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企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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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的企業理論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的內在規律，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地一個環節和生產的微觀載體，研究了資本主義企業起源、規模發展和治理結構，給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完整圖景。馬克思關於企業理論的許多分析逼近了現代企業理論的諸多論題——企業的性質、權威、內部勞動力市場、監督、企業能力、企業的邊界、不確定性、治理等，同時具有更為廣闊的視角和嚴密的邏輯。

　　企業是在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分離達到一定程度、私人勞動在創造與實現價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不斷加劇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十五、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使西歐社會的私人手工生產者直接面對巨大且變幻莫測的世界市場，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跳躍”也更為“驚險”；同時，市場的擴大又進一步強化了生產者進行技術變革的內在激勵，加速同一部門生產條件的分化。這表明有必要通過某種一體化的組織實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社會性結合。此外，十六世紀西歐地資本原始積累運動，形成對分散地自由勞動力進行一體化組織地重要力量，為新生產方式地出現準備了物質條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較多的篇幅，歷史和邏輯相統一地專門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詳細探討了資本主義企業產生的條件和原因，主要可以將其歸結為四個因素：

　　一是協作。隨著由於商品流通的發展和對商品需求的增長，個體小生產在生產上的局限性，導致了協作這種聯合生產的最初形式的產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並提供了交大量的產品的時候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5]協作之所以成為企業的起點條件，是因為協作提高了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同時，協作和分工是兩個既彼此不同又相互聯繫的範疇，協作使勞動過程相互結合，分工則使勞動過程相互獨立；為了提高生產力的原因，協作要以分工為基礎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勞動，而分工則需要通過協作創造出一種超越個人勞動力的更高的勞動力。馬克思從九個方面分析了分工協作的意義：一是分工協作可使相互間的勞動差別抵消，形成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二是分工協作可以使生產資料因共同使用而得到節約；三是分工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創造了集體力；四是分工協作引起競爭力和特有的精力振奮而提高個人的工作效率；五是分工協作可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而提高勞動效率；六是分工協作可以同時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而縮短總勞動時間；七是分工協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緊急任務；八是分工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九是分工協作可以集中勞動力以縮小生產場地，從而節約非生產費用。馬克思從協作入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把握住了總體勞動和單個勞動的區別，這種區別從現代的觀點看，即企業與市場的區別。

　　二是勞動力成為商品。馬克思認為，協作自古就有，但資本主義協作和過去的協作有著本質的區別，只有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才轉化為資本，這是資本主義企業形成的關節點。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基本條件是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和一無所有。馬克思通過剖析G-W-W’資本總公式的矛盾，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起源的秘密。他說“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企業產生的前提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

　　三是追求利潤。馬克思的分析認為，資本家辦企業的目的，不僅要生產產品，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利用勞動的協作形式來組織企業，其最終的目的在於用最小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的剩餘價值或利潤。節約預付資本，節約生產性費用和流通費用等各類費用，縮短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及必要勞動時間等各類時間，其內在動力在於追逐利潤。在追求剩餘價值方面，馬克思沒有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當事人的經驗動機的理解上，而是從生產關係的角度規定了這些當事人行為的客觀意義。追求剩餘價值，即謀求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作為一種處於特定社會存在中的行為的客觀意義，被假設為普遍的動機，或支配行為的普遍準則，而實現某種水平的利潤或利潤率，則是外化的經驗行為。

　　四是最低資本額。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企業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取決於所雇佣的工人數，而要雇佣一定量的工人，就需要有一定量的可變資本和相應的不變資本。貨幣或商品所有者只有當他在生產上預付的最低限額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最高限額時，才真正變為資本家，即形成資本主義企業。這是因為，作為一個“人格化”的資本家，他的全部時間都要用來占有從而控制別人的勞動，用來出售這種勞動的產品，而這必須大大超過“小業主”所雇佣的人數。

　　綜上所述，馬克思關於企業如何起源的分析的結論是：在一定的技術和協作的基礎上，為追求預期利潤而用相對最低額以上的資本購買勞動力商品及相應的其他生產要素，作為生產組織，企業的產生及其演變的深刻根源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對企業起源的分析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用動態的方式分析了資本主義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最終又被具體的歷史過程所驗證。馬克思對企業起源的分析與西方企業理論尤其是西方主流企業理論的分析相比，更具有歷史真實性，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的特點，從而使其理論表現為內生性的企業理論。

　　馬克思企業理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觀。在《<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馬克思做瞭如下經典論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變革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一經典論述表明馬克思對人類社會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對構成社會有機整體的各種關係進行科學抽象，從複雜的社會關係中抽象出反映人與人之間物質利益的經濟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關係總和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然後把這兩層關係又歸結為生產力，來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生產關係的運動規律進行深刻剖析。劉鳳義、沈文瑋認為這一方法論應用到企業理論研究中，就具體化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規律中揭示企業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問題；在一定時期的社會生產關係中研究企業的經濟性質問題，在生產和交換的有機結合中研究企業的內部關係及企業與市場的關係。

　　馬克思的企業理論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因此，這一企業理論的出發點不是建立在對人的行為的某種假設的基礎上，而是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企業內部、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市場之間的各種經濟關係。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中，個人與制度整體存在著辯證聯繫，個人是一定製度中存在的人，而制度又是無數個人共同形成的制度。先於制度的個人或先於個人的制度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研究歷史的、現實的個人行為，必須將其置於具體制度中，同樣，研究制度也必須與具體的，現實的個人行為相聯繫。因此，馬克思主張從現實生產關係出發研究人，把人的本質概括為“社會關係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制約。在馬克思的經濟分析中，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馬克思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假設上，而是深入研究個人物質利益具體內容以及這一內容背後的決定因素。馬克思的企業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人們物質利益關係的深刻揭示。他通過對資本主義企業內部關係的分析，揭示了剩餘價值的形成過程、工人工資的本質，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統治勞動的經濟性質以及資產階級和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關係；通過對企業與市場關係的分析，揭示了企業資本正常迴圈和周轉的內部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條件之間的矛盾；通過對企業與企業之間關係的分析，揭示了資本家的個人利益不完全是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是受利潤平均化規律的支配。

　　從唯物史觀和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馬克思對企業的分析既不是單純局限在生產領域，也不是單純局限在流通領域，而是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用系統的動態發展觀研究企業問題。由於運用系統的動態發展觀，所以在馬克思的研究中，企業不再僅僅被視為市場的微觀主體，而是被視為一個具有豐富內容構成的“經濟系統”。馬克思認為，企業系統最深層的關係是由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體現企業內部人們之間的本質經濟關係是平等、民主還是被剝削的關係；表層關係是企業作為經濟組織把追求最大化利潤作為經營理念，人與人在企業內部上下級之間都是權威與服從關係，勞動者之間是分工協作關係，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等。系統的動態發展理念貫穿於馬克思企業理論研究的全部，這一點從《資本論》的整體結構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證明。在第一卷，馬克思從流通領域出發，主要考察了資本主義企業的起源、本質和經濟性質等問題；在第二捲，馬克思再從流通方面考察了企業與市場的關係問題；在第三捲，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中考察了資本主義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企業運行的經濟實質。總之，馬克思正是通過運用生產過程和流動過程相結合的分析範式，才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深層本質關係，而且揭示了企業與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表層關係，從而完成了對資本主義企業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全部認識過程。

　　馬克思不僅對企業的起源問題有著深刻的論述，而且對企業的發展規模也有著詳盡的、精辟的論述。馬克思不僅從技術角度解釋企業的規模決定問題，還結合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特定性質，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企業規模變動的歷史規律。

　　馬克思對企業規模的討論同樣是和唯物史觀相聯繫的。馬克思把企業規模的大小和制度變遷，看作是技術、協作、勞動力、資本、市場和利潤等基本經濟條件變化的必然反映，看作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斷發展及相互作用的結果，其實質是相對剩餘價值的提高。馬克思認為，一方面，資本家組建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剩餘價值，在一定條件下，企業的規模越大，越能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利潤。追求剩餘價值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欲望使資本家願意不斷擴大企業規模。另一方面，資本家擴大企業規模的欲望也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

　　一是專業化分工的技術力量決定了分工的程度和數量。在資本家統一指揮下工作的工人人數和機器設備都是由企業分工的技術力量決定的，工人人數的比例必須符合生產工序的要求，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結合必須符合一定的比例。

　　二是資本集中程度的限制。馬克思在討論手工工場時認為，一個企業的建立，既取決於單個資本家能夠支付多大的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又取決於資本家能夠拿出多少資金作為不變資本的投入。

　　三是管理監督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資本家對工人和生產資料的運用進行協調會產生困難。由於技術上的困難，資本家對生產過程的協調有能力上的限度；由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鬥爭而引發的監督管理上的困難。“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即在工場手工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形式時期，充分實現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礙。”“因此，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都可以聽到關於工人缺乏紀律的怨言。”

　　四是流通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馬克思指出，流通費用是在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相互轉化的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其中純粹流通費用是一種非生產費用，這種費用不能在生產過程中將其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去，卻要在利潤中予以扣除。純粹流通費用所占用的資本會影響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量，從而影響企業規模。

　　資本家追求剩餘剩餘價值的欲望推動著資本主義企業的規模擴張，而分工的技術要求、管理費用、資本集中度、流通費用則是企業規模擴張的限制性因素，兩者之間的張力決定了企業的規模。

　　《資本論》還用大量的篇幅，客觀描述了企業規模演進的軌跡：簡單協作(企業萌芽形態)→工場手工業(企業初級形態)→工廠制度(企業發展形態)→公司制度(企業高級形態)；從資本形態概括，還展示出另外一種企業演進的軌跡：業主制企業→合伙制企業→公司制企業。

　　首先，從簡單協作制度到工場手工業制度。作為現代企業萌芽形態的簡單協作，是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的起點。馬克思認為，隨著決定企業形成因素的發展變化，以企業內部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其起源有兩種方式：一是混成的工場手工業，二是有機的工場手工業。馬克思還詳盡地分析了企業內部分工的特點及與市場條件下分工的區別。並認為，正是基於技術性質的分工協作提高了企業效率和利潤，作為企業初級形態的工場手工業制度才占居統治地位200多年。

　　其次，從工場手工業制度到工廠制度。馬克思指出，雖然工場手工業以分工為基礎，但其狹隘的技術基礎和本身創造出來的生產需要必然發生矛盾。這種矛盾直接導致以機器和大工業為基礎的工廠制度的出現。工廠制度從效率與剝削兩個方面推動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演進。以機器協作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具有效率優勢和剝削優勢，因此很快征服了手工業、農業和交通等一切產業部門，占居社會經濟支配地位。企業使用機器的界限是它所費的勞動必須少於它所代替的勞動；資本主義企業使用機器的界限在於，只有機器的價值少於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時，才會使用它。這就是說，企業使用機器的規模擴張有其經濟(制度)均衡點。

　　再次，從工廠制度到公司制度。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出發分析了股份公司產生的必然性。19世紀30年代掀起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使機器大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與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及由於投資規模擴大所導致的投資風險的增加，單個資本難以突破進入壁壘，同時也無力承擔投資風險。股份公司由於既能分擔資本風險，又能快速集中資本，因此迅速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主要形式。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進行了分析，當時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已經十分發達，這就有可能通過銀行信用這一中介，使單個資本在全社會範圍內大規模聯合起來，組成股份公司。因此，馬克思得出這樣的結論：“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

　　在馬克思的企業規模理論中，企業和市場的界限是清晰的，它們是兩種不能混同的制度形式，流通費用和管理費用分別存在於企業與市場中；生產性是企業最顯著的特點，在生產過程中，物質材料或初始商品會改變其性質或形態而形成新的商品；市場交換隻是完成物質在不同主體間的權利轉換；由技術進步和分工協作關係所決定的生產費用對決定企業規模起著更多的作用。

　　企業治理結構研究是企業理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在理論界和實踐層面引起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用現代企業理論的話語解讀，企業治理結構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這些安排決定了企業的目標、行為，以及在企業眾多的利益相關者如股東、債權人、經營者、職工、供應商和用戶等中，由誰來控制企業，怎樣控制企業，風險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主體之間分配等。企業的治理結構是以人為單位按照一定的關係形成的一種組合，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形成、發展和滅亡的論述包含了對企業治理結構的深刻分析。從唯物史觀出發，馬克思從來沒有把資本與勞動間的雇佣關係以及其他經濟權力關係視為一成不變的範疇，而是認為，人們在生產系統中對各種資源的支配能力以及權利的分配是社會生產系統性質的集中反映，決定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

　　在處理“為什麼是資本雇佣勞動”這個命題時，馬克思提出了動態的“資本雇佣勞動觀”，他首先闡述了資本於勞動間的關係決定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有固定的、一成不變的雇佣和被雇佣的關係；其次分析了“資本雇佣勞動”的生產關係為什麼在工業革命以後才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主導的生產模式；最後分析了“資本雇佣勞動”的社會生產關係必定被“勞動自主型”生產關係所替代的原因。

　　馬克思指出，分析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契約關係不能從孤立的、個體的、靜止的交換關係來認識，因為這種處理方式不能真正洞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只能在得出“自由”、“博愛”、“平等”的結論中將衝突歸結為利己心支配下的私人利益大的衝突。“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裡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契約是他們的意志藉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係，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併發生關係的惟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佣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因此，馬克思認為應當從社會生產關係領域把握資本與勞動的社會經濟關係。

　　馬克思認為，“資本雇佣勞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生產方式。資本之所以在私有制市場交換體系中起著主導地位，資本家之所以能夠享有對工人勞動的支配權，其原因並非物質資本從來享有對人力資本的控制權、或者人力資本更具有流動性，物質資本的專用性更強，或信用不發達，勞動者得不到資本的借貸和租賃等。從歷史的實踐看，物質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並沒有享有對人力資本的支配權。如在封建行會體系中是擁有技術的作坊師傅享有支配權。其原因在於一種社會生產方式的形成並不是由某一種社會因素決定的，社會生產力系統的質變是社會生產方式質變的基礎。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體系中，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不確定的，特別是當分工協作體系和機器體系沒有出現以前，資本並不一定享有對生產的控制權力和完全享有生產剩餘的權力。因為從封建作坊游離出來的工人往往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的生產技能，這些技能決定了初期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效率。技術工人在勞動價格的談判中具有有力的地位，使資本家無法通過各種手段來剝削工人，並且技術工人享有一定的生產控制權和決定權。“在資本的開始階段，它對勞動的指揮具有純粹形式的性質和幾乎是偶然的性質。”

　　雇佣關係被作為一種占有社會主導性的社會生產關係必須以分工和機器體系的出現為基礎。其原因在於：

　　一是在分工協作和機器體系中，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代表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生產效率，從而擁有資本的所有者擁有了支配各種生產資源的能力，也就擁有社會談判的力量。

　　二是機器簡化了內部工人的職能，集結了資本，使人進一步分離，加強了資本家的權威，弱化了工人的談判力量。

　　三是“一個單純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的發展不體現在資本之上，而凝結在活勞動之中，那麼，資本於勞動的關係就會發生質的變化，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在此階段成為“多餘人”。資本雇佣勞動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客觀規律，它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的這種動態的雇佣觀體現在企業的治理結構上反映以下命題：一是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變遷而發生相應的變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占社會主導地位的企業治理結構的狀況。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及其性質決定不同生產要素在生產體系中的不同作用，那些決定並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及生產體系生產效率的要素享有對其他要素的控制力，企業的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應當配置給那些對效率體系最為重要的要素所有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動態 “資本雇佣勞動觀”可以從更深層次把握企業治理結構發展的基本規律。各國企業發展的實踐也表明，不應當簡單地從某種主義出發，將某種制度模式奉為信條，強行要求各種經濟主體選擇這些制度安排，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多樣化的企業治理安排是必須的。

• 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