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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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是社會分工現象，它作為經濟單位，介於巨集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是屬於中觀經濟的範疇。它既是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又是同類企業的集合。但是由於產業的內容十分複雜，至今尚無統一的嚴謹的定義。因此，對產業含義進一步給以質和量的規定是有必要的。

　　首先，產業是歷史範疇，是伴隨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深化而產生和不斷擴展的。從社會分工來說，它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現象。特殊分工是在一般分工基礎上發生的。

　　其次，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由於社會分工的主導形式轉換和不斷地向深層發展，以致形成了具多層次的產業範疇。

　　再次，產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並不是孤立存在的。產業和產業之間存在著極其複雜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聯繫，形成自變與應變之間的函數運動，使全部產業成為一個有機的系統。一個產業的存在，會成為其它產業出現和發展的條件，一個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會直接或間接引起其他產業的變化。

　　“結構”一詞的涵義是指某個整體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狀態。它較早地被應用於自然科學中。在經濟領域，產業結構這個概念始於20世紀40年代。

　　所謂產業結構即指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組成即資源在產業間配置狀態，產業發展水平即各產業所占比重，以及產業間的技術經濟聯繫即產業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方式。 產業結構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察：

　　一是從“質”的角度動態地揭示產業間技術經濟聯繫與聯繫方式不斷發生變化的趨勢，揭示經濟發展過程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中，起主導或支柱地位的產業部門的不斷替代的規律及其相應的“結構”效益，從而形成狹義的產業結構理論；

　　二是從“量”的角度靜態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時期內產業間聯繫與聯繫方式的技術經濟數量比例關係，即產業間“投入”與“產出”的量的比例關係，從而形成產業關聯理論。廣義的產業結構理論包括狹義的產業結構理論和產業關聯理論。

　　產業結構理論的思想源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W.配第在17世紀第一次發現了世界各國國民收入水平的差異和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的關鍵原因是由於產業結構的不同。他於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術》就通過考察得出結論：工業比農業收入多，商業又比工業的收入多，即工業比農業、商業比工業附加值高。

　　重農學派的創始人F.魁奈分別於1758年和1766年發表了重要論著《經濟表》和《經濟表分析》。他根據自己創立的“純產品”學說，提出了關於社會階級結構的劃分：生產階級，即從事農業可創造純產品的階級，包括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土地所有者階級，即通過我為地租和賦稅從生產階級那裡取得“純產品”的階級，包括地主及其僕從、君主官吏等等；不生產階級，即不創造“純產品”的階級，包括工商資本家和工人。他在經濟理論上的突出貢獻是他在“純產品”學說的基礎上對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條件的分析。

　　在配第之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雖未明確提出產業結構(Industrial Structure)概念，但論述了產業部門(Branch of Industry)、產業發展及資本投人應遵循農工批零商業的順序。其時恰處工業革命前夕，重商主義阻礙工業進步的局限性和商業繁榮的虛假性已暴露出來。 就此而論，配第、魁奈及亞當斯密的發現和研究是產業結構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20世紀30-40年代是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的形成時期。這時期對產業結構理論的形成做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費夏、C.克拉克、赤鬆要、里昂惕夫和S.庫茲涅茨等人。18世紀中葉之後，工業部門在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推進下突飛猛進，服務部門也有較大擴展。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時期，工業部門衰退，從統計上體現出服務部門在經濟中的明顯優勢。於是，人們回憶起17世紀中期配第的朴素思想。紐西蘭經濟學家費夏以統計數字為依據，再次提起配第的論斷，並首次提出了關於三次產業的劃分方法，產業結構理論開始初具雛形。

　　日本經濟學家赤鬆要在1932年提出了產業發展的“雁形形態論”。該理論主張，本國產業發展要與國際市場緊密地結合起來，使產業結構國際化；後起的國家可以通過四個階段來加快本國工業化進程；產業發展政策是要根據“雁形形態論”的特點制定。赤鬆要認為，日本的產業通常經歷了“進口→當地生產→開拓出口→出口增長”四個階段並呈周期迴圈。某一產業隨著進口的不斷增加，國內生產和出口的形成，其圖形就如三隻大雁展翅翱翔。人們常以此表述後進國家工業化、重工業化和高加工度發展過程，並稱之為“雁行產業發展形態”。

　　在吸收並繼承了配第、費夏等人的觀點的基礎上，C.克拉克建立起了完整、系統的理論框架。在1940年出版的《經濟發展條件》一書中，他通過對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時期三次產業勞動投入和總產出的資料的整理和比較，總結了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結構變化與人均國民的提高存在著一定的規律性：勞動人口從農業向製造業、進而從製造業向商業及服務業的移動，即所謂克拉克法則。其理論前提是，以若幹經濟在時間推移中的變化為依據。這種時間系列意味著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在此是指不斷提高 的國民收人。

　　庫茲涅茨他在1941年的著作《國民收入及其構成》中就闡述了國民收入與產業結構間的重要聯繫。他通過對大量歷史經濟資料的研究得出重要結論，即：庫茲涅茨產業結構論：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的部門結構將趨於下降；政府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趨於上升，個人消費比重趨於下降。在理論前提上，他把克拉克單純的“時間序列”轉變為直接的“經濟增長”概念，即“在不存在人均產品的明顯減少即人均產品一定或增加的情況下產生的人口的持續增加”。同時，“人口與人均產品雙方的增加缺一不可”，而“所謂持續增加，指不會因短期的變動而消失的大幅度提高”。而後，他將產業結構重新劃分為“農業部門”、“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並使用了產業的相對國民收人這一概念來進一步分析產業結構。由此，使克拉克法則的地位在現代經濟社會更趨穩固。

　　產業結構理論在20世紀50-60年代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此時期對產業結構理論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代表人物包括里昂惕夫、庫茲涅茨、A.劉易斯、赫希曼、羅斯托、錢納里、霍夫曼、希金斯及一批日本學者等。

　　（1）里昂惕夫、庫茲涅茨、霍夫曼和丁伯根沿著主流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思路，分析了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問題。

　　里昂惕夫對產業結構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於1953年和1966年分別出版了《美國經濟結構研究》和《投入產出經濟學》兩書，建立了投入產出分析體系，他利用這一分析經濟體系的結構與各部門在生產中的關係，分析國內各地區間的經濟關係以及各種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影響，在《現代經濟增長》和《各國經濟增長》中，他深入研究了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關係問題。

　　丁伯根關於制定經濟的理論包含有豐富的產業結構理論。如認為，經濟結構就是要有意識地運用一些手段以達到某種目的，其中就包含了調整結構的手段。他經濟政策區分為數量政策、性質政策和改革三種。其中，性質政策就是改變結構（投入產出表）中的一些元素，改革就改變基礎中的一些元素。又如在他的發展計劃理論中所採用的大型聯立方程式體系，就是凱恩斯、哈羅德、多馬以及里昂惕夫等人多種模型的混合物；另他所採用的部分投入產出法，就是一種產業關聯方法，它直接從投資計劃項目開始，把微觀計劃簡單地加總成為巨集觀計劃。

　　（2）劉易斯、赫希曼、羅斯托、錢納里和希金斯的產業結構理論則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進一步延伸。其研究存在兩種思路：

　　①二元結構分析思路

　　劉易斯於1954年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了用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理論模型即劉易斯理論（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拉尼斯他與費景漢把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認為不僅僅收入分配變化及與之相對規模以及儲蓄、教育、勞動力市場等有關因素之間也存在直接的聯繫。 希金斯分析了二元素結構中，先進部門和原有部門的生產函數的差異。原有部門的生產函數屬於可替代型的，而先進部門存在固定投入繫數型的生產函數，此部門採取的是資本密集型的技術。

　　②不平衡發展戰略分析思路

　　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了一個不平衡增長模型，突出了早期發展經濟學家限於直接生產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發展次序的狹義討論。其中關聯效應理論和最有效次序理論，已經成為發展經濟學中的重要分析工具。

　　羅斯托提出了著名的主導產業擴散效應理論和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他認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重大的影響；在經濟發展中重視發揮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其主要著作有《經濟成長的過程》和《經濟成長的階段》等。

　　錢納里對產業結構理論的發展貢獻頗多。他認為，經濟發展中資本與勞動的替代彈性是不變的，從而發展了柯布—道格拉斯的生產函數學說。指出在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會發生變化，對外貿易中初級產品出口將會減少，逐步實現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日本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後以來，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他們認為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在日本，對產業結構理論有比較深入研究的學者有：筱原三代平、馬場正雄、宮澤健一、小宮隆太郎、池田勝彥、佐貫利雄、築井甚吉等人。其中筱原三代平是日本研究經濟周期理論和產業結構問題的著名專家。他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本經濟的成長和迴圈》、《收入分配和工資結構》、《消費函數》、《日本經濟之謎—成長率和增長率》、《產業構成論》、《現代產業論（產業構造）》。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強調：後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的可以轉化的，原來處於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於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後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在中，具體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赤鬆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形態論”。

　　赤鬆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後提出“雁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後與小島清（1937）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繫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形模型，並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做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後經百餘年奮鬥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路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迴圈演進問題，並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1）產業劃分理論

　　馬克思將社會總生產分成生產資料（I）和消費資料（Ⅱ）2大部類，但是，馬克思提出的2大部類僅指物質生產部門，不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雖然可以揭示社會再生產運動的總規律，但不能揭示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

　　（2）結構均衡理論

　　馬克思分析說明瞭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必須滿足：

　　Ⅰ( v+ m) = Ⅱc ，

　　並引伸出2個公式，即

　　Ⅰ( c + v + m) = Ⅰc+Ⅱc

　　Ⅱ( c + v m) = Ⅰ( v + m) + Ⅱ( v + m)

　　在擴大再生產情況下，兩大部類生產的平衡條件為：

　　Ⅰ( c + v +m) = Ⅰc + Ⅱc + ⅠΔc +ⅡΔc

　　 Ⅱ( c + v + m) = Ⅰ( v +m/ x) + Ⅱ( v +m/ x) + ⅠΔv + ⅡΔv

　　馬克思抽象而清楚地闡明瞭社會再生產實現的條件，但在現實生活中，產業部門眾多，產業結構中包括了多種產業部門之間相互提供中間產品的錯綜複雜的聯繫，因此，運用馬克思的結構均衡理論難以描述產業之間多部門的投入產出聯繫，對於產業結構的區際協調應用性不強。

　　（3）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理論

　　馬克思首先提出了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規律。列寧則將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和資本有機構成的理論及再生產公式相結合，提出了在技術進步條件下，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規律。他指出，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 “增長最快的是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生產。”這一理論在一定前提下可以反映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化情況。

　　結構演變趨勢理論可根據是否考慮外貿因素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分為封閉型產業結構理論和產業結構理論。

　　（1）封閉型產業結構理論

　　這種結構理論一般不考慮外貿因素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和作用，即在封閉的情況下研究產業結構演變的趨勢。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克、庫茲涅茨、霍夫曼和里昂惕夫等。

　　最早註意到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的是配第。他在《政治算數》這部名著中，比較了英國農民收入和船員的收入，發現後者是前者的4倍；他還發現荷蘭的人均國民的收入比其它歐洲國家要高。據此，他得出結論：比起農業來，工業的收入多，而商業的收入又比工業多。重新發現被稱為配第定理。配第定理揭示了結構演變和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配第未能看到結構變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內在關聯。

　　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通過開創性的統計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與結構變動的內在關聯，重新發現了配第定律。其結論是：隨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業；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轉移。勞動力在不同產業之間流動的原因在於各產業之間收入的相對差異。

　　庫茲涅茨在繼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勞動結構和部門產值結構兩個方面，對人均產值與結構變動的關係作了更為徹底的考察。他在《各國的經濟的增長》一書中，對57個國家的原始資料進行了處理。並作了截面分析和實踐序列分析，結論是：在按人口平均產值的較低組距內（70美元—300美元），農業部門的份額顯著下降，非農業部門的份額相應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內部（工業與服務之間）的結構變動不大。在按人口平均產值的較高水平組距內（300—1000美元），農業部門的份額與非農業部門份額之間變動不大，但非農業部門內部的結構變化則比較顯著。

　　霍夫曼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作了開拓性的研究，提出了所謂的霍夫曼定理，其內容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霍夫曼比例（消費資料工業的凈產值和資本資料工業的凈產值比）是不斷下降的。

　　里昂惕夫開創的投入產出分析法把封閉型產業結構理論定量化，併發展到最完美的程度。投入產業分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投入與產業的數量關係，利用投入產業和投入產出繫數推斷某一部門經濟活動的變化對其它部門的影響，計算為滿足社會的最終需求生產的各種產品總量，並分析國民經濟發展和結構變化的前景。投入產出分析法是產業結構分析的一種重要工具，但由於它是靜態分析的方法，並以同質性和比例性作為分析的假定前提，因而這種方法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說來，它用於短期而不適用分析，適用於分析而不適用於預測。

　　（2）開放型產業結構理論

　　這種產業結構理論考慮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和錢納里等。 在古典經濟學家中、斯密在1776年的《國富論》一書從中提出絕對成本說。他認為，各國按照絕對成本的高低進行成本分工，就必然使各國的生產要素從低效率產業流入高效率產業，從而使資源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優化。 大衛·李嘉圖於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其賦稅原理》一書中對斯密的絕對成本（或相對成本）進行國際分工，以獲得比較優勢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俄林繼承併發展其師赫克歇爾的學說，在1933年出版的《域際和國際貿易》中提出著名的要素稟賦論。他們認為，比較成本差異產生的原因在於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因此各國應從事自己擁有優勢生產的那些商品生產，通過自由貿易從新分配各國生產要素，以實現國際商品價格的均等化。此理論是對比較成本學說的完整化。里昂惕夫用投入產生髮對對1947年對美國200個產業的產品進行檢驗時，得出了與俄林的觀點剛好相反的結論，即里昂惕夫反論。要素稟賦論與里昂惕夫反論的分歧是由許多複雜因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事實背景不同。前者是以澳大利亞、挪威、荷蘭、烏拉圭、阿根廷等不少國家的外貿提出的，而後者則美國的外貿情況為事實背景提出的。後來，西方經濟學家關於進出口商品價格的研究，就是循著某些國家某個時期的情況符合要素稟賦論，而另一些國家另一個時期的情況符合里昂惕夫反論，這樣一種思路展開的。

　　筱原三代平發展了李嘉圖的靜態比較成本說，提出著名的動態比較成本說。該理論認為：產品的比較成本的可以轉化的，從某一時點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劣勢的產業，從發展的眼光看卻有可能轉化為處於優勢的產業。故對那些潛力巨大且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產業，不但不應放棄它的發展，且要扶持它的發展，使之成為強有力的出口產業。日本政府依據動態比較成本說制定了扶持若幹幼小產業的政策併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汽車工業。日本的汽車工業在扶持幼小產業政策的保護下，經過短短二十幾年的發展，從1955年到年產量6.5萬輛提高到1980年的1140萬輛，併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產業。

　　錢納里把開放型產業結構理論規範化和數學化，提出了著名的“發展型式”理論。他在一些基本假設的基本上，從大量觀察值中選擇了10個基本經濟過程來描述幾乎所有國家發展的基本特征，並用27個變數規定了這個10個基本經濟過程。然後把收入水平和人口數據作為外生變數對所有這些過程進行一致的統計分析，構造了反映結構轉換的主要變數典型性關係的“發展型式”。為使分析的結果更廣泛地適用於各國和各種經濟過程，錢納里進一步使用了幾個基本的回歸方程對“發展型式”理論符合回歸，得出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標準結構”。據“發展型式”理論，結構變化的75%—80%發生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美元~1000美元的發展區間，其中最重要的積累過程和資源配置都將發生顯著的、深刻的變化。錢納里的標準結構對於揭示人均GNP與結構變動的關係具有更大的價值。

　　在各種產業結構調整理論中，影響較大的劉易斯的劉易斯理論（二元結構轉變理論）、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羅斯托的主導部門理論和筱原三代平的兩基準理論。

　　（1）劉易斯理論

　　該理論建立在以下三個基本假定上：

　　1）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接近零；

　　2）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由農業的人均產出水平決定；

　　3）城市工業中的利潤儲蓄傾向高於農業收入中的儲蓄傾向。

　　因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接近零，農業剩餘勞動力對城市工業的供給價格低，且工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遠遠高於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工資，故工業發展就可以從農業中獲得無限廉價勞動力供給，在勞動力供給價格與邊際勞動力差額中獲得巨額利潤。又由於工業利潤中的儲蓄傾向高，使得城市工業發展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一步提高，由此產生一種累積性效應。這種累積作用的結果是，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提高，工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下降，以致達到工、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相等。這時，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M．P．托達羅批判了劉易斯的二元結構轉變理論，認為劉易斯的理論過於簡單化，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以後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在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工作的難度很大，從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無業游民，故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一很大的阻力。

　　（2）赫爾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

　　由於發展中國家資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資和發展一切部門幾乎的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資源有選擇地投入到某些行業，以使有限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此即不平衡增長。赫希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本在社會資本和直接生產之間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一兩種不平衡增長的途徑：

　　一是“短缺的發展”，即先對直接生產資本投資，引起社會資本短缺，而社會資本短缺引起直接生產成本的提高，這便迫使投資向社會資本轉移以取得二者的平衡，然後再通過對直接生產成本的投資引發新一輪不平衡增長過程；

　　二是“過剩的發展”，即使對社會資本投資，使二者達到平衡後再重覆此過程。 不平衡增長理論基本上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國40多年的經濟發展走的就是一條“不平衡增長”的途徑。至於選擇哪一條不平衡增長途徑，則應視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而定。

　　（3）羅斯托的主導部門理論

　　羅斯托根據技術標準把經濟成長分為階段劃分為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起飛、成熟、高額群眾消費、追求生活質量六個階段，而每個階段的演進是以主導產業部門的更替為特征的。他認為經濟成長的各個階段都存在相應的起主導作用的產業部門，主導部門通過回顧、前瞻、旁側三重影響帶動其它部門發展。與六個經濟成長階段相對應，羅斯托在《戰後二十五年的經濟史和國際經濟組織的任務》一文中，列出了五種主導部門綜合體系：

　　1）作為起飛前提的主導部門綜合體系，主要是食品、飲料、煙草、水泥、磚瓦等工業部門；

　　2）替代進口貨的消費品製造業綜合體系，主要是非耐用消費品的生產；

　　3）重型工業和製造業綜合體系，如鋼鐵、煤炭、電力、通用機械、肥料等工業部門；

　　4）汽車工業綜合體系；

　　5）生活質量部門綜合體系，主要指服務業、城市和城郊建築等部門。

　　羅斯托認為主導部門序列不可任意改變，任何國家都要經歷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羅斯托提出的主導部門通過投入產出關係而帶動經濟增長的看法，以及主導部門並非固定不變的看法、可供借鑒。

　　（4）筱原三代平了兩基準理論

　　兩基準理論的是指收入彈性基準和生產率上升基準。收入彈性基準要求把積累投向收入彈性大的行業或部門，因為這些行業或部門有廣闊的市場需求，便於利用規模經濟效益，迅速地提高利潤率；生產率上升基準要求積累投向生產率（指全要素生產率）上升最快的行業或部門，因為這些行業或部門由於生產率上升快，單位成本下降最快，在工資一定的條件下，該行業或部門的利潤也必然上升最快。 兩基準理論以下列條件為基本前提：

　　 1）基礎產業相當完善，不存在瓶頸制約；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頸制約，但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動性，資源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向頸瓶部門轉移，儘快緩解瓶頸狀態。

　　2）產業發展中不存在技術約束。

　　3）不存在資金約束。如果上述條件不存在，兩基準理論就未必成立，利用倆個基準理論選擇優先發展產業也未必比可行。

　　產業結構演變與經濟增長具有內在聯繫。產業結構的高變換率會導致經濟總量的高增長率，而經濟總量的高增長率應會導致產業結構的高變換率。隨著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這兩者間的內在聯繫日益明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產業部門增多，部門與部門間的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商品流動等聯繫也越來越複雜。這些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流動對經濟增長有什麼影響,逐漸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註意。他們開始重視研究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的這些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繫。他們註意到，大量的資本積累和勞動投入雖然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因為大量資本和勞動所產生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部門之間的技術轉換水平和結構狀態，不同產業部門對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部門之間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的不同。

　　（1）傳統經濟增長理論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觀點認為，經濟總量的增長是在競爭均衡的假設條件下資本積累、勞動力增加和技術變化長期作用的結果。需求的變化和資源在產業部門間的流動被看作是相對不重要的，因為所有部門的資本和勞動都能帶來同樣的邊際收益。因此，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始終把結構因素排斥在經濟增長源泉之外。

　　（2）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

　　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結構轉變的一個方面，生產結構的變化應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資本和勞動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力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加速經濟增長。結構主義觀點沒有資源配置最優的假設前提，而認為資本和勞動在不同部門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現系統的差別。結構主義放棄追求最優化的企圖，轉而追求“次優”。

　　（1）產業結構的演變與工業化發展階段相關

　　產業結構的演進有如下階段幾個階段：前工業化時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後期和後工業化時期五個階段。在前工業化初期，第一產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縮小，其地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有較大發展，工業重心從輕工業主導型逐漸轉向基礎工業主導型，第二產業占主導地位；第三產業也有一定發展，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比還較小。在工業中期，工業重心由基礎工業向高加工度工業轉變，第二產業仍居第一位，第三產業逐漸上升。在工業化後期，第二產業不比重在三次產業中的地位占有支配地位，甚至占有絕對支配地位。在後工業化階段，產業知識化成為主要特征。產業結構的發展就是沿著這樣的一個發展進程由低級向高級走向高度在內代化的。

　　（2）主導產業的轉換過程具有順序性

　　產業結構的演進有以農業為主導、輕紡工業為主導、原料工業和燃料動力工業等基礎工業為重心的重化工業為主導、低度加工型的工業為主導、高度加工組裝型工業為主導、第三產業為主導、信息產業為主導等幾個階段。

　　（3）三大產業具有依次替代的性質

　　產業結構的演進史沿著以第一產業為主導到第二產業為主導，再到第三產業為主導的方向發展的。

　　（4）產業結構演進的階段區間具有可塑性

　　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各階段是難以逾越的，但各階段的發展過程可以縮短。從演進角度看，後一階段產業的發展是以前一階段產業充分發展為基礎的。只有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充分的發展，第二產業的輕紡產業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第二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基礎上，其中加工組裝型重化工業的發展又是建立在原料、燃料、動力等基礎工業的發展基礎上。同樣，只有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才具有成熟的條件和堅實的基礎。產業結構的超前發展會加速一國經濟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帶來一定的後遺症。

　　（1）配第—克拉克定律

　　英國經濟學家配第和克拉克通過研究，先後發現：隨全社會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業人口首先由第一產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時，就業人口便大量向第三產業轉移。這種由人均收入變化引起的現象稱為配第—克拉克定律。早在17世紀，配地第一次發現了世界各國的國民收入水平的差異及其形成的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關鍵在於產業結構的不同。他通過進一步考慮後得出結論：比起農業來，工業收入多；而商業收入又比工業多。即工業比農業、服務業比工業的附加值高。後來，克拉克重新發現並第一次研究了產業結構的演進趨勢，得出了產業結構演進的規律性結論。

　　（2）庫茲涅茨人均收入影響論

　　庫茲涅茨在繼承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份額基準，考察了總產值變動和就業人口機構變動的規律，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總方向，從而進一步證明瞭配第—克拉克定律。他發現的這種變動規律，即產業結構的變動受人均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被稱為庫茲涅茨人均收入影響論。

　　（3）羅斯托主導產業擴散效應理論和經濟成長階段論

　　羅斯托首先提出了主導產業及其擴散理論和經濟成長階段論。他認為，無論在任何時期，甚至在一個已經成熟並繼續成長的經濟體系中，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保持，是因為為數不多的主導部門迅速擴大的結果，而且這種擴大又產生了對產業部門的重要作用，即產生了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包括回顧效應、旁側效應和前向效應。羅斯托的這些理論被稱為羅斯托主導產業擴散效應理論。他根據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將經濟成長的過程劃分為五個階段:即傳統社會、為“起飛”創作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挺進階段、高額大眾消費階段。後來他在《政治與成長階段》一書中又增加了一個“追求生活質量”的階段。

　　（4）錢納里工業化階段理論

　　錢納里從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中考察了製造業內部各產業部門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動，揭示製造業內部結構轉換的原因，即產業間存在著產業關聯效應，為瞭解製造業內部的結構變動趨勢奠定了基礎，他通過深入考察，發現了製造發展受人均GNP、需求規模和投資率的影響大，而受工業品和初級品輸出率的影響小。他進而將製造業的發展分為三個發展時期：經濟發展初期、中年期和後期；將製造業也按三種不同的時期劃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的產業。即：

　　1）初級產業，是指經濟發展初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製造業部門，例如食品、皮革、紡織等部門；

　　2）中期產業，是指經濟發展中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製造業部門，例如非金屬礦產品、橡膠製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製造等部門；

　　3）後期產業，指在經濟發展後期起主要作用的製造業部門，例如服裝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鋼、紙製品、金屬製品和機械製造等部門。

　　（5）霍夫曼工業化經驗法則

　　霍夫曼對工業化問題進行了許多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提出了被稱為“霍夫曼工業化經驗法則”的問題階段理論。他根據霍夫曼比例，即消費品工業凈產值與資本工業凈產值的比例，把工業化分為四個階段：

　　• 第一個階段：消費品工業占主導地位，霍夫曼比例為（5+/-1）。

　　• 第二階段：資本品工業快於消費品工業的增長，消費品工業降到工業總產值的50%左右或以下，霍夫曼比例為（2.5 +/- 0.5）。

　　• 第三階段：資本品工業繼續快速增長，並已達到和消費品工業相平衡狀態，霍夫曼比例為（1 +/- 0.5）。

　　• 第四階段：資本品工業占主導地位，這一階段被認為實現了工業化，霍夫曼比例為1以下。

　　• 在實際應用中，霍夫曼比例往往用輕工業品凈產值與重工業品凈產值的比例來表示。霍夫曼的工業階段論闡述的主要是工業過程中重化工業階段的演變情形。

　　（1）三次產業的劃分

　　三次產業分類理論提出於本世紀40 年代初，其中的第一次產業是指廣義的農業，劃分依據為第一產業的屬性為取自於自然；第二次產業為廣義的工業，劃分依據為第二次產業的屬性為加工取自於自然的生產物；第三次產業是廣義的服務業，劃分依據為第三次產業是繁衍於有形物質財富生產活動之上的無形財富的生產部門。

　　（2）三次產業分類法的局限性

　　進入80年代，信息技術及以其為核心的現代高技術群迅速壯大，人類產業活動的規模和方式有了巨大變化，三次產業分類理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體表現包括：

　　• ①需求結構升級使產業範圍擴大，產業正涵蓋起愈加豐富的社會生活領域，包容進越來越多的形式、日益多樣的分工和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人類經濟活動。產業活動愈來愈成為非單純的生產、生活資料和服務的供給部門，其聯接社會生活各部分以及各部分與其外部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的作用不斷加強。

　　• ②產業經濟分析和產業政策的制訂與實施要求拓展產業分類理論。伴隨著生產力的飛躍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分工的規模和深度提高，生產的社會化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導致生產和消費過程社會化，第三次產業長足發展，並且其中不同的部門和行業有不同的表現，不僅其他產業內部不斷有新的部門分離出來進入第三次產業，第三次產業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和重組。隨著社會信息化過程的展開，第三次產業中的部分部門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而傳統意義上的第三次產業內部活動從數量到性質都發生重大變化，產業分類急需變革。

　　• ③圍繞信息產業化浪潮展開的“第四次產業”討論和以尋求可持續發展途徑為目的而展開的“環境產業”、“資源產業”、“生態可持續工業”、“高技術產業”的討論，把一批新興產業的歸屬、地位、本質揭示問題提到產業經濟研究的熱點中來。

　　• ④產業細分是制訂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政策和戰略規劃的需要。現有的產業分類理論，不能明確界定信息產業、環境產業等新興產業的內涵、產業的範圍和地位等，則制訂有針對性的政策扶持新興產業發展就缺乏理論依據和指導。三次產業分類理論的上述局限，導致了整個產業結構理論體系的局限，削弱了其解釋現象和指導實踐的能力，有必要加以拓展。

　　（1）提出立體產業分類理論的前提

　　立體產業分類理論基於以下認識前提：產業分類應服務於特定的分析內容；產業結構化調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有效途徑，作者進行的產業分類研究是以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分析為目的的；對應於產業結構分析內容和角度的多樣化，產業分類方法也必然多種多樣；產業活動涉及多層次的、內容豐富的、複雜的系統關聯，產業分類應體現產業結構的系統性和層次性特征。

　　（2）“新興產業”的內容

　　上世紀中葉以來，伴隨新技術革命、社會信息化和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逐漸形成了一批被稱之為“新興產業”的獨立的產業部門，包括自然資源產業、環境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包括信息產業）。新興產業中各次產業所包含的經濟活動的性質、範圍和形式不同，作用和地位也有所區別。

　　（3）新興產業在產業結構體系中的層級

　　上述新興產業是兩個層級上的產業，並且是與傳統三次產業所處層級不同的兩個層級：

　　①自然資源產業連接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環境，是“自然與社會毗鄰的產業”；它為農業和工業活動提供資源基礎，稱之為“零次產業”。增加自然資源產業後的產業鏈環既完整和全面地反映了經濟活動的先後層次，又能夠體現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和過程，有助於實現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②環境產業和一部分高技術產業（包括信息產業）活動脫胎於傳統產業，產業活動中創新活躍，對傳統產業具有大角度的輻射作用，體現了信息革命以來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革、生產力的飛躍，體現了經濟體系作為地球(地域)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其中產業活動深度和廣度以及經濟中分工、協作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形式日趨多樣的現狀。它們是對經濟活動重新分解和組合的結果，它們與零次至三次產業形成的產業鏈環中各次產業相互投射和融合，標志著傳統產業的發展方向，是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的主要依據。這些特征表明環境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包括信息產業）是位於比傳統三次產業以及零次產業更高層級上的產業，

　　（4）立體化產業結構的特征

　　添加零次和高次產業的產業結構體系具有立體化和網路化特征，具體如下：

　　1）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尤其是一、二次產業的相互交融及被包含關係十分明顯，與傳統產業之間的界線是個具有一定寬度的“帶”，產業界限模糊，產業定義難以統一。

　　2）新興產業活動與傳統產業活動具有高依附性和相關性。脫離物質生產環節而討論信息經濟活動是無意義的，信息產業(無論何種定義方式)活動總是藉助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與傳統工業、農業緊緊交融;脫離工業生產、農業活動討論環保，或者不介入工業、農業產業活動的環保產品設計、製造和應用也是不可能的。

　　3）高次產業脫胎於傳統三次產業但又不完全等同於傳統三次產業，它們通過某種核心技術連接一二三次產業中的相關產業活動，是從更高層級上對經濟活動再分解和重新組合的結果;高次產業對傳統產業活動進行滲透和改造，標誌了傳統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例如傳統產業的高技術化（包括信息化）、生態化和知識密集方向等。

　　4）新興產業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諸作用機制，也是產業結構立體化和網路化的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在：

　　• ①新興產業在經濟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以及經濟體系內容結構之間形成的正反饋機制，降低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提高了產業的技術關聯水平，增加了產業結構體系內的系統關聯層次。

　　• ②資源產業作為產業鏈環中社會與自然毗鄰的產業，其前向、後向聯繫作用形式特殊，可通過雙向廣泛的產業關聯效應協調產業間的關係;高次產業包含多個傳統產業部門中的活動，產業的旁側效應波及面較大，具有很強的協調作用。

　　• ③零次產業銜接一、三次產業，高次產業長入傳統產業部門，它們都融匯貫穿了多次產業活動，即新興產業活動作為載體，將諸多產業活動或產業環節凝聚為一體，緊密聯絡其相關經濟主體。

　　綜上，立體產業分類理論的核心內容為：引入了兩類新的獨立產業，即自然資源產業作為零次產業，和由環境產業、高技術產業（包括信息產業）等組成的高次產業；提出了產業結構立體層級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