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充足性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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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充足性監管是對商業銀行進行風險管理、保證其穩健經營的核心內容，其實質是要求銀行保持一定的資本充足率以抵禦不利因素的衝擊，減少銀行對於政府救助的的依賴，降低存款保險制度的運行成本，保持整個銀行業穩定。
資本充足性監管的收益[1]
1．資本充足性監管促使銀行破產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內部化
(1)資本充足性要求減少了銀行破產的可能性
儘管國外的一些研究並沒有發現資本比率和銀行破產概率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但資本被視為防範銀行破產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線卻是無可非議的。金融機構破產的社會成本遠遠大於私人成本(private cost)，這就是金融業突出的外部性(Kareken和Nell，1983；江曙霞，1994；厥方平，2000)。銀行是傳統的金融機構，以資產的部分準備金制度為基礎，通過把分散的存款人提供的流動性債務轉化為對借款人的非流動性債權，進行高負債經營。但是非流動性的硬資產和流動性的軟負債在本質上的無法匹配造就了銀行內在的高風險性。
銀行面臨著巨大的外部成本，如其他機構的破產、失去有價值的信貸資源、支付清算系統的潛在問題等。這種外部性由於銀行的道德風險而惡化，這是因為由於監管機構一般保證銀行免於破產的風險並對存款人提供存款保護，這樣存款人和銀行債務人的收益不能很好地反映銀行破產風險。
將銀行破產成本內在化於銀行決策中可以降低道德風險。通過增加最低資本要求可以降低銀行破產的可能性，但這並不取決於細緻調整後的監管措施反映所有銀行的特有風險。如果所有資本水平相對較低，破產水平便會較高。在這種情況下，風險承擔的社會成本大大超過私人成本，使得資本充足性監管的敏感度增大。
需要監管的銀行是那些低於正常資本要求並且有較低的預期收益的銀行，這些銀行尋求風險更大的業務並且利用金融安全網，所以銀行資本要求措施對這些機構來說是最有效的，當然這些銀行也最容易忽視監管要求。
(2)資本充足性監管體現了對銀行破產的私人成本的謹慎監管
銀行破產會有兩種形式的私人成本：一是銀行信譽的喪失，這是銀行破產主要的私人成本(O’Hara，1983)；二是銀行特許權價值(franchise value)的喪失。
從傳統上說，特許權價值的主要來源是由於銀行實行了行業壁壘，行業缺乏競爭而可以獲取壟斷租金。高許可證價值提高了銀行破產的私人成本，以及銀行資產風險的私人成本。Demsetz(1996)證明瞭許可證價值高的銀行比許可證價值低的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但是卻承擔更少的資產風險，尤其是前者更好地實現了資產多元化。Galloway等(1997)也證實了許可證價值高的銀行比其他銀行對從事風險業務有更強的自我約束力。Marcus(1984)、Keeley(1990)、Galloway et al．(1997)更指出，特許價值低的存款機構常會出現道德危機風險，而特許價值高的存款機構則會審慎行動以保護其特許價值及避免受到管制清算。可見，銀行資本充足性監管要重點放在那些有特許值低風險高的銀行，這種機構沒有激勵機制去約束自己。
最近幾年來，隨著金融自由化及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競爭的日益激烈，由這種銀行特許權價值所引致的壟斷租金日益消失。Boot等(2000)認為銀行信譽可能會替代壟斷租金成為特許權價值的新來源。他們指出由於金融日益成為一種表外業務，穩健的信譽就成為銀行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因此，信譽激勵正在日益受到金融企業的重視，一旦金融企業建立起信譽，那麼企業為了保護這種信譽就會有強烈的動機去避免從事過度風險。所以，信譽會像過去的壟斷租金一樣起到降低銀行風險的作用，同時管理者在工作前途與個人聲望的衡量下反而讓銀行承擔較少風險。
如果銀行破產的私人成本相當高的話，它們就必須努力去減少風險暴露，如降低信貸額度、減少貸款等。如果形成大規模的資本損失，就會造成貸款的急劇減少，這就是所謂的信貸緊縮(credit crunch)。分析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的花旗銀行的行為可以發現許多有意思的現象。在20世紀20年代，花旗銀行的貸款增長很快。但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其貸款大幅下降，到了20世紀40年代，貸款資本的比值從3．3降到0．25。這種緊縮同樣會由於最低資本要求的增長而出現，所以資本充足性要求在經濟周期中要保持相對穩定，資本監管是商業銀行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銀行破產私人成本的存在意味著許多銀行尤其是一些具有較高特許值和追求高收益與更好信譽的銀行，往往更有動機降低它們的風險。因為銀行蒙受資本損失後，Calomiris(2003)證明這時它會有很強的激勵去減少貸款(cut lending)、減少分紅(cut dividends)，降低破產的風險以使之保持在一個低水平上。而反過來看一些日本銀行，2001年的分紅比1993年還要高。當時日本經濟並不景氣，銀行業面臨著重重的困難，但是由於有著日本政府的保護，銀行並不是較少分紅，相反，而是將資本轉化為紅利分給了股東。這顯然與規範風險下的理性選擇相違背，也無助於日本銀行走出困境。
《新巴塞爾協議》要求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要更全面、更充分地反映銀行經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特別是要更敏感、更準確地反映銀行的實際風險水平。《新巴塞爾協議》鼓勵商業銀行不斷改進風險管理方法、提高風險管理技術，在滿足有關條件的前提下，積極採用內部評級法特別是高級內部評級法，用以科學計量借款人的違約率(PD)、違約損失率(LGD)以及預計的違約風險暴露值(EAD)，並由此確定借款人及債項的信用等級、風險定價及資本準備要求。但全部統一的標準肯定是不合適的，各個銀行需要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方法和標準。巴塞爾委員會的目標之一是通過一定的激勵機制，例如提取比較少的資本準備，鼓勵更多銀行向基礎內部評級法與高級內部評級法努力，以便節省資本準備，這有利於加強銀行的競爭力。
據有關統計，92％的銀行因循《巴塞爾協議》靠增加資本(分子對策)來提高資本充足率，忽視風險控制的重要性。銀行破產經常與內部控制的失靈有關，一些銀行由於雇員的錯誤等遭受到了沉重的代價，比如巴林銀行破產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貨經理尼克·里森錯誤地判斷了日本股市的走向。良好的內部控制與高特許權價值、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相聯繫，一個有良好預期收入並且股東能夠對機構的運作施加有力影響的銀行有強烈的動機去保護自己免於破產，並且能夠實行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
對於一些小銀行，它們的特許權價值較低，即相對來說，預期收入低且收人不確定，缺乏有效的市場約束，從而內部控制比較薄弱。這樣外部資本監管變得更加重要。此方面的進一步發展是VaR的應用，VaR在計量市場風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它把銀行的全部資產組合風險概括為一個簡單的數字，並以美元作為計量單位來表示潛在的虧損額。摩根銀行CreditMetrics對量化信用風險做了深人探討，該模型反映出銀行某個或整個信貸組合一旦面臨信用綳0變化或拖欠風險時所應準備的資本金數額。
各國銀行監管當局一直在考慮以防範銀行風險為主要目的的資本監管與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的結合問題，前文曾提過“事先承諾”(pre—commitment)這一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新方法。該方法的核心內容是要求各個銀行在每個規定的時期之前承諾該銀行將保持它認為必要的一定數量的資本用以抵補在該時期內可能發生的交易損失，需要的資本數額由各銀行根據內部風險模型自主確定。
3．在銀行發生流動性問題之前提供預警機制
監管當局更喜歡資本比率監管應該包含更多的信息，監管當局、銀行和公眾應該想知道，何時銀行的資產組合的風險較高，或何時結合風險的資本評估會發出需要引起關註的警告。現行資本監管制度都沒有提供這樣的早期預警體系，直到問題嚴重到已經蠶食了資本金才會發出銀行存在問題的信號。1987年至1991年美國的儲蓄和貸款危機反映了銀行破產所導致的巨額損失，監管者沒有在危機來臨之前採取及時的干預措施。
資本比率能夠充分反映銀行現在或未來的貸款損失的數據信息，能夠合理簡單地進行評估。當然，有必要防止過於保守地設置監管資本管理制度和風險敏感性指標，以便當風險評估結果出現變化時，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本比率的過度反應。過度反應與反應不足屬於同樣嚴重的問題。巴塞爾委員會已經試圖避免這樣的困境，方法就是儘可能選擇一些旨在減少風險暴露因素的參數，並且相應地調整資本要求。如果委員會做出的調整基本正確，那麼監管當局、銀行和市場應該能夠有效地處理高風險敏感度的資本比率中所包含的諸多信息。
在銀行破產之前，監管機構還可以採取以下措施：進行銀行重組，讓更大的機構兼併該銀行，其他的資產負債重組等，這樣問題銀行才可以得到及時輓救。
資本充足性監管的成本[1]
1.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directcosts)即制定執行監管政策本身所需花費的成本，包括監管工作中所投人的硬體設施、組織運作以及監管人才的培訓等，也稱行政成本。其實資本充足性監管的成本耗費並不大，但複雜的調整卻造成了較大的成本耗費。從1988年《巴塞爾協議》出台，到2001年《新巴塞爾協議》的推出，至今仍然對風險資產的界定不斷調整完善。
資本充足性監管的直接成本還來源於監管措施的複雜程度，1988年《巴塞爾協議》包含著相對較低的直接成本，這是因為風險加權資本能夠從基本的資產負債表(包括貸款的損失)中很容易地計算。《新巴塞爾協議》中的標準法不是很複雜，並且它的直接成本增加得不多。但當運用內部評級法和信用風險模型來計算時，直接成本較高，這是因為必須考察過去常常用來計算的那些方法現在是否還能適用。監管者面臨的問題是需要用很高的薪水來雇用有足夠高水平的模型運用人員，並且有時監管力度還達不到應該有的水平。據估計，英國金融管理局在核准程式(例如雇用專業知識的員工)、員工訓練及政策制定方面，在5年期間要花費約5百萬英鎊，2007年以後仍將持續增加。
2．運行成本
資本監管迫使銀行將資源耗費在應付監管干預上。這種資源轉移的機會成本代表了存款保險的隱含成本的一種形式。在申請被拒絕的情況中，既存在積澱成本又存在機會成本。運行成本(compliance costs)是銀行為遵循監管措施即為了計算資本比率從而能夠符合外部審計和監管的要求而付出的成本，這種成本取決於不同的計算方法。當計算原則的解釋不明確時，運用標準法計算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暴露成本較高。當計算衍生產品和表外風險時，運行成本也會很高。如果銀行之間不能達成一致的協議，則造成避險更加困難。
外部評級會增加更多的成本，內部評級的運行成本相對較小。如果一個銀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風險管理的評級系統，那麼這套系統也可以應用到機構的其他部門中。
另外與資本要求監管相聯繫的運行成本是它們迫使銀行運營較少的債務資本，相應的運營的權益資本較多。標準的公司金融理論認為權益資本雖然比債務資本昂貴，但成本差額並不大。由於利息的支付使得債務有稅收優勢，但這不是社會成本，只是從銀行股東手中轉移到監管當局。假設在沒有威脅金融體系的同時減少權益資本增加債務，那麼會增加市場價值。這樣的話，監管資本會使得成本增加，因為需要更多的資本出現在資產負債表當中。
據估計，英國的銀行在未來5年中為符合《新巴塞爾協議》標準而產生的運行成本約為5百萬至1．7億英鎊，主要是IT系統修改及更新的成本。如果銀行IT系統不需更新且已使用內部模型，運行成本約為500萬英鎊；如果銀行規模較大且需配合變更IT系統，則約需1億至1．7億英鎊。但一些大銀行達到基於風險的最低資本標準調整是有難度的，調整的過程包括減少股利分配、裁減人員、發行新股、出售資產等。由於物極必反，許多大銀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重新制定了股票回購計劃。並且我們還需註意的一點是，按照《新巴塞爾協議》，大銀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風險評估模型節省不少監管資本，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就會再次凸現出來。
3．間接成本
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也稱為間接效率損失或市場負效應，是指那些從現金角度幾乎隱形的成本，是由於監管過於嚴厲或過於放鬆，限制被監管者的活力和創新或造成風險擴散使得整個社會福利水平降低。最低資本要求並未很明顯地作為競爭的重要阻礙，所以間接成本相對較小，我們常常忽略其存在。
綜上所述，資本充足性監管的成本收益的比較是很困難的，不但在於其具體測量的困難，還在於不同標準的規定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並且收益一般在短期內產生，而全部成本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生，例如，20世紀30年代美國存款保險和管理性限制的全部成本直到50年後才顯現出來。而且監管利益、補貼和成本三者又是密切相關的，增加監管利益的努力，往往又會增加監管補貼和監管成本，而降低監管成本的措施，往往又會降低監管利益，增加監管補貼。因此，促使監管改革的各種相對力量，並不能絕對地壓倒對方，從而一方面使得監管改革總是在不斷地進行之中，而且往往還呈現出一種“鐘擺式”的反覆，另一方面也使得許多監管改革最後完全取決於政治鬥爭。
由於目前關於成本收益的表述比較模糊，所以監管當局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在利用眾多法規對各類金融機構進行穩健監管的同時，能夠保證不降低他們的競爭力和效率：所以目前我們還是無法衡量《新巴塞爾協議》推出後，其對資本充足性監管的要求是否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