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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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機遇期” 是指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能為國家（地區、集團）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機會和境遇，並對其歷史命運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

　　戰略機遇期是有利於戰略實施的歷史階段及其大的背景、環境和條件。同一般的機遇期相比，它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時間的長期性。戰略機遇期比一般機遇期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時間要長，能給戰略實施以更多的迴旋時間。

　　第二，空間的開闊性。戰略機遇期比一般機遇期涉及範圍廣，能給戰略實施以更多有利條件和迴旋空間。

　　第三，影響的全局性。戰略機遇期比一般機遇期對實現戰略目標的影響更帶有根本性和整體性。

　　從現在到2020年，中國企業面臨一個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從企業的角度如何把握這個機遇，解決產業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實現中國經濟的崛起，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同時，中國開始出現了在全球有競爭力的細分產業。“中國製造”的崛起，使中國開始參與全球分工。儘管我國產業大多數還在低價值鏈上發展，但有些產業已經開始往中端走。中國產業走出低端、跨入中端、擠進高端的過程將是21世紀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如何傾全國之力打造有核心競爭力(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是擺在中國企業界、科技界和各級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務，這也是中華民族少有的歷史機遇，抓住了它，中國的未來就有了希望。

　　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產業發展速度加快，產業活動變得非常複雜，變化很快，新的產業現象層出不窮。這些現象僅僅用經濟學無法圓滿解釋，需要用多學科的知識甚至要用哲學的思維去考察、分析、判斷和預測它。

　　全球化進程中產業轉移給中國產業發展帶來動力也帶來了矛盾。這些矛盾主要有：

　　(一)產業價值鏈的矛盾：分解與集聚

　　產業價值鏈的矛盾，即產業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呈現出的矛盾：分解與集聚。比如原來在企業內部的生產、銷售、採購、研發等價值環節開始分解相互獨立的環節，併在空間上快速擴散到不同的空間，即到適應該環節的區域去集聚。比如生產到中國、銷售到歐洲、採購在某某國、研發在美國、總部在紐約。產業價值鏈在不停地分解併在新的空間集聚。這就是全球化條件下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二)產業在業態上的矛盾：規模的大與小

　　產業積聚與分散的矛盾反映到業態上來，就是企業發展規模的大與小的矛盾。很多企業已經很大了，現在還在增大，幾個大公司兼併整合起來成為一個更大的公司；一個本來不大的公司卻還要一分為三，成立三個獨立公司。業態上的集中與分散呈現出快速變化的特點，形成規模大的越來越大、規模小的越來越小。不過，總的趨勢表現為：凡是與神經中樞、大腦皮層和指揮系統有關的都要集中，凡是與神經末稍、運動肌肉和執行系統有關的都要分散。所以，中國既誕生了朝氣蓬勃的 Shopping Mall(大型綜合購物商場)，也涌現了芸芸眾生的Chain Store(連鎖店)。整個產業業態上的矛盾表現為，所做的決策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化，甚至出現高度集中的數據處理中心，對分散客戶作出的反應的組織形式越來越分散，越來越小、甚至分散到單個的人(直銷)，分散到客戶周邊。這是新經濟的新要求。

　　(三)產業發展與創新的矛盾：細分與歸類

　　產業發展與創新方面，即產業細分與歸類的矛盾，將是未來的主要矛盾。隨著產業全球化和產業進入創新發展時期，產業中出現一些新的令人困惑的現象。比如以前產業選擇主要以製造為主進行分類。目前製造與服務越來越一體化，甚至出現了很多很難定義或很難解釋是從事何種產業。另外，除了過去的行業分類，現在更多的要考慮價值環節。總的趨勢是中國產業發展導致細分產業越來越突出，同時產業與價值環節業態甚至產業間的關係越來越多的糾纏在一起。如何細分產業，又如何將細分產業歸類成為產業發展與創新的重要矛盾。以新一代手機為例，通信產業中的“大哥大”，屬於聲訊服務，尋呼機屬於“文訊”服務，它們本來不是一碼事兒，早期的人們都帶著專一通話功能的“手提電話”和專一傳呼功能的BP機。後來它們結合雜交，進化形成了新一代的手機，開拓出移動數字內容的電信產業。再往今後看，新一代的手機還要與DVD、TV、GPS、數位相機、筆記本電腦整合在一起，誕生新的高端產品。這個產業到底怎樣細分和歸類？怎樣協調和組織？

　　過去售後服務歸到銷售部門，後來從銷售職能中分解出來，成為單獨的與銷售平起並坐的客戶服務部門，而現在又從客戶服務中分解出來，成為一個新的職能部門——呼叫中心。呼叫中心的分工是一次高級化的分工，它將各種需要幫助的問題集中起來，並給以答覆和解決。呼叫中心必須有豐富寬廣的知識容量，必須要精確回答各種問題。這個原來不起眼的一個職業，現在分出來成為一個大的產業，這就是分解與積聚的結果。目前中關村的呼叫中心和客戶服務中心比過去的糧米店、小飯館和雜貨鋪還要多。在英國有4%的就業人口在從事呼叫中心工作。我們預測未來10年中關村將會有10%的人員從事全球化呼叫中心。

　　觀光農業收入主要來源是採摘觀光收入或花卉出租收入，使原來的第一產業與服務業結合在一起，從外觀看屬於第一產業，而從業態上看卻是服務業。傢具行業中越來越多的定義服務將傢具與裝飾結合起來，並從設計、定製到裝飾工業化進行產業創新。

　　中國近20年趕上了最好的機會，全球分工使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高新區分解出很多強大功能的新產業。而面向未來的十五年發展機遇期，中國過去的產業分類已經過時了、落後了。要有新的思維、方法和實踐來推進中國的產業細分發展和新產業的創新發展。

　　企業在進行戰略選擇的時候，需要對產業基本規律有一個的深刻認識。長城戰略研究總結出產業的基本規律有三個：

　　(一)產業成長規律：所有產業都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出生到成熟的過程。產業和人一樣，有一個生命過程。比如IT產業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在新技術革命大討論後，中國的IT產業從電腦到軟體再到網路，經過幾個發展高峰，使IT產業從小到大蓬勃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中國的主導產業。

　　(二)產業價值鏈規律：產業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產業活動的價值規律呈現出價值鏈規律，產業價值鏈有四個維度——企業內部價值鏈、企業外部價值鏈、產業價值鏈、區域價值鏈。對產業價值鏈而言，起核心作用的價值規律決定了產業走向；企業內外部價值鏈決定了企業的生命狀態；產業價值鏈決定了產業的生命狀態；區域產業價值鏈的影響也很重要，不但產業有了生命而且區域產業也有了生命。

　　(三)產業組織規律：產業組織規律的核心是研究產業發展是如何組織的。產業組織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有了多年的發展，但過去多是研究產業集中度、產業壟斷、政府管制等問題。隨著產業組織的全球化，產業組織問題層出不窮，其中有相當多的新問題要重新理解和對待，如中介或信息供應商也可以成為產業的龍頭。咨詢公司在某些產業中從後臺走上了前臺，這是以前沒有的新事物。可以這樣講，產業組織新規律使得產業鏈中原來的配角可能上升為當今的主角。總之，參與產業活動的除企業、政府、協會、中介機構四類組織外，家庭、個人、興趣小組、非政府組織、技術聯盟等等新的組織類型與活動類型層出不窮，比如開放源碼組織，以完全非企業的方式改變了軟體業的產業價值鏈；又如中關村十幾個企業間的產業聯盟、幾十個沙龍組織成為中關村IT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從現在到2020年，中國企業在發展過程當中要註意重點解決三個大的方面的問題：

　　(一)價值觀

　　樹立良好的價值觀是企業在未來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上有一種使命感，五四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這種使命感現代化了，和中國人的尊嚴有關。如果有使命感，就會把自己熱情，把自己的更大的精神投入到事業中來。中國的很多產業，包括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他們都是在改變中國的體制、機制、產業地位，在這個方面努力。南韓、日本和我們比較，南韓到現在為止對民族的尊嚴，仍然在支撐著它的經濟，日本已經弱化了。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展的國家，中國的企業家、咨詢師、管理學家都有責任讓中國有尊嚴地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事業和人生價值高濃度地溶合在一起，這是取得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

　　(二)產業與業務選擇

　　企業面對日益複雜的環境變化，如何洞悉企業的處境，抓住企業的本原，確定獨特的戰略方向是每個企業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環境下,中國企業制定戰略必須從全球視角,洞察企業所處區域與所在產業的戰略導向,並以此來引領企業的未來。只有站在區域與產業高度，建立“產業、企業和區域”三維一體的戰略觀，才能準確把握企業戰略。

　　任何的企業戰略都需要對那個企業所處的產業，尤其是對產業價值觀、產業價值鏈有個比較透徹的瞭解，對產業的演變規律有透徹的瞭解。從而進行正確的戰略選擇，把握機遇實現發展。企業戰略選擇已經超越傳統的業務選擇範疇，除行業選擇、產品選擇外，針對企業的不同情況，還涵蓋空間選擇、市場(客戶)選擇等內容。

　　另外政府的角色也在變化。區域政府在產業發展中應在導向和決策上有所作為，政府在如何決策應該發展什麼產業和加強什麼產業環節上下功夫，例如決定在哪兒搞開發區，這個抉擇對眾多企業的決策都會產生無可比擬的影響。當然政府要十分謹慎，做出符合產業規律的決策，同時要調配資源，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要起到導向和協調作用，以保證產業健康發展。

　　企業在做戰略選擇時，更重要的是把握組織規律。長城戰略的體會是六個字，源自《易經》：“變異；恆異；不異”。變化是事物發展規律的核心，我們要在變化中找到持續的、穩定的變化規律，從變化中找到不變的規律。可以這樣講產業的發展模式核心源自企業創新，企業能不能做好企業戰略，能不能做好產業選擇，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是能不能有一套方法，把產業演變的大勢和主要趨勢找到。

　　(三)商業模式。

　　新經濟、互聯網經濟開始把商業模型推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互聯網破滅了，商業模式是不是就隨著破滅了？不是。商業模式是引導新經濟發展，在新時代發展自己企業的一個根本環節。在某種意義上說商業模式已經取代了戰略。在很多行業，在互聯網公司、非產業或者有很多手段的公司，商業模式比戰略還重要。商業模式就是決定“企業要做什麼，怎麼做”。一般邏輯上說是做什麼是第一，怎麼做是第二。但是當你做新業務，當你從事新產業，當你的創新無窮大的時候，怎麼做比做什麼更重要。那些基本的管理要件，在新經濟條件下，都有了0—100%的創造，可以100%外包，可以100%自己做；二，所有職能都有了升級，都有了升了幾級的操作。那麼商業模式就是指所有的要件不管在升級還是沒有升級的情況下都有0-100%的演變。商業模式還有個說法就是講故事，那麼將故事就要回到戰略，就是你的人物情節、你的流程是不是能夠邏輯的、理性的融合在一起，它和邏輯和常識高度的融合在一起。很多商業模式，從一開始就開始講故事，有一半是操作的經歷。只有講故事才能吸引人的熱情，把所有的要素高度融合在一起。商業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把講述的故事變成你企業成功的故事。

　　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是國際、國內條件發展的綜合結果。

　　國際上：(1)新世紀初葉，周邊和國際環境總體上對中國相對有利。20年間不排除局部的緊張、衝突甚至戰爭，但，要和平、要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不死，但在相當一個時期內，美國會把反恐作為其首要目標。我國有可能爭取到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發展大環境，這個戰略性的大判斷是有根據的。

　　(2)國際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我國加入WTO，為我國帶來了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資源和市場的新的機遇。

　　(3)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為標誌的新科技革命的興起，使我國面臨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機遇。

　　國內各方面在過去20年的發展，為機遇期準備了必要的內因。

　　(1)鄧小平同志設想的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前兩步已實現，2002年全國人均GDP已達1千美元，為進一步發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2)2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經驗，處在發展完善過程中的市場經濟體制，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為一個新的發展期提供了必要的社會保證。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為新世紀中國的發展指明瞭道路和方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使實現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部署進一步具體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步入一個健康發展的新階段。十六大就經濟所有制問題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以及關於分配製度改革和健全社保體系的方針等，已成為解放生產力的新動力。

　　(4)“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開創了黨的建設工作的新局面，這是實現戰略機遇期國家目標的重要政治保證。

　　1．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百年的夢想與渴望。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是實現這一夢想的歷史長河中的重要階段；而21世紀初葉20年的戰略機遇期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期。存在這一個機遇期，是黨中央站在時代高度作出的極富戰略眼光的科學論斷。如果確能抓住機遇，有所作為，實現目標，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將躍上一個新臺階，我們就能有較大把握地說，中華民族復興的事業邁上了更加光明的康莊大道；反之，如果喪失了機遇期，我們的事業將遭受重大挫折。

　　2．機遇還不是現實。機遇期不是保險期。為了清醒地把握和抓住機遇，必須充分估計困難和風險。國內的物質基礎底子還很薄，儘管GDP總量居世界第6，但人均卻排在第140位；國內深層次的不平衡、不穩定因素不容忽視。國際上，美國一超獨霸，對我不懷好意，幾個“火藥桶”對我國有潛在威脅，臺灣形勢存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我們還必須有準備地應對各種突發和不測的事件與災難。“非典”就是一例。機遇和挑戰(風險)是對立的統一。十六大報告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含意是深刻的。

　　十六大在提出“戰略機遇期”概念的同時，提出了21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戰略目標。其含義是：“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顯然，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

　　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意義重大而深刻。第一，它把實現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三步的50年，分成前20年和後30年，使這一大步如何走更為明確、具體化，使全國人民有一個實際的奮鬥目標。第二，把20年後的中國定位在全面小康。不僅體現了對社會主義事業長期性的充分認識，也體現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的高度自覺。它標志著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進一步成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的深化。第三，“全面小康社會”是中國人獨立自主創造的提法，它既是中國實際出發提出的一個積極目標，又在國際上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務實形象，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國是一個一心務實、渴望和平、維護和平的發展中國家。

　　為了討論工程科技的使命，需要著重理解經濟發展的目標。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要求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力推進信息化，加快建設現代化，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體要求是：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基本實現工業化。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值得註意的是，這個經濟目標中不僅有一個“翻兩番”的定量指標，還有關於綜合國力和全面協調發展的相當高的要求。即這一目標不僅是一個數量概念，還是一個多維的質量概念。從1980年到2000年，我國曾實現過翻兩番，但那是在一個很低的基數上的兩番，現在則要在人均GDP 854美元的基礎上，力爭翻兩番，並達到綜合協調發展。實現這一目標，完全按過去20年的做法是走不通的。別的不說，光是資源、能源的消耗按同樣的比例增長就是不可能的，需要走新的途徑。為此，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及城鎮化與地區協調發展的任務，明確提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走新的道路，實現新的目標，思想很明確，要求很全面。問題是如何走出這樣一條道路，使目標變成現實。其中，工程科技界擔負著光榮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