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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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出現於奴隸社會，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及國家財政赤字的出現，國債由此而產生。國債的產生使國債理論開始逐漸形成並不斷發展。

　　國債，即國家公債、債務的簡稱。國債是國家依據有借有還的信用原則，通過發行政府債券和向外國政府及國內外銀行直接借款籌集財政資金的一種形式。

　　現代意義上的國債是在佛羅倫薩和義大利其他城市共和國中首先出現的。從那時起，國債席卷整個歐洲，一些民族國家，如西班牙、法國和荷蘭都開始發行國債。在數百年的國債實踐活動中，西方社會產生了種種國債理論，並且很自然地發生了各種的爭論。由於利益得失等各種因素的原因，也就形成了反對與支持國債兩種主要觀點，也就使得國債理論構成了財政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說，不同的流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並且針對與國債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如國債的經濟效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的萌芽時期。但是，直到今天，各個流派對國債的基本觀點依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一、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西方國債理論

　　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國債理論主要是以古典經濟學家的國債理論為代表，他們對國債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大部分人堅持國債有害的觀點。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反對國家對市場和私人經濟活動進行干預。與此相對應，在財政領域，他們堅持平衡預算，認為通過舉債為支出融資則會使支出的成本和收益的聯繫不那麼緊密，從而導致政府行為約束的減弱甚至喪失，而這對經濟發展的危害性是巨大的。

　　早在18世紀，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就明確提出了國債有害的觀點。此後，許多古典經濟學家也紛紛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國債有害的觀點，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薩伊。概括起來說，這些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國債有害論的主要論據包括以下內容。

　(一)政府舉借國債用於非生產性支出。這將會侵蝕私人生產性資本，進而會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能力

　　亞當·斯密認為，當國家支出由舉債來支付時，就是把該國的一部分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抽出來轉用於非生產性的國家財政支出，這樣勢必影響該國經濟的發展。他指出：“當國家費用由舉債支出時，該國既有資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壞；從來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若幹部分年生產物，必會被轉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他還指出：“最初債權者貸與政府的資本，在貸與的那一瞬間，已經由資本的機能，轉化為收入的機能了，換言之，已經不是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而是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就一般而論，政府在借入那資本的當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費了，無望其將來能再生產什麼。”在論述這一問題時，薩伊首先區別了私人借債和政府借債的區別，他指出“個人借貸者與政府借貸者有這個大區別，即一般地說，前者為著有利用途而藉資本，後者為著非生產性消費或開支而藉資本”。隨後，他批判了那種國債不過是“右手欠左手的債”，不會把國家搞貧困的觀點。雖然他也認為債息不過是由納稅人手中轉移到國債債權人手裡，社會價值總量並不會由於付息而減少，但他指出國債的本金已經化為烏有了，隨借債而來的消費已經把該資本消滅掉了，已永遠不能再用來產生收入了。

　　(二)發行國債容易引起和助長社會不知節儉、奢侈之風

　　亞當·斯密認為國家之所以要舉債，是因為當權者奢侈而不知節儉，這就使得政府在平時能勉強維持財政平衡就已算萬幸了，那裡還談得上積蓄以備不時之需。一旦遇到戰爭，可採用的方法就只能是借債了。當政府認識到通過發行國債能在戰時急速獲得充裕戰費的便捷和有效時，平時就更不註意節儉了，所以國債又鼓勵了奢侈。

　　大衛·李嘉圖也認為，政府舉借國債除把生產資本用於非生產性支出以外，還有掩飾真實情況，使人們不知節儉的弊病。

　　因為在舉債以籌措國家經費的情況下，人們只要繳納較少的租稅以支付國債利息，從而誤以為自己的境況還和以前一樣富足，就不知節儉了。

　　(三)在國債的還本付息問題上。社會將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亞當-斯密認為，為了支付國債利息，政府要向土地和工業徵稅，將稅收收入支付給債券持有者，這種做法就損害了土地和工業部門，導致社會生產性投資的減少，還可能導致資本外逃和居民移居國外。他還指出，但國債累積到一定程度是，國家從來不會公道地完全償還，而常常通過提高貨幣的名義價值等伎倆，借國債償還之名，行賴帳之實，而“這種辦法將是私人財產受一種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壞，而在大多數場合，將使勤勞、節儉的債權者吃虧，怠惰、浪費的債務者致富；這樣，國家資本的大部分，將由能使這資本增益的人，轉移到只知破壞者資本的人”，最終結果將是“國家受不到一點利益，而多數無辜人民，卻蒙受橫災”。

　　(四)從國家的發展和政治的角度來考慮，舉借國債對一個國家是極為不利的。

　　大衛·李嘉圖在比較稅收和借債為政府支出融資所存在差異的基礎上，說明瞭國債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他認為，如果政府收入不足，應採取稅收方式而非舉債來籌資。以政府為軍事支出籌資為例，他認為稅收較國債的優點首先在於，在用稅收彌補軍事費用時，人們馬上就會尖銳地感受到稅收的增加和戰爭的負擔，因而國家也將會較少傾向於戰爭。即使戰爭已經開始，國家也將會力圖儘快結束戰爭。而在用國債彌補軍事支出時，人民不會馬上感覺到這種支出的重擔，國家受到的約束降低，甚至會很輕率地傾向於卷入代價昂貴的衝突。

　　薩伊也同樣認為，舉借國債會使政府更具有危險性，對社會和人類的未來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他指出：“當政府感到有很大舉債能力時，它們對一切有關政治的問題都要過問並想出龐大計劃，這些計劃有時招致恥辱，有時招致光榮，但總會使它們陷入財政枯竭的狀態。它們往往自己掀起戰爭或煽動其他政府掀起戰爭，往往資助唯利是圖的各種人物來搞殺害人類與喪盡天良的勾當。”在簡單回顧與總結了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國債理論以後，最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古典經濟學派國債有害的理論是在特定環境下產生的。古典經濟學流行的時期正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是以充分競爭為特征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在二[：業革命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經濟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如何增加產量來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政府干預經濟運行的觀點不但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還被認為會妨礙經濟的自主運行和市場機制作用的自主發揮。因此，自由放任、國家不幹預經濟運行的政策自然被認為是最好的政策。古典經濟學家不遺餘力地反對擴大政府支出傾向的赤字財政和國債就順理成章了。

　　二、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西方國債理論

　　(一)國債有益論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內在缺陷越來越明顯，尤其是1929年至1933年大危機的爆發，動搖了經濟學家們對市場經濟內在穩定機制的信念，客觀上要求資本主義國家放棄傳統的自由放任的健全財政政策，要求政府干預經濟以儘快擺脫危機、實現複蘇和更進一步的發展。這種認識反映在國債理論上，就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對國債的態度開始由否定轉向肯定，由認為國債有害於經濟轉向認為國債可以有益於經濟，尤其是在凱恩斯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之下，終於為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社會所接受。

　　具體來說，國債有益論的最根本的論據就是國債對於一國經濟是有益的，它有利於刺激經濟增長，有利於擴大就業，並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環境。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於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他力求結合當時經濟和社會現實，從根本上找出一條拯救資本主義的道路。結合他的有效需求理論，凱恩斯是按照以下邏輯來闡述其國債有益的觀點的：凱恩斯把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的原因，歸根於有效需求的不足，即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不足。他認為，消費需求取決於人們的收入，並且由於存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因此隨著產出增長，收入與消費的缺口必然會越來越大；由於投資支出受商業預期的影響很不穩定，因此就會出現投資需求的不足，同時又由於流動性陷阱的存在，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從而無法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來降低利率最終促進投資的增加。總之，在他看來。一部分國民收入將從社會再生產中“漏出”，從而社會總需求小於總供給，而市場是無法依靠自身作用自動調整、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要使經濟經常保持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就必須由政府通過有補充作用的財政活動來擴大有效需求，也就是政府要增加支出、削減稅收，即實行赤字財政政策。而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來為財政赤字融資，再用擴大財政支出的形式用以增加社會消費和投資。這樣，就恰好實現了儲蓄與投資平衡，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平衡，最終達到“充分就業”狀態的均衡水平。

　　在凱恩斯之後，一些經濟學家繼承併進一步發揮了他的這一思想。美國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認為，國債完全可能是一種“經濟的福利”，“可提供一定的保證來防止嚴重的蕭條”。他甚至認為，要想使社會富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發行國債以滿足支出。他分析，當政府發行新國債賣給公眾時，公眾把存款交給政府，交換了政府債券，政府把這些存款花掉後，這筆錢又會回到公眾手中。所以，政府發行新國債，就意味著個人和企業的財產增加。他同時也承認這需要存在一個前提條件，即社會要保有足夠的生產能力，能夠對貨幣收入的流通量和公眾持有的流通資產賦予實際價值。漢森還進一步指出了國債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如公共衛生領域、教育科研領域、自然資源的保護和開發領域甚至國家公園等公共建築領域。

　　國債有益論的第二個論據是國債不會構成未來的負擔。有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國債固然解決了當前的財政困難，但是國債的償還以及利息支付卻給人們甚至後代人帶來了未來的負擔。針對上述觀點，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薩繆爾森認為政府債務負擔分為外部的債務(欠外國人的)和內部的債務(欠本國公民的)，外債還本付息使國內資源流向國外，從而加重後代負擔，而內債則不會，因為“一代人把負擔加給下一代人的主要方式是耗費掉國家現有的資本品的總量，而不對資本品增添通常的投資”，但由於國債具有生產性的特點，“確實直接增加國家的物質財富??能夠在目前導致出更大數量的資本形成和消費”。

　　(二)其他的觀點

　　1929年至1933年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宣告了豫當·斯密以來的古典經濟學家所信奉的“市場至上”信念的破產，而《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誕生又為資本主義指出了一條發展的新路。該書出版以後，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紛紛放棄了傳統觀點，追隨凱恩斯，對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進行註釋、補充和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巨集觀經濟理論體系。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受凱恩斯主義赤字財政主張的影響，匿方國家持續出現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這也就再一次激起了經濟學家和社會對國債的極大關註，爭論也再次激烈起來。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局面，而作為當時主流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對此卻一籌莫展，這也就極大地動搖了人們對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的信一已、。這一現象反映在財政領域，就是戰後以來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國債有益論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和攻擊。

　　在對國債有益論觀點的不斷反思和批判過程中，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布坎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國債思想。布坎南深入分析了稅收和國債這兩種財政收入手段的差別，指出國債和稅收是為公共支出進而公共服務提供籌集資金的兩種相反的工具，國債“在其發行之後，即支出發生之後才把這種支付的負擔轉移到了納稅人身上。相反，稅收是在支出發生時就把負擔加在人們身上”。進而，布坎南認為國債成為繞過公眾的應有約束和不同政治勢力的牽制，成為擴大即期財政支出的有力工具，所以，國債融資比起稅收融資更容易助長政府規模的擴張。此外，布坎南還從國債的償還與公平的角度說明瞭國債的負擔問題。他認為，既然國債應主要為長期公共投資融資而發行，本息就應在投資項目投入使用期間內償還。而與“借新還舊”方式償還不同的真實“債務清償”，當然只有在政府預算有盈餘時才能成為可能，但由於這種“清償”實際上是在犧牲當期納稅人利益的同時，增加了未來納稅人的實際利益，即財富在不同代納稅人之間的凈轉移。

　　除了布坎南以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國債有益論中“國債不構成負擔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莫迪利亞尼認為，國債發行通過減少民間資本形成而減少將來的國民收入。

　　在以充分就業為前提的情況下，國債融資會等額地減少民間資本形成。而且在將來時點上，這種民間資本的減少使得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下降，國民收入損失。可是，徵稅與舉債的情況不同，徵稅只是使消費減少，換言之，徵稅比國債降低儲蓄的程度小，對民間資本形成的抑製程度小。這種對民間資本存量影響的差異，變為對將來國民收入的影響差異，進而變為國債和稅收的負擔的差異。

　　與西方國債理論相比，中國國債理論的產生明顯地要晚得多。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是不可能產生國債的理論和實踐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封閉式的自然經濟導致貨幣信用關係發展遲緩，應債思想和應債來源匱乏，缺乏國債發行的經濟基礎；人身的依附關係、封建君王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使得國債發行難以想像。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政府曾舉借過內債和外債，但當經濟學家還沒來得及著手研究這一問題時，政府就中斷了這一實踐。在其後長達20多年“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國度內，是不可能產生正確的國債理論的。只有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債制度在我國的確立，經濟學家才真正開始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研究這一錯綜複雜的難題。誠然，經過這些年來我國國債理論研究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的不斷探索，我國國債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同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不發達一樣，我國的國債理論還不太成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