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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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指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的農村推行的一項重要的改革，是農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轉折，也是現行中國大陸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1978年冬天，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位農民自主簽訂了 “包產到戶”的私下契約。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肯定聯產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要在全國推行這種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至此，一場由農民自發掀起的改革轉向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大型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調整農村生產關係，調整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將原來的 “工分制”調整為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而且，這種農業剩餘索取權的分配方式，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增，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為鄉鎮企業發展創造了條件。這段時期糧食總產由4000億斤增加到8000億斤，農業產量連續豐收，農民收入不斷提高，社會購買力開始增強，市場逐漸繁榮起來。雖然隨著實踐的發展，家庭聯產承包制這種農業生產經營形式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身的某些局限性，但是其在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和全國糧食生產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開創與實踐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新起點。

　　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村帶來的變化是廣泛而深刻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最徹底的變化是：混淆了20多年的集體同個人權益的關係，第一次得到了符合實際情況的劃分，責任和利益關係明確了。經營成果與生產者的利益由於緊密掛鉤，吃“大鍋飯”的弊病得到剋服。因此，在農村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動力，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農業產量迅速增加。廣大農民廣開生產門路，發展多種經營，生產力獲得大大解放，生產率得到明顯提高。1988年與1978年相比，平均每一農村勞動力創造的農村社會總產值增長1.8倍，平均每年增長10.9%；每一農業勞動力創造的農業總產值增長65.1%，平均每年增長5.1%；生產的糧食增長16.3%，平均每年增長1.5%。這10年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大於從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 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頁。)

　　2.農業產業化結構得到調整。農民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利，大量勞動力就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鄉村辦工廠，促進了鄉村工業的發展，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1987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4500億元，占農業社會總產值的一半，占全國社會總產值20%還多。80年代後期，農村初步形成了一批出口創匯的骨幹企業，創匯高達50億美元。同時，社會勞動生產力結構發生了變化，就業勞動力達850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2.2%。從1985年起對糧食、生豬、水產品等取消統購，農村多種經營有了新的發展，林牧副漁產值在農業產值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農業內部結構得到了調整。1978年農業總產值五業的構成是：種植業67.8%，林業3.o%，畜牧業13.2%，副業14.6%，漁業1.4%；1991年農業總產值的構成變為：種植業57.2%，林業4.5%，畜牧業26.4%，副業6.0%，漁業5.9%。從這裡可以看出，種植業比重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林牧漁業比重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而且1991年副業產值中已不包括村辦工業產值。扣除這一因素，農業結構調整趨勢更加明顯。

　　2.農村經濟商品化水平提高。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中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農村商品化的範疇不斷擴大，農民逐漸由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向商品生產者、經營者轉化。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商品購銷方式的改變，改革了地區封鎖、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改革了單一的流通渠道，擴大了商業網點和服務功能，開展了橫向經濟聯合，推動了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農村經濟商品化水平和農產品的商品率逐年提高。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已有國家級市場(含期貨市場)20個左右；區域性專業市場2400多個，其中農產品市場1800多個，工業品市場600多個，貿易市場7600多個，初步形成了以國家級市場為龍頭，以區域性專業市場為骨幹，以集貿市場為基礎的商品市場體系。這說明，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促進了農村市場的發育和完善。

　　4.農民生活有了顯著提高。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到1988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544.9元，比1978年增加4ll元，是前29年增加總額的3.6倍，平均每年增長15.1%，是建國40年來農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時期。從1988年以後，農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不少地區的農民已經達到小康水平。

　　1.增強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飛速發展。1952年到1978年，農業總產值增長僅為2.9%，而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業總產值增長達7.7%，增長了4.8個百分點。這都是緣於由原來的集體勞作轉為個人勞作的結果。合作社後期，由於實行的施工分制平均主義，所以農民生產的努力程度完全取決於監督。然而農業生產又不同於工業生產，它有著周期長、難監督的特性，所以監督又取決於生產中的監督成本。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則解決了有人偷懶，監督成本高等問題，使得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有了極大的提高，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飛速發展。農業生產的發展毋庸置疑的證明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強大生命力。

　　2.為我國的農業現代化開闢了一條新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我國一直實行的是高度統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商品經濟極不發達，80%是農村人口。而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則為實現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轉移提供了契機，原因有三：a.農民的生產自主權擴大，經營方式更加靈活多樣；b.單位人發揮的效用增大，勞動力出現剩餘，為開發新產業創造了條件；c.優勢最大化，各盡所能，各用所長。這三點使得農村開始分工分業，促進我國農業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化。

　　3.促進了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通過勤勞致富，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貧困不是社會主義，走社會化道路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絕非平均主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一部分地區可以依靠地理位置及資源優勢率先發展起來，由部分富裕帶動整體富裕使得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成為可能。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結束了1958年以後實行20餘年的農業生產低效率的生產隊制度，一定程度上徹底解決了中國糧食產量不足、人民難以溫飽的危機，為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的農業基礎。然而，自1984年以後，中國的農業生產逐漸下滑、停滯，特別是近年來農民增收困難，農業增長乏力。這些問題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憲法中雖然區分了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但哪些是集體的，哪些是國家的，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就集體所有權而言，《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可分為三級：鄉(鎮)農民所有、村農民所有、村民小組所有，但是不僅集體所有權主體沒有人格化的代表來行使其權利，而且這三級集體之間的界限也不清楚，從而導致土地集體所有權在事實上的虛置。所有權主體的非明晰化造成了權力真空，所產生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對土地的侵蝕和公共資源的浪費。

　　2.土地的再分配與規模經濟問題。一是在村莊內部如何再分配土地權利。確定這一權利的難度不僅來自如何確定和對待每個成員原來在集體體制下的權利，同時還需要對社區現有的資源稟賦和人地關係的可能變化做出通盤考慮。二是包產到戶、均分土地在落實和界定農民個人產權以形成有效激勵的同時，把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經營權也平均分割和分散了，使得土地的集中極難實現，“小而全”的小農生產方式盛行，很不利於農業規模經濟和機械化的實現。

　　3.無法徹底解決農民的富裕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是一次性的突發效應，到1984年全國範圍內都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這種制度變遷的衝擊已經釋放完畢。所以自1984年以後中國農業生產增長速度又大大放慢。制度變革帶來的好處已經不存在，農民生產積極性帶來的好處是一次性的。而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我國還沒有確定建立市場經濟時以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是有效的，但是卻不能完全滿足市場經濟的需求，因為小農業的生產不能提供大量的農產品，也不能滿足基本經濟單位獲得平均利潤。

　　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一項制度創新,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具活力。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發展了生產力,使農民廣泛受益。但隨著整體改革的深入、社會條件的變遷，許多地方出現了諸如農業基礎建設荒廢；農民增產不增收；大量農民外出打工、中青年勞力不足而導致土地拋荒、棄耕等問題。因此,對其進行改革和完善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