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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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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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時期開通以來,一直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而東南亞地區自古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組成部分。基於歷史,著眼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十周年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為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為雙方乃至本地區人民的福祉而提出的構想。
同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在世界格局發生複雜變化的當前,主動創造合作、和平、和諧的對外合作環境的有力手段,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的機遇和外部環境。
2014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海洋是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天然紐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全球政治、貿易格局不斷變化形勢下,中國連接世界的新型貿易之路,其核心價值是通道價值和戰略安全。尤其在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合縱連橫的背景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和拓展無疑將大大增強中國的戰略安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上海自貿區,高鐵戰略等都是基於這個大背景下提出的。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合作伙伴並不僅限與東盟,而是以點帶線,以線帶面,增進同沿邊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將串起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的市場鏈,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合作經濟帶,以亞歐非經濟貿易一體化為發展的長期目標。由於東盟地處海上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經之地,將是新海絲的首要發展目標,而中國和東盟有著廣泛的政治基礎,堅實的經濟基礎,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 。
自2003年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以來,攜手開創了“黃金十年”。中國東盟博覽會連續舉辦十年,以經濟合作為重點,逐漸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延拓,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抗擊重大災害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形成了合作交流的良好局面。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中國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以自貿區升級為標誌,關係已進入成熟期,合作已進入快車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重要推力和載體,將從規模和內涵上進一步提升雙方貿易政治關係。
隨著美國經濟模式向出口推動型轉變,亞太多國均面臨出口市場萎縮的巨大壓力,加快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已成為共識。
國際影響: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雖存在一些風險和挑戰,但沿線國家加強與中國合作是大勢所趨。實施策略將從現有區域合作機制著手,把這些國家和地區串聯起來,搭建戰略平臺,攜手重現海上絲綢之路繁榮,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共同富強。不僅保證了中國的國際戰略安全,並能讓沿線國家和中國互惠互利共贏。
國內影響: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是我國深化改革,產業升級的一個強大驅動力。同時,通過開闢這一通道,人才、技術、資金等市場要素的交流渠道將得到更大拓展,將大大彌補我國在創新意識和某些領域的短板不足,從而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突破點。其中上海自由貿易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能否成功的先導。
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將對國家戰略層面的“兩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推動產生深遠影響,因為無論之於長江經濟帶,還是之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海均處於核心要衝位置,故而經由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從而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進一步夯實,讓上海在“兩帶一路”中發揮畫龍點睛作用。但是,從“兩帶一路”的全局著眼,僅僅憑藉上海自貿區一個節點,是很難支撐起“兩帶一路”所涉及到的廣闊半徑。這是因為,長三角經濟涉及到上海、江蘇、湖北、重慶等9省2市,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則拓寬至我國西部地區和西亞各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更是延伸至我國和東盟十國。
上海自貿區的樣板示範效應,將遠遠大於其對區域經濟的拉動效應。正是基於此,上海自貿區把制度創新作為核心任務,以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成果為著力點,在上海自貿區“試驗田”運行一段時期後,在總結其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未來我國將有可能在多個城市進行自貿區擴容複製、推廣。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旦成功,受益地區將是全局性的,不僅會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繁榮,更能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業升級創新,資源有效配置產生強大推力。特別是中國沿海的各個口岸依據不同地緣潛力更會得到相應的大提升,以下列舉幾個國內可能受益最大的潛力地區。
1、上海。上海自貿區試驗中最關鍵的一個目標是成為像新加坡一樣的中轉港。如今,我國的許多期貨交易雖然在國內,但是貨物的交割地點多在新加坡,尤其是中國期交所掛牌的大宗貨物的交貨地多數都在新加坡。主要原因是中轉港是大進大出的物流中心,而物流中心就是資金流中心,資金要能夠自由進出進行交割交易,自由貿易需要自由金融的支撐,但中國不是新加坡這種城市國家,基於國家金融風險考量沒有辦法開放,因此,國外貨物就不能或不便在上海中轉交割,所以,上海自貿區的試驗重點便是金融封關。
航運業中,大船的運費大大低於小船的運費,貨主都希望用大船裝運;另一方面,大船因為太大船上貨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單一,例如船期到裝船的時候,有部分貨物還沒有買家,又不能少裝10萬噸只裝20萬噸,這樣運費就上去了。那麼船東一定是選擇先用30萬噸大船運到新加坡轉船,然後先轉2條10萬噸的小船運不同目的港,剩下的在有自貿區政策的新加坡交易市場上交易。
由於通過馬六甲的貨物絕大部分是中日韓三國,而上海港距離日韓比新加坡近得多,不僅意味著在上海轉船更經濟,也能為國內企業大大降低運輸成本。而自貿區政策則是實現的前提。上海自貿區的意義不僅是物流,更重要的是貨物交易的平臺,同時也意味著定價權和資源配置權,並帶來幾百萬優質的就業崗位和巨大商機,對於當前的就業形勢尤是利好。
2、寧波舟山。上海雖然有最理想的地緣位置,作為長三角經濟區域的龍頭上海的輻射作用也極其明顯,甚至可以江海聯運通過長江一直滲透到武漢長沙這樣的中部地帶,加上其商業配套齊備,非常適宜建立全國性航運中心,但上海河口港的港口條件遠遠滿足不了航運中心的條件,於是上海向浙江租借了大小洋山島在外海建人工深水港。而作為長三角最好的港口,寧波北侖港在直面上海港的競爭下背靠浙江發達的經濟,依然在2013年勇奪中國大陸港口吞吐量第三 、世界前四位。由於洋山港和寧波北侖港同處杭州灣口,相距不到80公裡。未來怎樣頂層設計統籌分工協作,共同做大蛋糕,將是上海港能否成為國際航運、金融中心的關鍵,也是如何區域整合共贏的課題。
3、泉州。泉州地處上海與香港中間。某種程度上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興衰的代名詞。海上絲綢之路留給泉州的政治經濟遺產是真實巨大的存在,作為中國第一僑鄉,東南亞有七百多萬泉籍華僑,還有超4成祖籍泉州的台胞,無論基於統戰,或國家層面所需的歷史文化軟實力支撐,整合泉州豐厚又分散的歷史遺存都勢在必然。
而更關鍵的是,泉州擁有超級深水良港。對於泉州和福建來說,地處航運要道,所有北上日韓的船隻都經過這裡,便有可能在未來國家層面上獲得一個中轉港機會,中轉港兩個基本條件是自貿區政策和港口條件,由於海運業大船化趨勢越發明顯,對超級良港的要求越發急迫,而整個東南沿海條件最適合當中轉港的天然深水良港是湄洲灣和寧波北侖港。深水港口是泉州和福建的天然地緣優勢,而福建同時擁有湄洲灣、三都奧等超級良港。在福建幾個深水港的深水岸線,面積位置,港口後方土地面積等綜合比較優勢中,湄洲灣是最優選擇。湄洲灣南岸屬於有經濟腹地的福建經濟中心泉州,因此湄洲灣早在1990就被交通部規劃成遠期的國際中轉港。
作為國際中轉港需要泊位,倉儲,維修等等眾多支持系統,又要依托深水岸線發展臨港工業把港口價值最大化,需要的港區土地自然是多多益善。如果福建發展國際中轉港,一定是以綜合條件最好的湄洲灣為主港,整合南北港口,以一個分工配合的港口群來提升福建在沿海經濟帶的位置和競爭力,同時也能解決福建省內南北發展的不平衡。
4、粵港澳。珠江三角洲經濟圈是中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之一,是三大增長極之一。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是我國經濟第一大省,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歷史性任務。在轉型階段,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對珠三角的港口覆蓋面、產業升級產生巨大促進和提升。同時廣東也是華僑大省,與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文紐帶長期不斷,這個優勢將很好促進廣東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良好結合。
隨著粵港澳經濟一體化水平不斷提高,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各類要素資源加快聚集。廣東和港澳間功能體系對內相對有機聯繫,對外則相對完整獨立,對區域內外的。
但粵港澳合作中也碰到像上海寧波一樣的區域競爭合作問題。客觀上說,香港的騰飛是 49年後大陸政權輪換使得香港成為了人才和資本的避風港,併在大陸被封鎖後長達三十年時間里成為大陸與外界 進出口的唯一中轉港。隨著中國的全面開放,香港的地位下降勢難避免。香港只有融入中國大陸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與之攜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形成世界級新經濟區域才能並維繫香港當前的地位。雖然由於中國的全面開放讓香港失去了世界物流中心的地位,但香港在自由港政策及完善的法律制度經驗借鑒上對中國對珠三角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粵港澳之間加大聯結,合作互利、加速融合,憑藉廣東巨大的經濟實力和港澳地區長期的國際化優勢,並不難塑造出一個與上海自貿區截然不同,同時更為自由而繁榮的合作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