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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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也譯為公共地悲劇、共同悲劇

　　1968年英國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劇”理論模型。

　　他說，作為理性人，每個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隻羊會有兩種結果：一是獲得增加一隻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負擔，並有可能使草地過度放牧。經過思考，牧羊者決定不顧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數量。於是他便會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圖。許多牧羊者也紛紛加入這一行列。由於羊群的進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場被過度使用，草地狀況迅速惡化，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公地作為一項資源或財產有許多擁有者，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使用權，但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使用，從而造成資源過度使用和枯竭。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都是“公地悲劇”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劇，是因為每個當事人都知道資源將由於過度使用而枯竭，但每個人對阻止事態的繼續惡化都感到無能為力。而且都抱著“及時撈一把”的心態加劇事態的惡化。公共物品因產權難以界定(界定產權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競爭性地過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結果。

　　說到哈丁的“公地悲劇”或日“公有資源的災難”，那是對個人在利用公共資源時存有私心的確證。哈丁將這一狀態模型化：一個向眾人開放的牧場，在其中每個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決於他所放牧的牲畜數量的多少。由於在缺乏約束的條件，當存在過度放牧問題時，每個牧羊人雖然明知公地會退化，但個人博弈的最優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數量，久而久之，牧場可能徹底退化或廢棄。這就是“公地悲劇”。“公地悲劇”的發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而公產缺乏嚴格而有效的監管是另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公地悲劇”並非絕對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劇”展現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費午餐時的狼狽景象——無休止地掠奪。“悲劇”的意義就在於此。根據哈丁的討論，結合我們對掙扎在生活磨難中的人們的理解，“公地悲劇”的發生機理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勤勞的人為個人的生計而算計，在一番忽視遠期利益的計算後，開始為眼前利益而“殺雞取卵”，沒有規則，沒有產權制度，沒有強制，最後，導致公共財產——那個人們賴依生存的搖籃的崩潰，所以，美國學者認為，公地悲劇發生的根源在於：“當個人按自己的方式處置公共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發生。“公地悲劇”的更準確的提法是：無節制的、開放式的、資源利用的災難。就拿環境污染來說，由於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計企圖把企業成本外部化。這就是赫爾曼·E.戴利所稱的“看不見的腳”。“看不見的腳”導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覺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們必須清楚——“公地悲劇”源於公產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實，哈丁的本意也在於此。事實上，針對如何防止公地的污染，哈丁提出的對策是共同贊同的相互強制、甚至政府強制，而不是私有化。

　　1、無形資產流失。

　　無形資產是企業的一項重要資源，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動力源，擁有無形資產企業就掌握了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然而，伴隨著越來越活躍的產權交易活動的展開，我國國有企業以各種形式流失的無形資產難以數計。無形資產流失既有客觀上的原因，如無形資產具有的無形性、不穩定性等特性，也有主觀上的原因，如缺乏利益主體的關註、缺乏有效的行為監督和約束機制等等。例如“冠生園”事件，南京冠生園黑幕曝光後，包括上冠、武冠、新冠在內的整個“冠生園”品牌都受到連累，這說明“冠生園”品牌發生了“公地悲劇”。現實中，我國飲食行業的老字型大小，差不多都經過了一個產權公有化的過程，像冠生園一樣多家企業使用同一品牌。白來的東西不珍惜，於是有人摘果，無人栽樹。要真正珍惜老字型大小這筆無形資產，就要把它當作有價資產來監督、管理，這不僅是一個要落實財產 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確立產權人和收益人的問題。凝結在中華老字型大小上的“無形資產”，都是前人“有形註入”的結果。這種“有形註入”，既是嚴格的質量管理，也是看得見的物力成本。對此，我們應結合企業特點，做好無形資產保護工作，防止無形資產流失。

　　2、有形資產流失。

　　如果說“冠生園”事件是國有企業在品牌上的“公地悲劇”，那麼國有資產流失則是有形資產的“公地悲劇”。所謂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是指運用各種手段將國有產權、國有資產權益以及由此而產生出來的國有收益轉化成非國有產權、非國有資產權益和非國有收益，或者以國有資產毀損、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由於國有產權的虛置和模糊。國有企業成為眾人的公地，於是資產流失的“悲劇”隨之發生。有形資產流失的主要原因：一是資產評估不合理；二是產權交易中的折扣行為；三是優惠政策，如有的地方對本企業職工給予20％ 至30％ 的優惠，虧損企業也給予一定的優惠等；四是企業內部人控制，損公肥私。第一、第二和第三個因素都與我國產權交易市場不發達密切相關，這些因素雖然都一定程度地引起資產流失，但這是我國現階段為深化改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些問題只有靠深化改革、完善管理、加快發展來解決。一些地方的實踐也證明，通過產權改革，產權清晰了，權責明確了，出資人的責權利意識得到了強化，有效地推動了企業和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對於由企業內部人控制而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是應該堅決反對和制止的。必須完善企業產權的制度化改革，加強監管和處罰，採取經濟、行政、法律等多種手段規範管理，防止這類現象的發生。

　　公地悲劇常用來分析公共物品、公用資源的過度使用而造成的資源枯竭、公共物品的破壞和浪費等問題。用它來解釋目前中國出口競爭狀況，也是非常適合的。通過下圖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哈丁“公地悲劇”與中國出口競爭狀況之間有一定共通性。哈丁“公地悲劇”的前提是牧場屬於公有產權，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對於中國出口廠商來說，國際市場是開放的，出口廠商對國際市場的需求類似於牧民對牧場的需求，國際市場上消費者的需求也沒有排他性使用的所有權。市場份額既是一種稀缺資源，同時產權也不是確定的，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這樣就會出現各出口廠商為了爭奪國際市場份額紛紛擠入國際市場的現象。但國際市場因為受需求的影響，也是有最大容量的，超過這個容量就會改變供求關係，從而導致價格下降。同時，進口國政府對國內產業的保護態度，也必然對進口產品的數量和進口產品的增長速度有一個容忍的最大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會引起貿易摩擦，進口國會採取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措施限制進口數量，甚至禁止進口。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國出口競爭中出現了量增價低的“公地悲劇”，是因為中國出口產品的市場結構符合“公地悲劇”的假設，即中國同行業出口廠商數量眾多，而且都是中小企業，對市場沒有控制力，符合“公地悲劇”中牧羊人的特質；中國出口的產品多屬於勞動密集型，技術水平低，沒有品牌效應，同質化嚴重，形如牧羊人的羊。每個牧羊人、出口商的單個行為都不會影響整個市場，但是所有牧羊人、所有出口廠商的行為選擇卻影響了整個牧場和市場。

　　“公地悲劇”說明的是產權不明，使得企業和個人使用資源的直接成本小於社會所需付出的成本，而使資源被過度使用。就企業而言，由於產權高度抽象模糊，職工沒有產權意識，沒有行使產權的內在動機。其結果是，產權流於“國家所有。人人所有，又人人沒有”，以及“人人所有，人人沒有。誰都應負責任。誰都不負責任”的狀況，因而出現兩種極端現象：一方面職工對企業漠不關心，不愛護；另一個方面，短期思想嚴重，只想分光吃凈，竭澤而漁，不願擴大再生產。前者導致資源利用不足，後者導致資源濫用。

　　應對之策：

　　1、明確和穩定產權。

　　儘可能地將資源或企業的所有權明晰，並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明確責任和義務。科斯定理證明，一旦產權明確規定，而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聯絡、談判、簽約等等的成本足夠低，則無論將產權劃歸給誰，最終總能達到該資源的最優配置和使用。同樣道理，只有做好企業的產權安排，才能避免“公地悲劇”的發生。對國有企業而言，應明確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必須指出的是，產權穩定和產權明確同等重要。如果產權不穩定，即使產權明確，也會對資源進行掠奪性的使用。

　　2、配合企業制度改革，力爭做到公共產品私人供給。

　　基於具有公地特性的國有企業往往發生“悲劇”這樣的現實，國有企業應退出競爭性領域，保持在非競爭性領域的地位。為此，我們應積極探討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問題。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形式總的來說有三種：一、私人完全供給，指公共產品的投資、生產以及修繕由私人來單獨完成，私人通過收費的方式向消費者收取費用。二、私人與政府的聯合供給，指在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過程中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種聯合，即政府對私人提供公共產品給予一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如政府補貼私人植樹造林等；三、私人與社區的聯合供給，指私人與社區通過有條件的聯合來提供公共產品，社區可給予私人一些優惠政策如提供場地等，這樣私人可以以較低的價格來提供社區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私人供給，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私人生產的積極性，讓公眾得到更多的實惠。

　　3、加強制度建設，重視委托、代理、搭便車、機會主義問題研究。

　　由於國有企業的國家所有是一個虛置、模糊的概念，因而具體到某個企業，當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時，廠長、經理們往往會中飽私囊(如公費旅游等)，增大代理費用，使企業的運營成本提高，即所謂委托——代理問題。當職工意識到個人努力程度與企業經營相關不大時，便會產生出工不出力、損公肥私等搭便車與機會主義行為。因此，代理組織的建立固然可以大大降低產權的行使成本，但由於傳統的公有制經濟模式缺乏一套對代理人的約束機制，使代理機構日趨臃腫和僵化，代理組織的運轉和調整耗費了日益增多的資源，代理費用日益升高，產權行使費用過高的矛盾很尖銳。有鑒於此，專家呼籲，在不斷完善企業約束機制的同時，也要建立企業家的激勵機制，實行責、權、利的有效統一。在這方面，一些民營企業實行的股權獎勵制、年薪制等，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