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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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 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時期。
战略机遇期是有利于战略实施的历史阶段及其大的背景、环境和条件。同一般的机遇期相比,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间的长期性。战略机遇期比一般机遇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间要长,能给战略实施以更多的回旋时间。
第二,空间的开阔性。战略机遇期比一般机遇期涉及范围广,能给战略实施以更多有利条件和回旋空间。
第三,影响的全局性。战略机遇期比一般机遇期对实现战略目标的影响更带有根本性和整体性。
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企业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从企业的角度如何把握这个机遇,解决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同时,中国开始出现了在全球有竞争力的细分产业。“中国制造”的崛起,使中国开始参与全球分工。尽管我国产业大多数还在低价值链上发展,但有些产业已经开始往中端走。中国产业走出低端、跨入中端、挤进高端的过程将是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如何倾全国之力打造有核心竞争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是摆在中国企业界、科技界和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这也是中华民族少有的历史机遇,抓住了它,中国的未来就有了希望。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产业活动变得非常复杂,变化很快,新的产业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仅仅用经济学无法圆满解释,需要用多学科的知识甚至要用哲学的思维去考察、分析、判断和预测它。
全球化进程中产业转移给中国产业发展带来动力也带来了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有:
(一)产业价值链的矛盾:分解与集聚
产业价值链的矛盾,即产业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呈现出的矛盾:分解与集聚。比如原来在企业内部的生产、销售、采购、研发等价值环节开始分解相互独立的环节,并在空间上快速扩散到不同的空间,即到适应该环节的区域去集聚。比如生产到中国、销售到欧洲、采购在某某国、研发在美国、总部在纽约。产业价值链在不停地分解并在新的空间集聚。这就是全球化条件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二)产业在业态上的矛盾:规模的大与小
产业积聚与分散的矛盾反映到业态上来,就是企业发展规模的大与小的矛盾。很多企业已经很大了,现在还在增大,几个大公司兼并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司;一个本来不大的公司却还要一分为三,成立三个独立公司。业态上的集中与分散呈现出快速变化的特点,形成规模大的越来越大、规模小的越来越小。不过,总的趋势表现为:凡是与神经中枢、大脑皮层和指挥系统有关的都要集中,凡是与神经末稍、运动肌肉和执行系统有关的都要分散。所以,中国既诞生了朝气蓬勃的 Shopping Mall(大型综合购物商场),也涌现了芸芸众生的Chain Store(连锁店)。整个产业业态上的矛盾表现为,所做的决策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甚至出现高度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对分散客户作出的反应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小、甚至分散到单个的人(直销),分散到客户周边。这是新经济的新要求。
(三)产业发展与创新的矛盾:细分与归类
产业发展与创新方面,即产业细分与归类的矛盾,将是未来的主要矛盾。随着产业全球化和产业进入创新发展时期,产业中出现一些新的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以前产业选择主要以制造为主进行分类。目前制造与服务越来越一体化,甚至出现了很多很难定义或很难解释是从事何种产业。另外,除了过去的行业分类,现在更多的要考虑价值环节。总的趋势是中国产业发展导致细分产业越来越突出,同时产业与价值环节业态甚至产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纠缠在一起。如何细分产业,又如何将细分产业归类成为产业发展与创新的重要矛盾。以新一代手机为例,通信产业中的“大哥大”,属于声讯服务,寻呼机属于“文讯”服务,它们本来不是一码事儿,早期的人们都带着专一通话功能的“手提电话”和专一传呼功能的BP机。后来它们结合杂交,进化形成了新一代的手机,开拓出移动数字内容的电信产业。再往今后看,新一代的手机还要与DVD、TV、GPS、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整合在一起,诞生新的高端产品。这个产业到底怎样细分和归类?怎样协调和组织?
过去售后服务归到销售部门,后来从销售职能中分解出来,成为单独的与销售平起并坐的客户服务部门,而现在又从客户服务中分解出来,成为一个新的职能部门——呼叫中心。呼叫中心的分工是一次高级化的分工,它将各种需要帮助的问题集中起来,并给以答复和解决。呼叫中心必须有丰富宽广的知识容量,必须要精确回答各种问题。这个原来不起眼的一个职业,现在分出来成为一个大的产业,这就是分解与积聚的结果。目前中关村的呼叫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比过去的粮米店、小饭馆和杂货铺还要多。在英国有4%的就业人口在从事呼叫中心工作。我们预测未来10年中关村将会有10%的人员从事全球化呼叫中心。
观光农业收入主要来源是采摘观光收入或花卉出租收入,使原来的第一产业与服务业结合在一起,从外观看属于第一产业,而从业态上看却是服务业。家具行业中越来越多的定义服务将家具与装饰结合起来,并从设计、定制到装饰工业化进行产业创新。
中国近20年赶上了最好的机会,全球分工使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高新区分解出很多强大功能的新产业。而面向未来的十五年发展机遇期,中国过去的产业分类已经过时了、落后了。要有新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来推进中国的产业细分发展和新产业的创新发展。
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候,需要对产业基本规律有一个的深刻认识。长城战略研究总结出产业的基本规律有三个:
(一)产业成长规律:所有产业都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产业和人一样,有一个生命过程。比如IT产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后,中国的IT产业从计算机到软件再到网络,经过几个发展高峰,使IT产业从小到大蓬勃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
(二)产业价值链规律:产业活动遵循价值规律。产业活动的价值规律呈现出价值链规律,产业价值链有四个维度——企业内部价值链、企业外部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对产业价值链而言,起核心作用的价值规律决定了产业走向;企业内外部价值链决定了企业的生命状态;产业价值链决定了产业的生命状态;区域产业价值链的影响也很重要,不但产业有了生命而且区域产业也有了生命。
(三)产业组织规律:产业组织规律的核心是研究产业发展是如何组织的。产业组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有了多年的发展,但过去多是研究产业集中度、产业垄断、政府管制等问题。随着产业组织的全球化,产业组织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有相当多的新问题要重新理解和对待,如中介或信息供应商也可以成为产业的龙头。咨询公司在某些产业中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是以前没有的新事物。可以这样讲,产业组织新规律使得产业链中原来的配角可能上升为当今的主角。总之,参与产业活动的除企业、政府、协会、中介机构四类组织外,家庭、个人、兴趣小组、非政府组织、技术联盟等等新的组织类型与活动类型层出不穷,比如开放源码组织,以完全非企业的方式改变了软件业的产业价值链;又如中关村十几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盟、几十个沙龙组织成为中关村IT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要注意重点解决三个大的方面的问题:
(一)价值观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是企业在未来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有一种使命感,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感现代化了,和中国人的尊严有关。如果有使命感,就会把自己热情,把自己的更大的精神投入到事业中来。中国的很多产业,包括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是在改变中国的体制、机制、产业地位,在这个方面努力。韩国、日本和我们比较,韩国到现在为止对民族的尊严,仍然在支撑着它的经济,日本已经弱化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家、咨询师、管理学家都有责任让中国有尊严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事业和人生价值高浓度地溶合在一起,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二)产业与业务选择
企业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变化,如何洞悉企业的处境,抓住企业的本原,确定独特的战略方向是每个企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中国企业制定战略必须从全球视角,洞察企业所处区域与所在产业的战略导向,并以此来引领企业的未来。只有站在区域与产业高度,建立“产业、企业和区域”三维一体的战略观,才能准确把握企业战略。
任何的企业战略都需要对那个企业所处的产业,尤其是对产业价值观、产业价值链有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对产业的演变规律有透彻的了解。从而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把握机遇实现发展。企业战略选择已经超越传统的业务选择范畴,除行业选择、产品选择外,针对企业的不同情况,还涵盖空间选择、市场(客户)选择等内容。
另外政府的角色也在变化。区域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应在导向和决策上有所作为,政府在如何决策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和加强什么产业环节上下功夫,例如决定在哪儿搞开发区,这个抉择对众多企业的决策都会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当然政府要十分谨慎,做出符合产业规律的决策,同时要调配资源,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起到导向和协调作用,以保证产业健康发展。
企业在做战略选择时,更重要的是把握组织规律。长城战略的体会是六个字,源自《易经》:“变异;恒异;不异”。变化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核心,我们要在变化中找到持续的、稳定的变化规律,从变化中找到不变的规律。可以这样讲产业的发展模式核心源自企业创新,企业能不能做好企业战略,能不能做好产业选择,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能不能有一套方法,把产业演变的大势和主要趋势找到。
(三)商业模式。
新经济、互联网经济开始把商业模型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互联网破灭了,商业模式是不是就随着破灭了?不是。商业模式是引导新经济发展,在新时代发展自己企业的一个根本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模式已经取代了战略。在很多行业,在互联网公司、非产业或者有很多手段的公司,商业模式比战略还重要。商业模式就是决定“企业要做什么,怎么做”。一般逻辑上说是做什么是第一,怎么做是第二。但是当你做新业务,当你从事新产业,当你的创新无穷大的时候,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那些基本的管理要件,在新经济条件下,都有了0—100%的创造,可以100%外包,可以100%自己做;二,所有职能都有了升级,都有了升了几级的操作。那么商业模式就是指所有的要件不管在升级还是没有升级的情况下都有0-100%的演变。商业模式还有个说法就是讲故事,那么将故事就要回到战略,就是你的人物情节、你的流程是不是能够逻辑的、理性的融合在一起,它和逻辑和常识高度的融合在一起。很多商业模式,从一开始就开始讲故事,有一半是操作的经历。只有讲故事才能吸引人的热情,把所有的要素高度融合在一起。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把讲述的故事变成你企业成功的故事。
我国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机遇期[1]
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是国际、国内条件发展的综合结果。
国际上:(1)新世纪初叶,周边和国际环境总体上对中国相对有利。20年间不排除局部的紧张、冲突甚至战争,但,要和平、要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不死,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美国会把反恐作为其首要目标。我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大环境,这个战略性的大判断是有根据的。
(2)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国加入WTO,为我国带来了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的新的机遇。
(3)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使我国面临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国内各方面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为机遇期准备了必要的内因。
(1)邓小平同志设想的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前两步已实现,2002年全国人均GDP已达1千美元,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2)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处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一个新的发展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保证。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为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使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部署进一步具体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十六大就经济所有制问题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以及关于分配制度改革和健全社保体系的方针等,已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开创了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这是实现战略机遇期国家目标的重要政治保证。
1.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百年的梦想与渴望。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历史长河中的重要阶段;而21世纪初叶20年的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期。存在这一个机遇期,是党中央站在时代高度作出的极富战略眼光的科学论断。如果确能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实现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跃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就能有较大把握地说,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迈上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反之,如果丧失了机遇期,我们的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
2.机遇还不是现实。机遇期不是保险期。为了清醒地把握和抓住机遇,必须充分估计困难和风险。国内的物质基础底子还很薄,尽管GDP总量居世界第6,但人均却排在第140位;国内深层次的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国际上,美国一超独霸,对我不怀好意,几个“火药桶”对我国有潜在威胁,台湾形势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还必须有准备地应对各种突发和不测的事件与灾难。“非典”就是一例。机遇和挑战(风险)是对立的统一。十六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含意是深刻的。
十六大在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的同时,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目标。其含义是:“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显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意义重大而深刻。第一,它把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的50年,分成前20年和后30年,使这一大步如何走更为明确、具体化,使全国人民有一个实际的奋斗目标。第二,把20年后的中国定位在全面小康。不仅体现了对社会主义事业长期性的充分认识,也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高度自觉。它标志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成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深化。第三,“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造的提法,它既是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一个积极目标,又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务实形象,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一心务实、渴望和平、维护和平的发展中国家。
为了讨论工程科技的使命,需要着重理解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体要求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经济目标中不仅有一个“翻两番”的定量指标,还有关于综合国力和全面协调发展的相当高的要求。即这一目标不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还是一个多维的质量概念。从1980年到2000年,我国曾实现过翻两番,但那是在一个很低的基数上的两番,现在则要在人均GDP 854美元的基础上,力争翻两番,并达到综合协调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按过去20年的做法是走不通的。别的不说,光是资源、能源的消耗按同样的比例增长就是不可能的,需要走新的途径。为此,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城镇化与地区协调发展的任务,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走新的道路,实现新的目标,思想很明确,要求很全面。问题是如何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使目标变成现实。其中,工程科技界担负着光荣的历史任务。
- ↑ 杜祥婉.深入认识战略机遇期和工程科技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