻包含著文化觀念、文化規範、文化時尚、文化修養等問題。，專門性文化傳播是指職業化的文化傳播活動，其典型形態有兩種，一種是文化教育，一種是文化基本活動。系統間文化傳播是指不同系統之間的文化發生交流時，就形成了系統間文化傳播，或稱跨文化傳播，通過許許多多個體的跨文化傳播，不同系統的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並且彼此借鑒、吸收、認同，最終融為一體。

　　1．文化傳播促進多元文化的生成。

　　語言的起源，使人類將由手勢、眼神、體態的傳播，帶進了具有更大內涵、意義更加深遠的語言傳播。文化不僅在人類生理性傳播中應運而生，而且開始了較快的發展，出現了具有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泛態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發明瞭文字，由語言傳播進到文字傳播，為文化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為多元文化的生成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隨著造紙術的發明，文化傳播進人了書面傳播的新時代，因而打開了文化溝通的新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區域性文化走出了自家“村落”，彙集成了國家性的文化，出現“百川匯海”的格局。我國在秦始皇時期實現了文字及人文觀的統一．在文化的演變中，達成了文化的規範化和制度化，使人類在文化溝通中真正達到“言以足態，文以足言”的效果。由此使文化得到更大的發展，其突出的標誌，就是各種類型的文化，在主體文化的背景下，不斷進行選擇、融和、變遷，最終形成了多元文化。可以說，沒有文化傳播方式的進化和發展，多元文化根本不可能產生。

　　2．文化傳播造成文化成果的儲存和遺傳。

　　傳播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就是印刷傳播的誕生。它使文化傳播顯示出了不同尋常的功能，即文化的積澱，文化增殖和遺傳，文化的普及和平民化，文化逐漸成為一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這種文化產品被使用和流傳的程度。完全取決於文化傳播的力度和文化傳播的方式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正如馬克思所說，某個地方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後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印刷這種傳播手段，能將新的文化思想、文化觀念、文化創新、文化信息，通過傳播者傳遞及受傳者有選擇的接受，得以保存，流傳和重構。這是文化能不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文化傳播的這些功能，文化發展會因失去這個前提和基礎，而成為空中樓閣。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可能產生變舜，而偏離主流文化的方向。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況，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非常重視對文化變異進行優選，正是文化傳播中一次又一次的優選，才使主體文化得以健康的發展。

　　3．文化傳播加速全球化的進程。

　　從語言傳播發展到電汛傳播，人類社會被帶進了信息社會。文化傳播也由人際傳播進入大眾傳播，國際傳播。現在的文化傳播，正是一種全球化的傳播，是——種國際化的現象。全球化是人類社會關係的世界化，是人的社會交往的世界化。全球化瓦解了文化傳播的邊界和防護系統，為文化交流與融會創造了新的條件。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於出現了網路傳播這種文化傳播的新形態。它使人類的文化交流完全突破了時空邊界，標志著文化“後傳播”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代，網路技術為人們提供了文化交往的新平臺，它像一個巨大的“信息超市”，成為人類大眾聚會的“廣場”，即“公共領域”，使人類的精神家園又有了一個新的“棲息之地”。網路媒介的發展正在改變著人們的交流習慣，並對人們的身份進行深層的定位。網路傳播是人類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和擴展。網路傳播對文化的傳播方式、文化的生產與消費、文化資源的配置與重組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網路傳播建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範式，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傳播形態，具有全新的社會文化價值。文化傳播在推動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也促進了法文化的普及和發展，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促進了犯罪學的發展，使人類與犯罪作鬥爭的經驗得以總結；促進了刑事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認識和證明犯罪的技能、方法及手段得以拓展和提高。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人類更正確地認識犯罪，因而能更有效地減少犯罪，更好地控制和治理犯罪。

　　1．社會溝通功能

　　文化信息是人為生存而創造的，創造文化信息首先是為滿足人類溝通的需要，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不可能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它既要通過文化傳播協調家庭關係，又要通過文化傳播協調外部關係。

　　2．社會教化功能

　　社會化是社會溝通的直接目的，文化傳播作為人的社會溝通，不僅在溝通人們的關係，更主要的是在協調和統一人們的社會行為，確定人們的行為規範，達到社會化。人們從家庭走向社會，從個體走向群體，要不斷地通過文化接觸瞭解這些文化內容，以防止違反社會規範，而人的社會化過程又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要通過文化傳播不斷地接受社會教化。反之，如果人們不進行文化溝通，就不可能完全擺脫“自然人”而成為“現代人”。

　　3．文化增值功能

　　文化傳播的實現有賴於人們創造新文化，並對文化價值有所認識，文化傳播進程，一方面會發生損耗，就是丟掉了一些信息內容；另一方面，又會增加一些新的信息。一般來說，文化傳播結果使得文化的信息量增加了。

　　4．社會平衡功能

　　文化傳播對社會化的人一方面起著信息消費的顯性作用，另一方面起著平衡心理的隱性作用，作為文化信息傳播的平衡作用，主要是通過調適行為、平衡心理和社會控制來實現的。

　　5．社會認識和社會完善功能

　　通過強大的文化傳播系統，來完善社會機體，因為社會機體獨立地認識自己和改造自己是非常困難的。

　　一種文明同時意味著恆定和運動。它在一定空間里連續幾個世紀立足生根和堅守陣地。與此同時，它接納遠近其他文明的某些優點，又把自己的優點向外傳播。模仿、傳染同某些內在誘惑一樣在起作用，剋服舊習慣，改變舊做法和舊認識。資本主義同樣也離不開這些規律。在其歷史的每一個時刻，資本主義始終是種種手段、工具，行為和思想習慣的總和，這一切無疑都是文化財產，而作為文化財產，它們便要流動和交換。盧卡·帕喬利在威尼斯發表的《算術論》(1495年)概括了早已為人們瞭解的有關複式簿記的記帳辦法(例如佛羅倫薩從十三世紀末已使用複式簿記)。雅各布·富格爾在威尼斯逗留期間，學會了複式簿記，並把這一技術帶回奧格斯堡。

　　通過種種渠道，複式簿記終於被歐洲的一大部分商人所接受。．匯票也以義大利城市為出發點，逐漸傳播到其他城市。不是有人說匯票來自更遠的地方嗎?E·阿斯托爾認為，伊斯蘭的“蘇特法亞”(sutfaya)與西方世界的匯票毫無共同之處。二者的法律地位有著根本不同。就算如此，“蘇特法亞”出現的時間無疑比歐洲的匯票早得多。用一張字據便把一筆款項轉到外地：人們怎能設想，很早便光顧伊斯蘭港口和市場的義大利商人竟對這種做法未加註意?匯票(據說由義大利人發明)在歐洲解決同一個問題，雖然它確實要適應不同於伊斯蘭的條件?特別是教會不准借款生息的禁令。據我看，匯票很可能是從東方學來的。“合約”(commenda)這種類型的商業聯合體可能也是從東方學來的。這種聯合體在伊斯蘭地區具有悠久的歷史(先知和他的妻子——一位有錢的寡婦——成立了“合約”)，它是同印度，南洋群島和中國開展遠程貿易的通常形式。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自發產生或向東方借鑒，“合約”只是於十一至十二世紀期間才在義大利出現。它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我們在十四世紀漢薩同盟諸城邦又遇到了它，自然不感意外，雖然它的形式在地方勢力的影響下有所變化。

　　在義大利，“伙計”(根據合同提供勞務，負責押運和推銷商品)分享營業收益。在漢薩同盟，“僕役”(Diener)通常從出資人那裡接受固定的報酬，因而雇佣關係已初步形成。但分享收益的情形也可遇到。範例有時遭到篡改，在某些情況下，同一個辦法可能在兩地分別推行，不一定互有借鑒。西方上中世紀渾沌的歷史使我們很難作出確切的判斷。但是，由於中世紀商人有巡迴經商的習慣，他們的經商路線又業已查明，肯定會有一些交換形式曾向別處轉移。西方從伊斯蘭那裡借用的辭彙說明瞭這一點：海關(douane)、倉庫(magasin)．貨棧(mahones)、商館(fondouks)，拋售(mohatra)，十四世紀有關高利貸的拉丁文文獻稱之為contractus mohatrae。文明傳播的其他跡象見諸東方給歐洲的贈物：生絲，稻米，甘蔗，紙張，棉花，印度數字，珠演算法，通過伊斯蘭找回來的古希臘科學，火藥，指南針——所有這些都是從其他文明傳來的寶貴財產。

　　接受這些借鑒的存在意味著放棄歷史學家對西方的傳統認識，即把西方看作是全靠自己的才能，白手起家，而且單槍匹馬地逐漸走上了科學和技術的合理道路。這還意味著不再認為中世紀城邦的義大利人發現了現代商業生活的工具。如果作進一步的推斷，這就意味著否定羅馬帝國的模型作用乙這個帝國被譽為世界和我們自己的歷史的中心，其國土擴展至整個地中海岸，並有多處向大陸延伸；其實它不過是面積比它更大、存在時間比它更長的古代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它與從直布羅陀到中國的一個遼闊的流通和交換區域相聯繫；幾個世紀內，這個經濟世界中的商人背著貨包在漫長的道路上行進，販運金銀條塊或珍貴物品，如胡椒，八角茴香，生薑，生漆，麝香，龍涎香，錦緞，棉花，細布，絲綢，金絲貢緞，檀香木或染料木，漆器，玉器，寶石，珍珠，中國瓷器等。早在聲勢浩大的東印度公司出現前，這些商品已經在流通。全靠這些橫貫世界的貿易，拜占庭和伊斯蘭經歷了一段輝煌燦爛的歷史。儘管其力量突然得到了恢復，拜占庭仍是個守舊的、沉湎於繁文縟節的世界，它大擺排場，旨在懾服蠻族王公，迫使各民族為其效力：從它那裡得到任何東西，都必須用黃金作交換。伊斯蘭則相反顯得生氣勃勃，它不依托古老的希臘和羅馬，而是嫁接在近東及其文明基地上。

　　被穆斯林軍事征服的國家在新的征服者到達前曾對東方和地中海的貿易起過促進作用；在一度遭到破壞的習慣恢復以後，他們再次發揮這一作用。穆斯林經濟擁有兩項主要工具：來自拜占庭的金幣第納爾；來自波斯薩桑王朝的銀幣迪拉姆。伊斯蘭從具有黃金傳統的地區(阿拉伯、北非)和具有白銀傳統的地區(波斯，呼羅珊、西班牙)接受遺產，這種“按地區劃分”的貨幣雙本位制在這裡或那裡容有變化，但幾百年一貫地保留了下來。我們所說的穆斯林經濟，其實就是繼續原有的商業活動，是西班牙、馬格裡布，埃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伊朗、阿比西尼亞、古傑拉特。馬拉巴爾海岸、中國、南洋群島等地商人之間的一種接力賽跑。通過這些商業活動，出現了穆斯林生活中的一系列“焦點”和“極點”：麥加、大馬士革，巴格達，開羅(根據前往遙遠東方使用的路線——從公車拉和薩拉夫出發，經由波斯灣；或者從蘇伊士和麥加的出海口吉達出發，經由紅海——在巴格達和開羅之間作出選擇)。由其先天的因素所決定，伊斯蘭在誕生前便是一種商業文明。穆斯林商人受到人們的尊重，至少統治者對他們很早便敬禮備至，這在歐洲是極其少見的事。先知說過：“商人在人間和天堂皆，享極樂”；賺錢的人為主所喜愛”。

　　這些話足以使人們想像到當時對商業生活的那種肅然起敬的氣氛，這裡可以舉出一些具體的例子。1288年5月，馬穆魯克王朝政府試圖吸引信德、印度、中國和葉門的商人來到敘利亞和埃及。人們很難設想在西方能就此事用以下措辭稱一項政府命令：“我們謹向各界名流及希望獲利的大小商賈發出邀請……凡來我國的客人可在我國居住和自由來往……住在這裡不啻生活在天堂的花園……神必賜福於前來以借款勸善和以放款行善之人。”二百年過後(十五世紀中葉)，請看人們對奧斯曼帝國的王公作何勸說：“你應善視國內的商人；始終關懷他們，不允許任何人虐待他們，或對他們頤指氣使；因為全靠他們經營商業，國家變得繁榮，各地物價始終低廉。”對於商品經濟的這種影響，宗教的顧慮和顧忌能有什麼作為?如同基督教一樣，伊斯蘭對隨著貨幣流通而蔓延的高利貸毒瘡深惡痛絕。商人得到王公的青睞，但遭到普通百姓的敵視，特別是行會，社團和教會當局的敵視。官方文書中用以確指商人的“巴凈棍”(bazingun)和“馬特拉巴茨”(matrabaz)原是中性的詞，而在民間語言中卻帶有“投機取利者”和“騙子手”的貶義。但是民眾的敵意正好說明商人的富有和傲慢。我們不妨作個簡單的比較：伊斯蘭教借穆罕默德之口說：“主如果允許天堂的居民經商，他們也會買賣織物和香料”；基督教國家的諺語則說：“商業應該是自由的，甚至在地獄里也不受限制。”

　　伊斯蘭的這一形象預示著歐洲未來商業演變的形象。從義大利城市出發的遠程貿易(歐洲最早的資本主義，不是羅馬帝國的產物，而是十一至十二世紀伊斯蘭盛世的繼續，在當時的伊斯蘭地區，曾出現過許多工業、出口產品和外貿經濟。遠程航行和定期出發的陸路商隊意味著那裡存在一種活躍的和有效的資本主義。行會遍佈各地，它們經歷的變革(行會師傅地位的提高，家庭勞動，城市外的手工織機)同歐洲將要發生的情形十分相似，從而使人不能不認為，這一變革是經濟邏輯的必然結果。其他的相似之處：城市經濟不受傳統權力的控制；霍爾木茲，馬拉巴爾的沿海城市，後來的非洲海岸的休達，西班牙的格列納達都可以稱得上是城邦國家。最後，伊斯蘭地區能應付貿易逆差，它向莫斯科公國、波羅的海地區、印度洋一帶以及很早就向阿馬爾菲，威尼斯等義大利城市訂購的貨物都用黃金支付。在這方面，伊斯蘭也預示著歐洲的未來，歐洲商業的發展也建立在貨幣優勢的基礎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必須選定一個日期，用以標誌商業歐洲師承伊斯蘭和拜占庭城市的時期已告結束，西方恢復鑄造金幣的1252年似乎還說得過去(假如這麼長的一個演變過程能用一個日期加以確定的話)。總之，在西方資本主義中可能是從外部輸入的東西，肯定來自伊斯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