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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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全稱：小利蘭·斯坦福大學，英語：Stanford University，全稱：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891年10月1日— ）是美國一所私立大學，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大學之一。它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市，臨近舊金山。斯坦福大學擁有的資產屬於世界大學中最大的之一。它占地35平方公裡，是美國面積第二的大學。
1884年，利蘭·斯坦福夫婦為紀念因病不幸夭折的未滿16歲的獨生子小利蘭·斯坦福而捐資創辦這所大學。1885年學校召開第一次理事會，並於1891年10月1日正式開課。第一屆實際招生465人，超過當時已載譽遐邇的柏克萊加州大學。
斯大的主要學術機構，除胡佛研究所和體育運動娛樂部外，還有商業研究生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地球科學學院，文理學院，醫學院等。
憑藉學校的人才優勢和豐富的資金、設備條件，斯大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績。其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摘錄如下：
林納斯·保林1954年獲諾貝爾化學獎，196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全世界極少有的兩次獲諾貝爾獎的學者之一，而在兩個方面獲獎的僅有他一個人，被譽為“生物化學之父”。
亞瑟·空伯格 1959年，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這年，他合成了脫氧核糖核酸DNA，但是非活性的；以後的十年裡，他繼續研究，1967年，又在試管中複製出活性的DNA。
羅伯特·霍夫斯達特 1961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通過學校的直線加速器，首次測出了核子、質子、中子的電荷密度分佈。
亞歷山大·蘇沃正宜春 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是最著名的俄國小說家之一。作品有《第一迴圈》、《癌症病房》、《伊凡·德尼所維奇生活的一天》等。
肯尼斯·阿羅 獲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和一名英國學者共同建立了一種平衡福利理論。
弗里德利希·海克 1974年，因與一瑞典學者共同建立了貨幣和經濟漲落理論，共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伯頓·理奇得 和另一名科學家分別發現了亞原子，於197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米爾頓·弗里德曼 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強調以貨幣量作為政府政策的一種工具和商業迴圈及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是芝加哥貨幣經濟派的領袖，美國最著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保羅·伯格 1980年獲諾貝爾化學獎。他是病毒繁殖、侵襲正常細胞並使之癌變的最早研究者。
亞瑟·許瓦樓 獲198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58年與其姐夫一起發表一篇論文，論文研究了激光，是激光的發明者之一。
喬治·斯泰勒 198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專攻經濟理論、工業組織、公共管理和經濟史等。
亨利·桃布 1983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無機化學巨匠。
校訓
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原文是德文，英文為 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這句話傳自16世紀的德國人類學家修頓（ Ulrich von Hutten ），中文譯為：“自由之風勁吹”，校訓的含義就是鼓勵和保證學校師生能自由無阻地從事教學和相關的學科研究。
校徽
校旗圖案即校徽，斯坦福大學坐落在帕羅奧多（Palo Alto），Palo Alto指的是舊金山灣的紅杉樹，徽標以及體育運動標誌中就有紅杉的形象。
校歌
Hail Stanford Hail - StanfordUniversity Alma Mater
Where the rolling foothills rise
Up towards mountains higher
Where at eve the Coast Range lies
In the sunset fire
Flushing deep and paling
Here we raise our voices, hailing
Thee, our Alma Mater
From the Foothills to the bay
It shall ring
As we sing
It shall ring and float away
Hail, Stanford, hail!
Hail, Stanford, hail!
競技
斯坦福最大的體育競爭對手之一為同處舊金山灣區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此關係亦為兩校的傳統之一。兩校每年會進行一次橄欖球比賽，俗稱“大比賽（Big Game）”，每屆橄欖球優勝者有權持有“斯坦福之斧”錦標。此橄欖球比賽最初於1892年3月19日在舊金山海特街公園進行，在八千名觀眾的註目下，斯坦福以14比10贏得這次賽事，而其也在1902年首度參與玫瑰碗競賽。可是，參賽者引發的暴力事件及賽事結束後的觀眾騷亂，使舊金山政府在1905年正式禁止該市以後任何“大比賽”的舉辦，而斯坦福校方亦於次年禁止一切的橄欖球賽事。1906–1914年的“大比賽”以橄欖球的形式舉行，不過賽事最後還是因比賽模式的改良而在1919年獲得了復辦。
在歷屆奧運會上，斯坦福大學的現任學生或校友共贏得了包括139枚金牌在內的270枚獎牌，金牌數及獎牌數均位列全美第2、僅次於南加州大學（第1，144枚金牌、309枚獎牌），領先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第3，123枚金牌、233枚獎牌）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第4，117枚金牌、207枚獎牌）。
斯坦福大學面積達8180英畝（3310公頃，合33平方千米）的校園位於舊金山灣區。
這在聖克拉拉谷（矽谷）西北部、舊金山中心東南邊約37英里（60千米）及聖荷西西北邊約20英里（32千米）處，大學本部接近帕羅奧多（Palo Alto），由斯坦福大街及沙山路分隔。除主校區外，大學資產亦遍佈其他一些外圍地方。
大學位於非建制地區聖塔克拉拉縣的本部為人口普查指定的區域。不過，某些大學資產（包括斯坦福購物中心及斯坦福研究園區）則在帕羅奧圖區內。另外，同為非建制區的聖馬刁郡（這裡包括SLAC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及碧玉嶺生物保護區）、門洛派克、伍德賽德及波托拉谷的大部分地方亦為斯坦福大學的土地，美國郵政署給予大學兩個郵區編號：94305（用於校園郵件）及 94309（郵政信箱），大學隸屬650編碼區域。
有著“西部哈佛”之稱的斯坦福大學創校時並不十分有名。但在開明的校風和有傳染性的西岸樂觀主義主導之下，融合了西部文化和高科技的精髓，在科研和學術領域雙雙取得驕人的成績。
紀念夭折愛子建大學
美麗的斯坦福大學坐落在帕拉托市(PaloAlto)，PaloAlto指的是舊金山灣的紅杉樹。1876年，老斯坦福在這裡購買了263公頃土地，作為養馬牧場。後來又擴大到3237公頃，成為今天斯坦福大學校園的地盤。在斯坦福大學的徽標以及體育運動標誌中就有紅杉的形象。
老斯坦福出生在一個富裕的農場主家庭。1861年擔任加州州長。1863年他和夫人珍妮建立了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斯坦福擔任總裁。
1884年，他的愛子小斯坦福隨父母在歐洲旅行時，感染了傷寒不幸病逝。悲痛的斯坦福夫婦返回美國後，決定將他的2000萬美元的積蓄和他在帕拉托的3561公頃的土地用來創建一所巨集偉的大學。
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學舉行開學典禮。當時紐約的報紙曾預言沒有人會到蠻荒之地的西部上這所大學：“教授們將在大理石教室里，面對空板凳講課。”但大學揭幕之日，意想不到的車水馬龍。第一屆男女學生共559人，其中三分之二來自加州以外。
斯坦福大學從一開始就與美國東部的傳統學校不同：當時大多數大學只收男生，這裡則男女合校；大多數學校都與宗教團體相關，這裡則沒有宗派；大多數教育只跟隨前人的腳步，這裡則倡導實踐，培養有文化的、對社會有用的公民。喬丹從1891年到1913年擔任了23年的校長，他是引導斯坦福大學走向輝煌的傑出教育家。
在危機中挺進
1893年老斯坦福在睡夢中去世。可禍不單行，他的財產也被凍結。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斯坦福夫人沒有打算停辦學校，她竭盡全力維持學校的運轉，直到6 年後資金凍結徹底解除。斯坦福夫人賣掉她的鐵路股票，將1100萬美元轉給大學董事會，斯坦福大學的危機終於過去。喬丹校長說：“這所大學的生死命運，千鈞一髮全繫於一個善良夫人的愛。”
自第三任校長韋伯上任後，斯坦佛大學開始緊緊合上世界發展的節拍，逐步發展成為一所世界知名學府。
當時斯坦福大學的招生人數已突破2000人，但研究生人數只有300人多一點。韋伯決定擴大研究生名額，加強職業性教育，推動科學研究和對外咨詢，把各自為政的系組織成學院，增設獎學金。他還把學期制改為學季制，提高教室的利用率，同時鼓勵學生髮展體育運動。
在韋伯任職期間，儘管碰上了兩次世界大戰這樣的災難，但教學和科研大有發展，基建進度也加快了。韋伯還改變了學校經費全靠創始人捐贈的局面，把斯坦福從19世紀的束縛（即只靠創始人的捐贈）解脫出來，使它免受鐵路資金的限制。
成就了矽谷
談斯坦福大學，一個重要話題就是矽谷。公認的“矽谷之父”是弗瑞德·特爾曼，他從小在斯坦福校園長大，1922年他在斯坦福大學獲得化學和電子工程兩個碩士學位，1924年返回斯坦福大學工作。1937年他擔任電子工程系主任。大家熟悉的是他為他的學生惠利特和普卡德出謀劃策建立了著名的惠普公司。
特爾曼教授於1951年創建了斯坦福研究園區。他和當時的校長華萊士決定把斯坦福的土地變成金錢，再把錢通過聘請著名教授，變成學術上的威望。他們的辦法就是如此簡單——划出655英畝的校園土地出租給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公司，這便是後來的斯坦福研究園區。
特爾曼提出過著名的“學術尖端”的構想，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吸引頂尖人才。另一層意思是樹立頂尖科系。如果說1920年斯坦福大學還只是一所“鄉村大學”，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已被評為全美一流大學。
早期帕拉托的工程師很多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或者說是特爾曼的研究生。後來，特爾曼又專門讓矽谷公司的員工進斯坦福讀學位。因此，斯坦福大學的崛起為矽谷微電子工業創造了條件，同時，矽谷的發展也幫助了斯坦福大學，使它能有今天的成就。
1991年，斯坦福大學迎來了她的百年華誕。應該說,在世界一流大學當中，她還是比較年輕的。但她在發展人類智力、滿足社會需求方面，又是充滿活力、獨樹一幟的。在斯坦福大學百年校慶時的一篇紀念演說中曾這樣說道：“至今，恐怕沒有哪所百年的大學，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上的，能為大學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提供一個比我們所擁有的、更加有吸引力或誘惑力的機遇”。斯坦福正是處在這樣的一種位置上邁向她的第二個世紀，和現代社會一起迎接21世紀。斯坦福大學從地理位置上位於美洲-太平洋的邊緣、東方和西方交匯之處，而且也身處技術和人文兩大基礎學科的融合之中，如果斯坦福大學能在東方和西方、技術和人文之間成功建立一道溝通的橋梁，那麼可以預言，斯坦福大學將能為解決困擾當今世界發展和進步的一些疑惑作出非常有意義的貢獻。
梳理斯坦福大學的發展史，我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它在“學術-技術-生產力”轉化上的傑出作為、在辦學理念上的高瞻遠矚、以及在學校管理上的獨樹一幟。
斯坦福大學,1891年10月1日正式開課。首任校長喬丹向師生和來賓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他說：“我們的大學雖然是最年輕的一所，但她是人類智慧的繼承者。憑著這個繼承權，就不愁沒有迅猛而茁壯的成長”。他宣佈：“我們師生在這第一學年的任務，是為一所將與人類文明共存的學校奠定基礎。這所學校決不會因襲任何傳統，無論任何人都無法擋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標全部是指向前方的”。一個世紀以來，斯坦福大學為幾代年輕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條件和學習條件，產生了許多影響世界的著名科學家、學者，並出現了已經或可能改變世界的種種設想。她在教學和科研上的成就，使她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實際上，說到斯坦福大學就必然會聯繫斯坦福研究園區和“矽谷”。很多早期的帕洛·阿爾托的工程師都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但那個時候，同美國的無線電公司（RCA）相比，加州的工廠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同東海岸的大學相比，斯坦福大學也不過是小弟弟。1920年斯坦福大學還只是一所“鄉村大學”，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評為全美大學的第一名。是斯坦福大學的崛起為矽谷微電子工業創造了條件，同時，矽谷的發展也幫助了斯坦福大學，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
斯坦福大學與矽谷彼此的發展之所以能聯繫起來，一方面是時代發展與演進所提供的機遇；另一方面一些個人或集團的主觀創造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回顧斯坦福大學與矽谷相得益彰的關係時，我們不得不關註連接斯坦福大學和矽谷的橋梁——斯坦福研究園區。
斯坦福研究園區是由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教授於1951年創建的，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園區，被譽為“研究園區之父”。四十年代後期以來，由於聯邦政府決定加大對教育的投資，美國的教育得到複蘇。對當時偏於一隅的斯坦福來說，與東部的名牌大學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同時西部遠不如東部發達，且人才流失嚴重。當時的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教授認為，高校的未來在於人才。在他看來，“大學不僅是求知的處所，它們對一個國家工業的發展、工業的佈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區的聲望，都可以發揮巨大的經濟影響，“而且要成為第一流的大學，必須有第一流的教授”。但當時的斯坦福對名牌教授並沒有吸引力。為此，特曼提出了他的“學術尖端”的構想，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吸引頂尖人才。對此，特曼曾有這樣形象的解釋：“一個運動隊里與其個個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個能跳7英尺高”。同樣的道理，如果有9萬美元在手，與其平均分給5個教授，每人得1.8萬美元，就不如把3萬美元支付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讓其他人各得1.5萬美元。“只要有好的教授，他們就會吸引政府的投資，也會吸引研究生和有發展潛力的年輕人，使學校興旺發達”。其實，這也是特曼教授的一個預見：努力提高斯坦福的聲譽和實力，以在未來不遠的政府投資中獲取儘可能多的教育經費。特曼教授“學術尖端”構想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樹立若幹學術上的頂尖科系。他認為，首先的突破口有3個：化學、物理和電子工程。事實上，物理和電子工程直至今天也還是使斯坦福大學享譽海內外的兩大優勢。
正是基於以上招攬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學術尖端”構想，特曼教授和當時的校長華萊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決定把斯坦福的土地變成金錢，而把錢——通過聘請著名教授——變成了學術上的威望。他們的辦法就是如此簡單，出租土地為學校掙錢。在原來老斯坦福的贈予書內，寫明瞭這些饋贈的土地（斯坦福校區）不許出售，但沒有禁止出租。所以，他們就划出7.5%的校園土地，約655英畝，出租給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工廠，這便是後來的斯坦福工業園區。
在斯坦福大學的辦學過程中，始終貫徹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思想，飽含著學以創業、學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開學典禮上所說的， “請記住，生活歸根到底是指向實用的，你們到此應該是為了為自己謀求一個有用的職業。但也應明白，這必須包含著創新、進取的願望、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這就是影響著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發展、成長的教育文化理念，她鼓勵每一個有設想的人去創業、去突破。而且與斯坦福大學共生共長的矽谷所衍生的進取精神，也成為了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
文化環境對開創一個企業是十分重要的。“美國最大的財產是他們對失敗的態度：能容忍失敗並傾心於承擔風險”。對一位致力創新的企業家來說，物質和精神的支持是同樣重要的。而斯坦福研究園區就可以為有志者提供這兩種支持。例如，當今聞名世界的惠普公司，就是在研究園區起家的。當時，在特曼教授學術和資金等各方面的幫助下，他的兩位得意門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創辦了惠普公司。斯坦福研究園區從一開始就既給予了創業者以高風險但高利潤的機遇、又為他們的創業提供一定的保險——技術、信息、資金的保障。正是提供了這種有冒險基礎的研究園區，使斯坦福大學自然而然就成為了人才流向地。由於人才、資金以及創業精神的聚合產生出了一些有巨大成就的公司，也正是這些有成就的公司才使得斯坦福研究園區和矽谷像一塊大磁鐵一樣，吸引著美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工程技術人才。這樣一種把大學與工業聯繫在一起的環境也造就了許多教授企業家，電器工程系教授林維爾（John Linvill）就是一個典型，他有數以千計的學生在矽谷工作，他本人也在好幾個公司兼職。1971年他與人共同創立了遙感系統公司，專門製造視覺--觸覺轉換器，使得目前在美國已經有上萬名盲人享用電子式的閱讀。除了教授企業家和工程師創業家外，還出現了大學生創業家。馳名世界的蘋果電腦公司，就是由兩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喬布斯和沃茲尼克創辦的。創業已經成為了斯坦福大學的一種重要文化，這也是研究園區和矽谷根深葉茂的深刻底蘊。斯坦福大學甚至開設了創業課程，從理論上給企業家進行指導。一些著名的創業家，如擅長銷售的AMD公司創始人桑德斯，不斷另起爐竈的“創業狂”安戴爾，電子游戲工業的泰斗布希內爾等等，都是在這裡起家和成長的。
斯坦福不僅吸引了學術人才和創業能手。同時，研究園區對學術市場化的操作模式還催生了一種有利於新企業萌生的經濟環境，正是這種高科技、高風險但高利潤的經濟環境在吸引著各種各樣的創業者。由於研究園區把大學的智力和工業界的財力結合了起來，其所產生的巨大的生產力，已經引起政府的重視。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了實施“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的機構。該計劃有助於小企業、新興企業得到私人投資和其它來源的研究和開發資助，以及鼓勵它們與大學、政府機構或大公司簽定工作協議。例如，小企業的創業者可以從聯邦政府得到5萬美元的撥款作為開辦費，繼而可以發行幾百萬美元的公共股票。聯邦政府能夠以資助和貸款方式為它們提供直接的幫助，而且對小企業投資將用優惠的稅收方式提供間接的鼓勵政策。此外，州政府還以冒險資本計劃和允許發行免稅工業集資債券，以支持小企業的開辦。總之，創業者可以得到許多方面的財政和政策支持，特別是矽谷地區提供風險資本的優越條件，是斯坦福研究園區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研究園區推動整個矽谷發展的核心動力。
二、尋求大學的生產性功能：發展大學與工業的合作關係
科技是生產力，知識是科技的基礎，大學是生產知識的最重要的地方，這一系列的邏輯關係推動著大學把知識投向工業，使工業以科技取得發展、創新。這種邏輯關係正是“實用教育”觀念的體現。斯坦福大學的斯坦福先生的“實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的教育觀從一開始就影響著斯坦福大學的成長。斯坦福先生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是作為一個實業家進入社會的。實業家的社會實踐，使他懂得教育對於振興實業的重要性，同時，他又明瞭實業界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特別是什麼樣的高等教育。“實用教育”也就成為其創辦斯坦福大學的理念。而作為斯坦福研究園區創辦者的特曼教授也是持此種觀念的重要人物，他反對把大學辦成一個脫離實際的“象牙之塔”。他預見到，50至60年代聯邦政府將重新關註高等教育、增加對大學的資助。於是，在他的領導下，於1944年制定了大學未來20年發展規劃，以便能引起政府對斯坦福大學的重視、並充分利用聯邦政府的資助，把斯坦福大學從一所地區性大學變成全國著名的研究學府。規劃的要點包括：1、結合斯坦福大學的尖端學科，努力使斯坦福大學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的中心。目標旨在使大學和工業聯合起來為高科技發展、地區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同時也可為該校畢業生提供優越的就業機會。2、把大學的財力、物力集中起來，用以吸引第一流的研究人員，組建各種前沿性的研究所、實驗室等，培育在某些方面“引導世界”的人才。3、同時也不忽視大學的基礎教育。在教學和科研的戰略上，把大學的二級學科視為潛在的“成長工業”的技術儲備。4、為了增加教師與工業進行聯繫的興趣，斯坦福大學制定了一套刺激這種積極性的報酬制度，並且優先考慮可能對大學學術目標作出貢獻的企業進入研究園區。
斯坦福大學現任校長格哈德-卡斯帕爾（Gerhard Casper）於1998年新學年對新生的演說中，再次明確了斯坦福的一貫傳統，提出了"大學是一所公眾服務機構"的思想。他還闡述了“大學行使商業機構的功能並不是一件壞事”的道理，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常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而且大學如能得到更多的資金的支持，那麼學校的教學、科研和開發等職能就都能夠開展得相當充分、而且有步驟。這樣對學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公共福利都是有一定益處的。
保持持續不斷的大學-工業的合作關係，是斯坦福大學的傳統，是為學術的高水平和為公共服務而努力的重要方式。這種做法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贊許和支持。早在1983年5月，美國總審計局向國會提出的報告就指出，在他們所造訪的研究園區、科學園中，發現有兩種方法可以把大學與工業保持持續的聯繫和維護大學傳統職責與目標結合起來。第一種方法是制定大學的發展規劃、政策時，把與工業的合作關係作為提高和保持大學高水平的學術、科研與開發計劃的一部分。第二種方法是把開辦研究園區的活動，列為大學公共服務職能的一個部分。而斯坦福大學在利用這兩種方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獨一無二的，她具有使大學與工業以及服務社會與達到最高學術水平結合起來的能力，而且目前，她仍是富有經驗地在進一步發掘兩者結合的更深層次的關係模式。
三、管理不是行政的、而是學術性的和生產性的，不僅僅是有序的、而且是有效的。
斯坦福研究園區的建設重點集中在土地的出租和管理上。最初研究園區的土地租借期為99年，1960年把租期縮短為51年，當時是需要預付租金總額的。到1987年，建立了每年支付租金的制度。這也可以看出，時代的進步以及矽谷的迅猛發展已成為斯坦福研究園區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優勢。斯坦福對投資者的申請特別謹慎，科研、開發和輕工業、製造業，被優先批准並允許長久存在，因為它們不會造成煙塵、噪音、臭氣或威脅生命的物質等。許多園區承租者，把註意力放在電子、航空航天、藥物和化學領域。由於研究園區對工業的進入有嚴格的限定，所以園區的土地出租必須經過談判，雙方的行為都應該建立在一個嚴格的商業基礎之上。比如，公司在園區租借到了土地，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和意願建造自己的建築物。
但是在建造之前，必須該計劃報斯坦福大學批准才可以施工。而且，在建築物的規划上，斯坦福的建築師和風景設計師要自始至終加以審核，以保證與總體佈局相一致。公司要擴建或變更時，不管是次要的建築物和風景設計，還是輔助性的或裝飾性的結構，都必須經過斯坦福大學和帕洛·阿爾托市的建築審查委員會雙方的審查和批准。帕洛·阿爾托市的城市規劃有嚴格的規定，如園區內一英畝地的最大建築覆蓋率為30%，並且規定在居住區域附近最大建築高度為35英尺，地下建築深度為25英尺。對地下公共設施的安裝、道路的維護保養，園區的治安保衛和防火工作等也都有詳細的規定。
雖然如此，各公司、企業仍願意在研究園區占有一席之地，因為這意味著成功機率的加大。地處園區內部，公司可以經常與大學相關部門接觸，通過這種接觸可以發現創業更多的機會。所以，在研究園區內的種種行為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謀求共生共長的發展和進步，並預期這些進展會導致社會的積極變化與改進"。因此，對研究園區管理的主導思想是：促成承租者、大學和周圍各團體的事業、並取得足夠的信譽。當然，在出租土地方面斯坦福大學和帕洛·阿爾托市都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斯坦福大學僅預付租界土地的所得，每年約有300萬美元。另外，每年的租金約有130萬美元。這些收入有相當一部分用於改善園區之用。“在建築管理上允許斯坦福保持有吸引力的和有特色的建築物和場地。大學的美學標準是高的，但是我們感到必須用一些附加費去建設和保持一個第一流的開拓區，這也是各個公司精明的投資，需要為雇員們提供愉快的工作條件”。
例1：研究開發機構
集成電路系統中心（簡稱CIS），是斯坦福大學微電子技術方面現代化的研究和教學實驗基地，被美國國家科學基地負責人稱為“未來科研的一種組合模式”。這個價值1500萬美元的高科技研究中心是由20個協會發起與美國聯邦政府合作建成的。該中心由電子硬體和電腦軟體兩部分科研人員組成。這個中心成立的背景是：政府認識到電子工業的重要發展前景和美國所面臨的挑戰。CIS創辦者約翰·揚在他的演講中說，美國以它的成果與世界上其它一切國家展開經濟上的競爭已經處於某種不利的地位。諸如高費用的人力資源、高成本的資金，以及地方性的分裂和美國對貿易的不關心。他說，美國享有的利益是它的技術，然而，技術是高度流動的，往往以高速度跨越國界。在科研和開發方面，美國也比它的貿易伙伴花費的力量小，同時將這些科研和開發轉移到商業應用上也是比較慢的。約翰·揚說：“我們的集成電路系統中心，可以起到傳播作用”。集成電路系統中心有許多研究小組，多數是與公司聯合組成，如資料庫小組、英特爾小組等，每個課題都能得到5萬美元以上的資助。許多課題都是科學前沿的高科技課題，如超微型電腦、平行系統電腦，據說世界上只有3個人在做此項研究；與國家半導體研究所合作生產一種新型半導體機器；與IBM、斯蘭貝格合作發展一種自動檢測半導體性質的專家系統，等等。激烈的競爭，使這裡集中了大批優秀的人才和充足的經費，給研究園區帶來了發展。由於集成電路系統中心的70-80%的成果可用於工業，這個中心在建設過程中及在後來的工作中，得到了許多公司的贊助。我們從中心門口牆上的銅牌上，就可看到刻有各公司的捐款情況。所以，這裡的設備理所當然是最先進的。
例2 大學與工業合作的各種渠道
研究園區實際上是將大學的智力和工業界的財力結合起來的產物，因此，大學和公司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為保持大學--工業之間良好的持續的合作關係，大學的實力與工業目標之間必須有很好的配合。對於研究園區的公司、企業來說，它們的成功，往往不是取決於諸如接近市場、原材料或有特殊技能的勞動力等方面，而主要取決於是否及早地取得了大學研究成果的信息。一些在高科技領域競爭的公司，為什麼要靠近大學？正是由於這些大學從事著科學領域里的前沿工作。為取得良好的合作關係，企業既要尊重大學的學術目標，又要利用大學的智力。斯坦福研究園區不僅進行著基礎研究，還進行應用研究和開發活動。基礎研究不僅在大學實驗室進行，也在工業和研究室內進行。合作形式包括為大學提供研究資金、以應用為背景的基礎研究、以及工業對其進展進行持續地跟蹤。在大學實驗室和研究所從事的應用研究常常由大學教師和工業研究人員共同參加。開發活動則集中在工業實驗室。大學參加開發活動有兩種方式：一是教師當企業顧問；二是：企業吸收在開發活動方面具有研究經驗和才能的學生。例如，斯坦福大學有80位教師和大約400名學生參加了集成電路系統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外，斯坦福大學還通過多種形式加強與公司企業的聯繫。如開設專業課程、辦夜校、任顧問、當董事，共用研究設施、聯合研究、研究生參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請企業家當兼職教師或當論文評審委員會成員，等等。斯坦福大學還採用閉路電視，把生動、形象的電視課程傳送到坐落在研究園區的高技術企業，允許企業職工在不離開工廠的情況下獲得學位，對攻讀碩士學位者採取靈活措施，不一定要住校學習，甚至不要求寫論文。1983年大約有50個公司的350名學員攻讀 "斯坦福大學優等成績合作計劃"的課程。各公司對這些學員的學習也十分支持，他們對參加學習的職工，支付了不正規學生加倍的學費。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很大的好處。對公司來說，技術轉移的速度十分驚人，往往教師剛剛獲得的實驗成果和畢業生的革新計劃，能馬上在公司中實現。對大學也有很多好處，如可以從公司企業那裡獲得用於建立研究獎學金、增聘教師和購置實驗設備的資金。特別是在矽谷，有許多公司曾在幾十年前因免費使用過斯坦福大學的實驗室而懷有感激之情，而今正是這些公司，在資助斯坦福大學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
結語
斯坦福大學的發展，同矽谷的繁榮，與斯坦福校友在矽谷的成績是分不開的。
1、如前所述，斯坦福因出租閑置土地而獲得一筆可以自由支配的穩定收入，從而吸引了人才，提高了該校的競爭能力。在矽谷地區發跡的斯坦福校友對母校也作出不少貢獻，這所學校有一種捐獻的傳統，許多校友都繼承了這種傳統。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當初從特曼那裡得到538美元的資助而辦起了惠普公司，在他們發達之後，不忘母校和師恩，於1977年回贈920萬美元，建造了特曼工程中心。惠普公司還是斯坦福集成電路系統中心這一現代化的研究基地的贊助者之一。前任校長肯尼迪為了斯坦福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進行了該校的第四次籌款活動，目標是11億美元，他們的目標不僅達到了而且還超出了預計的籌款數額。斯坦福大學財源茂盛是她發展的基礎。
2、矽谷成為斯坦福師生實習和開發基地，教授們在矽谷可以擁有自辦公司，或在各公司兼職，學生仍然可以在各公司實習和就業，師生們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在矽谷迅速轉化為技術成果或產品。與矽谷聯繫最密切的電器工程系，其大部分教授都以不同的方式參加了矽谷企業的活動。
3、矽谷的發展促進了斯坦福電器工程系的建設。如上面提到的特曼工程中心。以及有20家矽谷公司在該校建立的集成電路系統中心。後者是由林維爾教授主持的，該中心每年培養100名碩士，30名博士。20家公司對他們有優先雇佣權，它們還派出一定數量的研究人員到中心參加研究工作。這個中心的設施是世界一流的，它使電子工程系的教學和科研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使斯坦福作為矽谷的心臟這一地位更加穩固。斯坦福的設想誕生了矽谷，而矽谷的發展又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使斯坦福成為矽谷地區最成功的一家“公司”。
嚮往！！！！！！