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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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現象。相對於持續多年的民工潮，用工荒的出現是多方原因造成的，其中既受世界經濟形勢影響，也和農民工待遇問題有很大關聯。

　　用工荒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新現象。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新現象，一邊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一邊卻企業招不到人。它暴露了我國以前之政策不合理之處，急需要調整。有業內人士指出，以常規思維來看，“民工荒”意味著勞動力供小於求，市場會依據供求雙方的博弈結果自發上調均衡工資水平。但事實表明，低端簡單勞動供給者因替代性強而不被企業重視，工資水平仍舊偏低。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無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業單方面解決，必須要有調控部門的積極介入與引導。

　　自2009年金融危機開始初步複蘇以後，每年特別是在春節前後，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逐漸嚴重。2013年全國各地又遇“用工荒”。飯店人手緊缺，快遞公司缺人，家政公司告急...各行各業，企業老闆們使出渾身解數，打響“挖人戰”。2013年2月26日，中央電視臺 焦點訪談》專題報道，“節後又遇用工荒”。有數據顯示，北京市在大多數崗位薪資提高3O％的情況下，仍有近1O萬個崗位在等待回城民工。廣東省人社廳預計，珠三角地區節後短期缺工人數將近100萬。2013年廣州用工荒出現用工缺口達l1萬人，調查發現，商業、餐飲、快遞等行業“用工荒”均有不同程度表現，其中家政服務尤為明顯。業內人士表示，服務業就業門檻不高，用工需求量較大，近年來隨著對待遇要求的明顯提高。專家指出，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廉價勞動力將漸成昔日回憶，如果不相應提高務工人員待遇，“用工荒”有可能成為服務業的常態。

　　“用工荒”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可以歸納為社會因素、企業因素、個體因素。社會因素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對中西部地區的扶持、人口結構的變化。企業因素主要體現在企業的經營模式、管理思路方面。個體因素，主要是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對自身的定位，對社會的需求層次提高。

　　(1)社會因素。首先，城市生活成本提高，中西部經濟發展提高，城市生活消費指數上漲，外來務工人員在務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實際購買力並沒有相應的提高。隨著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的扶持力度，中西部地區的經濟也在逐步發展，不斷完善就業環境，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人員意識到“遠走不如近爬，離家那麼遠，照顧父母不方便，收入不一定比沿海低”。在就業環境相對還能接受的情況下，能不外出就儘可能不外出，“畢竟在家乾日好，出門一時難”。其次，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毋庸置疑已經到來。伴隨著拐點的到來，勞動力供求關係隨之變化，新一代勞動者的要求更高；人口紅利的式微，中國製造業如何繼續保持競爭力的問題急迫地提上日程。人口負債程度明顯，用漲工資 給戶籍等激勵手段很難讓他們轉移出來。

　　(2)企業因素。第一，員工薪酬沒有在太多競爭力，或者只有提高工資，沒有改善福利。當前用工緊張形勢不斷加劇，加之手機、電腦等信息工具更為普及，農民工能迅速瞭解到各行業間的工資水平，一旦感覺偏低就會去別的單位。第二，經營管理思路中，應“從經營產品向經營人才轉變”。在99％的中國企業里，一直以來都是只重產品、只投資設備，願意在員工身上投入的企業則是鳳毛麟角，這就導致很多員工始終無法實現職業化提升和蛻變，員工隊伍自然也是極不穩定。農民工以前的願望就是吃飽飯、拿到工資，現在渴望技能培訓的訴求也愈加強烈。

　　(3)個體因素。第一，新生代的務工人員對自身的社會定位要求與以往的務工人員有很大的不一樣，除了對薪酬的要求以外，更多的還是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具有獨特的就業觀和求職取向。不再是只為瞭解決吃飯問題，希望不僅僅是吃飽，也希望能夠吃好，生活有一定的品質。第二，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最基本的生存溫飽已經不是他們所擔心的，他們所需要的或者說更看重是未來的職業發展與社會地位的提升，需要人文關懷和尊重，需要有歸屬感和職業安全等。

　　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曾經源源不斷的民工廉價勞動力，如今卻又使很多企業“望高工資而退”，如何有效解決“用工荒”問題，是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推動我經濟持續發展關鍵。

　　（一）政府角度：

　　通過上文分析可見，解決用工荒問題的出路在於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產業升級，筆者認為，在產業升級與優化產業結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指出，政府不應僅僅是社會秩序的消極保護人，還應是社會秩序與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者。可見，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範圍是有限的，政府只是彌補市場的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場的作用。我國實行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只能在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場合進行有效適度干預，筆者認為，在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解決“用工荒”這一問題過程中，應適度干預，完善社會制度，著力於營造更加健康、更加合理、更加規範的市場環境，為勞動力市場的有序健康發展做好保障T作，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只能決定了它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輔助性地位，政府的輔助性調整工作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具體展開：

　　(1)加強中西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為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創造條件。將低利潤、高勞動力需求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到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之一。進行產業轉移，一方面可以緩解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壓力，為較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打造良好的環境，另一方面可以解決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勞動力適齡人口的就業問題，促進民工就近就業、創業，減少長期以來“候鳥式”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高額成本。

　　(2)積極引導、鼓勵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對於資源的有效配置、擴大就業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我國小型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68％，從業人員占72．9％，為社會提供了主要就業渠道。同時，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更大的活力與動力。在我國，上海的中小企業在高新技術企業中所占的比重達到了88．5％，可見，中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力量。但中小企業自身也存在不足，如中小企業規模偏小、資金來源少，政府應建立健全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體系，拓展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政府還可以採取例如對中小企業採取稅收優惠政策，適當減免中小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提高計稅工資稅前扣除標準，鼓勵中小企業發展。

　　(3)建立與產業結構升級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隨著新一代農民工成為打工者主體，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越來越強。高強度、低工資、無保障的工作再也難以吸引越來越城市化的“新生代農民工”。農民工供給以中西部農村為主，而需求在東部沿海城市，兩地在社會保障、工資待遇、戶籍管理等方面難以對接，社會保障的缺失增加了農民工進城成本，所以，更多的民工放棄進城。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昆山很多企業都為民工交納政府規定的保險金，但對於一些小企業而言，保險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在調查中，一個以手工勞動為主要作業方式的紙箱廠，也因用不起T人放棄了很多訂單。

　　政府應加大對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投入力度，堅定不移地推進農村醫療保險改革，優化戶籍管理制度，早日實現“城鎮一體化”，為產業升級做好制度保障。

　　(4)加強就業信息平臺建設，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規範化、法制化勞動力市場。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加重了勞動者就業成本同時也增加的企業的用工成本，是企業用工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於民工法律意識薄弱以及相關法律還不夠完善，例如，調查中簽訂勞動合同的企業和民工比例極少，這也是造成勞力流動性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以政府為主導，建立健全勞動就業信息平臺，對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有顯著作用；在法律制度的引導下，建立規範、法制的勞動力市場，對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5)加強職業教育。產業升級的人力資本就是與產業升級需要相對應的人才，政府要與企業、學校共同合作，提高農民工素質，提升勞動力質量，解決企業對勞動力質量的需求與現有勞動力質量不對稱的問題，為產業升級輸送優秀有用的人才。

　　（二）企業層面：

　　在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中，政府和企業都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作為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巨集觀主題只有通過企業才能對資源進行重新組合和分配。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只有通過企業才能更好的實現，因此，在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中，政府和企業都是不可缺少的。

　　(1)提高工資待遇，營造良好的企業文化，打造溫馨的用工環境，擁有保留人才的通道。一個企業的全部利益都來源於企業員工所創造的價值，沒有認可的企業文化，沒有留住人才的用工環境，企業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上選擇到與自己企業發展戰略一致的人才，並把他們保留在企業內部，轉化為企業的人力資本。針對新一代的勞動力大軍——8O、9O後，企業再也不能用以前的老一套用人方式來對待員工，更多時候，企業應考慮如何打通員工晉升通道，提高員工的福利待遇，使員工快樂工作、快樂生活，對企業有一種歸屬感，增員工的穩定性。擁有了強大的人力資本，企業才能更好地在產業升級中順勢前進。

　　(2)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積極推動企業轉型與升級。很多企業自我開發研究能力較弱，大多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技術含量偏低，生產所採用的技術也多為一般通用性技術。出於產業價值鏈低端的企業應積極加大資金投入，增強企業創新能力，由利潤率低的資本密集型轉型升值空間較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只有企業自身有意願並有能力進行產業的升級，國家產業結構才能得到優化。

　　(3)加強員工培訓。企業應將利潤的一部分用於員工的培訓，不斷提高員工技能，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增強員工穩定性，員工素質提高了，企業的創新能力才會得到提高，才更有利於企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