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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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方法論（Innovation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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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方法論是研究創新過程中有沒有邏輯順序、規則、方法以及有什麼樣的順序、規則與方法為宗旨的哲學研究。
首先，要把創新方法論與科學研究方法論和科學發現方法論加以區別。
按照“創新”的定義，“創新不是科學或技術，而是價值……。創新不只是發生於組織之間的某種事，而是組織以外的一種變革。創新應以它對環境的影響來衡量。因此，一個工商企業中的創新始終必須以市場為中心，如果創新以產品為中心，很可能產生一些‘技術上的奇跡’，而報酬卻另人失望。”（這相當於將技術發明專利束之高閣，實現不了市場價值，這也就說不上是創新。所以，創新不是以科學中的發現或技術上的發明作為其標準，而是以實現市場價值為其判別標準。
這中間特別要註意的是在發現或發明的成果與這些成果轉化為新產品、新服務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差別，而恰恰是後者才能稱作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它要求付出的勞動以及所花的代價比前者（即發現、發明）要大得多，困難得多。《科學時報》2002年8月14日有一篇題為《從企業為主體促進專利技術產業化》文章中說：“據統計預測，浙江省專利技術和產品的實效率以40%，其中寧波、溫州、台州、紹興等市高達50%以上這是該省把專利工作作為事關全省發展全局特別是技術創新大局的基礎性、綜合性工作來抓的結果。”（如果把專利的發明與使專利技術產業化的創新兩者混淆起來，在實踐中就有很大的危害性，人們誤以外有了發明就有了創新，其實相比之下後者要難得多。如果認識不到在一點，那麼技術發明的轉化率低下是必然的。
矽谷之所以是創新的搖籃，是創新和創業精神的棲息地，就是因為它“不僅僅局限在取得的科學進步或技術的突破上。”“矽谷與眾不同的不是這裡發明的技術，而是把這些技術進行開發、利用並將其推向市場的在當地創建的企業。換句話說，矽谷的故事是企業尤其是創新企業（Start-Ups）進行技術開發與市場應用的歷史。”
由上可見，創新與發現、發明並不是一回事，它們的成本和代價也都是不同的。正如德魯克所指出的：“作為一種經驗規律，如果把產生一種新思想上花費一美元。則在對之進行研究以便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發現或新發明，就必須花費十美元。在‘研究’上每用十美元，在‘發展’（‘開發’）上至少要花費一百美元。在‘發展’（‘開發’）上花費一百美元，則在市場上引進和建立一種新產品或一個新企業就需要花費一千或一萬美元。而只有在市場上建立了一種新產品或一種新企業之後，才能說已有了一種‘創新’。”
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著名創新研究專家羅莎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指出，“創新首先是人們能夠迅速地瞭解一種市場需求。”“幾十年的產品研究表明，使用者是刺激創新的第一要素……領導技術發展的公司現在意識到，他們必需創造一種新的商業概念而不簡單的只是優秀的技術。”《第五項修煉》一書的作者彼得·聖吉說：“當一個新的構想在實驗室被證實可行的時候，工程師稱之為‘發明’(lnvention),而只有當它能夠以適當的規模和切合實際的成本，穩定地加以重覆生產的時候，這個構想才成為一項‘創新 ’(innovation)”
所以，創新與發現、發明不是一回事，因此，它們的方法論自然也是不同的。
其次，創新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與風險。
科學發現或技術發明也有不確定性，其結果並不能事先預測或保證一定成功，在這種意義上發現與發明也有風險。但這種風險與創新的不確定性與風險無法比擬，後者的風險要大得多。著名創新研究專家，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在談到創新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時，特別強調了“創新的嘗試大多數情況下以失敗告終，”並指出了財務風險的九大形式。
由於創新的不確定性因素非常之多，失敗的可能性就很大，“即使是在能夠正確預測當代95%的技術後果的3M公司里，也承認其50%的非相關產品或世界首創型創新都失敗了。吉列(Gillette)公司每三個上市產品中只有一個能取得市場成功，而這三個產品是從100項前期技術研究中得到的。”可見，創新的風險是很大的。而且創新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與創新主體的期望值成正比，即期望值越高、規模越大，風險就越大。德魯克說，“絕大多數創新思想不會產生有意義的結果。創新思想正好象青蛙蛋一樣，孵化1000個只能成熟一兩個。因此，創新性組織中的經理人員要求那些具有創新思想的人員仔細思考一下，為了把創新思想變成一種產品、一種生產程式、一項業務或一種工藝技術，需要做些什麼工作。”德魯克這裡所說的創新是通常意義上的創新，他要求人們重視並探究創新過程。
撰寫《創新之戰》一書的作者馮•布朗在談到人們關於公司創新過程的討論時說：“這一討論表明儘管本世紀已積累了豐富的創新經驗，但是將新產品成功地引入市場仍要冒很大的風險。既不能清楚的知道如何最好地開發新產品，也不能事先確定一種創新活動最終是否能取得成功。”
毫無疑問，如前面所指出的發現和發明也都有風險，都要付出代價，但比起創新活動來，風險會小得多。因為創新還必須與市場相聯繫，而市場的風險比起實驗室內的發現、發明可能遇到的風險要大得多。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知道，原初意義上的創新是連接科技與經濟的橋梁，是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根本途徑。所以，要強調指出創新大於科技，創新也不是單純的經濟，而是科技長入經濟，這才是創新。舉一個科技創新史上的例子。19世紀70年代，德國化學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提出了農作物生長的三要素（氮、磷、鉀）理論（這是發現），1909年德國化學家哈伯(Fritz Haber)首次用空氣中的氮和氫合成氨（這是發明）。哈伯的發明不久被德國巴登苯胺純鹼公司所接受與採納，但從發明到生產出產品，其間經歷了無數次的試驗，單就為了獲得較理想的催化劑就經歷兩萬多次試驗，到1913年第一個合成氨工廠才建成投產。這個過程就是創新過程，發現、發明，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部分。當然，這裡決不意味著輕視發現、發明的重大意義，沒有發現、發明、創新就成了無根之樹、無源之水了。可以用下式來表達這個創新過程：
R&D→P&S→M→V
- P&D 即研究與開發，亦即科學技術過程；
- P&S 新產品與新服務
- M 市場
- V 價值
這是一個創新過程，研究這一過程是否有邏輯推理程式，是否有模式或方法，這就是創新方法論。不過，下麵很快就會發現，這個公式是早期創新的線性程式，現在已遠比這個程式複雜得多了。
1、線性創新模式的局限性
最初的創新模式都是線性模式。線性模式認為，創新的起因與來源是科學，來源於基礎研究，只要對科學（通常稱上游端）增加投入就是直接增加（下游端）創新的產品，其公式為
R&D→中試→生產→銷售
線性模式最典型的代表觀點反映在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希（Vannever Bush,1890-197的《科學—無止境的前沿》的報告中。該報告有兩個基本觀點：（基礎研究或純研究本身是不考慮實際後果的；（基礎科學有長遠的根本性的意義，是技術創新的源泉。“受布希思想範式的影響，產生了由基礎科學到技術創新，再轉化為開發、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是一種代表動態形式的一維的“線性模式”，即基礎研究引起應用研究與開發；再依據創新是一種產品還是工藝，轉到生產或經營。
所以，布希的觀點可表達成這樣一種線性形式，即：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生產經營
美國學者D.E.司托克斯通過對巴斯德的工作所作的深入研究分析，從而揭示了布希的上述線性模式的局限性。司托克斯在《巴斯德象限—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Pasteurˊs Quadrant:Basic Science an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199一書中，肯定了布希觀點的歷史作用的同時，尖銳地指出了布希觀點的局限性。司托克斯指出：
“然而，（布希的）這一範式的影響是有代價的，因為這種影響既朦朧又深刻。布希關於基礎科學根本目的的表述，對科學工作的動機的解釋過於狹隘；而他關於基礎研究對技術進步的重要意義的論述，在說明技術創新的實際源泉方面也過於狹隘的結果，這些局限性使利用這一範式思考一系列政策問題的難度加大。這就需要對科學研究目標及科學發現與技術進步的關係有更清晰的認識。
司托克具體地指明瞭以下幾點：
1、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並不界限分明，有的應用研究同時也是傑出的基礎研究；
2、科學研究進程同時受認識目標和應用目標這雙重目標的影響；巴斯德和其他許多研究中同時體現出雙重目標的融合；
3、單一的線性模型描述由科學發現向技術創新的單向流動過於簡單了；
4、 本在基礎科學方面相對落後，但在生產技術上卻取得巨大成功。這一實例表明，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遠比布希的單一線性關係要複雜。
創新之所以能突破線性模式、進而突破擴散理論，進入創新2.0時代，首先取決於知識社會下形成的新環境。首先，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網路的形成突破了知識傳播傳統上的物理瓶頸，人類可以利用知識網路更快捷和方便的共用和傳播知識和信息；其次，知識網路的環境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信息不對稱性，使人為構建的知識壁壘和信息壁壘在如今的知識網路下越來越難以為繼；而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時間者開始關註知識社會的信息爆炸問題，信息可以傳播不等於信息有效傳播，利於知識被快速檢索、理解和運用的眾多知識封裝技術使得知識也得以構件化和模塊化，從而便於更多人利用。上述知識社會的外部環境有助於更廣泛的創新群體在一個開放自由的平臺上從事科技創新活動。同時，知識社會也迸發了更廣泛的創新需求。外部環境造就了創新主體實施創新活動的可能，也造就了更多知識與應用場合需求碰撞的機會。這樣的碰撞就是創新活動最大的源動力，同時也印證了熊彼特創新來源於生產活動的基本觀點。因此，知識社會環境和需求兩方面的因素催生了創新2.0實踐活動的蓬勃發展。
現在知道，無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科學領域，其中也包括創新過程，都越來越從生產範式向服務範式轉變，越來越從線性思維方式向非線性思維過渡。“技術創新被認為是各創新主體、創新要素交互複雜作用下的一種複雜涌現現象，是創新生態下技術進步與應用創新共同演進的產物，關註價值實現、關註用戶參與的以人為本的創新2.0模式也成為新世紀對創新重新認識的重要探索”，“生態經濟或政治系統中的局部變化，都可能引起一場全球性危機。線性的思維方式以及把整體僅僅看作全部部分之和的觀點，顯然已經過時了。”
2、 創新過程的非線性機制
美國管理學者蔣世任（Felix Janszen）對創新的過程的非線性特征作了多年的潛心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成果和實際效應。他在《創新時代》一書中談到，十多年前，在他開始作這一課題的時候，並不為人所理解。但隨著信息網路的發展，網路時代使得經濟系統非線性特點成為每個經濟學家不可否認的事實，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系統的非線性行為給予了應有的重視，於是當人們談論新經濟體制時，經濟系統的非線性行為也就成了談論的熱點話題。
英國經濟學家奧默羅德（Paul Ormerod）曾任《經濟學家》經濟咨詢小組負責人，倫敦與曼徹斯特學院經濟學客座教授。現在被人稱為後正統經濟學重要人物。他於1994年出版了一本題名為《經濟學的死亡》（The Death of Econnomics)書，1998年又寫了一本《蝴蝶效應經濟學》（Butterfly Economics），他在後一本書的前言中說：“我十年前所要闡述的一個論點是，傳統經濟學把經濟體與社會看成是一部機器，認為其行為不管多麼複雜，最終都可予以預測和控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人類社會更像是生命的有機體—活的動物，只能透過其各個部位複雜的相互作用來瞭解其行為。正是這一觀念和想法構成了蝴蝶效應經濟學的基本主題。”
知道，“蝴蝶效應”是混沌理論中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個借喻：表明事物事態發展的非線性，即一隻蝴蝶的翅膀一煽動，可以導致地球的另一邊的一場大風暴。蝴蝶效應經濟學就是強調經濟學要考慮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和累積的非線性效應，說明經濟領域中極端的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性。
創新過程同樣也是一個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非線性過程。最近微軟首席技術官邁赫沃爾德在《技術評論》發表文章說：技術創新自十九世紀開始至今已經經歷了三代，現在正進入第四代技術創新時代。先來回顧一下邁赫沃爾德的幾個技術創新時代，然後再來分析創新過程的非線性特征。
第一代技術創新時期發生在1830年，美國專利法的改革帶來了技術創新的黃金時代。由於專利法激發了發明家的創新熱情，使大量技術發明噴涌而出，有的發明家如貝爾、愛迪生等人名垂青史；
第二代技術創新時期，創新活動主要由公司控制。如20世紀初的通用電器、杜邦公司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他們雇用大量科學家和工程師，試圖以更多的技術突破達到壟斷目的。公司將技術創新的權益據為己有，利用法律、起訴，等手段來壓制個體發明人。20世紀20年代，晶體管問世並開始生產微電子產品和電腦，公司專利占美國專利的大多數。但到70年代，經濟壓力使公司研發經費減少，大量公司實驗室關門，從而使創新熱情退潮。
第三代技術創新時期是“矽谷模式”，企業家、創新的技術專家正是抓住了公司實驗室衰敗的機會，形成第三代技術創新高潮。一些著名大學的研究人員、教師、學生及公司內有創新能力的人得到大量私人風險資本的資助，開創了新的研發工作和市場營銷業務。但邁赫沃爾德認為，到2000年，矽谷模式的發展已到極限，也進入衰退中。
由此，內森·麥沃爾德（Nathan Myhrvold）認為，技術創新進入了第四代—有組織的個體發明時代。他本人帶著6.5億美元的微軟股票離開微軟，創建了“智慧風險”公司，他稱為“發明工廠”。第四代技術創新有兩個顯著特點：1、真正好的的創意能得到大量資金支持；2、獨立發明家都擁有新的信息工具，如對新產品進行三維模擬和實驗的高性能電腦，而這些工具是以前所不曾擁有的。
邁氏的技術創新四代模式給人許多啟發，但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理想化的。即使從他的理想化分析中，仍然能夠看出，技術創新不是一個線性過程、而是一個諸因素相互作用的非線性過程，其中專利法、公司法、風險資本、組織管理都對技術創新發揮作用，並非是一個全然可預測和控制的。對於矽谷模式的分析，邁氏認為到2000年春天，矽谷已經進入低潮，這是有爭議的。例如由多位矽谷的“內部人”所寫的《矽谷優勢—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一書中，中文序言作者錢穎一教授在介紹該書時有這樣一段話：
“本書英文版出版在2000年矽谷的頂峰時期，而中文版的出版恰逢美國經濟衰退和矽谷發展的調整時期（矽谷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都經歷過低潮）。其實熟悉矽谷歷史的人都知道，矽谷的發展經過了多次波折，有起有落，產業在不斷的起落中不斷更新，每一次調整都是為新的突破做準備。”這表明矽谷模式似乎並沒有過時，只是進行調整，“為新的突破做準備”。還從該書中看出，矽谷未來的發展將趨向網路化與簇群化，這意味著朝向更複雜相互作用的非線性化方向發展。
信息通信技術融合與發展推動下知識社會的形成及其對創新的影響進一步被認識。科學界進一步反思對技術創新的認識，創新絕不再是從研究到應用的線性鏈條，從小眾到大眾的傳播過程。2007年，葛霆等人在研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年相關報告的基礎上，總結了國際創新理論的七大進展。文中著重強調了價值實現在創新活動中的本源地位，認為這是衡量創新成敗的基本判據。以此為基點，替代線形模式的動態非線性交互創新模式突出了創新的多層次、多環節和多主體參與。而非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創新中非技術要素作用的強化也成為創新理論發展中的關註要點。創新進一步被放置於複雜性科學的視野，技術創新被認為是各創新主體、創新要素交互複雜作用下的一種複雜涌現現象，是創新生態下技術進步與應用創新共同演進的產物，關註價值實現、關註用戶參與的以人為本的創新2.0模式也成為新世紀對創新重新認識的重要探索。
這正如蔣世任所說：“創新是引入新技術、新工藝、新服務和新市場以及新組織管理形式的結果，在多數情況下是以上諸多因素相互滲透而共同作用的結果，因為各因素之間本身就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且，整個系統也是一個螺旋式不斷上升的過程。簡言之，創新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由許多小事件組合在一起以螺旋式不斷發展的，所以，很難判斷出哪一時刻產生的創新的結果或哪個個別因素造就了創新的成功。”
創新是一個無法控制，事先也難以作出預測的非線性過程。
3、創新過程中的悖論
以上討論是要說明創新過程的諸因素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非線性特征，本節將從創新自身的本質出發來討論創新過程中的悖論。
前面提到過的蔣世任在他的《創新時代》一書中列出了創新過程中常見的悖論有以下五個（第255頁），它來自卡斯蒂的《虛實世界》一書中關於“難題與悖論”的討論。悖論6是我從彼得•聖吉的《第五項修煉》中得來的，旨在說明創新過程中的非線性過程。
- 悖論1：創新就是“創造性毀滅”
- 悖論2：成功的創新既要無序又要控制（混沌邊緣）
- 悖論3：創新管理的方向在於降低不確定性，但同時又要運用不確定性
- 悖論4：創新強調消除壁壘與瓶頸，卻創造新的壁壘與瓶頸，既可預見又不可預見
- 悖論5：創新既可以作一個事件又可以看作一個過程。
除上述五個悖論之外創新過程的一個更常見的悖論，即聖吉指出促進因素與抑制於是因素之間相互制約，
- 悖論6：創新過程的強化鏈與限制鏈，
舉一個淺顯的例子，中國參加WTO，是由政府決策和推動的，但一旦進入WTO，政府的職能又將淡出，這樣政府職能的強化與淡出之間就是一個悖論，今後在創新過程中也會遇到同樣的兩難問題，總之，悖論的存在展示出創新過程中的非線性過程與機制。
系統方法應用於創新，使創新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形成了第五代創新模式。
1、第五代創新模式
20世紀70年代前後，創新模型主要是線性模型。大致經歷了三代，第一代創新模型是科技先導型的，即創新從基礎科學研究作先導或以科技為為起點，以市場為終點的直線式創新；第二代創新模型是市場拉動型創新，即從市場需求出發，用市場需求導致科研方向，求得科技突破並推向市場。市場拉動型是指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不是技術進步的速度、規模和方向決定著技術創新的速度、規模和方向，而是市場需求決定著技術創新的資源配置，從而導致著創新的速度、規模和方向。但這種模型仍然是線性模型，只是把創新的重點從科學技術移向市場，市場成為研究開發的思想源泉。
70-80年代有關技術創新的進一步研究表明，無論是科技先導模型還是市場需求拉動模型都過於簡單化了，通常的情況都是科學、技術與市場之間的耦合過程。實際的創新是在一個創新企業框架內部技術能力與市場需求相結合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種認識基礎上，人們借用控制論中“反饋迴路（Feedback Loop）”的概念來討論這種科技與市場之間的耦合過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和羅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在1986年所提出的鏈環—迴路創新模型。這就是第三代創新模型。這個模型已被許多著名著作所引述，包括OECD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一書，為節省篇幅本文從略了。需要強調的是，第三代創新模型仍然是線性模型，只是創新的路徑多了，相互作用的要素也增加了，但作為技術創新政策分析概念框架的理念大多仍然是線性的。
第四代創新模型是周期模型，也有人稱為一體化創新模型。“它的出現標志著觀念的轉變，即不是把創新過程看作主要是序列式的從一個職能轉到另一個職能的過程，而是將創新系統看作同時涉及R&D（研究開發）、原型開發、製造、營銷等因素的並行過程的轉變。”
第五代創新模型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的系統集成和網路模型。到這時，系統思想、系統觀念，系統方法逐漸深入到創新過程中，創新被看作是一個複雜的網路系統。它要求企業在各種活動中都有所創新，企業與客戶、供應商、信息源、研究機構建立密切的戰略聯盟，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系統方法應用於創新，使創新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與此同時，管理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與第五代創新模型相聯繫，出現了以網路為基礎的組織形式，即第五代管理：通過建立虛擬企業、動態協作和知識聯網來實現創新。
國家創新系統是將創新系統方法應用於國家範圍的創新。在《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分析與國際比較》一書中已經指出，“創新系統方法是綜合經濟增長過程多個方面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用學習經濟的思想作為分析創新活動的參考框架。……可以把創新系統看作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參與者（企業、組織和政府機構）構成的系統，它們相互作用的方式影響著經濟的整體創新績效，並受特定的基礎設施、專業化模式、需求結構、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所影響。”
國家創新系統是從系統論（區別於前面提到的控制論）的角度來研究創新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經濟理論框架。它的哲學涵義是它運用的方法是系統方法，是一種整體論，可以稱為“系統整體論”。運用系統整體論，就可以將所有影響創新的因素整合進來進行分析研究。“一個系統的和整體的框架對於理解創新具有很大價值。一個創新系統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因為它的許多要素相互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聯繫，否則，也就沒有所謂的‘系統’。此外，創新系統方法不僅包含影響創新的經濟因素，而且包含影響創新的制度、組織，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從這種意義上看，它又是一種跨領域的方法。”
最早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創新並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克裡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1987年提出的。他在研究日本的經濟發展時發現，日本在技術落後的情況下，以技術創新為主導，輔以組織制度創新，只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便使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成為工業大國。這說明國家在推動一國的技術創新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表明瞭國家創新系統方法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國家創新系統“是由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中各種機構組成的網路，這些機構的活動和相互影響促進了新技術的開發、引進、改進和擴散。”創新系統方法不但考慮到創新的經濟因素，還考慮制度、組織、社會、政治等影響因素。它的概念框架是系統論，其所用的方法就是系統方法。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系統方法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它表現在：
1、與弗里曼同時有不少研究者紛紛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的理論，如，納爾遜，倫德華，以及OECD等；
2、許多國家都相繼發表了一系列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報告，並出台了相應的政策。
1997年開始，國家創新系統的思想和方法引起了中國學界的關註，許多學者對國家創新系統的內涵與意義作了較多的討論，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路，逐漸引起了政府部門和有關組織的重視。然而，從已經正式發表的一些文獻和已經出台的一些政策中，可以看出，在對國家創新系統的認識上，至今還存在著一定的混淆和模糊。這有多種表現，有的人把國家創新系統看作是一個國家工程的任務，似乎國家對一項工程的投資就能建設一個國家創新體系。有的人把國家創新系統看作是機構的簡單拼湊，他們認為，只要把國家的研究開發隊伍搞好，把企業的、高校的研究開發隊伍建設好，國家創新體系就算建設好了；更有人認為把國家創新體系分成幾個相分離的、與部門利益相關的獨立體系，即把國家創新系統簡單地、機械地看作是由一件不同部門分擔的工作，等等。顯然這些觀念都是機械性，線性分割思維的表現，是缺乏系統思想，不瞭解創新系統方法對國家創新活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的表現。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為了實現創新，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必須拋棄機械分割分離、線性思維的方法，儘速掌握並正確運用創新系統方法。
3、時間維的缺失
系統方法被引入創新活動，意味著人們運用“系統”或“整體”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和處理創新，這在創新發展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是創新思維方式的一個歷史性轉變。但知道，系統論與系統方法本身已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系統整體論的誕生—從機械分割占據統治地位到整體性系統思維方式的形式與確立。在人們的視野中，不再簡單地把世界、宇宙看成是可以任意拆卸與組裝的大機器；世界是由一個由其相互作用著的各部分要素結合在一起的有機整體，這在人類的認識史上確是一個質的飛躍。
第二階段：從封閉系統到開放系統。
僅僅把世界、宇宙和事物看作是系統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區分是封閉系統還是開放系統。不錯，從分割論或機械論模式進入到有機整體的系統模式是一個大突破，但人們開始只把系統看作是一種封閉的孤立系統。封閉系統理論雖然認識到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繫和相互作用，但它忽視了與其環境間沒有物質、能量和信息之間的交換，因此這種系統只能是一種死的有機體，它只能維持暫時的平衡與穩定，而活的有機體必須是一種開放系統。從創新的角度上看，任何一個創新組織除了組織內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之外，還有與環境的互動，才能成為一個開放系統。這大致相當於第三代創新模型：鏈環—迴路模型。
第三階段：系統的自組織性
“自組織是動力學原理，它是構成了生物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結構的豐富多彩的形式世界的基礎。”自組織系統是指“無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組織、自行創生、自行演化，能夠自主地從無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結構的系統。”在當前創新研究中越來越多涉及到自組織理論。
最後是複雜適應系統。複雜適應系統是從構成論轉向生成論。它強調是演化、突現與生成，一旦創新系統引入複雜適應系統，用演化、突現與生成來研究並實施創新，彌補原有創新系統那種靜態的時間維缺失，進入動態過程，創新必將形成一個新階段。
創新系統方法論的主要特征概述如下：
第一，任何創新活動，無論是個體的、企業組織的、地區的、國家的乃至全球的創新活動，都是一個系統過程，都需要運用系統方法，才能獲得好的成效。許多從事創新研究的學者專家都指出：“創新通常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把不同團體的創新知識聯繫在一起，使之健全完善至少可以進入市場。這些組成部分有許多是技術性的。……但是，創新往往還需要其他形式的有組織的配合。……在實現從發明到創新的征途中，單一的團體比之擁有多個團體的企業可能顯得勢單力薄。創新企業之所以成功，依靠的是把不同的團體整合在一起—科學家與工程師、工程師與設計人員、設計人員與營銷人員，如此等等，並且對他們的不同實踐活動以及不同的價值體系進行協調。”如所述，國家創新系統更是如此。所以，系統方法運用於創新，能使創新效率提高，達到事半功倍。
第二，創新系統是開放的，演進的，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創新通常是在“混沌邊緣”實現的。所謂“混沌邊緣”就是系統處在混沌與有序之間的狀態。為什麼創新必須在“混沌邊緣”呢？因為它的兩邊都不適宜於創新。它的一邊是“有序”，這相當於中國以前搞計劃經濟，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按照既定的規章制度執行就行了。這裡沒有自由度和靈活性，當然也就沒有創新；它的另一邊，則是混沌。混沌的特征是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是通常人們所說的“蝴蝶效應”，或“小原因，大結果”。在這種無任何穩定的狀態下，創新也不可能進行。所以要實現創新，必須在“混沌邊緣”下才能成功。我把這種“混沌邊緣”狀態稱為“渾序”狀態。“渾序狀態的特征請參見渾序組織—一種建立在複雜性基礎上的新型組織”一文。
第三，創新是一個互動學習的過程，成功的創新不僅來源於企業內部不同形式的能力和技能之間多角度的反饋，同時也是企業與它們的競爭對手、合作伙伴以及其他眾多的知識生產和知識持有者之間聯繫和互動的結果。各創新要素之間的聯繫是創新系統的核心，正是要素聯繫孕育了創新。創新需要在不同技能、不同思想和不同價值觀的人們良好的融合與交流中，才能激發出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知識的流動是創新的關鍵，創新系統的方法能促進知識的流動，達到知識優化配置。系統的知識配置力比知識的生產更重要。知識的網路系統是創新的基礎。
第四，由於系統方法不同於傳統的分析還原方法而是整體（即不破壞系統中諸要素之間聯繫）的方法，所以，還必須引進一套適合於整體研究的具體方法。在這些具體方法中逐漸明朗起來的有建模與隱喻（metaphor）
著名的複雜性研究專家約翰•霍蘭在談到建模、隱喻和創新的關係時說：
“無論是模型還是隱喻，所產生的結果都是創新，都讓我看們到了新的聯繫。對那些大量從事創造性活動，都會同意這樣的結論“隱喻和模型的運用是創造活動的核心。進一步研究隱喻和模型的構建學到一些新的方式，這些方式使能夠在對支持創新過程的機制所知不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的情況下，一樣能夠加快創新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