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避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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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新聞(News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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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新聞(News Avoidance)又稱“新聞迴避”指的是新聞受眾或用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有意識地、主動地忽視、逃避或拒絕某些或全部新聞內容的行為。這個定義強調新聞用戶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新聞迴避儘管形式“消極”，但在信息嚴重過剩且無孔不入的媒介生態下，它是用戶的一種明確的文化姿態。[1]
新聞迴避的行為邏輯是在用戶和數字新聞生態的互動中形成的，用戶通過這種看似消極的互動方式來實現拒絕承認、重建認知優先順序和自我保護等不同類型的意義表達。
迴避新聞的定義過程[1]
學界對於新聞迴避的定義基本形成了共識。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界定方式，是兩位學者對“有意的”（intentional）新聞迴避和“無意的”（unintentional）做出的區分。基於此，他們對新聞迴避做出如下定義：“新聞迴避”是新聞用戶因不喜歡新聞內容（有意的）或更傾向於接受其他信息內容（無意的）而在連續一段時間內進行較低程度的新聞接觸。
這一定義目前是較為嚴謹和全面的，但這個定義還是不必要地擴大了新聞迴避的範疇：迴避（avoid）是刻意的躲避，顯然是具有主動性的，將天然的“不感興趣”也視為一種迴避其實淡化了這一行為的意圖性，會讓這個概念失去一部分文化政治價值。因此，本文對新聞迴避的界定範疇更加聚焦，重點關註“有意的”新聞迴避，因為只有明確了“意圖”的存在，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種抵消行為背後的文化邏輯。
簡單來說，新聞迴避指的是新聞受眾或用戶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有意識地、主動地忽視、逃避或拒絕某些或全部新聞內容的行為。這個定義強調新聞用戶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新聞迴避儘管形式“消極”，但在信息嚴重過剩且無孔不入的媒介生態下，它是用戶的一種明確的文化姿態。
迴避新聞產生的原因[2]
伴隨政治、經濟、文化的演變特別是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技術叢”的不斷進化，公眾在社交媒體加持下獲得了空前的話語權力，但與此同時也被裹挾進了一種難以用理性標準衡量的後真相時代。2016年學界對post-truth（後真相）有一種權威解釋，指真相和邏輯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被忽視，而情感煽動主導輿論的情形。從投票選舉到眾籌詐騙，再到病毒營銷，在政治、經濟、傳媒、商業等領域，後真相案例俯拾皆是。
具體到新聞傳播領域，高度過載的信息、不斷反轉的新聞事實、充斥著強烈個人情緒色彩的觀點，成為後真相時代新聞傳播實踐中的顯著表徵，直接帶來了“被原有社會秩序規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受到公眾前所未有的質疑”，“公眾與真相提供者之間原本較為穩定的契約關係變得飄忽不定”。
新聞過載與泛化導致新聞效能感降低
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和發展大大提升了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效率，後真相時代下，社交媒體興起併成為重要的獲知新聞的來源，進一步促使新聞信息以前所未有的“轟炸”之勢席卷現代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社交媒體正在快速消解新聞生產傳播的時距，新聞生產主體增多、生產效率加快、傳播速率變高、媒介載體變廣，新聞供需旋即呈現出極度不平衡的狀態。後真相時代的新聞過載已成為全球性現象，中國語境也不例外：人們日常可接觸的新聞數量龐大且真偽難辨，其更新往往以分秒計，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需求範疇和處理極限。
面對數量龐大、內容龐雜的新聞，人們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常常會因為“找不到想要的”“錯過了重要的”而感到迷茫、焦慮、挫敗和疲憊。基於自我效能理論基礎提出的新聞效能感，被定義為人們對獲知並理解自己想要的新聞信息的信心程度。新聞的過載和泛化，會阻礙人們對需要或重要的新聞信息的搜索、獲取和理解，也就是難以找尋真相、辨別真相，進而帶來新聞壓力，甚至導致新聞分析癱瘓，使新聞效能感降低，人們因此會產生疲憊和挫敗感，進而傾向於減少花在新聞接觸上的時間和精力，也就是採用迴避的行為策略。
“過濾泡操縱”與“回聲室效應”滋生群體極化與衝突
新聞傳播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大量的“情緒化的想象”，這種強烈的情緒化色彩一方面來自客觀技術維度的“過濾泡操縱”，另一方面來自個體主觀維度的“回聲室效應”，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下滋生了群體的極化和衝突，進而使一部分受眾在情緒壓力下選擇迴避策略，減少甚至規避新聞接觸。
互聯網平臺通過個性化的演算法推薦、嵌入式的編輯模型，代替了傳統的新聞編輯和把關人，操縱著人們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進而決定人們怎麼看待這個世界——演算法通過一個人的身份塑造個性化的媒體，又通過這個個性化的媒體反過來塑造這個人的身份。身處這個閉環中的人們甚至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更遑論理解它的運行邏輯，而就是這個演算法黑箱使人們不斷強化自己的喜好、立場、觀點、情緒，很難看到也很難接受與自己不同的“異見”“異類”，獨立而狹小的“信息繭房”以及“回聲室效應”使人們愈發確信和沉溺於自己的立場，併在潛移默化中走向某個極端，也就是社會心理學視域下的群體極化。
基於上述前提，人們在新聞接觸的過程中往往會基於個人的立場“添油加醋”，由新聞事件衍生出的新的信息、觀點和評論會成為新聞的“副文本”，與新聞本身及其傳播過程捆綁在一起。而這時，針對同一新聞持有不同觀點、立場的群體會在開放的、平臺化的媒介中相遇，極易在極端化的立場和情緒化的表述中產生衝突。這種極化和衝突往往會演變成無序化、非理性的“網路罵戰”，形成某種尋求真相和建構真相過程中的情緒壓力，此時人們往往會在自我保護和自我調節的動機下，採用迴避策略，減少甚至規避新聞接觸。
傳統權力關係解構使媒體公信力受到挑戰
輿論流弊與互動張力正在對新聞價值判斷及傳統的傳播權力關係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公眾對新聞職業生產者及社會精英權威的簡單認同開始解構，受眾與媒體機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鬆散，形成去權威化的傳播方式和更加突出的商業邏輯特征，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和美譽度產生變化，媒體公信力受到挑戰。
傳統職業新聞生產者對新聞真相的建構和界定呈現出的中心性、權威性、標準化、程式化正在被消解，開始形成去中心化、去權威化、反體制化、多元化、碎片化特征。新聞書寫權利的開放，使得新聞由對事實進行報道的職業化行為變成圍繞事實真相的多元主體協作與競爭的產物，同一新聞事件可以被多個傳播主體共同書寫併在互聯網平臺上傳播，這就不可避免地會伴隨著不同傳播主體間對真相建構的偏差、矛盾、衝突和反轉，人們追求真相變得愈發艱難，在後真相的迷思中，媒體公信力正在受到巨大的衝擊和挑戰。
同時，市場化和商業邏輯對新聞業的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加，政治邏輯不再是新聞業的唯一邏輯，各類媒體資源持續開放，商業邏輯開始影響新聞傳播實踐，資本權力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原有的傳播權力關係中。在以互聯網為中心的媒介結構中，人們愈發看到了“眼球經濟”“流量時代”的力量，經濟效益有時甚至開始超過新聞價值，成為各類媒體機構盲目追求的目標。後真相時代中抓住眼球、獲取流量的關鍵密碼就是迎合輿論情緒和展現誠意，一些媒體機構一味求新求快，不顧道德責任及社會影響進行煽情炒作，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實核查，這無疑帶來了媒體公信力的消耗。
迴避新聞的影響[1]
第一，從新聞業生存發展的角度看，新聞迴避趨勢的出現顯然是一種危機表徵，它意味著新聞業在連接公眾、凝聚共識、塑造公共文化等問題上重要性的降低；而這種趨勢在時間上的持續和在空間上的蔓延則意味著總體新聞生態的惡化——畢竟環境由人構成並維繫，離開了人的參與環境也將失去活力。
第二，從媒體用戶個體的角度看，新聞迴避是一種有明確意圖的反抗行為，是個人對抗新聞生態最直接的方式；但這種反抗是一種帶有消極色彩的反抗，它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趨利避害的自我調試，因缺乏明確的行動性而無法凝結共同的身份認同並提出替代性方案，長遠來看會加速人與社會進程的脫節。
第三，從巨集觀媒體生態乃至信息文明的角度看，新聞迴避體現了一種典型的“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ism）意識形態，與強調協商和共識的信息民主理想之間存在矛盾；而從新聞學理論發展的角度看，對新聞迴避的抑制（無論出於生態建設的需求還是新聞治理的需求）策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
迴避新聞的應對方法[1]
重建信任、重申規範
重建公共信任，主體應當是整個新聞業。簡言之，新聞業必須要通過各種努力不斷建立與各種類型公眾的連接，並持續提升總體性的公共信任。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於突破大型社交媒體平臺對於新聞生態的支配。
除推動基於演算法治理思路的各種立法和行政決策外，或許新聞業可以做的就是鼓勵更加多元化的數字新聞敘事與溝通樣態並將其納入自己的理性主義文化體系，通過這種方式與更多的用戶建立積極、緊密的情感關聯，重新獲得大眾的信任。
對此，業界已經做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探索，比如充分利用積極心理學以推動新聞用戶深度參與社會進程的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運動，繞開平臺並通過恢復“口語傳統”與用戶進行現場互動的社區新聞劇場項目，以及主張從新新聞主義和非虛構創作的觀念遺產中汲取養料以提升新聞故事吸引力的敘事新聞學（narrative journalism）潮流，等等。
平臺是新聞生態惡化的受益者，因而不會真正啟動任何旨在改變現狀的革新議程，這項工作只能由專業新聞機構完成；而這項工作的成功與否則取決於新聞業的決策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一種關於技術的成熟、辯證的思維體系。
重申規範理論，則是數字新聞學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這項工作要求學界回歸新聞的基本概念，破除傳統的客觀主義規範體系，為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價值賦予新的內涵或豐富其維度，並積極展開對整個新聞生態的批評實踐。
這項工作近年來也已取得一些進展，比如學界對於透明性（transparency）作為新聞價值新標準的大量討論，以及對數字媒體生態下新聞倫理的新內涵的探索等，都表明新聞學研究者群體已經意識到規範理論研究的不足是新聞生態因缺少批評話語制衡而不斷惡化的重要原因。
在新聞學體系中重申規範理論的重要性，關鍵在於認同並堅持“提供高質量的信息”和“維繫公共性”是新聞業永恆的使命，而對“規範”的具體設計也應當遵循這一目的論（teleological）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