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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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相对于持续多年的民工潮，用工荒的出现是多方原因造成的，其中既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也和农民工待遇问题有很大关联。

　　用工荒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新现象，一边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一边却企业招不到人。它暴露了我国以前之政策不合理之处，急需要调整。有业内人士指出，以常规思维来看，“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自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初步复苏以后，每年特别是在春节前后，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逐渐严重。2013年全国各地又遇“用工荒”。饭店人手紧缺，快递公司缺人，家政公司告急...各行各业，企业老板们使出浑身解数，打响“挖人战”。2013年2月26日，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专题报道，“节后又遇用工荒”。有数据显示，北京市在大多数岗位薪资提高3O％的情况下，仍有近1O万个岗位在等待回城民工。广东省人社厅预计，珠三角地区节后短期缺工人数将近100万。2013年广州用工荒出现用工缺口达l1万人，调查发现，商业、餐饮、快递等行业“用工荒”均有不同程度表现，其中家政服务尤为明显。业内人士表示，服务业就业门槛不高，用工需求量较大，近年来随着对待遇要求的明显提高。专家指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廉价劳动力将渐成昔日回忆，如果不相应提高务工人员待遇，“用工荒”有可能成为服务业的常态。

　　“用工荒”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可以归纳为社会因素、企业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人口结构的变化。企业因素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思路方面。个体因素，主要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自身的定位，对社会的需求层次提高。

　　(1)社会因素。首先，城市生活成本提高，中西部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生活消费指数上涨，外来务工人员在务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实际购买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扶持力度，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在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意识到“远走不如近爬，离家那么远，照顾父母不方便，收入不一定比沿海低”。在就业环境相对还能接受的情况下，能不外出就尽可能不外出，“毕竟在家干日好，出门一时难”。其次，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毋庸置疑已经到来。伴随着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随之变化，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更高；人口红利的式微，中国制造业如何继续保持竞争力的问题急迫地提上日程。人口负债程度明显，用涨工资 给户籍等激励手段很难让他们转移出来。

　　(2)企业因素。第一，员工薪酬没有在太多竞争力，或者只有提高工资，没有改善福利。当前用工紧张形势不断加剧，加之手机、电脑等信息工具更为普及，农民工能迅速了解到各行业间的工资水平，一旦感觉偏低就会去别的单位。第二，经营管理思路中，应“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才转变”。在99％的中国企业里，一直以来都是只重产品、只投资设备，愿意在员工身上投入的企业则是凤毛麟角，这就导致很多员工始终无法实现职业化提升和蜕变，员工队伍自然也是极不稳定。农民工以前的愿望就是吃饱饭、拿到工资，现在渴望技能培训的诉求也愈加强烈。

　　(3)个体因素。第一，新生代的务工人员对自身的社会定位要求与以往的务工人员有很大的不一样，除了对薪酬的要求以外，更多的还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具有独特的就业观和求职取向。不再是只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希望不仅仅是吃饱，也希望能够吃好，生活有一定的品质。第二，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最基本的生存温饱已经不是他们所担心的，他们所需要的或者说更看重是未来的职业发展与社会地位的提升，需要人文关怀和尊重，需要有归属感和职业安全等。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曾经源源不断的民工廉价劳动力，如今却又使很多企业“望高工资而退”，如何有效解决“用工荒”问题，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我经济持续发展关键。

　　（一）政府角度：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解决用工荒问题的出路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笔者认为，在产业升级与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政府不应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还应是社会秩序与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者。可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是有限的，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场的作用。我国实行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只能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有效适度干预，笔者认为，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解决“用工荒”这一问题过程中，应适度干预，完善社会制度，着力于营造更加健康、更加合理、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做好保障T作，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只能决定了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辅助性地位，政府的辅助性调整工作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1)加强中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将低利润、高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进行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压力，为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打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劳动力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促进民工就近就业、创业，减少长期以来“候鸟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高额成本。

　　(2)积极引导、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扩大就业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68％，从业人员占72．9％，为社会提供了主要就业渠道。同时，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更大的活力与动力。在我国，上海的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88．5％，可见，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但中小企业自身也存在不足，如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资金来源少，政府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政府还可以采取例如对中小企业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适当减免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3)建立与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新一代农民工成为打工者主体，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越来越强。高强度、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作再也难以吸引越来越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供给以中西部农村为主，而需求在东部沿海城市，两地在社会保障、工资待遇、户籍管理等方面难以对接，社会保障的缺失增加了农民工进城成本，所以，更多的民工放弃进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昆山很多企业都为民工交纳政府规定的保险金，但对于一些小企业而言，保险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调查中，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要作业方式的纸箱厂，也因用不起T人放弃了很多订单。

　　政府应加大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医疗保险改革，优化户籍管理制度，早日实现“城镇一体化”，为产业升级做好制度保障。

　　(4)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化、法制化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加重了劳动者就业成本同时也增加的企业的用工成本，是企业用工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民工法律意识薄弱以及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例如，调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和民工比例极少，这也是造成劳力流动性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劳动就业信息平台，对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有显著作用；在法律制度的引导下，建立规范、法制的劳动力市场，对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5)加强职业教育。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就是与产业升级需要相对应的人才，政府要与企业、学校共同合作，提高农民工素质，提升劳动力质量，解决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与现有劳动力质量不对称的问题，为产业升级输送优秀有用的人才。

　　（二）企业层面：

　　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中，政府和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作为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主题只有通过企业才能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分配。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只有通过企业才能更好的实现，因此，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中，政府和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

　　(1)提高工资待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打造温馨的用工环境，拥有保留人才的通道。一个企业的全部利益都来源于企业员工所创造的价值，没有认可的企业文化，没有留住人才的用工环境，企业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选择到与自己企业发展战略一致的人才，并把他们保留在企业内部，转化为企业的人力资本。针对新一代的劳动力大军——8O、9O后，企业再也不能用以前的老一套用人方式来对待员工，更多时候，企业应考虑如何打通员工晋升通道，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使员工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对企业有一种归属感，增员工的稳定性。拥有了强大的人力资本，企业才能更好地在产业升级中顺势前进。

　　(2)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积极推动企业转型与升级。很多企业自我开发研究能力较弱，大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技术含量偏低，生产所采用的技术也多为一般通用性技术。出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应积极加大资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由利润率低的资本密集型转型升值空间较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只有企业自身有意愿并有能力进行产业的升级，国家产业结构才能得到优化。

　　(3)加强员工培训。企业应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员工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技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增强员工稳定性，员工素质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才会得到提高，才更有利于企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