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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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新闻(News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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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新闻(News Avoidance)又称“新闻回避”指的是新闻受众或用户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新闻回避尽管形式“消极”，但在信息严重过剩且无孔不入的媒介生态下，它是用户的一种明确的文化姿态。[1]
新闻回避的行为逻辑是在用户和数字新闻生态的互动中形成的，用户通过这种看似消极的互动方式来实现拒绝承认、重建认知优先级和自我保护等不同类型的意义表达。
回避新闻的定义过程[1]
学界对于新闻回避的定义基本形成了共识。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界定方式，是两位学者对“有意的”（intentional）新闻回避和“无意的”（unintentional）做出的区分。基于此，他们对新闻回避做出如下定义：“新闻回避”是新闻用户因不喜欢新闻内容（有意的）或更倾向于接受其他信息内容（无意的）而在连续一段时间内进行较低程度的新闻接触。
这一定义目前是较为严谨和全面的，但这个定义还是不必要地扩大了新闻回避的范畴：回避（avoid）是刻意的躲避，显然是具有主动性的，将天然的“不感兴趣”也视为一种回避其实淡化了这一行为的意图性，会让这个概念失去一部分文化政治价值。因此，本文对新闻回避的界定范畴更加聚焦，重点关注“有意的”新闻回避，因为只有明确了“意图”的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抵消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
简单来说，新闻回避指的是新闻受众或用户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新闻回避尽管形式“消极”，但在信息严重过剩且无孔不入的媒介生态下，它是用户的一种明确的文化姿态。
回避新闻产生的原因[2]
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特别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技术丛”的不断进化，公众在社交媒体加持下获得了空前的话语权力，但与此同时也被裹挟进了一种难以用理性标准衡量的后真相时代。2016年学界对post-truth（后真相）有一种权威解释，指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在政治、经济、传媒、商业等领域，后真相案例俯拾皆是。
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高度过载的信息、不断反转的新闻事实、充斥着强烈个人情绪色彩的观点，成为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显著表征，直接带来了“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忽不定”。
新闻过载与泛化导致新闻效能感降低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提升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效率，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兴起并成为重要的获知新闻的来源，进一步促使新闻信息以前所未有的“轰炸”之势席卷现代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社交媒体正在快速消解新闻生产传播的时距，新闻生产主体增多、生产效率加快、传播速率变高、媒介载体变广，新闻供需旋即呈现出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后真相时代的新闻过载已成为全球性现象，中国语境也不例外：人们日常可接触的新闻数量庞大且真伪难辨，其更新往往以分秒计，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需求范畴和处理极限。
面对数量庞大、内容庞杂的新闻，人们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常常会因为“找不到想要的”“错过了重要的”而感到迷茫、焦虑、挫败和疲惫。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基础提出的新闻效能感，被定义为人们对获知并理解自己想要的新闻信息的信心程度。新闻的过载和泛化，会阻碍人们对需要或重要的新闻信息的搜索、获取和理解，也就是难以找寻真相、辨别真相，进而带来新闻压力，甚至导致新闻分析瘫痪，使新闻效能感降低，人们因此会产生疲惫和挫败感，进而倾向于减少花在新闻接触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采用回避的行为策略。
“过滤泡操纵”与“回声室效应”滋生群体极化与冲突
新闻传播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情绪化的想象”，这种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一方面来自客观技术维度的“过滤泡操纵”，另一方面来自个体主观维度的“回声室效应”，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滋生了群体的极化和冲突，进而使一部分受众在情绪压力下选择回避策略，减少甚至规避新闻接触。
互联网平台通过个性化的算法推荐、嵌入式的编辑模型，代替了传统的新闻编辑和把关人，操纵着人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进而决定人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算法通过一个人的身份塑造个性化的媒体，又通过这个个性化的媒体反过来塑造这个人的身份。身处这个闭环中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更遑论理解它的运行逻辑，而就是这个算法黑箱使人们不断强化自己的喜好、立场、观点、情绪，很难看到也很难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异见”“异类”，独立而狭小的“信息茧房”以及“回声室效应”使人们愈发确信和沉溺于自己的立场，并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某个极端，也就是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群体极化。
基于上述前提，人们在新闻接触的过程中往往会基于个人的立场“添油加醋”，由新闻事件衍生出的新的信息、观点和评论会成为新闻的“副文本”，与新闻本身及其传播过程捆绑在一起。而这时，针对同一新闻持有不同观点、立场的群体会在开放的、平台化的媒介中相遇，极易在极端化的立场和情绪化的表述中产生冲突。这种极化和冲突往往会演变成无序化、非理性的“网络骂战”，形成某种寻求真相和建构真相过程中的情绪压力，此时人们往往会在自我保护和自我调节的动机下，采用回避策略，减少甚至规避新闻接触。
传统权力关系解构使媒体公信力受到挑战
舆论流弊与互动张力正在对新闻价值判断及传统的传播权力关系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公众对新闻职业生产者及社会精英权威的简单认同开始解构，受众与媒体机构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形成去权威化的传播方式和更加突出的商业逻辑特征，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和美誉度产生变化，媒体公信力受到挑战。
传统职业新闻生产者对新闻真相的建构和界定呈现出的中心性、权威性、标准化、程式化正在被消解，开始形成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反体制化、多元化、碎片化特征。新闻书写权利的开放，使得新闻由对事实进行报道的职业化行为变成围绕事实真相的多元主体协作与竞争的产物，同一新闻事件可以被多个传播主体共同书写并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不同传播主体间对真相建构的偏差、矛盾、冲突和反转，人们追求真相变得愈发艰难，在后真相的迷思中，媒体公信力正在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同时，市场化和商业逻辑对新闻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政治逻辑不再是新闻业的唯一逻辑，各类媒体资源持续开放，商业逻辑开始影响新闻传播实践，资本权力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原有的传播权力关系中。在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媒介结构中，人们愈发看到了“眼球经济”“流量时代”的力量，经济效益有时甚至开始超过新闻价值，成为各类媒体机构盲目追求的目标。后真相时代中抓住眼球、获取流量的关键密码就是迎合舆论情绪和展现诚意，一些媒体机构一味求新求快，不顾道德责任及社会影响进行煽情炒作，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核查，这无疑带来了媒体公信力的消耗。
回避新闻的影响[1]
第一，从新闻业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新闻回避趋势的出现显然是一种危机表征，它意味着新闻业在连接公众、凝聚共识、塑造公共文化等问题上重要性的降低；而这种趋势在时间上的持续和在空间上的蔓延则意味着总体新闻生态的恶化——毕竟环境由人构成并维系，离开了人的参与环境也将失去活力。
第二，从媒体用户个体的角度看，新闻回避是一种有明确意图的反抗行为，是个人对抗新闻生态最直接的方式；但这种反抗是一种带有消极色彩的反抗，它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趋利避害的自我调试，因缺乏明确的行动性而无法凝结共同的身份认同并提出替代性方案，长远来看会加速人与社会进程的脱节。
第三，从宏观媒体生态乃至信息文明的角度看，新闻回避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意识形态，与强调协商和共识的信息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矛盾；而从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对新闻回避的抑制（无论出于生态建设的需求还是新闻治理的需求）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回避新闻的应对方法[1]
重建信任、重申规范
重建公共信任，主体应当是整个新闻业。简言之，新闻业必须要通过各种努力不断建立与各种类型公众的连接，并持续提升总体性的公共信任。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突破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对于新闻生态的支配。
除推动基于算法治理思路的各种立法和行政决策外，或许新闻业可以做的就是鼓励更加多元化的数字新闻叙事与沟通样态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性主义文化体系，通过这种方式与更多的用户建立积极、紧密的情感关联，重新获得大众的信任。
对此，业界已经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比如充分利用积极心理学以推动新闻用户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运动，绕开平台并通过恢复“口语传统”与用户进行现场互动的社区新闻剧场项目，以及主张从新新闻主义和非虚构创作的观念遗产中汲取养料以提升新闻故事吸引力的叙事新闻学（narrative journalism）潮流，等等。
平台是新闻生态恶化的受益者，因而不会真正启动任何旨在改变现状的革新议程，这项工作只能由专业新闻机构完成；而这项工作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新闻业的决策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一种关于技术的成熟、辩证的思维体系。
重申规范理论，则是数字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要求学界回归新闻的基本概念，破除传统的客观主义规范体系，为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价值赋予新的内涵或丰富其维度，并积极展开对整个新闻生态的批评实践。
这项工作近年来也已取得一些进展，比如学界对于透明性（transparency）作为新闻价值新标准的大量讨论，以及对数字媒体生态下新闻伦理的新内涵的探索等，都表明新闻学研究者群体已经意识到规范理论研究的不足是新闻生态因缺少批评话语制衡而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新闻学体系中重申规范理论的重要性，关键在于认同并坚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维系公共性”是新闻业永恒的使命，而对“规范”的具体设计也应当遵循这一目的论（teleological）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