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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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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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主義是一種新聞報道形式。新新聞主義報道最顯著的特點是將文學寫作的手法應用於新聞報道,重視對話、場景和心理描寫,不遺餘力的刻畫細節,又譯“新集納主義”、“新新聞”、“新新聞學”。
新新聞主義被認為是20世紀實務新聞學最激進的一種報道理論。其發展的高峰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湯姆·沃爾夫、諾曼·梅勒、杜魯門·卡珀帝和亨特· 湯姆遜。這些人的作品主要發表在《紐約客》、《鄉村之聲》和《老爺》等雜誌上。
美國作家、記者湯姆·沃爾夫對“新新聞主義”的形成影響深遠,他從20 世紀 50年代末開始撰寫此類報導。1972年,湯姆·沃爾夫在當年第 12 月號的《時尚先生》 (Esquire)上詳細指出了“新新聞主義”寫作者會採用的四種技術: 1、一幕幕場景接場景的結構(scene-by-scene construction) ;2、對話全紀錄(full record of dialogue);3、第三方觀點Third-person pointof view);4、眾多象徵性細節來畫人物。這四種“技術”,都是小說家的“獨門功夫”。1973 年,湯姆·沃爾夫和同伴約翰遜一起,選出 21 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聞主義》,“新新聞主義”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認可。
新新聞主義理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時代托馬斯·潘恩寫作《常識》的時候。美國的文學史上有很多偉大的作家都曾做過新聞記者,比如海明威和喬治·奧威爾等,他們最早進行了用把文學要素引入新聞報道的嘗試。湯姆·沃爾夫認為傳統的客觀性報道已經無法真實的展現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主張記者應該花費大量時間深入採訪,記錄人物的對話和行動,併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來。
新新聞主義從誕生開始就受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激烈批評,因為新新聞主義涉及到了傳統新聞學理論中的很多被認為是不可逾越的禁區。例如,新新聞主義主張記者可以在新聞報道中描述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活動,這在傳統的新聞學中是最為忌諱的。
很多新新聞主義者都鐘愛“亞文化”題材,為彼時的美國新聞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但理論界也一直指責以這種混淆新聞學和文學的報道方式寫出來的新聞作品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都值得懷疑,玷污了客觀、公正的崇高新聞理念。
進入80年代後,新新聞主義的發展出現了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隨著1981年《華盛頓郵報》記者珍妮特·庫克因虛構新聞人物而被收回已經頒發的普利策新聞獎,學術界對新新聞主義又展開了新一輪激烈的批評;另一方面,由於面對電視和網路等新媒體的衝擊,傳統的客觀性平面報道已經很難吸引受眾的註意力,很多報紙不得不謹慎的引進新新聞主義的寫作方式。俄勒岡大學新聞學院於1995年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開設“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的研究生課程,標志著新新聞主義作為一種20世紀重要的新聞學流派被學術界正式接納。
新新聞主義受文學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文學體裁進行了大膽的借鑒,但仍講究“和而不同”,即對文學要素的借鑒要符合新聞媒介自身運作的規律和原則。由於整個現代新聞寫作是從英國文學中脫胎而來的,新新聞主義可以看作是新聞學向文學傳統的一個回歸。
在應用寫作中,新新聞主義最顯著的特點是將文學寫作的手法運用於新聞報道,重視對話、場景和心理描寫,不遺餘力地刻畫細節。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因此,李良榮教授在論及西方新新聞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時指出:“新新聞主義其實為新聞特寫與通訊體裁的寫作提供了全新的借鑒範式,甚至可以說提供了變異的可能性。”其後,雖然西方的記者們不再使用“新新聞主義”這個字眼,而改用“文學性新聞”、“親近性新聞”、“創造性非虛構寫作”這樣一些名詞,他們的作品卻與沃爾夫那些“新新聞主義”的代表作有著驚人的相似,給中國傳統文化帶來衝擊。
新新聞主義的寫作方法[1]
1. 使用生動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學性筆法
新新聞主義的實踐者經常使用小說、自傳體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法進行新聞寫作,例如,註重細節場景的刻畫、描繪人物的心理活動或大量的內心獨白等。
2. 敘事結構選擇多樣化
新新聞的寫作摒棄了傳統新聞寫作中按照事件發生順序的一貫敘事方式。採取多場景、多畫面的結構方法來巧妙組織材料是比較常見的手段。任何靈活的敘事方式在新新聞產品中都可以實踐,避免平鋪直敘的敘事。
新新聞主義的評價[2]
新新聞主義在反傳統反正統、否定權威懷疑理性的社會背景下,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了極大的成就,在新聞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新新聞主義所具有的意義可以表述為:
第一,它打破了傳統新聞一成不變的模式。
在新新聞主義產生之前,新聞寫作基本上是倒金字塔結構的一統天下,客觀主義寫作方法被視為金科玉律。新新聞主義面對社會的發展、新媒體電視所帶來的挑戰以及人們的審美趣味的變化,大膽創新,創立了“文學新聞”的寫作樣式,使得新聞的表現手法更加豐富多樣。實際上,這是一種思維領域的變革。正如有人評價的:“如果新新聞主義在新聞史上算不得一種成功的範例,那麼它至少為新聞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途徑,或者說提供了變異的可能性。”
第二,新新聞主義的寫作方法豐富了新聞的表達技巧。
當代社會受眾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趣味和休閑活動也越來越豐富,人們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和選擇自由。傳統新聞報道中的倒金字塔的寫作方法缺少變化,遇上電視生動的影像立刻顯得招架乏力。新新聞主義讓新聞與文學結合,配合人們愛聽故事的特點,運用各種表達技巧(例如湯姆·沃爾夫的密集式火力加強的寫法,諾曼·梅勒身臨其境的第一人稱的敘述,杜魯門·卡波特的冷靜的第三者的報告),將受眾帶進一個記者所感知的生動形象的世界,使得新聞寫作方法得以拓展。
第三,新新聞主義所呈現的扎實的採訪作風是寫好新聞的前提。
人們在提到新新聞主義時都著重介紹其寫作方法的特色,而忽視其採訪上的成就。《美國新聞史》的作者埃默里父子卻給予新新聞主義全面的評價:“無論說新新聞主義只是舊的特稿寫作技巧的集中使用,還是在獲取`事實真相’方面的真正突破,這些新聞工作者都取得了顯著成就。”的確,新新聞主義在採訪方面花了很大的氣力,他們採訪時間相對較長;善於與採訪對象建立起良好的採訪氛圍從而深人對象的心靈深處,獲得有用的材料;他們特別重視材料收集,凡事無論巨細均在記者的註意範圍之內。據稱卡波特在寫作新新聞主義的經典之作《冷血》之時,訪問筆記多達兩卡車的載量。由此可見新新聞工作者採訪功夫下的之深之大。這種扎扎實實做好新聞報道的基礎工作的做法是新聞工作者值得效法的。
新新聞主義的有關思考[2]
第一,理論與實際效果的悖逆。
新新聞主義是在社會急劇變化,充滿挑戰與異見,電視傳播占據傳播中心位置,人們認為客觀主義報道太單調、太死板,不能真正反映客觀現實的背景下產生的。新新聞主義認為他們這種與文學相結合的新聞,能應對電視生動畫面場景給報紙新聞帶來的挑戰,吸引受眾的閱讀,這種寫作方法能夠更真實更準確地向受眾反映事實、傳遞信息。但是,在傳達真實事實的時候,作者寫出了許許多多個人對事實的主觀感受,本意是為了讓受眾如身臨其境一樣更真實深人地瞭解事實,但不管怎樣作者個人的視野總是狹窄的,而且表達的僅僅是自己的感受,這種主觀因素就與客觀報道格格不人了。起初,人們接觸這種寫作形式時感到新奇,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流派中的“新”已褪色,人們又開始註意到報道中的真實和質量,這樣,在打破傳統的戒規時,新新聞又導致了一種新的情況,即觀眾們很迷茫新聞究竟是什麼,新聞是由什麼組成的。由於新新聞主義在批評客觀主義報道、力圖建立一種新的更生動更客觀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的寫作樣式時,自己又陷人了新聞報道中人們最為垢病的主觀主義的泥潭,因此,儘管新新聞出現在各種雜誌和書籍中,卻遭到格守新聞必須客觀報道的信條的報紙主編們的皺眉盛額,把它們與“鼓吹式”或“行動主義式”報道聯繫在一起,因而這場寫作運動始終沒有擴大到報紙上。
第二,真實性原則不容違背。
新聞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傳播信息。信息必須真實準確。新新聞主義在運用寫作技巧的時候,往往忽視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如《冷血》中有一個片段,講的是克若特被殺前的情況,他的房子有兩層14個房間,克若特先生住下層,他的夫人住上層,“當克若特先生在刮鬍子,洗澡穿上外套褲子、皮夾克、靴子時,他不擔心打擾她。他們不住在同一個房間里”。這一句很細節化地描寫了克若特早晨的梳洗和內心獨白,但是人們不禁要問:作者是怎麼知道克若特不擔心的呢?他不可能問當事人,因為克若特一家被謀殺了,顯然這是作者的主觀猜測而已。這種描寫是失真的。
而新新聞主義鼓吹的為了準確描繪出某一類型的人物而進行角色拼湊,即將幾個角色的特點捏合在一起的方法,更是與新聞的真實性毫不沾邊且水火不容的。這種寫作方法影響的後果是公開造假。1983年華盛頓郵報記者珍妮特·庫克以虛構人物的不實故事,寫成《吉米的世界》獲得普立策新聞獎,事發後,郵報退回獎狀,並解雇庫克。美國新聞評議會就此事出版一本評論專輯《吉米世界之後談嚴整編務》,對新新聞主義的負面影響進行了聲討和清算。該書序言寫道:20年來,新聞實務因新新聞帶來若幹改變,譬如寫作憑個人感覺、社會偏見、想象力和使用小說技巧,其中包括廣泛使用不具名,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消息來源,因此必須重申加強編輯的控制,全面核查記者的報道並普遍認識新新聞的缺點。
此外,應當註意時效性是新聞生存的重要前提。
新新聞主義大多是長篇大論,採訪寫作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有時長達幾個月,這與新聞傳播要求的新鮮性、及時性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